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批反冒进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的南宁会议，有两大内容：一是毛泽东对过去经济工作的批评，主要是进一步批判反冒进；二是关于工作作风与方法问题，产生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会上听取了薄一波关于1958年经济计划和预算问题的汇报，一些省市也汇报了与此有关的情况。毛泽东于1月11日、12日、13日、16日先后4次讲话，并于15日、16日、17日、19日、20日听取汇报时，插了许多话。

　　毛泽东在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形成要加快建设速度首先在农业上突破的想法，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的，认为1956年公布了《纲要》以后，已经“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全国已经有29个县市达到400斤、500斤、800斤的指标；广东和福建有7个千斤县；湖北红安县土地瘠薄，今年平均亩产已达834斤（这些指标是否浮夸，史家应予鉴定）。接着就批评1956年反冒进的错误：“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伟大的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社论最后号召：“让我们展开全民大讨论，动员全国的力量，万众一心地行动起来，掀起一个规模巨大的农业生产建设的高潮吧！”这是通过报纸对反冒进的第一次公开批判，“大跃进”一词也是首先在报纸上出现。毛泽东对此非常欣赏，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在社论的批语中写道：“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12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这篇社论也经过毛泽东的修改审定。文中再次批评了反冒进，称1956年的国民经济为“跃进的发展”，这个方针完全正确，可是，“还有少数有保守思想的人实际上在反对这个方针”。“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来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引起了消极的“促退作用”。社论要求“1958年的各项计划指标订得尽可能先进些”。这篇社论的精神，可以认为代表了毛泽东最初的“大跃进”思想，即至少应当有冒进的1956年那样的增长速度。

　　这是舆论方面的响应。地方上的响应呢？毛泽东在三中全会上的两个重大意见：关于八大国内主要矛盾提法的改变，批评反冒进以加快建设速度。首先在上海和浙江得到最积极的响应，两地都在党的四级干部会或党的代表大会上予以热烈讨论，负责人的报告都形成了文件并予发表。其中柯庆施的报告最被看重。因此，趁热打铁，1958年1月3日至8日，毛泽东亲自到杭州召开了华东六省市党的负责人会议，并有两次较长的讲话。会议所涉及的问题以及讨论中形成的十几条工作方法，可视为南宁会议的开端，毛泽东的两次讲话都谈到右派和右派分子处理问题，以及两类矛盾问题；认为如果没有1956年的跃进，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31%①，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会议中提出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农业纲要中的12项规划（水、肥、土壤、品种、密植、病虫害、农业机械、副业、畜牧、绿化、除四害、地方病）；以及经济和文教12项规划（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业、林业、渔业、牧业、交通、商业、文教、科学、卫生）。确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要搞十年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今后一年要开一二次大中型会，小型会下去开。省委负责人要常下去跑跑，走马观花，下马看花，一年用4个月下去。毛泽东谈到的其他问题还有：政治与业务要结合，即红与专的问题；要反对空头政治家，也要反对迷失方向的经济家，科学家；称赞湖北省委领导干部搞试验田，麻城、红安两县经验要推广，要普遍搞试验田；工业部门也可搞试制品，这是领导方法问题。提出不断革命问题，农业改造两三年完成，不能断气，要趁热打铁，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然后再破坏，得花力气，因资产阶级思想扎了根（东欧的教训就是断了气）；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整风运动的办法，应长期进行；今后重点放在技术革命，政治家与科学家结合起来。他从事物的相对稳定性谈到订计划、做决议，是相对地平衡，而不平衡、闹矛盾是绝对的；企业与企业间、个人与个人间，是不平衡的。不平衡不仅是社会法则，也是宇宙法则；刚刚平衡，立即突破；刚刚平衡，又不平衡。早在1955年12月，刘少奇在一次有在京中央委员参加的党政军各部负责人的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时，其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这个不平衡的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经常谈到的观点，后来成为计划工作的理论根据，导致做计划的随意翻番乃至无法做计划，这是后话了。这里谈到的一些问题，后来在南宁会议上又继续谈开或有新的发挥。概括起来，最后形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其中有十多条是杭州会议议论过的。

　　①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页说实际增长为28.1%。

　　在这次会议上，柯庆施特别提到要有干劲等问题，受到称赞。杭州会议还提出全国按原来大区（中央局），搞成几个经济协作区，有的省可交叉，认庙不认神。八大二次会议后，1958年6月初，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7个协作区。

