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那个时代的“现代活化石”，但会说话……

做学术要有战略思维，不要满足于做“流寇”……

《道德经》在海外流传的版本有三千到四千，为何能传播出去……

金句迭出，思维敏捷；言辞幽默，犀利又高远。

眼前是58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大校长钱旭红、“思维才是力量”的倡导者。八年内两出《改变思维》，今年的新版近六十万字，带着宏愿——通过改变国人固有思维，提高民族普遍素养，让中华文明成为人类文明的引领性源头之一。

读他的随笔，听他指点学术思维的江山，也听各类质疑的声音，你会感觉到这是一位生活在多维时空中的创新者，所到之处，便是张力。

虽更信奉“道法自然”，这位研究仿生农药的院士，自小形成的叛逆、不服输和好挑战如影相随。用候机飞行中点滴时间，他享受着用笔思考的心灵自由和幸福，在参悟科学精神的质疑、人文精神的关爱的同时，自我加持地推行着信仰精神，俨然已是儒家般的使命内化了。

9月1日，文汇报记者李念采访钱旭红（陈颖摄）

从湖滩到华理：叛逆少年，两次复考中显毅力

1978年16岁时考入大学，随后辗转于理工科大学、综合性大学，游学于德国、美国的高校，见证中国40余年的变化，“我就是全光谱的活化石，但会说话”，钱旭红幽默自喻却不无道理：因为见证得早、广、深，恢复高考时入学现依然在高校主持工作的，所剩无几了。在26岁那年，他拿到博士学位，却罕见地已经当过大学教师、系党支部副书记；很多师生都以为他是少年神童，却不知他求学路上有过多次考试的失利。

*像现代孩子爱玩游戏一样，偷看禁书形成知识谱系

钱旭红的字写得很好，看着像颜体。这是因为他从小就爱书画并颇有天赋，他安静的一面却难掩生性的活泼和顽皮。

在江苏洪泽湖、宝应湖边长大的他，自小就在教师群体中见识世间冷暖。因为没人看管，自小被妈妈带去上课，边玩边听，9岁读小学时，就直接上了二年级。起初痴迷连环画，却不知被丑化了大鼻子、小平头的便是刘少奇、邓小平，后来因为识了字，他好奇地发现家中隐藏的秘密：有一堆书用布遮盖着。“就像今天的家长越阻止孩子打游戏，小孩却越着魔。”于是，十来岁时，他就沉浸在家中这堆“禁书”中。《苦菜花》《红岩》《红楼梦》《镜中缘》……他把故事情节串编，绘声绘色地讲给小伙伴们听，还拿出自己的绝活——画潘冬子、画喜鹊燕子山雀的本领，把情节画了出来。这让捉鱼摸虾上总胜他一筹的同龄人投去了羡慕的眼神。

1997年，钱旭红任华理副校长时回到出生地——江苏宝应发财巷18号

他的作文一直是范文，有一次老师让写“种菜”，小钱旭红洋洋洒洒，从菜的生长写到人的生长，从菜的管理联想到人的管理。

然而，父母的同事里那些会画画、能弹琴的才艺伯叔们几乎都是右派，这让他非常不解。而有一天，父亲写了几首乡村困顿的诗，被指责是为爷爷这位破落地主做孝子贤孙，因此被铁链绑起来批斗挨打，外加明晃晃的屠刀威胁，幼小受到惊吓的他更困惑：自己的爷爷是干八路的，全家是革命者的后代，为何也会这样？

“右派都是有本事的人，但是都有问题的。”钱旭红回忆童年少年时的懵懂感受。

在宝应，1976年初二毕业时的全家福（右一为钱旭红）

*大学博士都是重考，“早点接受折磨，尽早进入角色”

很多场合，钱旭红都会说“我的智商并不高，但有毅力，有勇气。”很多人会当作校长的鼓励之词，其实，多少源于他自身的经历，这位少年大学生居然有多次败考纪录。

“是啊！早点接受磨难，就会早吸取教训，尽早进入角色。”对于记者的求证，钱旭红院士并不讳言。

平时上课并不怎么听的钱旭红成绩自然不拔尖。1977年传来高考的消息，他所在的江苏省宝应中学选拔了11位尖子生组成高考冲刺团，而其余学生白天都去农场挖山芋。读高一的他不服气，搬来了三年级到高二的所有教材，在白天挖完山芋后，打着手电苦读。模拟考后，他跻身四位高考增补生之列。临考前15天，学校给15位学生填鸭式复习，“我那时还拿砖头砸伤了同学。”因过于紧张，无一人上榜。钱旭红却拉动了学习之弦，他的成绩陡然上升，大半年后78级高考，他竟然忘记了公式，却以数学的几何方法解出了很难的物理题。于是，他第一个拿到了录取通知书，而且还是在上海的华东化工学院（华东理工大学的前身，下简称“华理”）这所重点大学。当然，报考化学专业是吃过苦头的父母的强烈意愿。从此，他恋着的文史哲如同精神爱人伴随左右。

