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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治国，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以孝治天下”则是以德治国的具体体现。所谓“以孝治天下”，就是把孝道作为治理国家的方针和原则，把孝道融汇贯彻到治理国家的实践当中。

早在西周时期，由于宗法分封政治的需要，围绕“尊祖敬宗”形成了一套“孝礼”。春秋以后，封建瓦解、礼乐崩坏，西周孝礼经过儒家的转述、发挥和提炼，形成了以稳定家庭为起点、以平治天下为鹄的的孝道。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孝经》一开卷就表明了孝在诸德中的地位：“夫孝，德之本也。”《孝经·三才》中又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把孝抬到了天经地义的高度，因而“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这样，孝就成了所有道德中最重要的道德，不孝就成了最大的罪恶，《孝经》中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即使在秦朝，孝作为家庭伦理的内容之一，亦为统治者所用，并未遭受排斥。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申明“以孝治天下”的封建王朝，以后历代王朝都继承和贯彻汉代孝道的基本精神，极力宣扬和倡行孝道。

古人眼中的“孝”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孝”是指子女对父母的敬养和顺从，广义的“孝”还包括下辈对上辈、下级对上级的尊重和服从，其中，对已故祖先的祭祀崇拜是“孝”的一个重要内容。统治者所奉行的也就是广义的孝。

据《论语·为政》：孟懿子问孝。子曰： “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日：“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古人说“家国一体”，就是说家庭与国家是不分的，对天子、皇帝来说，国就是家，家就是国。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使得家族伦理在政治领域也同样适用，这是古代中国能够实施“以孝治天下”的社会制度基础。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子是天的儿子，天下是天子的天下，天下的土地都是天子家的，天下的百姓也都是天子的臣民。整个天下就是一个大家，天子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大家中的家长，是天下百姓的父母。如此一来，以孝治天下就说得通了，表面上是在说孝，实际上则是对国家和君主的“忠”。

孝和忠是中国古代社会两个最重要的道德规范，汉代提出“三纲”理论后，忠和孝一起走向神圣化、绝对化，朝着愚忠、愚孝的方向迅速滑落，后来发展为忠臣不事二主、臣要为君殉死等主张，并出现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俗谚，忠和孝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护身符和杀手锏。

这种影响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到了怎样一种程度？清代大臣死后所得到的谥号中，带有“忠”字的谥号数量最多，带有“孝”字的谥号数量排在第二。清朝的官员还都在行装上佩带着一种短而阔的带子，叫做“忠孝带”。忠与孝牢牢地粘固在一起，强有力地发挥着巩固专制统治、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几千年来，儒者论“孝”颂“孝”编《孝经》，历代君主也大力提倡“孝”，并标榜自己是“孝”方面的楷模，自西汉之后，大多数皇帝的谥号中都加有一个“孝”字，这说明统治者对于“孝”的重视程度。不仅如此，统治者还动用国家机器，以法律来维护“孝”道，惩罚不孝。《商书》日：“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后来，统治者又将“不孝”列为罪大恶极，不可赦免的十种罪行之一。

历代君主都很喜欢以“君父”自居。君主和父家长(祖父、父亲)分别是政治生活和家族生活的主宰者，即所谓“国无二君，家无二尊”，忠和孝共同的要求就是“顺”，要求臣民、儿子无条件地顺从、服从、效忠皇帝、父亲，共同来维护社会秩序。区别只在于，孝是由家人手，忠则从国着眼，所以说“孝不可弛于家，忠不可废于国”，在家里要讲孝，出了门就要讲忠。

孝与忠的一致，使“移孝为忠”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以孝事君则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这里的“移”也就是延伸、扩展、转化。在家里能孝敬父母，出门在外就必然能敬顺长官、忠于皇帝。如果臣民都笃行忠孝道德，那么，治国平天下、实现盛世也就为时不远了。

虽然统治者想得挺不错，但实际生活中却常常有“忠孝不能两全”的局面，如何解决忠与孝的矛盾，这是人们经常的话题。从历史上看，当忠孝不可兼得时，汉代以前是为了孝道而牺牲忠道。例如鲍叔牙的好朋友管仲曾说：“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管仲几次打仗几次逃跑，鲍叔牙没有嘲笑管仲贪生怕死，也并不认为他胆小怯懦，他知道管仲是因为放心不下家里年老的母亲。

汉代以后，出于加强皇权的需要，处理忠孝关系的主流逐步演变为牺牲孝道以保全忠道，而且越往后越是这样。《史记》中就有记载，汉高祖刘邦每次见他父亲太公时都向他父亲行跪拜之礼，后来一个家丁对太公说：“刘邦虽说是儿子，但他是皇帝；您虽然是父亲，但却是臣。怎么能让皇帝跪拜臣下呢？这样会影响皇帝的权威的。”后来高祖又来时，太公“拥雪迎门”，毕恭毕敬地对儿子行大臣之礼。高祖心里很高兴，重赏了家丁。从此以后，皇帝、皇后的亲戚拜见皇帝、皇后，都要先行君臣上下尊卑之礼，先跪拜皇帝、皇后，然后才行家人长幼之礼。《红楼梦》中说道贵妃贾元春回家省亲时，贾母虽然是元春的祖母，也要先向元春行君臣跪拜之礼，然后才行家礼。