　　南宁会议是紧接着杭州会议开的，可以说是杭州会议的继续。由于部分党中央和国务院负责人、各大区（协作区）负责人和中南各省第一书记参加了，会议时间较长，讨论的重大问题也多，最后形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所以史家称南宁会议为发动“大跃进”最初的一次会议。1月11日、12日，毛泽东接连讲了两次；14日，集中讲了二十四条工作方法。之后，在各省和中央财经负责人作关于1958年计划汇报时，毛泽东又有许多插话，这些分散的意见或者即兴之言，还有讨论时的部分众人之言，几条几条凑起来，有分有合，总结了中国革命多年来的经验，也总结了国际共运的经验，最后形成了《六十条》。这个集当年“工作方法”之大成的重要方件，其中有许多光辉的思想，值得永远学习的工作方法，也有不少是推动了“大跃进”狂潮的错误的东西。可以作这样的看法，产生这个《六十条》的原动力，是1956年和1957年这两年发生的国内外重大事件：反冒进，右派鸣放，整风、反右，农业尤其水利“高潮”中出现的最初高指标，以及斯大林问题和波匈事件。毛泽东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以“呼风唤雨”的英雄气概，从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愿望出发，想用最短时间超英赶美，使中国迅速强大富裕起来，从而发动了全国轰动也震惊世界的“大跃进”运动。《工作方法六十条》的草稿，1月31日就印出来了。

　　三中全会批评反冒进，是从经济方针来谈；南宁会议时，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多次谈及此事，主要将反冒进同政治联系起来，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是大政治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澄清，否则，无法前进。虽然语言上照例生动风趣，但辞锋犀利，甚至偶带挖苦，有时还不免疾言厉色。现集纳如下：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民一泄了气，不得了。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伸出手看看，究竟有几个指头生了疮？不过一个指头有毛病，不过多用了一些钱，多用了些人；就“库空如洗”呀，“市场紧张”呀。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治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钱多花了，计划大了，要批评，我也批评过，如广东，河北通县专区产量定得过高。我是“抱着石头打泡湫”（湖南土语：游泳），做事历来是稳当的。

　　――十个指头是关系六亿人的问题。对于我们共产党，对于我们的事业来讲，总是九个指头是好的，不过一个指头有毛病。那就是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搞泄气，使整个工作受到很大损失的问题。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陈叔通也讲过：“我看方针是冒进为主，保守为副”。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20年之经验，只给我们留下4万吨钢（年产）。“好大喜功”，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难道好小？中国这样大的革命，这样大的合作社，这样大的整风，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难道喜过？“急功近利”，不要功，难道要过？不要对人民有利，难道要有害？“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是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的。“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后进的问题，古董总落后一些嘛。我们除四害，把苍蝇、蚊子消灭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总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6年“冒进”，1957年反“冒进”，1958年恢复“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这里举了河北和安徽两个例子，后者曾载《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河北兴修水利，1956年1700万亩，1957年200万亩，1958年2700万亩。治淮河，七八年共花了12亿元，只做了12亿土方；安徽去冬今春8亿土方已超额完成，决定再做8亿土方（随后报纸公布，去冬今春共搞16亿土方）一共不过用几千万元。双轮双铧犁，浙江发动全省讨论，浙江、安徽、两湖都能用（周小舟发言时，谈到双轮双铧犁推广中确有缺点），要为双轮双铧犁恢复名誉，重新用。扫盲，路上挂识字牌，还要坚持。

　　――我乃罪魁祸首。1955年12月写了《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反了右倾保守，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各地大小报纸刊物都登了。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后来又心血来潮。找了34个部长谈话（大家劲都很足），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个东西，没人反对，我得彩了，又复辟了，就又有勇气找部长谈话了。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谈到此处，就提出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问题）。

　　――这是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了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要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只有一个指头有病，是9与1之比。这篇东西没有弄清这个比例关系，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像陈叔通、黄炎培、陈铭枢的方法。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序言”提出批评。又引用了我在“序言”中讲的一段话（按：社论引了这一段：“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而在反右倾保守，要引就应引用全文（引用全文就否定自己了）。文章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

　　――我要争取讲话。1956年1月至11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我讲了7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①。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得不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风就刮普遍了。廖鲁言（农业部长）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对此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一下吹掉了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方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人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是国民党是促进的，还是共产党是促进的？