1978年考入大学者的宝应中学部分师生合影，前排为老师们，后排左一为钱旭红

大三时，学校挑选一批学生复习考研，没有钱旭红。他不甘心，没有听课证就拿块砖头做凳子，编外听课，结果考得比种子选手都要好。“有机会有能力，就该鼓足劲往前冲。”看到自己努力后的潜力，这个信念支撑着他。考博那年，他报考的精细化工专业只招一人，第二名的他望榜兴叹。于是，他毅然决定“二战”，并撕了去常州单位的硕士生毕业报道证，身无分文的他获得同学资助，日夜攻读，第二年，考博获第一名。

“只要还有时间，就会有机会。”钱旭红感慨。

*爱培根，学量子，读《道德经》，在读博士任系党总支副书记

1978年到1988年，在华理求学的十年五光十色。不服输的天性凸显在考试的逆袭上，好奇的天性则体现在看奇书怪书，图书馆角落里的《张国焘传》四年内只有他一人借来批判性地通读了。而1980年第一次翻看《培根论人生》后，他仿佛被击中。书中展示了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古典人文主义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加上优美文笔和金句迭出，无不让他陶醉。他又兴冲冲找来了《培根论述文集》，一旦有困惑，便再打开到专章里去寻找答案。

西方有培根，那中国古人有谁呢？1982年他读硕，业余去翻看老子的《道德经》，大多读不懂。而导师们开始教他量子化学。硕士导师任绳武是染料颜料化学领域的权威，博士导师朱正华是杰出的理论染料化学领域学者，也是华理第二任校长。“任先生为人宽厚善良，家境富裕却能承受各种运动的任何折磨，科研中主动选择工业的卡脖子技术；朱先生虽然没有留过学，但得益于竺可桢那一代师辈的教育传承，有宽阔的国际视野。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严谨。”

1984年，钱旭红（右）和硕士导师任绳武在一起

戏剧性的是，直到大学都不担任班干部的他，在硕士研究生期间因为能写能画成了研究生宣传部部长，结果发现常常干的活是给大家组织舞会，“我不会跳舞，但得带人负责收门票，看护场子，很早开始就为人民服务啦。”钱旭红揶揄。没想到自此一发不可收拾，1985年读博，担任研究生会主席，1986年被通知卸任主席，立即由学生身份转为教师身份，并担任所在系的党支部副书记，负责学生工作。“你想想看，一个在读博士生，忽然要召集全系的党员老师，还要协调学生……能力就被逼出来了。”虽然轻描淡写，却留给记者想象。

钱旭红曾在演讲中说：“一个人的力量就像一个水分子在整个浪潮中，很难把握。”而他的潜能在时代的浪潮中被逐个激活，为未来埋下诸多伏笔。

1984年读硕士期间，在华理第13舍宿舍内的床上读书

领悟科学精神中的质疑：归国转向农药突围并双肩挑

从1988年8月出国攻读博士后，到2000年起在大连理工大学任教四年半，这16年中，钱旭红的人生仿佛加了快捷键，将海归留学生、青年科学家、副校长、教授的角色体验了一圈。他对何谓科学精神也有了透彻的理解。

*毅然回国主攻卡脖子技术，十年后担任首席，为国争位

1999年钱旭红获得“上海十大科技精英”荣誉，一篇采访报道中提到1992年钱旭红全家结束在美国、西德的博士后游学落地虹桥机场时情景，他非常激动地说着“中国、上海”。记者求证，钱旭红说了另一个很简单的理由：我喜欢独立，不喜欢为外国教授老板打工。

1992年4月，钱旭红婉拒海外导师们的挽留，毅然回到母校华理。因为学校的要求，他转向陌生的农药化学领域。当时中国正在进行关贸总协定的谈判，农药及医药是谈判的要点，因此，工业需要突破卡脖子技术，国家需要农药创新。2003年他被科技部聘为首席科学家，此后的十多年，中国农药创新集体发力，进入国际视野，逐步瞄准中心地位。“凡事要有超前主动性”也成了钱旭红以后的人生信条。

