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及其作品与地域文化具有双向性关系，既在特定地域文化基础上产生，同时也对地域文化发展产生极大影响。锺兴永、鲁涛、刘红麟《屈学与湘学》指出屈原为湖湘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屈学奠定了千年湘学传统的基础。朱汉民《屈骚精神与湖湘文统》认为“屈原所奠定的湖湘文统，由流寓文学、本土文人两个途径得到传承”，对湖湘之地的文人及其作品产生了深刻影响。罗山《屈原爱国精神及其对湘学的影响》一文则从屈子爱国精神切入，指出共同的文化和地域背景使得湘学学人更能对屈子爱国精神的内涵和情怀产生共鸣。谭家斌《屈赋与长江三峡文化》认为“屈赋的部分素材可能源于三峡区域”，三峡地区的地域名称、动植物、民间风俗及传说故事、方言俚语在屈原赋中均有显现。

对于屈原生平的研究推进了屈原研究的进程，有助于我们充分理解屈原作品和屈原精神。重视对屈原精神的深度挖掘，也有重要的时代作用和意义。

二

、楚辞文献及楚辞学史诸问题研究

楚辞文献及楚辞学史是楚辞研究的重要内容，涵盖包括《楚辞》各篇目、《楚辞》目次、楚辞影响、楚辞学史、楚辞学人等在内的诸多方向。学者们在对以往研究史进行回顾的基础上，继续对一些重要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雷欣翰《〈离骚〉“抚壮”考辨》结合古文字形、先秦文献中通常含义、楚辞文献具体语境的考察，梳理了主要注本对《离骚》中“抚壮”一词的阐释，作者认为“抚”指按抑，“壮”为“外溢、扩张、不受限制的趋势”，“抚壮”即是要按抑、限制这种外向扩张态势，而《离骚》中“抚壮”一词的具体含义则是“要楚王改变他傲慢自矜、拒谏饰非的缺点”。《离骚》中“女媭”一词的指示有较大争议。戴伟华在《〈离骚〉“女媭”为女星宿名的文化诠释》一文中指出，汪瑗较早地将女媭和须（媭）女在材料上联系起来，闻一多、李嘉言等进一步提出女媭是星宿名这一推测。作者对现有材料进行清理，详加论证。他认为女媭庙之记载为真，但并不是屈姊庙，“捣衣石犹存”是确定“女媭”庙性质的关键性线索。古代媭女与织女都可代表“女”星，而“女媭”庙又是为纪念女星而建，二者互相印证。文章从天文历法角度研究《离骚》，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女媭”一词有启发意义。

《天问》是楚辞研究史上一大难点。姚小鸥、孟祥笑《〈天问〉文体与屈原“呵壁”说再检讨》一文认为 《天问》“绝非作者临时起意的涂壁之作，更不可能由他人裒辑零句拼凑而成”。作者从文体辨析角度出发，指出《天问》是“史诗式”哲理诗。就创作而言，文体性质决定“它的创作必然经过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就文学价值而言，《天问》蕴含了深刻的哲理和强烈的情感，寄寓了屈原对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独特思考。文章对作品形式与内容的重视也可为我们探索屈骚诸篇本事及创作过程提供有益借鉴。对于《天问》中“禹之力献功”等句，以往学者多从文学角度进行诠释。江林昌《〈天问〉“禹通台桑”与夏代初始的社会转型》一文则认为该段文字是夏禹经过斗争而实现夏族由母权制变为父权制这一历史事件在先秦众多文献中“唯一的记载”。作者在厘清历史文化背景的基础上，诠释“禹之力献功”段的大意，从语言学、考古学、文献学等多角度进行考察，重视发掘屈原作品中的史料价值。李炳海综合概括了屈原作品中较为人所忽视的“恋祖情节”。其《〈天问〉风物板块取材的西倾趋向》认为《天问》在风物选材上有明显的西倾倾向，《屈骚中的“彭咸之所居”和“彭咸之遗则”》重点关注了屈原对彭咸的推崇，《先秦楚辞神游叙事的恋祖情结》从《离骚》抒情主人公神游叙事出现的地理位置及最终归宿等角度进行了充分论证。

