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农业合作化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使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农民生活也不断提高，全国整个形势大好。可是到1958年至1960年持续三年的“大跃进”运动，它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给农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全国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1958年是个风调雨顺、农业丰产的好年景。就在这好形势下，“大跃进”、“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农村“食堂化”、“大炼钢铁”等运动，一个接一个，而且还是穿插进行。这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倒有瞎指挥愚弄群众的味道。在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口号下，不断刮起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1958年下半年我参加地委党校学习，党校组织我们到恒口区大同乡参加“大跃进”实践。当时全国刮起浮夸风，高喊超英赶美呀！实现共产主义啦！有的喊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报纸上登出湖北亩产万斤稻，山西亩产10万斤红苕的新闻。农业部门提出要高产，搞深翻的号召，我们在农村组织深翻时，而农民以“犁无三寸土”不愿搞深翻，但我们还是和村干部研究推行深翻，试验过犁的提手处加尖，结果犁弯扯断，而深度也超不过5寸，后用铁铣翻，仍达不到深度。深翻还在进行中，在“人民公社好”的号召下，又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我们铁佛区9九月份将8个乡分成了天堂、天河、上游3个公社。我任水田、双溪、铜钱3个乡组建的天堂公社的书记。不到3个月3个公社又并为铁佛人民公社，我任社长。在吃饭不要钱的口号下，实现农村食堂化，各户开展了扒灶、砸锅卖铁，结束几千年小锅饭而吃起了大锅饭，这年我们全家在铁佛街和社员一起吃的团年饭。食堂化结果不仅没有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由于集体生活，户上养不成猪，而影响了畜牧业发展，肥料也减少了，各家生活也无法调剂，瓜菜代也代不成，亲友来往也无法招待。县委整风时手工联社主任樊景志列举了吃食堂带来了十大关系的破坏，我们开玩笑樊主任也跟毛主席一样在论十大关系，后来上面查记录将其定为现行反革命并将其党籍公职实行双开遣送回老家（后纠正收回）。在全民齐上阵，大炼钢铁运动中，建土高楼烧黑棒中，瞎干了一阵，结果一两铁也没炼出来，而且耽误了秋收、秋种，应收的没有收回，红苕烂在坡上，秋杂粮炸在地里，丰产没有实现丰产，秋种也没有抓住季节按时种下去，最终造成了1958年夏粮的减产。1958年的大跃进、公社化、吃食堂、大炼钢铁等运动，加上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从上至下地全面推进，在党内外引起了不少反响，有的讲“大跃进”犯了左倾急躁冒进错误，有的说“大炼钢铁”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等等。党中央对这些问题，决定召开庐山会议，纠正左的做法，没想到会议开始，毛泽东来个急转弯，将会议由反左变为反右，将彭德怀同志的言论、观点作为右倾进行批判，并将彭德怀同志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对全国形势，毛泽东同志以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比喻定为大好（即九分成绩一分缺点）。我们铁佛区在水田乡双喜王家祠堂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了会议精神，同时拉开了反右斗争的序幕。秋天县上召开并成立贫代会期间，在县广播会上公开宣布将我们铁佛公社会计古道德（地主出身）、水田管理区主任龚高岳（地主出身）、双河管区文书邓明钧（地主出身）作撤职和开除公职处理。接着在基层开展“一大二公”收自留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刮起共产风，开展改造落后队的夺权斗争，清理成份高的干部，开展夺权斗争，连食堂中成份高的中农炊事员也列为夺勺把子权的对象。我也因地主出身，被县委电话通知调回石泉县农林水牧局协助局里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反右倾斗争反得多么彻底！时时以高举三面红旗的响亮口号，将大跃进反右倾持续到1960年。1958年至1960年持续3年的“大跃进”运动，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从1959年至1961年，我国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这3年中，全国人民是勒着裤腰带过日子，连周恩来总理也提出不吃肉和全国人民一道渡过和战胜困难。