本科是石油化工、硕士博士是染料化学，而出国后是杂环化学，染料化学、农药化学全都是自学。“这样的专业方向调整，最初我害怕我胆寒，最终我适应我喜欢，如此不同领域的涉猎或者并行可以保持科研的敏锐度。”

1990年在美国拉马尔大学做博士后，钱旭红全家和合作导师、副校长、化学教授IDOUX

*行政科研双肩挑，完成谈判，“讲话5分钟内结束”

1994年评上教授，1995那年做了半年的校长助理，1996年起他担任了4年的副校长，直到2000年，他辞职前往大连理工大学担任长江特聘教授。而在2000年前，行政科研双肩挑的他获得了一连串的科研荣誉：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霍英东基金会高校优秀青年科研奖，1999年上海十大科技精英……

再强大的物理人，他的时间不过是24小时。无论文理科，一般业务选手都不会主动选择在学术黄金期担肩行政管理，因为后者同样需要不菲的责任心和矢量级的时间和精力。钱旭红和所有人的想法一样，但在校长助理期间，他接受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代表学校去和教育部、中石化协商共建。“这是华东理工大学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年仅33岁的钱旭红准备着迎接各种责难和骂名，连续在北京呆了11天，谈判艰难而漫长……最后的结果是多方达成妥协，华理迎来了发展的重大转折点。这也让钱旭红意识到行政管理工作的泰山之重。“总要有人做这个工作。”

1992年初回国，钱旭红与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朱光亚（上图）；1995年，他被推上华理校长助理岗位（下图），从此开始“双肩挑”

他愉快地担任了副校长，创下中国高校中最年轻副校长的记录。他分管五大领域：科研、学科、研究生、产业、实验室与装备。于是，那个时期去见他的人首先看到门上一张醒目的标语纸：“公务繁忙，未经预约，说话内容简要，5分钟以内。”

历史上，极少有年轻在任的校级领导者主动辞职回归学术。2000年，他的辞职转岗申请被教育部批准，与之同步的是四年副校长的成绩。在大连理工大学共4年半，他从事染料和农药的研究和教学，为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后来由低谷走向高峰作出了开拓性贡献。2004年他回到华理担任校长，聚焦学术竞争力和民生改善，“年年变样，三年富强”，成了他那时的口头禅。

“行政的收获是以后遇到任何问题都不再惧怕。”双肩挑中的历练让钱旭红通向更高境界。

1994年，钱旭红在其一手筹建的华理化学农药实验室

*何谓科学精神？十余年悟出两个字“质疑”

尽管作为青年科学家，他的成绩单足够优秀，尽管作为行政管理者，他的胆识和担当足够有魄力，但是，真正思考何谓科学精神，也花了十余年时间。

1999年当选上海十大科技精英那年，他被要求去做一场科普报告谈谈科学精神。他翻遍了当时大家的很多说法，发现很有道理但过于面面俱到，无法呈现核心实质的第一性原理。最终他想到了“质疑”两个字。十余年后，他把这种思考写进了2012年的随笔著作《改变思维》，以后又不断深化优化。

《改变思维》初版（2012年）；1991年，在德国做博士后研究的钱旭红参加洪堡学者聚会，与德国总统魏兹德克交谈

质疑，意味着要有对前人研究的全面了解并科学否定；质疑，意味着整个教育氛围要允许有所创新，而不是把那些调皮但有创新者人为地隔绝在被淘汰之列，“这也是当前中国教育弊端所在。”2011年，钱旭红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院士群体中“思维独特，性格独特”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院士们开会，几乎听不到人云亦云的相同声音，十人十一个观点非常正常；院士们个性独特，但都比较豁达，对成败均有很强的忍受力，对异端都有较大的宽容。

质疑，更意味着要始终站在最新的科技发展前沿。2003年他受聘担任国家973计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相当于首席技术官，自己擅长某一领域，更多是协调全国关联领域内的科研力量，有时要协调50个性格迥异不同机构的科学家。”在2015年至2017年卸任华理校长后，他被中国工程院聘为院刊“Engineering”的执行主编、“全球工程前沿”战略项目的开拓者和总负责，分析调研判断全球各国的工程科技的研究前沿和开发前沿，并和汤森·路透（即更名后的科睿唯安）每年联合发布一次。这个项目服务于10年、20年后的科技战略制定，同期，他承担“绿色制造”战略咨询项目，被聘为中国绿色制造产业联盟的专家委员会主任。