张思齐《论〈惜诵〉的纪梦文学性质》一文提出《惜诵》是“中国的纪梦文学之祖”。文章将轴心时期产生的中国典籍中纪梦文学的形式分为三种，即以敦煌卷子《新集周公解梦》为代表的政事条文形式、以《庄子》为代表的哲理寓言形式和以《惜诵》为代表的辞赋诗篇形式。而此三者之中，以辞赋诗篇纪梦最具文学性。作者指出：“《惜诵》 的存在说明了中国梦具有内在的历史根源，中国本是人类美好梦想的源潭。”《怀沙》是《九章》的第五篇，其篇名含义与其是否为屈原绝命之辞一直是大家研究争论的对象。谢君《〈怀沙〉题义探析与屈原绝命辞辩》一文指出“怀抱沙石自沉”与“感怀长沙”两种主流观点均有不合理之处，而以“委体渊沙”来解“怀沙”。“委体渊沙”也就是投身于河沙之怀，与河沙为伍之意，作者认为这样就避免了以“怀抱沙石”来释“怀沙”的不足。作者又援引司马迁之说分析《怀沙》内容，对自朱熹以来“《惜往日》或《悲回风》更接近屈原死期”观点进行辩驳，认为此篇乃屈原绝命辞，是屈原于“顷襄王三年或之后不久”在汨罗江附近所作。《橘颂》的写作年代一般而言主要有“仕途坎坷后作”和“早期作品”这两大类观点。周秉高《〈橘颂〉写作年代新探》认为《橘颂》乃是屈原在士冠礼上感物吟志之作，当作于“屈原二十岁时的二月间”。其创作背景是“士冠礼”的氛围，而二月名“橘”则触发了屈原对橘树的诗情。文章立足文本，结合时代背景和风俗习惯进行综合研究，发掘了《橘颂》的史料价值。

戴永新《〈远游〉五行思想探析》通过对主人公远游路线的分析来考察其中蕴含的五行思想，并借由对“五行”概念史的梳理，来探讨《远游》的创作时间。作者认为战国之前已经出现五行相胜思想，“从《远游》仙游顺序中的五方观和五行相胜观，没办法认定此作品乃是战国以后出现的”。而《远游》中的五行观念和《吕氏春秋》《月令》等五行表现的相似，体现了屈原对于“五行”说的重要贡献。

刘刚《沧浪水、沧浪歌与〈楚辞·渔父〉》通过对文献记载中的沧浪之水与沧浪歌的考辨，认为屈原援引沧浪歌作《渔父》是在江湘一带，而时间则是在诗人沉江前不久，“汉王逸依据《渔父》文本之内证与《史记》收录《渔父》之外证所做的解题是值得采信的”。

《屈原列传》中司马迁“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一语是研究《招魂》作者问题的重要论述。这句话文字本身可有多种理解，而王逸等人的说法又为“宋玉作《招魂》”等观点提供了空间。熊人宽《论〈招魂〉的作者和争议》认为司马迁所说的四篇乃屈原所作，并对“读玉之文，悲原之志”等说法进行了批评。就《招魂》篇而言，他认为司马迁“是在掌握屈原与宋玉生平和作品的基础上作出的论断，其文献可信度理当肯定”，而王逸《楚辞章句》在历史、人物上的记载不够严谨，可靠性不如《史记》。“屈原作《招魂》”说，不仅与屈原、宋玉生平相符，也与《招魂》的文本一致。

黄震云《楚辞的诗体类型与流变》从诗体角度考察楚辞，首先梳理了从“辞”到“楚辞”的历史发展过程，认为“楚辞是汉代人编集时给出的名称，也同时被当作诗体一种，应是就整体风格而言”。其文从屈作中提炼出11 种诗体进行分析，认为九（歌）、颂、诵、辞、章、赋等6 种诗体出自传统，三代以来就已形成，哀、骚、问、游、怀等5 种诗体则为屈原自创，后代虽有述作，但未广泛流行。作者指出：“楚辞的诗体有整体的和具体的之分,在文学发展史上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诗学特征。”

