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在历史上也曾经是一种新兴的文化教育机构，它是在书籍（纸质媒体）逐渐普及甚而大量流通于社会之后，适应数量不断增加的读书人日益增长的读书、著书需求而产生的，可以说是应运而生。书院产生之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曾经支撑起传统中国在知识传授、人格养成、民众教化尤其是学术探讨、文化传承等方面的职能，创造过中国教育历史的辉煌一页！然而，从元代起，书院开始出现官学化趋势，之后又越来越深地受制于科举考试，其性质逐渐出现改变，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本身所具有的功能。这种情形持续并蔓延至晚清，积弊日甚。于是，当列强东来，国难当头，急需人才时，书院显然难以为危难中的国家输送救弊图新的有用之才，书院乃至中国整个传统学校陷于深重的危机之中。虽然曾经有过改革书院的各种努力，提出过多种方案，但由于救国已成为迫不及待的民族使命，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已经无法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按部就班地将中国传统学校制度转变为现代学校制度，其结果自然就是将数千年来逐步积累而成的传统学校制度人为地予以中止，替换上整套的西方学校体制。这是后发的教育现代化国家共同的发展境遇。只是由于中国在近代所面临的民族存亡危机格外严重，意欲改变困境的愿望也就格外迫切，因而在弃置本民族教育传统方面做得尤为彻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学校教育制度在20世纪初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断裂带。从总体上说，中国传统学校于此终结，而西式的现代学校由此起始。

就书院而言，先是早期改良派思想家郑观应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其所著《盛世危言》中提出，将京师和全国各府州县的书院分别对应改为大学、中学和小学。其间又经顺天府尹胡燏棻、刑部左侍郎李端棻等人的一再倡议书院改制。继而在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在《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中提出两条“兴学至速之法”，其一为将各地祠庙改为学堂，其二即为将全国各地大小书院改为兼学中学和西学的学校。这个建议为光绪皇帝所采纳并正式上谕实行，后因变法失败也随之夭折，但利用既有祠宇学宫改设为新式学堂这一思路已经广入人心。1901年1月清廷实行“新政”，五六月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在其中的《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中以“今日书院积习过深”为由，主张将其改为各种学校，以求其“名实相符”。传统书院已经有名无实，只有改为新式学校才能使之有名有实，连张之洞、刘坤一这样饱读经书的大员也作如是观，可见书院在当时已经是如何的“声名狼藉”了！当年八月初二日（9月14日）上谕明令“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各省纷纷遵旨办理，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书院改学堂热潮。

书院教育传统的中断，是通过学什么和怎么学的改变而发生的，在此过程中，大致经历了几步。

以济南滦源书院改成山东大学堂的《山东大学堂章程》为典范，形成了一套按西方模式设计的课程，其中虽然还设有“中国经学”这样的传统课程，但占据主导地位的已是以西方学校知识教育为标准的各科课程。山东大学堂的这份章程，成为当时各省书院转制的样板，各地纷纷效法。这是第一步。

1902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和1904年颁布并实施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各级各类学堂的课程设置中，体现传统教育内容的部分是：其一，中小学校开设的修身、读经等科；其二，大学堂中的经学科大学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传统经史之学的教育，其教育内容差不多与传统书院和中央及地方官学相当；其三，大学堂中的政法科、文学科大学保留了部分古代政书、典志、律例、正史、诸子、词章、小学等传统学问，也属过去书院教育的内容。由此可知，过去是作为古代学校教育整体和主导、以经史之学为核心的传统学问，或是被学科化，成为专业教育，或是被限制，成为思想道德教育的手段。另一方面，在“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学校教育的设计中，教学内容是分科呈现、分年级分学段来作安排的，教学是以班级为组织形式来实施的，与过往书院教育中教学内容是以书本（经典）的形式呈现的、年级年段概念模糊，而教学主要是以个别形式实现的，完全不同。这就将旧时书院的整套教育教学方式排挤出了学校。这是第二步。

在颁布和实施法定学制，推开新式学校建设的进程中，时代发展对新学人才的迫切需求也转化为一批清廷大员对加快改革步伐的热望。1904年1月与“癸卯学制”一同获得奏准的《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原定以逐科递减科举中额三分之一的方式，用10年时间废停科举制度。但时隔不到两年，以袁世凯、张之洞为首的各省督抚会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理由是科举一日不停，人们侥幸得第之心不死，民间更是相互观望无意办学，学堂决无大兴之望。所以，科举已成兴学堂的障碍，废科举已成时不我待之事。1905年9月2日上谕自次年起停废科举。停废科举，意味着再像过往那样去攻读钻研传统学问已无实际意义，这就使以经史之学为核心的传统学问再无可能在学校占据系统地位，也意味着书院教育彻底失去存在的依据，堪称釜底抽薪。这是第三步。

