说起以色列，许多中国人感到神秘，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差不多时间建国，经历了五次中东战争，在周围全是敌对国家的情况下，硬生生地在中东地区以唯一的民主国家姿态拔地而起。

这个马克·吐温眼里“荒凉、贫瘠和没有希望”的沙漠之国自然资源严重匮乏，只有八百万人口。但以色列人均科学家、工程师、诺贝尔奖获得者数量居全球第一，境内有超过五千家初创公司，这一数字仅次于美国。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数量位于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之后，居世界第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世界级发明创造也来自这个国度，比如樱桃小番茄、滴灌技术、胶囊摄像机、Ｕ盘等。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前往以色列进行创新考察的中国团队高达三百多个。

但在关于以色列创新的叙述中，故事的另一半没有被讲述。

军队成就创新国度？

《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是一本被诸多中国赴以参访团奉为“红宝书”的著作。近年来，这本书的作者之一索尔•辛格 (Saul Singer) 几乎每周都被邀请去给中国参访团讲课，甚至多次受邀到中国为中国创业者们进行演讲。

2014年后，中国的“双创”热情渐入佳境。与此同时，这位作者凭着六七年前在以色列调查的老数据大受国人欢迎。有分析人士指出，他的这本畅销书没有直面以色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是单方面突出了以色列国防军（IDF）和前苏联技术移民在创新领域中的作用。在某次会谈中，曾有一位汽车领域的中国商务人士向作者辛格提问：“军队生活也会给年轻人带来一些坏习惯，以色列如何避免这类问题？”辛格并没有直接应答这个问题，而是大谈特谈以色列军队情报部门（代码8200单位）向创新领域输送大量人才。

以色列实行全民强制兵役制（不针对阿拉伯裔的以色列人），除了宗教和特殊身体原因，无论男女18岁后都应征入伍，一般男生三年，女生两年左右。显而易见，全民兵役制从制度上确保能够为军队输送最优秀的年轻人才，其中某一特殊部队对于年轻人的特殊选拔和培养更易培育出未来创业的人才。

然而，军队的说辞成了绝大多数以色列创业神话的理论磐石，不免有些夸张。许多以色列宣传人士表示，以色列的很多先进尖端技术，最早萌芽于军队科研机构，然后转化到民用领域。事实上，这样的现象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高频发生。有趣的是，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本土企业崛起的语境中就成了“某企业有军方背景”，在以色列就是“军队成就创新国度”。

在这么一个资源匮乏的小国，对于一个二十六七岁才能完成大学本科学位，又想干出一番事业的年轻人而言，创业本来就显得比投身于某个公司、从基层开始工作更有意义。值得借鉴的是，以色列社会对于创业失败的容忍度很高，创业者无需面临各种社会压力，同时政府还为部分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所幸的是，对于创业失败的认识迭代也在中国的创业界慢慢落地生根。

辛格也好，其他以色列高校和机构的创业课程讲师也罢，他们没有告诉中国参访者：几乎所有以色列年轻男女在结束军队生活后多会奔赴亚洲，尤其印度，进行六个月到一年的旅行生活，因为艰辛的军队生活让年轻人身心不堪重负，不得不休息调整一段时间再进入大学学习。许多以色列年轻人在军队生活中由于压力而成瘾于某物，比如烟、酒、可乐等，更有一些因为失去战友和面对对抗中的道德抉择而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当“卖卖卖”遇到“买买买”

中以两国在1992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两国的双边贸易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5000万美金上升至2015年的120亿美金。2012-2016年期间，中国投资者对以色列公司的投资已超过15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以色列科技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前往以色列进行商务考察的中国团队高达三百多个，也就是每个工作日将近两个。中国代表团的规模大小不一，三至四人的小规模考察团队通常有非常具体明确的考察项目。当然，参访团中也有二三十人的大团，他们多是来自国内各大商学院、高级俱乐部、协会团体等不同背景的商务人士。这些中国团一般都以考察创新国度的名义，对以色列进行一周左右的学习考察。就目前获取的信息来看，这些团队所考察的公司、机构、学校、接触到的演讲嘉宾等同质化较高。换而言之，中以商务考察已成产业，并日趋成熟。

自2016年11月11日，以色列是继美国和加拿大之后，全世界第三个向以商务或旅游为目的的中国公民开放十年多次往返签证的国家。这样的签证政策不仅体现了以色列对于中国的整体开放态度，也表明以色列与时俱进，果断采取实质举措，缓解日益高涨的中国商务参访潮。

在以色列的创新生态环境中，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政府官方还是以色列的大小新创公司多会明确向中方释放这样的信号：我们以色列“卖卖卖”和中国的“买买买”堪称天作之合。这样的姿态和目前德国上下对于中方收购的谨慎、保守，甚至排斥、阻挠态度截然不同。

以色列初创企业绝大多数都是高科技公司，这和中国初创企业的百家齐放状态非常不同。中国的初创公司中有不少立志于餐饮、运输、艺术教育、甚至实体制造业等，但以色列的初创公司几乎清一色来自高科技领域，比如网络安全、金融科技、物联网、生物科技、医疗器械等等。创业领域的不同和两个国家的规模和发展形态密切相关。作为一个被四方敌国包围的飞地和自然资源极其匮乏的国家，面对仅有的八百万人口，以色列的初创公司声称从创业的第一天就想立足全球市场，实则无奈之举。在创业项目的选择上，高科技领域当属开启全球市场中操作性最强的领域之一，其他文化、教育、服务等领域对于本地化和团队规模有更高的要求。