楚辞在流传过程中其原本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篇次问题聚讼纷纭，殊为难解。邵杰认为学界关于《楚辞》的原始篇次与《楚辞章句》篇次不同的论证，在逻辑上无法证明《楚辞释文》的篇次乃《楚辞》原次。作者指出：“常受关注的三点论据即《楚辞章句》于《九章》注中出现‘皆解于《九辩》之中’之语、于《九辩》中释‘九’、于《招魂》中释‘招’，只能标示出王逸的注次可能不同于《楚辞章句》的篇次。王逸注《楚辞》极有可能始于宋玉的《九辩》。”而今本《楚辞章句》面貌复杂，大致包含着五个阶段的注释，尚待人们进行细致研究。王然、朱慧灵《古本〈楚辞〉篇次研究述略》针对当前研究现状，将主要意见和看法分为“《释文》篇第盖旧本”“《释文》篇次保存了《楚辞》旧貌”“古本《楚辞》篇次自不为《释文》篇次”等观点，并分别进行详细介绍。

楚辞对我国历史上各个时期汉民族及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同时也对汉文化圈其他国家文人产生了积极影响。叶当前《屈原〈卜居〉与嵇康《卜疑》的互文性解读》一文结合魏晋时期屈原接受情况，从互文性角度重新解读嵇康《卜疑》对《卜居》的拟仿。钱征《唐诗里的屈原与汨罗》一文将唐代相关“45 位诗人、75首诗”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依次进行介绍，丰富了我们对于唐诗中屈原与汨罗书写的认识。祁国宏《论李贺的屈宋接受》则具体探讨唐代诗人李贺与楚骚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李贺倾心和学习楚辞，与他迷醉沉浸于诗歌世界的精神状态和楚骚幻化诗境之间的共通性不可分割，不仅从文本角度分析了李作对屈赋的接受，更发掘出两位诗人在精神思维层面的一致性。李金坤《唐代诗人对〈风〉〈骚〉语典接受之管窥》一文考察了《诗经》《楚辞》中词语、语句及典故在唐诗创作过程中的引用情况。作者认为这种引用“既保存了语典的本质意义，又渗入时代特色和作者的人生况味，从而达到了旧典新用、化人为己的境界”，同时他指出“需要吃透《风》《骚》与传承者作品之两头，方可窥探其诗脉之迹”。曲钊志《扬抑屈原两世界——试析元代少数民族散曲家对屈原的接受》一文考察了元代以贯云石、阿鲁威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散曲家对屈原的接受情况，指出这一现象体现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汉民族文化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影响。《田氏一家言》是明嘉靖至清康熙年间容美土司统治区田氏世家九位诗人的诗歌合集。据杨宗红、张乡里统计，其中直接与楚辞有关的诗句达到“51 首”，楚辞中芳草鬼神之意象、悲怨之风格以及屈原忠君爱国之精神在《田氏一家言》均有体现。作者指出地域的趋近性与民族的趋同性、文化的相同或近似性、审美风格的相似性等因素对《田氏一家言》所表现出的楚辞风格起到一定作用。朴哲希、马金科以高丽末期文人郑梦周《思美人辞》为例，分析其对屈原及《思美人》的接受。作者认为屈原不仅影响了郑梦周的自身创作，也对朝鲜历代文人有极大影响，《思美人辞》推动了朝鲜文人“拟骚体”文学创作，对朝鲜辞赋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楚辞注本的考察，承续了以往楚辞研究者一贯的重视。李媛、张祝平《王逸引〈诗经〉释〈楚辞〉考论》以王逸注《楚辞》时引《诗经》这一现象为研究对象，对其背景、得失做了考察。作者认为其在保存《鲁诗》原貌上有极大价值，从中可看出《鲁诗》与《毛诗》异同。