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名媛和名妓身份不同，但是，他们都是时代聚光灯下生活的女人。时代聚光灯不仅投射在她们的音容笑貌和言行举止上，而且还要聚焦她们妆容、衣着、性格、爱好。因此，在那个名媛与名妓辈出的时代，看到她们的美，就能读出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和那个年代的审美能力。

那个时代，那个最上流社会里，旗袍、烫发就是美，西装领带就是美，甚至男人充当女子的守护者这种做派和风度，也是美，是时髦、可爱。辛亥革命的成功，不仅推翻了帝制，也颠覆了晚清时期的观念和审美。虽然这离真正的平等还相差十万八千里，但皇帝愿意站着，就证明了观念的改变只是一夜之间的事情。的确，由此开始，以“花盆底”为代表的清朝女装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其实，在那个时代，很多时尚是名妓们率先演绎出来的。比起名媛们的拘谨和无趣，名妓出入有豪门，逛街有人陪，往来无贫贱，兼之她们的职业就是穿衣打扮，以色媚人，很快就成为时代的风向标。许多所谓“名媛”的时髦打扮，未必就不是跟着名妓们学来的。

辛亥革命成功后，女性普遍获得教育权，城市的大街上一水的都是漂亮的女学生，名妓花魁的靓妆艳服迅速为更新潮的女学生所淘汰，女学生成了引领时代风尚的代表。在画家们的笔下和照相机的眼睛里，她们像西方的女性一样裸露着双腿，旅行、游泳、骑马、射箭、打高尔夫。更有意思的是，在良家妇女学着名妓们花枝招展的时候，名妓们反倒纷纷穿上学生装，戴上平光镜装清纯了。当然，一些成熟的女学生走进了“名媛”的行列。

随着妇女解放运动开始深入人心，时代审美出现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变迁。放天足、自由恋爱的女子被人们视为翘楚的时代美人，那些常上“花榜”的名妓花魁，而是有独立人格的名媛贵妇。那时，“名媛”的代表人物宋美龄刚刚以结婚时的一袭婚纱出尽风头，引发了上海滩上的“婚纱热”，虽然彼时她的手腕或政治能力尚未展露出来，但在婚姻中的自主和掌控能力已足够迷人。外交大使顾维桢的妻子黄蕙兰也是交际场上的红人，据说有一次Vogue杂志评选“最佳着装”中国女性，她还压过宋美龄一头，得了第一。

那个时代，西风东渐，西方的时尚进入了上海。于是，上海的名媛和名妓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从旁氏雪花霜到力士香皂，从古龙香水到双妹粉盒，甚至妖娆的美丽牌香烟，时尚美女倚靠着这些消费品登上了广告牌，成了月份牌小姐，成了上海风尚的代言人。月份牌小姐开始尚以上海名妓为原型，但是，不久主角就换成了丰满性感的名媛贵妇型摩登太太，因为她们更有消费能力。

作为这种潮流的呼应，“名媛”选举在上海应运而生，又被称为“上海小姐”选举。这无疑代替了早年流行的青楼“花魁”评选和“花国”的选举。于是，名妓花魁时代日益衰落，代之兴起的是一代上海滩上具有摩登色彩的名媛贵妇。而那个时代电影艺术的兴起，也让“名媛”的群体罩上明星的光环。当时的阮玲玉、胡蝶、周璇等明星范儿成了那个时代最高的审美标准，她们的明星气质有了强烈的示范意义。当然，此时的上海也进入了交际花的时代。

美女云集，佳丽荟萃，让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上海显得分外的香艳。那个时代的上海百乐门舞厅，号称“远东第一乐府”。梦幻般的灯光，玫瑰花图案的地板，浪漫的爵士音乐，光滑如镜的弹性舞池，仿佛都述说着上海的绚丽与奢华。有一个曼妙女子时常来此跳舞、消闲、挥洒青春，她就是唐瑛。当时，在交际场上风头最足的她与陆小曼被并称为“南唐北陆”。

同时，老上海的一些甲级旅馆如“大东”、“东亚”、“大中华”等都有这样的女租客住着。而长期租住在“国际”、“金门”和华懋公寓这几家特级旅馆中的这类女人的“档次”则更高。而这些女人中，有的是上海各大舞厅中的红舞女;有的是过去书寓、长三中的红信人，从良嫁人后重又下堂出来招蜂引蝶;也有的是脱离了家庭住到外面来广交“朋友”、受人供养的……这些女性平时过着豪奢的生活，游走都有相当的排场，甚至在上至政要下至黑道之间周游交接。说到底，她们不过是当时名妓花魁的华丽转身。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