平心而论，大多数以色列初创公司的路演能力堪忧。对于只有短短几天参访时间的中国投资者来说，初创公司通常只有五到十分钟短暂的路演时间。大多数以色列创业者都是第二、第三代以色列人，从二十多岁到五六十岁不等，其中不乏连续创业者。一般这些寻求Ａ轮投资的初创公司团队只有三到五人，有时在路演现场就能见到团队所有成员。演讲人通常穿着休闲，而不是西方传统的西装笔挺。很少有通过路演来寻求Ｃ轮投资的公司，而中国的投资者往往倾向于IPO上市前寻求最后一轮融资的成熟企业。因此，双方在融资的时间点上往往难以合拍。值得一提的是，但凡与中方有过接触的以色列商务人士，一般都会使用微信。以方会根据中方交流习惯中的偏好来进行投资方面沟通，这样灵活机动的交流方式在以色列表现尤其明显。

在以色列建国初期复兴希伯来语运动的影响下，这些路演者的英语表达能力普遍一般，多有较重的以色列口音。当然也有例外，有的演讲者是移民到以色列的北美犹太人，他们的英语演讲往往更容易受到中国投资者的亲睐，也因为他们来自北美文化圈，待人接物上比本地以色列人更为文雅，这一优势在与中方后期深入的商务谈判中得到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在短暂的路演阶段，鲜有以色列初创公司能明确并主动说明自身相比同行业竞争者的优势。通常只有中方投资者明确竞争优势这一问题时，他们才进行讲述，路演过程中他们更热衷于勾勒未来十年的市场蓝图。当中方提出估值的问题时，绝大多数以色列公司避而不答，往往采取让中方预估的姿态。

不畏资本寒冬的中以并购

有趣的是，目前最有影响的几个中以收购大案中，涉及的公司反倒不是以色列高科技产业，而是传统的食品和化妆品行业。这可能与中方寻求成熟企业的偏好相关。

中国长三角地区的一家大型乳业集团对于以色列某传统奶制品企业的收购曾在以色列掀起轩然大波。作为一个以色列传统农庄基布茨（Ｋｉｂｂｕｔｚ）发展出来的以色列头牌奶制品企业，它的大股份被中国国企收购的事实曾让许多以色列普通民众在情感上接受不了，这也是以色列食品行业史上的最大收购案。

以色列Shalom Hartman研究院的Amotz Asa-Al曾在收购前撰文质疑中方的收购：“这家以色列奶品企业虽然在以色列占据主导地位，但从财务角度看并不是一家令人垂涎的公司，年度销售额仅略高于20亿美元，利润也才勉强达到1.5亿美元。为什么花15亿美元，买下一家年利润仅1.5亿美元公司56%的股权？中国又为何比该公司之前的买家出价高60%？”最终，中以双方在2014年的成交额超过了这位以色列研究员先期获得的消息，达到了77.7％的股权。

另一大引人注目的中以收购案的中方主角是中国复星医药集团。早在2013年，复星第一次使用杠杆收购的方式，出资2.2亿美元控股收购以色列某美容器械生产企业95.2%的股权，上述2.2亿美元的三分之二为自有资金，三分之一为银行贷款。这也是当时中国企业对以色列公司的第一笔大型收购。

2016年11月14日中以高科技创业峰会上，主导复星以7700万美元收购以色列某护肤品企业100%的股权的复星集团投资总监何逸舟发表主题演讲，他将以色列的企业形容为“小而美”，情怀满满地谈起了复星集团收购历程。但去过该企业位于死海附近工厂店的中国游客一定知道，光顾的多是导游带来的中国游客，而该品牌产品在以色列以外国家的百货大楼或国际机场鲜见踪影。

中方投资人如此热情参与并宣传投资、收购以色列企业的行为也让以色列的部分公司很是不解。一家已经接受中国南方地区的某高科技公司高额投资的以色列公司曾向笔者询问中方资金的来源，因为以方从多方了解到这家中方公司自建成以来从没有向市场推出过产品，却在以色列有多项大笔投资，甚至还在2016年5月出资邀请几十位中国各大主流媒体记者同游以色列，对其在以投资项目进行专门报道。

中国的华为、阿里巴巴、腾讯、联想集团等科技型企业也纷纷传出投资以色列高科技企业和其他机构的新闻。通常在高科技领域注入资本是为了等待企业IPO退出或者买断某项尖端技术。值得注意的是，IPO退出或者被提前收购几乎是每个以色列高科技新创公司的梦想，这样的卖家心态在以色列尤其突出。

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特殊的地缘位置导致以色列国民普遍缺乏安全感，此外，大多数以色列人耐心不足，所以通常在“小而美”的格局时便开始寻找接盘侠。事实上，能够成功退出的初创公司少之又少。即便成功退出，IPO也不是万事大吉。例如，以色列某 3D打印公司是近年来中国团常去拜访的公司之一，这家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IPO后，曾在2014年达到历史股价高点，每股超过120美元，时至今日已经跌至16美元。当追求IPO退出和收购成为国民创业的普遍心态时，或许不得不追问这些创业的根本意义，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有如此多的连续创业者——只要找到接盘侠，甩手一卖便可以开始下一次创业。

近年来，中文媒体开始逐渐理性看待“德吹”。在“双创”热潮中，即便在资本寒冬，“以吹”之风盛行于世。不少中文微信公众号、网络媒体以及以色列媒体的中文版面对以色列进行几乎清一色的正面报道宣传，造成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很多，比如某些媒体背后的资金来源，部分中国民众对于诗和远方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等等。颇为耐人寻味的是，不少“以吹”推手是成长在丰富的物质条件下，并见证中国高速经济发展的九零后。

毋庸置疑，以色列的创新成就对于我国“双创”确有参考意义。趋之若鹜的同时也要看到，这个中东小国自身面临的特殊社会困境以及产生他们各种心态和做法的社会历史渊源。只听了一半的故事往往教人心生念想，实际上，还要等待另一只悬在空中、尚未掉落的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