邵杰《中华书局重印本〈楚辞补注〉点校补正》指出中华书局2002年重印本《楚辞补注》漏标、误标、前后不一者五十余条，对《楚辞补注》的点校整理有积极作用。唐宸《朱熹〈楚辞集注〉初刻考辨》一文认为《楚辞集注》在朱熹在世时并未刊刻流传，其初刻本是台湾所藏嘉定四年杨楫刻本，而不是学界一般认为的朱熹尚在世的庆元四年。作者指出：“《集注》的成书和刊刻，是‘庆元党禁’到‘嘉定更化’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朱子学境遇发生改变的直接反映。”罗建新《吴仁杰〈离骚草木疏〉版本源流考》一文考察了《离骚草木疏》在历代书目中的著录、版本情况，认为：“刻本以南宋庆元六年罗田县庠本为最早；抄本以毛诗汲古阁本为最精善，印本以《丛书集成初编》本最为清晰易得。”汪瑗《楚辞集解》是明代重要的《楚辞》注本之一。周秉高 《楚辞研究史上的一个另类——评汪瑗的〈楚辞集解〉》一文指出汪瑗虽有新奇之见可以借鉴，但根本性的观点是错误的，应予以驳斥。赵静《汪瑗撰写〈楚辞集解〉创作缘起》认为汪瑗撰写《楚辞集解》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对《楚辞集注》之不满；二是无失扶抑邪正之意；三是悼念不得志者；四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罗剑波《冯绍祖校勘〈楚辞章句〉及其评点学价值》《孙鑛〈楚辞〉评点及其价值》两篇文章分别对明人冯绍祖校勘王逸《楚辞章句》与孙鑛《楚辞》评点的价值进行分析。作者认为评点形式的发展对打破朱熹《楚辞集注》的垄断、推进《楚辞》诠释多元化以及楚辞评点史的构建有重要价值。刘树胜《林云铭的遗民情结与〈楚辞灯〉的创作》与孙金凤《日本所藏〈楚辞灯〉文献考论》两篇文章是对清代林云铭《楚辞灯》的研究。刘文旨在探究林云铭注楚辞的情结。作者认为，作为明代遗民，林云铭的思想经历了“明亡后向往用世，用世后愤世嫉俗；黜落后厌世愤世，继而产生了浓重的怀旧情绪”两次大的转折。这种成长轨迹，是林云铭热爱楚辞和创作《楚辞灯》的主要原因。孙文经过实地调查，整理收集了十余种《楚辞灯》的刻本，并对其版本信息作了详细介绍，总结其刊刻特点，分析《楚辞灯》在日本传播的主要情形和历史原因。朱闻宇《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的篇目选择及其影响》考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选目生成的背景和影响。作者认为，明清之际楚辞研究呈现出向屈原及其作品集中的趋势。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受这种学风的影响，其楚辞选目又巩固和推进了上述趋势，对后世楚辞注本的选目以及域外楚辞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李文、彭玉平分别分析了刘师培、王国维的楚辞研究。李文以《文说·宗骚篇》为基础，认为刘师培在楚辞批评方面有着开创性贡献：他将楚辞的源流溯至诸子百家，上承王官学，构建了完整的辞赋起源体系；又突破了传统“依经立意”的解读方式，肯定楚辞独立的审美价值。彭文通过对王国维的生死选择和《人间词话》《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中对屈作的引述分析，阐释了屈原文学精神对王国维文学观念体系的重要作用。季加宝硕士论文《王逸〈楚辞章句〉研究》、朱佩弦博士论文《洪兴祖〈楚辞补注〉研究》、时小焕硕士论文《朱熹〈楚辞集注〉研究》等几篇硕博论文对楚辞研究史上的重要著作进行研究，总结其思想内容，梳理其对后世楚辞学的影响。高娟硕士论文《方人杰〈庄骚读本〉研究》对方人杰的庄骚研究，特别是评点特色作了论述。

