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末年的四川尊经书院是中国传统书院教育的绝响，同时也萌生了现代教育的胚芽。透过它，向前可窥传统的深邃与沉重，向后可见维新的裂变与阵痛。2013年，“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出土，历史平添新证，也留下待考之谜。

清末石碑 弥足珍贵

发现的时间：2013年4月3日，翌日即是清明节——每一个中国人追怀先祖的纪念日。石碑在这特殊的日子苏醒，不觉让人思绪联翩。发现的地点：成都望江路39号加油站。此地属四川大学，面朝锦江，背倚川大高分子材料实验室和文科楼，百余米外的右侧对面，是名胜望江楼。发现缘起加油站改造工程。当时，挖掘机翻犁大地，混凝土地面瞬时颓败，撕开了灰褐色沙土及瓦砾，地裂一角，石碑重现。

混凝土厚约14厘米，沙土厚约6厘米，埋得不深，藏得很浅，却悄然隐藏百年。现场证人：挖掘机司机及现场其他施工人员。四川大学领导4月5日闻讯而至，随即四川大学档案馆馆长党跃武教授赶赴现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谭登峰、档案馆馆员沈军也前往勘察，之后撰写了《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发现略记》调查报告。

调查文字描述：“碑身呈长方形，碑首左上角残损，残损口为旧痕……石碑长226厘米，宽103厘米，厚7厘米，体量颇大。”“碑文字数多，雕刻较为精美。右起首列开头写着‘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并序’，这也是碑名的来源。序文共9列，序文之后，共有10列。人名之后清楚记载字号、年龄、籍贯等信息。刻字立碑的目的很明显，即为表彰这些举贡的书生，石碑文亦即尊经书院的‘光荣榜’。”

百余年前之碑，带着清末的容颜出现在川大博物馆修复专家霍大清眼前，他用最古老的拓片方式将其复制，过程细致而缓慢。也许对霍大清而言，此碑并不是他所经手的最珍贵的文物，但对于四川大学校史展览馆，对于四川以及巴蜀的教育历史，对于中国书院史，这个在清明前夕神秘而至的石碑，是异常重要的文物。

拓片共拓裱两件，一件陈列于四川大学校史馆一楼进门大厅，另一件收藏于四川大学档案馆精品档案室。在校史馆一楼展厅润万厅，右侧第二列展区竖方形石碑一通，这是华西协合大学英文校名石碑。在相对的左侧，第二列展区亦同竖长方形石碑一通，此即新发现的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一左一右，一中一洋两通石碑，都是四川大学校史展览馆的镇馆之宝。

英文镌刻的校名石碑，背后书写着英美加三个国家的五个教会在四川开办洋学堂的足迹。中文镌刻的石碑，它隐藏的中国教育历史则更加悠长。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有两个历史之源，一为中国人学习西方自己创办的大学，二是由西方人在中国开创的教会大学。这两通石碑无疑可以成为两条河流之源的标记与象征。时光迢递，代表西方人办学历史的华西协合大学早已泯灭，但其遗留的建筑群落仍矗立在华西坝上并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建筑。而肇始于尊经书院、代表中国人办学的四川大学，其早期历史遗迹已随风而逝。由此，这通被挖掘机偶然掀开的举贡题名碑更加弥足珍贵。

一石二文 又添蹊跷

查阅史书，尊经书院旧址并不在出土之地望江楼畔，而远在万里桥西的南校场古石犀寺旧址，两地相隔数里，缘何石碑在此？再仔细端详石碑，左上侧碑文隐隐错杂着84个别样的楷书，这分明与正文无关。经书院史专家胡昭曦教授考订，此为张之洞《四川省尊经书院记》残文。一石二文，又添蹊跷。

一切还得从川大校址的变迁说起。

胡昭曦推测，石碑应该是从尊经书院原址南校场迁移至此的。民国初期，四川大学历史上的四川省城高等学堂的校址即在尊经书院原址上。到了1931年，国立四川大学成立，校本部迁到皇城，但其理学院、法学院仍在尊经书院原址。1947年，川大再将校址迁移到今天的望江楼畔，“校舍横跨锦江两岸，沿江而下，从九眼桥至桂溪场，连绵十余里。”这通石碑，很可能是在此期间从尊经书院旧址搬移到了新校区。此外，十余年前，四川大学与望江楼公园尚比邻相倚，后因道路建设将之剖开，形成现在望江路的一截。石碑发掘处是路旁加油站，而加油站所在地原是国立四川大学早已消失的教学楼文彬馆。胡昭曦的推测不失为合理的答案。

但另一位教授兼书法家何崝却给出了不同的猜想：石碑未动，本来在此。在一篇论石碑书法艺术的文章中，何崝于正题之外荡出一笔，认为此地紧靠名胜望江楼，建崇丽阁之前即建有楼台亭阁，是古代文人钟情的游冶玩赏之地，陆游即有游望江楼诗。其二，此地古时建有数个码头，出川之人大多由此上船，将此碑竖立于此，正好为人易观，是表彰获取功名者、鼓励未获功名者的理想场地。何崝的看法颇具诗意，或许某天，人们在旧籍中能够发现一首某位先贤于望江楼畔咏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诗，便可作为旁证了。