钱旭红2000年在大连理工大学任长江特聘学者，左图摄于2003年7月，右图摄于同年12月（被科技部聘为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后一个月）

这些职务和首席技术官有着同样的要求。钱旭红认为，美国当年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和采访当日（9月1日）宣布的十年内建成量子网，都极具前瞻性，我们国家的“两弹一星”和量子通讯同样令人激动。以史为鉴，钱旭红深感，中国现在和未来亟需一批多思寡言并善行善言和行思严谨的首席技术官群体，他们的使命是能冲向科技前沿、并能转化催生出国家新生产力/竞争力。“这就需要善于质疑并目光超前。”

而推动科技发展战略过程中，一个学科带领者的学术眼光也相当重要。钱旭红在受访中举例，当前自然科学如何统一在量子论基础上？“如果每个自然学科前都加上‘分子’两个字，视野就大不相同，分子层级就接近了量子层级，比如分子药理学、分子机器学、分子生态学。”

2008-2009年，钱旭红担任亚太化工联盟主席

践行人文精神中的关爱：老子是否更有世界性符号

如果说，科学精神的体悟用了十余年，对人文精神的参悟并不轻松，尤其是对在华东理工大学这样的一个工科学校担任了11年头的校长。在2012年后，他欣喜地发现可以用量子视角读通老子哲学。

*在华理编教材，加入人文要素，写下《改变思维》

在华理担任校长期间，钱旭红就强调科学中的人文、人文中的科学，强调理工科教育中必须加入人文要素。以他自己的有机化学而言，通常教科书里会介绍某年某月门捷列夫发明了化学元素。钱旭红认为，不应该是简单地教授知识点，如果这样问：门捷列夫在理解世界时用了怎样的方式？这样就把“何种情形下、为了怎样的问题、什么样的人、做出了怎样的解决之道”这样的人文背景凸显。因此，他强调各个学科和自编教材里，要突出“人的要素”，以此让学生理解“什么是科学”。

2012年，为了迎接华理校庆60周年，他把平日记下的零碎提纲整合扩充，出版了《改变思维》一书，题记里写着——献给所有在良知与假说之间探索的人。钱旭红解释，当时，为的是让华理的社会学、设计学、材料学这些学科打开文理相融的思路，因为进入工业化后的学科分科，造成了知识和人的人为割裂。“仅仅想打通人文和科技。”有趣的是，因为当时已经谈到《道德经》和量子，书籍出版后，复旦哲学系一位教授看后激动地和他说，钱旭红新颖的思考可以成为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和素材。

2004年，钱旭红担任华理校长（左图），2012年华理校庆60周年，钱旭红誓言向强校进军（右图）

*打通老子“三生万物”和量子论的经典三句

2012年10月，钱旭红和国际量子卫星领军科学家潘建伟同在一个院士学习班两周，他拿出自己的《改变思维》，请潘建伟看看其中关于量子的描述部分是否有硬伤，潘建伟报以让他放心的肯定：没有。之后的12月，他在英国女王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作致辞演讲时，聚焦了量子思维和老子学说，并为改变思维自造一个词“superthinking”。

从1980年代初同时接触老子学说和量子理论后，两条单线一直在钱旭红这里平行加深。2012年4月，记者所在的文汇讲堂在华理举办美国生物科学家钱煦和钱旭红的对话。餐饮席间，钱旭红校长就和时任文汇报社总编徐炯大谈量子视角看待世界的不同。2013年左右，在西方学术界，超越物理和化学领域并面向人文社会领域的量子研究开始萌发。2015年，剑桥大学开始出版有关量子思维、量子管理学的书籍。“我想，在2015年以前，相信量子思维的人数全球不会多过两位数。”

2012年，钱旭红获授英国女王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在授予典礼上他演讲“改变思维”

对于老子和《道德经》，在大学时的初步接触后，在留学的1990年代初，钱旭红发现，不少西方科学家对《道德经》非常亲近，认可程度很高。尽管感觉到老子和量子之间可以相通，但是他坦言，自己真正悟透还是在2015年到2017年。“我几乎每天都读《道德经》”如钱旭红在《改变思维》新版中所写“每次向学术的回归，都是一次洗礼”，洗礼的结果是——“现在我坚信，老子和量子是相通的。”