王凯波《汉代屈骚评论的政治维度阐释》通过对汉代屈骚评论的梳理，认为汉代士人的屈骚评论显示了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既展示了汉代文学思想的活跃，也呈现出屈骚评论受政治文化制约以及汉代士人尝试将其纳入到政治体制建构的别样面貌。毛庆《宋代楚辞研究思想初探》将宋代楚辞研究思想归结为“寄托中领悟，拨正中创新，开辟心理路径”三点。他认为楚辞研究“寄托”传统的完全形成是在宋代。宋代楚辞研究者在纠正前人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认真严肃对待前人著作和研究成果，进行“校订、再训、深入”的工作。而宋代开辟的心理阐释研究路径,不仅对楚辞学术史有极大贡献，对“整个中国文学史甚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也作出了贡献。高邢生《论元代散曲对屈原的否定及其多层次原因》一文通过元散曲中以屈原为题材的40 余首作品的分析，认为元代散曲家对屈原的基本态度是否定的，焦点集中在“独清”“独醒”的用世态度和“沉江”的行为选择，其原因则有社会因素造成的隐逸心态、蒙古文化的英雄崇拜、词的文体分工，而在正统的诗歌作品中人们仍对屈原有较多歌颂。罗剑波《明代〈楚辞〉评点形态及其研究价值》认为产生于明代前中期评点大背景下的《楚辞》评点，其形态一开始就显得较为完备，具体到各时期，评点形式又有所增益取舍，没有形成统一规格。作者指出，万历之前《楚辞》评点的形体是“注”“评”“音”并存，天启以后“注”“评”间有了明确区分，其背后的原因则是刊刻者对评点的认识走向自觉和成熟。作者认为通过对明代《楚辞》评点形态进行研究，不仅可以理清其内在递延脉络，同时对于“刊刻者的文学评点观念”“时人的审美倾向及赏鉴标准”等也有新的认识。徐璐通过对清初遗民楚辞研究的分析，认为清初楚辞研究群体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其研究因时代文坛整体风尚而呈现出经世致用、寻求务实的特色。

本年度亦有多篇文章对姜亮夫、毛庆、黄灵庚等楚辞学人的楚辞研究成果和贡献进行整理总结。姜亮夫先生是现代重要楚辞研究专家。其《屈原赋校注》一书于1932年完成，1957年正式出版。孙进、江林昌梳理了从句法角度研究楚辞的进展及意义。文章认为通过对《楚辞》句法的研究及规律的总结既可判断前人注解之正误，推测词义之大概，又有助于认识作品主题，欣赏作品艺术价值，而“学术界系统地从语法角度分析研究楚辞，是由姜亮夫先生启其端”。王海远《20世纪七八十年代楚辞研究之新变——以姜亮夫先生〈楚辞今译讲录〉为例》，从楚辞研究的整体发展角度来观照姜亮夫楚辞研究。作者认为《楚辞今译讲录》是姜亮夫先生一生研究的总结，同时也是新时期用新方法研究《楚辞》的代表性著作。姜亮夫在书中提出了“综合研究”的观点，主要包括研究材料的综合、多学科的综合、对全书的综合，这种“综合研究”的方法具有正确性，是“研究方法多元化、综合化的重要标志”。力之《略论毛庆先生对当代屈原研究之贡献——以〈屈原与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 之前二章为中心》指出毛庆对当代屈原（屈骚）研究具有多方面贡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屈原与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关系、对屈骚艺术成就的探索研究。作者指出：“其研究标志着‘屈学’在新世纪向纵深发展与研究方向的某种意义上之转变。”杨新勋《楚辞研究的新收获——评黄灵庚〈楚辞与简帛文献〉》从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学术风格等三方面对黄灵庚《楚辞与简帛文献》的成就和特色进行了介绍，指出该书具有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传统与多视角结合、严谨扎实与大胆创新结合的特点，是“作者长期积累与勤奋思索，贯以精益求精之精神结出的硕果”，是楚辞研究的新收获。黄灵庚主编的《楚辞文献丛刊》于2014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全书共80 册，辑录《楚辞》重要版本两百余种。孙巧云《搜罗历代之珍版，汇萃各家之庋藏——评黄灵庚教授〈楚辞文献丛刊〉》指出该丛书收录完备，体例严明，既关注版本文献价值，也注重学术文献价值，范围广泛，涵盖了国内及海外的收藏及楚辞文献资料，是“一部详备而全面的楚辞文献集成”“一部直观的楚辞文献史”，体现了编者的学术思想和见解。