就在我们铁佛公社的种猪场死了一头种猪，猪场将死猪肉还送给县委书记阴汝平和沙景玉副书记各二斤，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这三年里困难程度一两件事还无法说清，当时一切都是分配制度，实行定量，凭票证供应，上至国家的粮、棉、油、盐、肉、烟、酒，下至地方的小菜也凭票和购物本供应。当时汉阴流传着“一担萝卜的干部”，指一个干部一月30元工资，只够买100斤萝卜（当时国家供应定量米才1角多一点1斤），所以不少家在农村的干部纷纷申请要求回家种地，我们铁佛公社就有五、六个回了家。铜钱管区文书黄宗燕申请都不写自动回家种地，工资也不领，干部也不当而自行离职。全国布票标准1人1年3尺，2个人的布票买的布才够缝一条裤子，有一年1人只发1尺8寸布票，所以外国人以此诬蔑我们中国人两个人穿一条裤子，人们穿着常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传统教育孩子们，有一次孩子们用5角钱在街上买了个柿子，我还将他教育了一番。对这些情况我们当时各级还宣传形势大好，对造成的困难原因，推到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的头上（对原苏联我们将其称修正主义国家）。从我们铁佛的具体情况来说，由于群众缺吃少穿，日子过的特别艰难，特别是缺粮。那时提倡低标准，瓜菜代，连我们干部口粮从统购订为一人一月30斤也减到24斤，我们还推广“二两粮吃饱饭”的经验，这就是用二两包谷面掺合磨成粉的苞谷芯、绿豆壳发酵蒸馍吃，我们为此召开现场会进行宣传推广。群众也想办法找野菜、草根、树皮加点粮作稀糊吃，还有人挖观音土吃，吃的拉不下屎，有的吃野菜而中了毒，我们还派医生去抢救；穿的不少人是筋挂筋，出不了门，蹲在火炉旁烤火，腿上烤的起泡，由于饥饿，凉冻，不少人得了干瘦、浮肿病。作为一个出身不好的公社领导，我最担心的怕饿死人。所以对出现的干瘦浮肿病人特别关心照顾，要求基层要申报，逐级登记造册，生活上加以优待，一人一天一斤粮，另加油和糖，还给每人供给由米糠、黄豆粉加糖混合的营养粉，对严重病人和家庭特别困难户的干瘦浮肿病人，集中到管理区集体办灶，由护理人员和医生共同护理和治疗。仅鹿鸣管理区就集中了20多名干瘦浮肿病人，持续两个多月，各管区我都亲自去看望和检查数次，帮助解决问题。由于我们各级层层负责，领导重视，认真负责，措施得力，我们地区没有出现像漩涡区死1600多人的事件。大跃进的3年，是轰轰烈烈的3年，也是人们难忘的3年。大跃进中以高指标的虚报成绩，浮夸成风危害性极大，人民公社和食堂化运动，以一大二公的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吃饭不要钱，收自留地、耕牛和猪归集体，割资本主义尾巴，进行一平二调，刮起共产风，严重挫伤人们生产积极性，使农牧业发展受到影响，在大炼钢铁运动中，瞎指挥，将成片林木整块砍伐烧黑棒，接着又是生产自救，毁林开荒，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这些做法违背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造成了巨大损失，其结局给我们国家带来了3年困难时期。面对这3年困难造成的原因，从中央到地方的口径一直说是苏修逼债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并教育动员人们勒紧裤带过日子，而且常常对此形势，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比喻肯定形势大好。那时人们包括我在内出于共产主义信仰，对共产党的忠诚，对中央领导人集体的信任，而豪无怨言和坚信不移，并教育和带领大家克服和战胜困难。后来刘少奇同志到湖南老家44天的调查研究体验群众生活，根据群众意见撤销了食堂，允许三自一包和扩大四大自由等做法后，我们所在地方也开始下放和扩大自留地，允许开荒化养猪的饲料地，放宽了政策，使农村生产和群众生活逐步恢复到以往正常年代。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县委书记7千人会议（汉阴县出席会议有阴汝平、沙景玉），据说毛泽东会上作了检查式的讲话，刘少奇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其中对三年困难时期说：“我国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造成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实事求是的将三年困难时期造成原因有了正确统一认识，同时会上刘少奇对党内政治生活、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等存在的问题，也作了重要论述。会议精神得到干部群的拥护。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和形势有了正确的看法。对三年大跃进中瞎指挥、人民公社化、食堂化和大炼钢铁等运动带来的浮夸风、共产风的后果，人们记忆犹新，其教训值得人们深刻的记取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