就这样，用一千多年岁月发展起来的书院，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因着人为的力量很快消失于历史舞台，也将书院教育中的诸多优良传统一并抛弃。

在将西方学校教育制度引入中国，经过一段最初的“蜜月期”之后，中国人发现了这个新“伙伴”身上存在的问题。不只是方枘圆凿，泊来的教育制度和思想在中国颇多水土不服，尤其是中国传统学校制度中诸多做法恰恰是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学校制度所缺乏的，特别是在书院身上所显示出的在教育和教学方面的那些优长之处。于是，在实施新式学校制度二三十年之后，不断有人开始反思和争论中国书院之长和西方学校制度之短，于是就有了各种部分借鉴乃至整体复兴古代书院办学传统的尝试和探索。这些产生在现代学校大背景之下的“另类”学校开始“逆行”，对古代书院或取其形、或袭其神，或神形兼求，努力重拾传统之长，甚至希望借此重续文化命脉。这样的尝试在全国各地均有所见，此起彼伏，蔚为潮流。刘秀峰所著《书院的复活：民国四川书院史》探讨的就是这一潮流在四川的表现。

很多人可能知道这场发生在20世纪20—40年代的书院复兴运动，但未必能够知其详细。当我读完刘秀峰的《书院的复活》，感觉自己确实受益匪浅！其一，刘秀峰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再现抗战时期，当全国文教事业向大后方西南诸省集中，四川成为文教事业的重要承载地，此时一些著名学者在四川创办了一些著名书院。如梁漱溟在北碚的勉仁书院、伍非百在南充主持的西山书院、李源澄在灌县的灵岩书院、马一浮在乐山的复性书院等，这些书院对四川（包括今之重庆）的文化教育事业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这段历史以往人们所知不多，现在被十分具体地还原了出来。其二，为了讲清楚抗战时期四川书院的复兴，刘秀峰列举出各种以书院精神传统为追求的办学在全国各地的出现，如1920年代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唐文治，无锡）、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长沙）、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南京）、文化学院（梁启超，天津）、天游学院（康有为，上海）、萃升书院（张学良，沈阳）,1930年代的学海书院（张君劢，广州）、章氏国学讲学会（章太炎，苏州）、天目书院（张天方，临安）、民族文化书院（张君劢，大理）,1940年代的五华书院（于乃仁，昆明）、鹅湖书院（程兆熊，铅山），等等，让我们了解到所谓书院“复兴”的真实含义是什么，也使我们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发展的丰富性有了新的认识。其三，为了讲清楚抗战时期四川书院的复兴，刘秀峰追溯了四川书院的历史。考察中国书院起源的历史，四川书院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有学者研究，地方志中记载建于唐代的书院有40所之多，而其中四川书院有6所，在湖南（8所）、江西（7所）之后居第三（与福建并列）。（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这就成了一件十分耐人寻味的事——书院之兴关乎四川，书院之复兴也关乎四川。似乎也在再次证明，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发展中，四川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四，一样事物的兴与衰一定不会是凭空发生的，探讨书院在四川的“复活”自然不能忽视对其缘由的探索。在这方面，刘秀峰也同样做了十分有意义的思考。他从“新儒家”的崛起、对现实中新教育的不满与批判、近世佛学复兴、战时蜀学与新儒学的交汇、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教育精英力量向四川乃至西南聚集等方面提出解释，是言之有理的，也启发人思考。凡此种种，难以一一列举。

我与秀峰相识在10年前的西南大学。当时西南大学教科院、教科所承办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的学术年会，秀峰正在读研究生，很投入地参与了会务工作，出力甚勤，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陆续收到他寄来的著作，感到他是一位勤奋的青年学者，勤于读书，勤于探究，也勤于写作，思考教育问题颇有历史眼光，常常能提出独到见解。此次承他好意，发来书稿，来信嘱序，我理当支持，遂将一向来有关书院的所思所想拉杂写下。希望以上文字没有误读了秀峰对书院的理解。

是为序。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杜成宪

2020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