楚辞有着上千年的阅读史和研究史。方铭《怎样读〈楚辞〉》一文对楚辞的产生、风格特色以及研读《楚辞》的方法作了系统介绍。作者特别指出：“读《楚辞》，不仅仅是为了‘酌奇’与‘玩华’，更是为了学习屈原的道德境界和文化坚守。”徐志啸《如何认识和欣赏〈楚辞〉》一文分别对楚辞各篇目和研究史作了介绍，对于我们了解楚辞及以往的楚辞研究有一定作用。周建忠《关于楚辞研究的几点看法》重申了楚辞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并对研究方法、研究选题等多个方面都进行了论述。针对当今楚辞的跨学科研究已经进入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阶段这一情况，他指出我们必须遵循“适度性原则”，尽量避免任意性和过度诠释。

三

、楚辞外译及多学科视角下的楚辞研究

自19世纪《楚辞》译本在西方问世以来，在中西方译者的共同努力下，《楚辞》 的英译取得了丰硕成果。严晓江《〈楚辞〉英译的形与神——以许渊冲译本为例》《〈楚辞〉英译的隐美与秀美》《发愤抒情，以情译诗——杨宪益、戴乃迭〈楚辞选〉英译析评》三篇文章对杨宪益、戴乃迭、孙大雨、许渊冲、卓振英等翻译家的翻译观念、翻译技巧及特色进行了探究和介绍，综合评论各家成就。李红绿《〈楚辞〉原型意象英译策略研究——以许渊冲和卓振英译本为例》以韦努蒂的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为理论依据，通过抽样统计对比分析了许渊冲和卓振英两位译者对《楚辞》原型意象的翻译策略和方法。郭建勋、冯俊《〈离骚〉英译史视阈下的宇文所安译文初探》一文回顾了近两个世纪以来西方翻译《离骚》的历程，在《离骚》英译史的大背景下观照了霍克思、沃顿和宇文所安等三位具有很大影响的译者及其译著，阐释了宇文所安《离骚》翻译的理念与成就。

卓振英《典籍英译中的形制研究——以〈九歌〉为例》一文论证了“形制研究”作为典籍翻译实践研究工作在典籍翻译中的作用，指出典籍英译应反映典籍研究的最新成果。魏家海《〈九歌〉英译中的阐释行为与交往行为》一文通过对许渊冲和宇文所安在《九歌》翻译过程中的阐释行为和交往行为的考察比较，认为译者应“重视相关的注疏和研究新成果，避免过度阐释和翻译误读，把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有机结合起来，典籍的翻译行为要遵循交往行为的制约性和规范性”。张丽丽《文学经典的“引进来”与“走出去”——楚辞〈国殇〉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一文以阿瑟·韦利和杨宪益、戴乃迭英译《国殇》作为“译入”和“译出”翻译的例子，比较了其翻译目的、目标读者、翻译方法和文化策略等方面的差异，为构建“中国文化走出去”形势下理想的译者模式提供了启示。《韦利翻译诗学的现代转型——以〈九歌〉英译为例》从互文性理论视角，分析了韦利英译《九歌》互文性（节奏形式翻译的互文性、文化意象翻译的互文性）与汉诗英译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对于楚辞外译的影响作了考察。徐倩倩《〈楚辞〉中文化意象的英译对比研究》、雷玉洁《概念整合理论视角下〈楚辞〉中隐喻英译策略研究——以许渊冲译本为例》、孟雪《接受美学视角下〈楚辞〉许译本研究》等三篇硕博论文亦从多个角度对《楚辞》英译进行了研究。