　　①二中全会上。关于经济问题毛泽东讲了7条意见，认为1956年共多用了约30亿元，其中基建投资多用了15亿元，同意1957年计划安排是稳妥的等等。

　　――反“冒进”的人为党为国，忧虑无穷，脱离了大多数部长和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请看一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此文使登徒子2000年不得翻身。宋玉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九个指头不说，只说一个指头，就是这种方法。我们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六亿人民泄了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看问题，要从六亿人民出发，要分别事情的主流、支流，本质、现象。

　　――5月间右派反攻，使得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觉悟，这是右派的功劳，也是激将法。

　　认为反冒进的矛头是针对“序言”，是同历史方向背道而驰，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乃至同右派只差50米远了……两年来，对1956年那篇《人民日报》的社论，毛泽东是一直耿耿于怀的，只有到南宁会议时，才将这些看法一一道出。首当其冲的是周恩来和陈云（陈没有参加会议）。在八大之前，最后修改二五计划草案时，鉴于多快同好省之间的关系，人们往往只抓住前者而忽略后者，周恩来曾在一个重要之处删掉了“多快好省的精神”几个字。此事在会上。也被毛泽东一再提出。因此会议形势极其紧张，有的同志晚上睡不着觉。当时，立即从北京把社论原件找了来。原来社论是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先后经过陆定一、刘少奇、胡乔木三人修改定稿，少奇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35年之后的现在，我们重读这篇著名的“历史文献”，会感到这篇文章虽然重点在反对急躁冒进，但也确实处处照顾了题目的另一面：“要反对保守主义”。文章一开头就肯定了1955年下半年以来，“反对保守主义的斗争”已经取到重大效果，即全国已有90%以上农户加入了生产合作社，私营手工业和工商业改造也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鼓舞下，广大工农群众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引用“序言”中那一段话，也恰到好处。而且在“什么是右倾保守，什么是急躁冒进，这里有一个客观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实际的可能性”，这样一段论正确的工作方法之后，还有以下一段话：“我们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如果反对过火，就会反了一面又造成另一面的偏向，于工作反而有害。”文中关于急躁冒进的具体例子只举了两个，一个是双轮双铧犁，“生产计划定得过高，没有考虑到南方水田的条件，以致在南方水田区大量积压”。另一个是农村扫盲，中央本来规定的时间是五至七年，可是“至某些县里成了三年，愈到下面定的时间愈短”。以致农忙时也大搞，“个别的地方甚至设立识字岗、拦路识字站，强迫群众识字”，“妨碍农民生产，招致农民埋怨之外，并收不到好的效果”。据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说：“乔木同志加写的双轮双铧犁的例子，定一同志修改突出的扫盲例子，在当时是比较敏感的两件事，因为都直接涉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为适应农业合作化后的新情况，推广新式农具，纲要规定：‘在三年至五年内，推广双轮双铧犁六百万部’。在急于求成的气氛下，1956年原设想生产500万部，后来计划安排生产350万部，推销270万部，但仍满足不了各地需要，以致中央在4月19日不得不致电各省自治区党委，说明全国钢材紧张，不能按原计划组织生产，要求各地降低生产和销售指标。结果，却因为没有考虑到这种犁根本不能用于南方水田，以致到10月底，虽生产出170多万部，却只销出80万部，还退回15万部；没有退回的也有一部分是只能挂在墙上无法使用的‘挂犁’。”

　　应当说，这篇社论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完全是从当时客观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意见的，也就自然要联系毛泽东最近的教导。社论在引出“序言”中那段话之后说道：“现在的情况正是有些同志违背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超越了客观情况所允许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去硬办一些一时还办不到的事情。”然后，农业方面举了扫盲的例子，工业方面举了双轮双铧犁的例子。特别引起毛泽东不快的，可能还在下面这两段话：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

　　“为什么反对了右倾保守之后，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盲目冒进的偏向呢？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造成的。由于没有运用辩证法的方法，没有从事物的复杂的矛盾和联系中全面地观察问题，只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就把许多问题看得太死、太绝对化。又由于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够，心中无数，有盲目性，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情就当然容易偏于一面，发生片面性，在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他们以为既然要反对保守主义，既然方针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既然要执行四十条，于是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这样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当然免不了要犯错误。”关于怎样正确了解多快好省方针，防止片面化，绝对化，社论特加论述。最后说道：“总之，做任何工作，都要善于把上面的方针、要求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从实际情况出发去考虑和确定自己的工作步骤。只有这样，才不至于犯右倾保守或者急躁冒进的错误。”

