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紫砂壶（出土）欣赏

2024-04-08 13:54|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原标题：清代紫砂壶（出土）欣赏

明清交替的政治形势变化，并没有对宜兴陶业发生不良的影响。清代时包括紫砂业在内的整个宜兴陶业在向前发展，一些明代末年起就参加紫砂行业的名工巧匠，也都继续从事他们的创作。

明末清初最著名的紫砂大师是陈鸣远，号鹤峰，又号壶隐。“宜兴县志”称他是时大彬和徐友泉以来的一大紫砂名手，他雕镂兼长，善翻新样，作品纤巧有致。所制茶具雅玩，不下数十种，无不精妙。手法近于徐友泉和沈子征，能自制自刻，书法雅健，有晋唐人笔法，被认为是当时紫砂业中文人风格的代表。他和当时的文人学士过往甚密，尤其与杨忠讷友谊最深，曾为杨氏创制了一批紫砂壶，据说是他一生中最得意之作。所谓“宫中艳说大彬壶，海外竞求鸣远碟”的诗句，就是当时国内外对陈鸣远作品的高度评价。

到了清初雍正和乾隆年间著名的紫砂艺人有陈汉文、杨季初、张怀仁、陈滋伟、杨彭年、杨凤年、邵大亨、朱石梅、吴阿昆等。其中陈汉文精工制壶，尤善铺砂；杨季初善制菱花壶；张怀仁善于壶技篆刻, 以仿唐代书法家怀素的笔法知名。王南林、杨继元、杨友兰、邵基祖、邵德沁、邵玉亭等均善制彩釉砂壶，并承制宫廷御器。王南林的作品则以体质坚净、款式精雅而著称；邵玉亭所作“乾隆御制”壶，亦工雅可观；陈文伯和陈文居等所制紫砂花盆，曾畅销日本。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期，宜兴窑区的集市贸易仍很繁盛。相传今汤渡镇附近的建墩和台墩两处废窑，即是当时的窑址。但在太平天国后期，因遭焚掠破坏，曾一度衰退，到同治后期才恢复，产量持续上升，但在工艺水平方面却停步不前，制壶名手亦寥寥无几。少数水平略高的艺人，如周永福善制《鹅蛋》壶，主要是学习邵大亨的技法，据说其佳者可以夺真。邵赦大以杨彭年的作品为准则，“心摹力追，尽传其妙”。还有蜀山人蒋德休，壶艺极精而无师承，善制壶、盆、盘及书案陈设等器，“色工致，为一时冠。”（宜兴荆溪新志）清末的制壶巧匠和雕刻名手还有邵友廷、黄玉麟、冯彩霞等，其中邵友廷是紫砂产区上岸里人，善制《掇球》、《鹅蛋》等壶。

清末的紫砂雕刻艺人则有沈才田、陈柏亭、陈砚卿、罗兰舫和邵云如等，其中以沈才田和陈柏亭最为著名。还有一位元邓奎，字元生，擅长书法篆刻，他曾为上海瞿氏（瞿应绍）到宜兴监制紫砂壶，并加刻花卉和铭记，署款为“符生”，器底有“符生邓奎监造”或“符生氏造”等篆文方印，但其艺术水平要比“曼生壶”略逊一筹。

清代宜兴陶业的进一步繁荣，与明清之际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宜兴陶业中的手工业工场，大致形成于十九世纪的后半期。那时，宜兴出现了一批新兴窑户，每年能独资烧出30-40窑的陶器，同时还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用地租补充陶业的奖金。他们的经营方式多为独资或由一个家庭经营，雇用四、五十名以至上百名工人，由“帐房先生”管理日常事务，“大长头”（窑户所信任的熟练工人）负责工场的劳动安排。在产品的销售方面，则已出现了中间剥削的“牙行”。“牙行”分作“正货行”（又名“印只行”）和“资货行”（又名“号货行”或“炉头行”）两种，前者经营的品种多，资金足，由大窑户自行开设或由外埠陶瓷商店前来产区开设，后者不设门面，很少资金，专门代客买卖，负责中小窑户和小业主的资品陶瓷。“正货行”多在淡季收购囤积，旺季向外推销，或代客买卖，以获得高额利润和“行佣”；“次货行”则买空卖空，以剥削小窑户和小业主，并加速了后者的破产。

清代晚期，宜兴陶业工人的内部分工，也随着手工业工场的形成而愈来愈细。如泥料的采掘、加工以及釉料的制作，就分作三个工种。随着分工的细密出现了多种行会，各自都有行规，不能随便逾越。

紫砂器的进入宫廷，与文人学士的爱好进一步结合，以及海外市场的开拓，是清代紫砂业保持旺盛的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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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代乾隆、嘉靖年间开始，由于金石考据之学盛行，官僚士大夫爱好古代钟鼎彝器等文物，他们也把这种爱好引入紫砂壶艺之中。这种仿古之风到晚清时更为流行，紫砂名艺人黄玉麟为金石家吴大徵专仿古壶便是明显的例证。这类仿古器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艺人的自由创作，失去了紫砂器淳朴自然的风格。

紫砂器系由葡萄牙人最先带到欧洲，被称为“朱泥器”或“红色瓷器”，受到欧洲人的欢迎。明清之际输入日本的紫砂器也很多。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古董商人纷纷来我国罗致文物，宜兴的紫砂器和宜均器也在收购之列。由于前代留下的紫砂器并不太多，“区区茂器不足以供无尽之取求”（见寂圆叟着《陶雅》）。于是在宜兴产区出现了竞相模仿古器之风，工艺水平虽大不如前，但却为紫砂业向国外扩大了市场，当时以销墨西哥和南美洲等国较多。

随着陶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销售地区的扩大，宜兴陶业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又向商业资本方面发展。纷纷在上海和苏浙皖各大码头开行设店，甚至到国外开设陶瓷商店。其中最早的是太平天国以前就开设在上海的“鲍鼎泰”和“鲍生泰”两家陶器店。其后于1816-1911年间在上海、苏南和杭嘉湖地区开设的陶瓷商店就达十家。二十世纪初，丁山鲍、陈两姓大窑户合资在新加坡开设“鼎生福”陶瓷店，主要为橡胶业服务的洋坛、大龙缸和大腰元等贮存生橡胶的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