以上研究包含了对以往楚辞英译的理论和成果的总结反思，对于翻译理论的建构、翻译的实践、楚辞外译和传播接受的考察具有积极意义。

出土楚辞类文献研究方面也有一些成果。李艳华《上博简〈李颂〉新读》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逐句对上博简（八）中的楚辞体作品《李颂》进行释读。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该文的中心思想是“借赞美木材的优秀品质，书写自己独立的人格魅力”。陈送文《据出土文献校读〈楚辞〉（六则）》一文，提出《楚辞》中的“邑邑”读为“喝喝”，拟声词，训为“风声”；“娭”读为“疑”，“南疑”指九疑山；“车”与“轸”同义换用，“朅”读为“匄”，训为“祈求”，与“愿”同义；“交”读为“敲”，训为“击打”；“西”读为“迅”，训为“疾速”。文章以郭店楚简、上博简出土文献为依据，并以传世文献作参照，在广泛征引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见。

取材于屈原诗作的绘画、影视等作品数量很多，是当今屈原作品传播的重要媒介。龚红林《屈原诗歌图绘传播的计量分析》一文对于屈原诗歌图绘的传播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分析了《四库全书》里自宋至清乾隆年间的画谱类、笔记类书籍及当代楚辞书目中所著录的屈原诗歌图绘。作者指出：屈原诗歌的图绘传播始于南朝宋，作者总数的突出增出是在明代；历代图绘最多的是《九歌》，传播最广的北宋李公麟《九歌图》、明末萧云从绘、清代门应兆补绘的《离骚全图》。刘伟生《影像屈原的建构与批评》一文以电影《屈原》、电视剧《屈原》、话剧《春秋魂》、湘剧《山鬼》等影响较大的当代戏剧影视作品为主要例证，参照相关资料，对影像屈原的建构和批评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文章为运用现代媒介来传承屈原精神提供了理论参考。

郭晓春《数字化出版与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一文认为科技发展使得传统出版的局限性日益凸显，而以纸质的书籍、期刊、报纸为主的传播方式限制了楚辞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对此，他认为应该“建立楚辞外文数据库、楚辞文化传播英文网站，制作与楚辞相关的音频、影像资料”，积极采用新的传播模式。

本年度楚辞信息科技研究成果以端木艺、涂中群、龚斌《领域语义词典与专题数据库——以楚辞语义词典为例》及周澍绮《基于GATE 的楚辞语义标注研究》《基于Kleinberg 算法的楚辞文献突发信息监测研究》为代表。作者围绕楚辞语料库的建设和文献数据分析等进行创新研究，为传统的楚辞研究提供方便。

熊良智《楚辞的叙述视角》一文注意到楚辞呈现出的多种多样的叙述视角。作者认为楚辞作者明确的身份、人生遭遇、历史处境提供了分辨作者、叙述者、人物视角的可能，展现了楚辞创作中直接的自身故事的叙述方式的特点。孔鹏音硕士论文《屈原〈九歌〉的叙事学研究》使用经典叙事学和诗歌叙事学理论对《九歌》进行叙事学分析。

四

、宋玉研究

宋玉是《楚辞》的重要作者，学界对他所做的研究也异彩纷呈。肖友芳、吴广平的论文《六经注我 新奇诡异——论王闿运对宋玉〈高唐赋〉的阐释》，从王闿运的生平志趣出发，认为其以《高唐赋》为载体，以纵横家的思维引申发挥，表明自己在政治、军事、外交上对时局的看法。这种“六经注我”的方式，使得王闿运注呈现出新奇诡异的特征。

