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中国法治故事离不开法律翻译。要想讲好中国法治故事必须切实提高法律翻译能力，法律翻译能力的提升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核心要义。在从“翻译世界”转向“翻译中国”的语境下，法律翻译能力不仅包括语言转换能力，还涉及法治故事的选择能力和法治故事的叙事能力。选择能力是指要善于选择适宜讲述、易于理解、便于传播的法治故事。法律的内核是权威，法治故事的外衣却是共情。我国不乏生动鲜活的法治故事，但要依据受众进行筛选，作到精准传播。叙事能力则要求译者能够灵活调整翻译策略，变通叙事方式，突出共识表达。只有具有通识性、通约性的表达，才能让人听得懂、愿接纳、肯认同。牛津大学教授Henrietta Harrison在其著作The Peril of Interpreting中描述了晚清时期英国访华使团翻译小斯当东和马礼逊两人各自的翻译风格。他认为，小斯当东力求达意、关注效果，而马礼逊则追求准确、重视词语意思对等。书中评价小斯当东的翻译“had a major influence on later view of Chinese law and has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 he aims to make the text readable and Chinese ideas acceptable to an English audience”（Harrison，2021：172），而马礼逊的翻译则“contributed to the problems by exaggerat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sides”（Harrison，2021：207）。Harrison（2021）是从译入语读者和翻译效果的角度作出的评价，对当今我国法治的国际传播具有重要启示：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在传播主体和受众文化差异较大的情况下，译者在坚持精准翻译法律术语的基础上，要善于变通翻译故事的表述方式，提升法治故事的阐释能力，打通法治传播的“最后一公里”，让中国法治故事传播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