为了使“以孝治天下”很好地贯彻下来，历朝历代对于孝子都是有特殊待遇的。以孝治天下的首要政治措施就是政府对有孝行者予以表彰，以树立孝道楷模。这类事例在正史中俯拾皆是。例如：东汉谏议大夫江革“少失父，独与母居”。在战乱时期，江革“负母逃难，备经险阻，常采石以为养。”母年老而行动不便，江革“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由是乡里称之为‘江巨孝”’。江革致仕还乡之后，汉章帝“思革至行”，下诏书表彰：“谏议大夫江革，前以病归，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也。国家每惟志士，未尝不及革。县以见谷千斛赐‘巨孝’，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致羊酒，以终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经过皇帝亲自表彰，江革被树为孝道的典范，“由是‘巨孝’之称，行于天下”（《后汉书·江革传》）。

孝行若被乡里称赞，政府有时会把孝者任用为官。汉代选官实行察举征辟制度，科目很多，如贤良、文学、方正、孝悌、孝廉、能直言极谏者、秀才、明经、明法等，但其中孝廉一科最为重要。自西汉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首开其议，诏郡国举孝、廉各一个，孝廉便成为入仕的一条重要途径。孝与廉最初分科察举，西汉晚期合为一个科目。因为孝廉体现了“以孝治天下”的原则，所以得到了东汉统治者异乎寻常的重视。许多士人就由此进入仕途。

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和舆论中也有许多体现“以孝治天下”的内容。

容隐，就是父子等亲属之间可以互相包庇而不受法律制裁。中国古代政治既然标榜以孝治天下，所以它宁可为孝而屈法，因而历代的法律都承认亲属相容隐的原则。法律上既然容许亲属相隐，同时也就不要求亲属在法庭上作证人。唐以后的法律都明文规定于律得容隐的亲属皆不得令其为证，违者官吏是有罪的。

亲属既许容隐，如果子孙不为亲属匿罪，反而主动来告发，自非人子之道，与容隐的立法精神相违背，将此列为不孝，处以绞罪。当然，对于那些危及政权的重罪，如谋反、谋大逆、谋叛，则为例外，不许容隐。

又如留养，即存留养亲，法律体念犯人的父母年老无恃，特免其刑罚，让其奉养父母。这个规定，最早见于北魏的法律。据《魏书·刑法志》记载：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更无其他成年子孙，又旁无期亲者，可具状上请留养。唐以后历代皆仿此制在法典中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留养之意在于体贴犯人的父母年老无人奉养，本是以孝为出发点的，并非姑息犯人本身。如果犯人平日不孝，留在家中徒惹父母生气，父母依然无人奉养，这就与孝的精神背道而驰，此种情况下犯人不得申请留养。

元律还有规定，父为人所杀，子殴死仇人，不但无抵罪之责，且杀父之家须付烧埋银50两。明清律根据元律稍加变通，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子孙忿激之下当时将凶手杀死是可以免罪的，但事后稍迟再杀，便不能适用此律。

子孙本以恭谨孝顺父母为原则，所以对父母有不逊侵犯的行为均为社会和法律所不容，不孝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上是极重大的罪行，处罚极重。《周礼》将不孝列为乡八刑之一，汉律规定不孝之罪要斩枭。北魏时代不孝父母要处以髡刑。齐、隋以后不孝被列入十恶之中，是不赦的重罪。

晚唐历代法律对于不孝罪的处治，都采取加重处罚的态度。例如：骂人在常人不算什么事，但骂祖父母、父母便是绞罪，且列入十恶之中。至于骂以上的行为更是不能容忍的恶逆重罪了，法律上的处分更为严厉，汉律、宋律皆罪至枭首。如：殴伤父母，不管是故伤还是误伤，一律处斩立决。若致父母于死，自又罪加一等。有特别情由可原，也须得到皇帝的特许，才有减刑的机会。

明律规定，子孙威逼祖父母、父母致死，问斩。清律规定，凡子孙不孝致祖父母父母自尽的案件，即拟斩决。父母如果以不孝的罪名呈控子女，请求将子女处死，官府是不会拒绝的，而且不要求呈控人提供证据。

总之，“以孝治天下”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家族伦理与政治伦理合一的独特风貌。作为家族伦理的“孝”直接转化为“忠”的政治意识，政治关系变成了人情关系，政治道德变成了家庭道德，孝道从家庭伦理变为驾驭、统治天下的政治手段，以德治国落实为以孝治国，“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更是中国人长久以来深信不疑、屡试不爽的用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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