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循环的主线是搞自主技术，自主技术怎么去做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里重新提到“进口替代”，强调要建立在极端情况下能够自我运转的产业链。“进口替代”是50年代发展中国家走工业化道路的主要政策。所谓“进口替代”就是自己生产过去不能生产的东西，用自己的生产来替代国外的生产。现在重提“进口替代”意义何在？怎么去实行“进口替代”不仅涉及到中国国内政策的问题还涉及到中国和世界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我们能否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对中国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会是一个问题。

　　一、实行“进口替代”的理论与实践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实行“进口替代”相对来说比较成功。“进口替代”是世界银行刚成立的时候对发展中国家的标准政策建议。从理论来讲它的提出有三方面原因：一是要积累知识和技能。一个国家如果想发展起来，做劳动密集型太慢，所以得发展重工业，需要去做别的国家不做的东西，快速积累知识。我国在50年代工业化建设时期做的156个重点工程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二是要保护幼稚产业。想搞产业发展，重工业做的比别人差，价格就会比别人高。以造船为例，当时曾有过一场争论，一种观点认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另一种观点坚持应该造船。事实证明造船是对的，现在全世界80%吨位的船是中国制造的。三是依附理论。当时的发达国家有了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并没有惠及发展中国家，甚至没让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品（当时主要是原材料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

　　实行“进口替代”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有些国家不成功？对今天来说，有意义的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过度保护会形成利益集团。我国汽车产业是最典型的例子，高关税下合资企业的汽车价格和原产地的价格相差较大，消费者要承担其中的差价，这就形成了利益集团，使产业失去了创新的动力。第二方面是超越了自己的发展阶段。超越发展阶段，更多的就是造出来的东西能不能用，有没有用。比如现在美国卡我们芯片的“脖子”，其实我国从60年代就开始研究芯片，当时属于世界第一阵营，70年代还可以跟上，80年代放弃芯片，看上去如果当时继续的话今天就没有芯片的问题。事实上，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地方用到芯片，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技术要想存活下来极其艰难。那在改革开放时期，是不是中国就没有“进口替代”？实际上，改革开放的40年，是“进口替代”走得最快的40年。“进口替代”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目录里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开放就是“进口替代”走得最快的，而且成本最低的途径。

　　二、新时代实施“进口替代”有三点值得思考

    第一，坚持开放，以开放促“进口替代”。现在一些外企在说，因为要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企业明确跟国外企业说他们的产品不要了，这显然不是最好的办法，而且给国外传达了中国要关起门来自己发展的信号。在当前背景下，如果以这种形式来实行“进口替代”只能是行政手段，因为过去可以提高关税，但现在我们加入了WTO和很多区域性协议，就得采用行政手段。行政手段首先会造成资源错配，其次会引起国外的警惕。在这方面，还是应该坚持过去40年的成功经验。国际形势是恶化了，但是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美国跟中国竞争的态势不会改变，在目前的状态下，中国主动些是有利的，我们要创造开放共融，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企业的创新是绝对有利的。中国企业搞创新，最大的障碍就是最终产权，向国际规则靠拢，对于我们的技术进步是最有利的。

　　第二，解决“卡脖子”问题。现在“卡脖子”技术要把它整理出来，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但整个国家搞举国体制是不可能的，成本过高，市场也会失去活力，产生排挤效应。技术进步、创新最好的场所还是市场。政府要支持基础科研，加强投入，在应用领域，投入资金到技术路线，突破工艺发展瓶颈，其他地方还是让市场来做。

　　第三，计划A和计划B的问题。建立一个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自我运转的供应链体系，对于我国防范风险是必要的。但还是要注意另外一方面的问题，不能把备胎变成准胎，很多汽车将备胎做小一号就是怕开久了会出事，有个保险在里面。如果把计划B变成计划A成本太高昂。

　　总体而言，在新的时期进一步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开放是最佳路径；在国内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是最佳路径；在政治、法律上保护产权是最佳路径。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博雅特聘教授。本文根据姚洋在“财经战略年会2020——面向‘十四五’的中国经济”会议发言整理。中国社会科学网 闫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