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早期的舞场——西湖别墅大跳舞场

当年中国很多对外口岸城市都有营业性舞场，最著名的有上海的百乐门和大都会舞场，在天津，当年舞场聚集的地区为英、法、德、俄租界以及南市等繁华地段，如圣安娜舞场、福禄林舞场等

舞女的出现要从交际舞在中国的流行说起。交际舞是舶来品，19世纪中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交际舞也和很多洋人的事物一起来到了中国。

“洋风吹开国人眼”，对于交际舞早年在中国的发展，文史研究者何德骞有着深入的研究。他介绍，交际舞首先在中国“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开了先河。1897 年，上海官员蔡钧为庆祝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在上海洋务局举办了一场盛大的舞会活动——这是近代中国官方举行的第一场西洋舞会。从此，很多国人懂得了什么是交际舞。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为了纪念袁大总统履新，北洋政府于是日晚在外交部组织了一场茶舞会，这是继清末慈禧寿诞舞会之后又一次由官方举办的大型舞会。此后，交际舞和烫头发、穿西服、看电影一样，成为当时上流社会人们时髦生活的象征。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上流社会出现了几位舞场高手，如张学良、赵四小姐、陆小曼等。“很快交际舞的风气以势不可当的趋势从政界向民间传播，‘男女同舞，脸儿相依，手儿相持，脚踵随乐声而旋转’的交际舞，更为当时的摩登先生、时尚太太们青睐。”何德骞说。

舞场乐队

于是，中国很多对外口岸城市便有了营业性舞场，最著名的有上海的百乐门和大都会舞场，在天津，当年舞场聚集的地区为英、法、德、俄租界以及南市等繁华地段，如圣安娜舞场、福禄林舞场等。为了招揽顾客，许多大饭店也以开设舞场为噱头，如利顺德饭店、大华饭店、国民饭店等。作为当年的高档娱乐场所，当时舞场中的舞客多为名媛、贵公子及外国人。随着舞场的增加，以伴舞为业的舞女便应运而生。

舞女的收入远高于普通职员，“天津舞女的月薪不低于300元，要知道那时国民政府县长、少将、大学教授的月薪也不过三四百元，而普通工人的月薪则在八九元至二十几元不等。”不过，舞女们虽然拥有高收入，但是这个群体的日常开销也非常之大

那时，跳舞是一项很“烧钱”的娱乐活动，不仅进入舞场要花钱，每家舞场还备有各种昂贵的中外名酒、饮料。为了招揽舞客，舞女们各显神通，使出浑身解数吸引舞客把钱花在自己身上。

何德骞说，舞女大多出身贫苦，很多人是因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当然，其中也有的人是因为爱慕虚荣、贪图享乐而从事这一职业。舞女是旧时舞场的招牌，她们中有人靠姣好的容貌，有人靠娴熟的舞技，还有人靠高超的交际手段，加上甜言蜜语，让舞客们乖乖掏出兜里的钱。总之，舞女的优劣直接影响着舞场的经营效益。

那时舞女所得报酬大多不是现金而是舞票，舞女每月拿其所得舞票向舞场换取现金，舞场会从中提成。对于舞女的收入情况，何德骞说，远高于普通职员，“天津舞女的月薪不低于300元，要知道那时国民政府县长、少将、大学教授的月薪也不过三四百元，而普通工人的月薪则在八九元至二十几元不等。因此，当年舞女的收入绝对可以称得上中产阶级水平。和天津、北京相比，南方大城市的舞女月收入则更多，每月三五百元者并不少见。”

巴黎舞场舞女

不过，舞女们虽然拥有高收入，但是这个群体的日常开销也非常之大。舞女们需要新奇、时尚的服装让自己成为舞场中的亮点，她们还要有时髦的装扮，以吸引舞客的眼球，比如进口玻璃丝袜，还有丝绸旗袍等，都是必要的“装备”。

1933年《大公报》曾刊登《北平舞女生活》一文，在介绍“舞女之豪奢”时，文中有这样的描述：“以一舞女一夕收入数目之巨，诚足惊人，然入款虽多，装饰衣服之费亦巨，不得谓非一种重本之经营也。”

舞女的职业既有光彩照人的一面，背后也有辛酸悲凉。当舞女年轻、相貌出众时，可以赚取高额报酬，当青春不再，其生活质量便大打折扣，很多舞女在年龄稍长后选择嫁人，其中以嫁给小商人或旧时生意场上的掮客居多，也有个别幸运者嫁给达官显贵

何德骞曾经在民国旧报纸中查到一件与天津舞女消费有关的故事，1932年《申报》记载了天津一名舞女“做大衣的风波”，说的是天津圣安娜舞场的一名年轻舞女，选一块高档衣料到一家名为协顺中西成衣铺的地方做大衣，因其急需穿用，裁缝连夜赶就，待该舞女穿到舞场后，又谓“样子不佳”，遂和裁缝发生口角，以至发展为斗殴，酿成“舞女做大衣风波”。

何德骞说，报上提到该舞女“对于服装（要求）必须美丽入时”，因此一定是花大钱请裁缝做衣服，民国时期天津好的裁缝一般来自宁波、温州地区，收费30元至50元，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这个价格可谓“天价”，舞女能消费得起高价裁缝，也说明她们收入不菲。

舞女为了生存，“为悦己者容”是她们与同业者竞争高下的重要手段，为此她们往往会不惜高价购买新奇、时尚的服饰。何德骞介绍，舞女们的服装款式来源于当时各色时尚画报以及学习租界里外国人的衣饰。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当年社会上的一个有趣现象，当时舞女们的服装争奇斗艳，形成了一种时装潮流，令世人倍感新奇，那时无论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都在模仿舞女的穿着，这也让舞女成了当时的时尚风向标。

然而，舞女的职业既有光彩照人的一面，背后也有辛酸悲凉。当舞女年轻、相貌出众时，可以赚取高额报酬，当青春不再，其生活质量便大打折扣。何德骞说，很多舞女在年龄稍长后选择嫁人，其中以嫁给小商人或旧时生意场上的掮客居多，也有个别幸运者嫁给达官显贵。

上世纪50年代，何德骞居住在滨江道一代，亲眼见过这类嫁给民国官员为妻的舞女的生活。他回忆：“当时这个女人40岁左右，还保持着晚睡晚起的生活习惯，平日里涂脂抹粉，穿得花枝招展，夏天穿着鲜艳的旗袍，让路人为之侧目。除此之外，她对吃喝也非常讲究，不时花上两三元钱去小饭馆吃饭，在那时，这可以算是高消费的生活了。”虽然时过境迁，从生活的点滴中，人们依旧可以想见她们当红时过着何等奢侈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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