　　我们党的漫长历史说明，革命精神与“左”倾急躁总是结缘不解。对于1955年农业改造高潮之后出现的这种积习和传统，这篇社论是触及到了的。同随后而来的“大跃进”那阵十级台风相比，当时冒进之风不过“起于青萍之末”罢了。可是，这样一种及时敲响的小小警钟，并已经事实证明是敲得及时的警钟，硬是听不进去，听进去的人也多连忙“洗耳”不止。对一篇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精神的文章的错误批判，竟然导致历史的逆向发展，这确实是任何人也始料不及的。

　　我没有去查证过，不知当年这篇针砭时弊――反对急躁冒进，反对片面性盲目性的社论，是否是1958年至1978年这20年间，《人民日报》敲响的最后一声警钟？然而，历史确在嘲弄这篇社论。既然是冒进的“罪魁祸首”，南宁会议后发生的事情，似乎是理所当然地要按照它所指责的反其道而行之：你们不是反对急躁冒进吗？请看我们急躁冒进到何种程度吧；你们不是反对片面性吗？请看我们做到怎样的片面性吧；你们不是反对盲目性吗？请看我们达到何等的盲目性吧；你们不是说不要只顾多快而不顾好省吗？请看我们的各种“卫星”是怎样上天的吧。

　　除开批判“反冒进”之外，南宁会议上受到批评的还有国务院尤其经济系统的工作作风问题，主要是报党中央主席的重要文件只拿最后成品，逼着签字，这实际是一种“封锁”。又附带批评了分散主义，说这回是攻击部长以上的人，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在谈到这方面问题时，提出“务虚”与“务实”的问题，“虚业”与“实业”即思想政治和专业实务如何统一结合的问题，其中有具体的中肯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在“大跃进”时期，是广大干部经常念道，却又难以结合好的一种苦恼。这方面的批评也是令人极其紧张的，仍集纳如下：

　　――会议的开场白即说道：向人代大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了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说我不负责）。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搞资产阶级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政治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平时不给一点情报，不下一点毛毛雨，四时八节要开会了，一个成品拿来了，倾盆大雨下给我们。我们都是如团粒结构不够的土壤，怎么能吸收得了呢？水都从地表流走了。你们平时就不跟我们通气，不拿一点半成品、原材料来，一定要等到你们把什么都搞好了，才拿给我们，这实际上对我们是一种封锁。很多文件是闭着眼睛强迫签字的。大概你们像那个茶花女一样，见爱人时总要打扮得漂漂亮亮，临死之前还是如此。你们为什么不能像农家姑娘一样，可以蓬头散发见面呀！农业纲要40条，最初是8条，后来是17条，同地方的同志多次交谈议论，最后才形成40条。这回先到杭州，同华东同志谈了十几条；在这里又谈了20多条。做汇报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要思想提出来交谈，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办，不那样办，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报告也一般不大好议论，写得不讲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和义理之学、前者是修辞问题，后者是概念和推理问题。

　　――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偏于空头政治家，脱离实际，不专，也就会慢慢地退色了。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应当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搞“实业”的人不同政治结合，脱离了政治，那就会成为灰色的或白色的，就会成为迷失方向的实际家、科学家、经济家或文艺家。思想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红安县搞试验田的报告，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我读了两遍，请你们都读一遍。红安县报告中所说的“四多”、“三要”、“三不要”，是全国带普遍性的毛病。就是对“实业”方面的事不甚了解，而又要领导。这一条不解决，批评别人专而不红，就没有力气。党委领导要有三条：工业、农业、思想。省委也要搞点试验田，如何？不然，空头政治家也就会变色。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实业”里面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北京工作的同志不下去跑跑，不动脑筋，光在那里罗列事实。于是局长领导部长，秘书专政。北京难出真理，真理常在下面。

　　――中央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权在国务院。有人反对党政不分，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最好的好意也是想将一半大权揽过来。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到党委，到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8句口决，“大权独揽，小权分散”那32个字。

　　我们打了20多年仗，打仗必须发动群众。土改也是要发动群众，历来反对恩赐观点。社会主义发动群众应当更充分些。大鸣大放，发动群众。为搞水利，不发动群众不行。冒进是全国人民热潮冲起来的，是好事（只有部分是坏事，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搞工业，搞农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就那么复杂，那么多学问？