在钱旭红看来，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集中表现在波粒二象性上，用典型的钱氏三句来表达：光既是波也是粒子，光不是波也不是粒子，光只是光量子。这三句话折射着量子思维的精髓：观察结果和观察者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量子世界里类似的多态叠加、纠缠关联、恍惚测不准都与此相关。而老子的《道德经》中，有著名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相当于测不准原理。量子三句和《道德经》中的“三生万物”，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钱旭红认为，其中就点明了事物具有“多样性、差异性、复杂性、创造性。”所以，凡事至少需要有三种预案，而不是牛顿力学世界里常有的唯一精准性。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量子思维与社会科学》

量子思维是当前最前沿的思维，大大超越了牛顿力学带来的经典思维。就像经典规律会出现在宏观，也会出现在微观；量子规律会出现在微观，也会出现在宏观，生命是处在经典和量子两种规律的交界处，而人则逃不脱量子思维特点。与牛顿经典思维不同，量子思维强调世界因你而不同。“过去100年，以量子为代表的学说冲击颠覆了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由此我假设，未来的100年，它可能会影响颠覆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如果这个假设是有道理的，我们的科研为何不提前布局呢？”

从这个角度，钱旭红认为，量子思维既是科学的，也是人文的，而老子学说经过现代化转化，是比孔子更合适的一种代表中华文明的世界语言，“儒释道是我国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文化信仰，而老子思想和量子思维的相通，是一种中西之和、古今之和、科技与人文之和。”

2007年，钱旭红邀请1996年诺贝尔奖化学奖获得者、足球烯C60的发现者、Rice大学教授R. F. Curl，为华理新校区拟建雕塑——足球烯60题词并揭幕（左图）；2010年，素有“南方哈佛”之称的Rice大学校长夫妇特地来新校区观看雕塑及题词，并和钱旭红全家合影（右图）

营造信仰精神中的使命：迎接中国以原创引领世界

在近三年的各校演讲中，钱旭红依然延用“改变思维”的标题，但是，他的论域显然大不相同，他用改变思维来谈中国高等教育、科技研发，论李约瑟之问、钱学森之问，树批判与创造，解人工智能和绿色发展。最大的不同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的引领而改变思维，增加信仰精神中的使命感。

*《改变思维》再增10万字，目标针对中国文明史

2020年8月，增加了十万字的《改变思维》（新版）出版。这一版的推荐词上写着“写给所有人，特别是彷徨者的书”。在8月的上海书展上，“改变思维，进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进而改变周边；改变周边，进而改变境遇，最终改变世界”腰封词打动和吸引了不少购书者。

八年后为何出新版？“这一次，我是针对全民族的普遍素养而言，中国无法停留在跟随和复制西方先进模式的时代了，世界也不允许中国不做原创，有些原创还被扼杀在摇篮中。而且，不是在一件事情上，是所有事情上，无论大学教育、国家治理，还是生态建设，因此，要从改变思维开始。”

这本针对个人和文明的新版沉甸甸，从天地、文明、科学、经史、认知、智慧、地缘、养成、氛围等九个维度展开，这是钱旭红感恩于《培根论述文集》对他精神世界的启迪和篇章排布，同时，也是效仿传诵一千多年的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展开的《钱氏家训》体例。九编最后一章都有第三境界，“我是希望从老子的‘三生万物’和量子思维出发，希望每一领域都有超越于前两种独立思维的第三种。”比如：走出心困，跳出最好最坏时代；比如：经典与量子思维的互补与渗透；比如，思维教育，超越知识与技能。

2020年8月，钱旭红带着新版《改变思维》亮相上海书展，45分钟演讲后广受读者亲睐

事实上，这几年钱旭红想得更多的是中华文明如何能成为人类文明新的引领性源头之一，如果要实现这个目标，高校的立德树人就需要培育善于在多种思维中转换选择的人，竞争力必然是在批判和创造中展开。具体来讲，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同时具备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信仰精神的人，而这三种精神的精髓分别对应着质疑、关爱、使命。如果从思维上而言，则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格局思维。