胡何两位教授的推测同载2013年9月出版的《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书中。现在，胡昭曦仍坚持自己的看法，进一步认为在石碑竖立时，望江楼公园已经“毁于兵燹”，“若《题名碑》竖立于薛涛井名胜地已衰落二十余年的江边道旁，是难于解释的。”

石碑到底从何而来，缘何在此？仍有待叩问。

另一蹊跷，为何石碑覆盖着张之洞撰写的《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碑文残文呢？是否石碑本就是残料，而另有一通张之洞所撰之碑仍埋藏地下？是否王闿运与创始人张之洞办学思想有异，有意为之？胡昭曦披阅旧籍，发现从撰写题名碑文到王闿运离蜀，时间仅约三月。是否由于时间紧迫，难以觅选合适的琢碑之石，便将原位于尊经书院内的此碑碑文磨去，而覆刻了《题名碑》？

据成书于宣统元年（1908年）的《成都通览》记载，成都全城约20家售卖石料的商铺，所卖石料大都从龙泉驿、古佛洞、灌县等地贩入，石板最大的也只有二尺二长、一尺二宽、三寸厚。该书还记载，好的刻工寥寥可数。石料难觅？刻工亦难找？这些记载虽比立碑时间晚24年，或许还是能够支持胡昭曦的推测吧。无论如何，一石二碑让研究书院史的专家们如获至宝，过去的史料大都印在纸上，镌刻在石碑之上的书院历史至为罕见。

书院山长 欣然命笔

幸运的是，石碑基本完整，石料为红砂石，全碑只缺损了左上一小角，大部分碑刻文字清晰可见。碑文正楷，刻工未详，可辩字878字，题名《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并序》，文末署“王闿运记，吴之英书”。

王闿运，湖南人，清末大儒，尊经书院第三任山长。吴之英，四川人，尊经书院学生，王闿运高足，经学家，擅书，“书风凌厉、峭拔”“字形古朴多变，耐人品味。”

遥想当年，端坐书案，悬腕运笔，奉老师之命，吴之英专心致志书写了这通墨宝。何崝教授就碑文书法作了品评，认为这是吴之英早期作品，虽不成熟，却可见后期风格的基调。尤为难得的是，在为应付科举考试而盛行馆阁体书风之日，吴之英能挣脱束缚，气格远超时人。本为书家的何崝更能体悟前辈书家的个性血脉与雕刻之美，而雷汉卿教授却在另一条路径——古文字学中看到了其中29个异体字的研究价值，认为对其整理考释，有助于辞典学编纂，也有助于研究汉字流变演化史。

石碑无言，汉字却能开口说话，其学术价值是多方位的，然而镌刻于石碑之上的主角，无疑还是序文撰写者王闿运。

“澄潭积寒碧，修竹悦秋阴。良游多欣遇，嘉会眷云林。”

以上诗句出自王闿运。1879年秋日，尊经书院在当年乡试中成绩优异，王闿运心情大好，率领中举学生踏足郊游。茂林修竹，幽潭澄碧，人清气爽，得意欢欣。众人在青羊宫二仙庵壁上欣然题写了中举名录，王闿运赋诗以纪。

六年之后，秋榜再发，复传好音，即将离蜀的王闿运索性树碑镌名，留下这篇《题名碑并序》以示后学。文章回顾书院历史，申说修习之道，简叙教学成绩，标明树碑之旨。如果历史可以穿越，我们可以恭请这位湖南人用他的家乡口音说出现代大白话：

“宋代的读书人设立书院，原本是要提供给志向并不在科举考试的人……国家选拔录用人才，还是以科举出身的为正统、首选。那些虽不志于科举而能得到提升重用的读书人，是足以使人尊崇的……以前的创办人张之洞深知只习应试文而抛弃实学的弊病，所以大力戒除八股文章……我王闿运是继承了这个传统的……”

“如果你们入学之前就有富贵、贫贱、威武的分别心，是不可以在这里作学徒的。”

在西风猛烈，清代江山日渐衰败的日子，王闿运的言辞充满着祈盼与矛盾。他一方面要求学生不要只知道获取功名显耀，要追寻真正的学问与真理，挣脱八股文的束缚；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表彰以应试文为敲门砖而获取科举功名的学生。尊经书院创办的初衷，即是欲摆脱传统书院专习陈腐之文的积弊，力求经世致用，创立新学风。书院甚至开设过西方现代科学的科目。王闿运显然是想化解科举与学术的矛盾，秉持“中体西用”的思想，但科举之弊已入膏肓，皇权隆恩后来也轰然塌陷，在时代面前，谁也无能为力。不过，尊经书院培养的许多学生在中国政治、文化版图上风云四起，他们在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皇权与民主等领域争奇斗艳，成就斐然，传统的蜀学也经书院的经营重振雄风。王闿运为后人留下的，是并未完结的对中国文化的思索，而对于蜀人，这位湖南大儒功莫大焉。

百余年时光悄然而逝，当泛着幽光的《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在四川大学出土，历史仿佛在时空中闪回：撰就此文不久，王闿运告别四川，他买棹东去的出发地，极有可能就是今天石碑发现之地望江楼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