　　有一次插话中还谈到：唐朝诗人三李（李白、李商隐、李贺）有点幻想，令人喜读；光搞现实主义这一面不好。

　　在南宁会议上，形势当然是一边倒。与会者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教诲：“头脑大大清醒起来”，都表示要当促进派。记得三峡问题谈完后，周小舟向我介绍那几十条时，说大家都希望主席多谈一些，多受到一些启发，甚至表示他也想将英文捡起来。李井泉等人还从自己的工作出发，说明“反冒进”受到的损失；有不少人汇报时，谈了反省性的意见。批反冒进首当其冲的是周恩来、陈云，以及国务院财经方面负责人，他们曾是反冒进的主角。周恩来除在会议上表态外，还单独向毛泽东作了检讨。事实上，凡犯有“反冒进”错误的人，都得一再检讨下去。后来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和陈云等都为此又作了正式书面检讨。

　　在南宁会议上再次受到表扬的是柯庆施，以及湖北的王任重等。1月15日，毛泽东在会上说：上海对内部矛盾问题的讲法，有所发展，他们搞了两个月；浙江对此也有创造。各省理论怎样？没有理论，领导困难。中央工作同志不动脑筋。这一下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1月16日，毛泽东在会上又说：柯庆施“乘风破浪”的文章很好。上海有100万工人，也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出这篇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不多也。任何一省委、部委，特别《人民日报》，主要东西，宁少勿多，认真搞，是并不难的。省委、各部都忙得要死，昼夜奔忙，不搞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1月15日，湖北汇报时，毛泽东赞扬说：真理在湖北，为什么不在别处？他们十年计划能六年完成，农业能如此，工业为何做不到？问题是过去没有抓。在南宁会议上，柯庆施成了头号标兵。有些人就表示，我们要“赶上柯老，我们要赶”。

　　在讨论1958年计划草案时，大家贯彻对反冒进的批判精神，都尽可能要“赶上去”。会议根据国家经委汇报制定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比1957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刚确定的指标，又大大提高了一步（工业总产值增长指标12月为10.4%），主要项目的增长速度为：工业总产值15.1%，农业总产值6.5%，基建投资12%，钢17%，生铁22%，煤16%，发电量15%，粮食5.9%，棉花6.7%。这个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当时正常发展所能达到的高度，但同随后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到北戴河会议所定的高指标，又瞠乎其后了。

　　南宁会议所开始造成的后果，首先是经济上比1956年更严重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八大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以及经济建设上积极稳妥、综合平衡的方针，统统置诸脑后了，而以盲目追求多快、打破平衡的方针代之。

　　其次，经济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反冒进为右派所喜，为右派言论，冒进为左派所好，为革命精神；冒进是发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不依靠群众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前者轰轰烈烈，多快好省，后者冷冷清清，少慢差费。党内历史上有过的只能反右、不能反“左”的传统恶习，错误的所谓反倾向的“路线斗争”，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以“两种思想、两种方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分野，重新出现。从而不仅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且对整个政治社会生活，带来日益严重的影响。

　　第三，党内组织生活开始出现个人专断的格局。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无产阶级政党这一有史以来的基本原则，从此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八大所通过的一系列正确决策，1956年反冒进以来一系列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包括二五计划的一些主要指标，本来都是党中央常委和政治局集体领导的决策，毛泽东本人也是同意的，但最后在南宁会议这样的会议上，对本来集体决定的正确东西，进行不容反驳的无理指责，如同对待右派一样，过火批判，予以否定。从此，这种中央主席个人专断个人随心所欲的局面，就再也难以改变了。

　　回顾一下，南宁会议为何形成如此一边倒的局面？除开外部的反右形势和斯大林问题、波匈事件等有关外，当然，这同毛泽东的历史威信和对他的“个人崇拜”有关，也同党内民主生活已经不很正常有关，特别是还同那些极力迎合也敢胡思乱想的人有关。从更广泛的范围或就当时全党干部的认识来看，可不可以这样说，总存在一个同“左”的东西“结缘不解”的问题。多年的历史说明，“左”似乎是共产党员安身立命之处：不怕“左”，不怕“过火”。不怕“冒进”，而只怕被认为“右倾”、“保守”；因为不论怎样，前者是保险的，是“为了革命”，而后者是“立场问题”，“不想革命”，甚或“阶级异己”、“反革命”问题。这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存在意识。人们啊，谁不怕戴“右倾”或“右派”的帽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