这样的大部头金句迭出，63万字的容量，在碎片化阅读时代不禁让人咋舌。序言里钱旭红自嘲自己是“自然成长写作法”，在新冠疫情的自我隔离期间，为迎2021年华东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他把平日写在几十张登机牌上的提纲重新扩展成文。并且，为了强调思维是可以训练的，他顺手又写了一本思维严谨的13万字薄书《大学思维——批判与创造》，倡导“思维晋级是最好的学习和成长”。访谈中，他强调这两本书都是为改变思维而服务的。如果细读其中某些章节，你不会不被写者加持的使命感所感动，尽管钱旭红在采访中多次谈到“道法自然”，但他的所作所为多带儒家强烈的入世使命，他希冀重新挖掘轴心时代的百家争鸣的灿烂文明。

2018年2月，钱旭红与老朋友、英国帝国理工校长爱丽丝院士会面（右图）；钱旭红新著《大学思维》今年7月出版（左图）

*用大数据看老子项目，用好跨界合作，科研前瞻性

在现实的通识教育、科研、专业研究中实践思维改变，是钱旭红的“知行合一”。尤其2018年1月来到华东师大后，欣喜于终于接触到更多的人文氛围，但又担忧着过于固守传统，他希望全力推动跨学科研究，甚至能获取代表中华文明生命力的有效话语权。

数字人文项目“历史跨度全球视野中的老子学说及其大数据”启动已近两年，既要有《道德经》成形至今的千年时间长度，又要有超越东亚地域的地理广度，还要具有用大数据表达的客观性。这个项目聚集了全球的老子研究者，至今已经发现了在世界范围内的海外《道德经》的三千到四千个版本；目前要依据韵律来推出国内外版本的年代和真伪；接着要依据GIS（全球地理系统）这样的大数据描绘出老子思想的传播路线图，旨在说明为何老子思想能传播出去。“我们要为中国成为世界文明源头确立话语权，这一点，我们要向犹太人学习。”

在一些人文学者眼中，这个项目不具体谈老子思想，近似于“老子思想的传播学”，但钱旭红眼中，这将是一个跨越文理的百年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我们要做人所不做，在老子思想具体的文本研究基础上，以多学科融合形成未来需要的人文实验室。”而一些国际老子研究者感喟于这个项目的学术战略和大视野。

2019年，钱旭红（右）重访以色列

同样，对于在该校建立的”跨越学科和生命的量子学说和量子思维”项目，钱旭红希望通过量子经济学、量子哲学、量子教育、量子物理和化学等形成的系统竞争力，在将来能发表中国的“量子思维宣言”。他相信，比起剑桥大学的书籍出版，这样的跨学科建设更有学术引领性。

如此的披荆斩浪，是否会有不解？“不要做活在现代的古人。”“我喜欢量子老子”钱旭红笑着打比方，在华理他常说学术研究也有游击战、运动战和歼灭战之分，不要满足于个体单干甚至做学术上随波逐流的只身“流寇”。统筹过很多国家大项目的他深知，很多项目的胜出好比战场上“从死人堆里求生”，你不超前就是死亡，这样才能推动思维改变，培养能承受失败、能应变胜出的学者。“在研究方向和活动上，协调好个体原创和集体力量，让研究者不要成为相互没有任何粘性的粒粒流沙，而是相互有所联系的生命多样的生态；前者会带来沙尘暴，后者会形成绿洲。”

2012年4月5日，82岁的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钱煦（左）在华理做客第52期文汇讲堂《科学与人生的七颗“心”》，钱旭红（右）担任对话嘉宾并赠送《炼丹图》，两位院士同是钱镠（吴越武肃王）的后人，秉承“钱氏家训”

在写作中引用文献时，钱旭红发现，关于思维改变的论述，中国学者较少，美国和英国的就很多，而薛定谔、荣格、赫拉利、小川仁志这些学者让他们的国度也随之增光，可见思维训练是项代际相传的工程。

“等到我再次卸任，一定会同时沉浸在各国的文明经典中，我要批判性地、创造性地重读著名的文化、政治、宗教经典……”说到这些时，钱旭红脸上露着孩童般的憧憬，“当然，我还要去帮助我以前的科研团队做一些他们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或者看起来胡说八道的事。”此时，他的笑容中又显出自信和执着：改变思维，终身推动。

（2020年9月1日采访，9月4日成稿，9月6日终稿）

2019年5月，钱旭红与时任党委书记童世骏（左）看望109岁的华东师大原党委书记施平先生（施一公爷爷）

2018年10月16日华东师大67周年校庆，钱旭红迎接世界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96岁的杨振宁来校并做客“大师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