毛庆《清代经学与宋玉研究》一文梳理分析了清代经学的三个主要流派（古文派、今文派、兼综派）宋玉研究之得失，认为应批判看待宋玉的经学研究路径，加强宋玉作品的艺术研究。何新文、张家国考察了20世纪以来文学史著中宋玉的书写，将其概括为“长期附论于屈原却又最终开始改变”的历史。“宋不如屈”的主观认识和对今传宋玉赋真实性的怀疑使得“宋玉”一般只作为“屈原”或“屈原与楚辞”专章中的一节来呈现，而“唐勒赋”残简的发现和整理使得这一现象有所改善。吴广平 《五十九部宋玉研究著述解题（上）》一文，以2015年4月前撰写出版的五十九部宋玉研究著述为研究对象，按辑注类、音义类、论评类、考证类、资料类、创作类等六类进行归纳介绍。该文主要介绍了《宋玉集》《宋大夫集》《宋玉文抄》18 种辑注类著作。

赵辉的 《宋玉赋与倡优话语体系及赋的创始》一文分析了宋玉赋、荀子赋在性质、目的、娱乐与讽谏方面的功能，讽喻、隐语、体物的言说方式以及韵散配合的语篇结构、语言形式等方面与先秦的倡优娱乐话语体系的一致性，认为“赋原本是宋玉等在先秦倡优话语的基础上，吸收‘语’体的语篇结构和纵横家文章的一些要素而形成的一种‘文’学体裁”，并将赋体放到历史的时空中去探寻它与倡优话语体系的关系。胡小林《论宋玉辞赋对先秦文学意象的重构》一文认为宋玉将先秦文学意象进行了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改造和重构，使政教意象故事化、人格意象具象化和情感意象精细化，促使文学与学术的逐步分离，弱化了辞赋的讽谏意义；同时，汉代以后的评论家从是否符合儒家学说的角度评价宋玉辞赋，凸显了宋玉及其辞赋政治地位的提升和影响范围的扩大。

贾学鸿的《〈九辩〉“兮”字内置句式与其文本特征》一文，详细区分了《九辩》32 例“兮”字内置句式的功能和意义，并对不同形态的“兮”字所承载的感情、反映出的创作主体与所用句式之间的对应关系作出了说明，如其指出“开头一段10 句，以非均衡对应结构为主，带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作者还进一步指出：“对《九辩》散文化程度及音乐性的考量，要深入准确，而不能以偏概全。”

黄震云的《高唐神女传说和宋玉作品辨伪》一文提出应当区分宋玉及宋玉之徒（皇甫谧语）的概念。他认为，刘向和王逸所述《招魂》与《九辩》为宋玉作品应该可信，但其他传世作品如《讽赋》《登徒子好色赋》《大言赋》《小言赋》《笛赋》《对楚王问》《高唐赋》《神女赋》《高唐对》《风赋》等多是模仿司马相如、傅咸、傅毅、曹植等人的作品，作者应是汉魏时期的“宋玉之徒”。因为他们在摆弄文辞方面成绩突出，风格与宋玉类似，故其作品被附会为宋玉作品。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黄权生的《〈高唐赋〉正文为巫山神女祭文考》一文对传统的浪漫主义解读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高唐赋》乃是楚国祭祀所用祭文，山水文学和“自荐枕席”的男欢女爱之情都是其表象。《高唐赋》的产生地点是楚国的神山（圣山）——巫山，正文描绘了整个祭祀过程，其目的是祈盼楚国国家兴旺、物种蕃茂。本文重视发掘《高唐赋》所载历史文化真相，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刘刚、王梦、关杰《宋玉遗迹传说田野调查报告（六下）——宋玉所赋“巫山”之地望调查报告》经过系列考察，认为宋玉赋所描写的巫山乃“今湖北省汉川市仙女山”。作者首先将实地考察与《高唐赋》记载进行比较，认为湖北汉川市仙女山“与宋玉《高唐赋》《神女赋》所描写的‘巫山’相契合”。接着从对宋赋神女的接受历程和接受程度进行分析，认为“汉川文化”在多个方面更胜一筹。

王祥《〈宋玉研究资料类编〉与宋玉研究——读刘刚教授主编〈宋玉研究资料类编〉》和亓晴《广博精专，缉熙于学——评〈宋玉研究资料类编〉》两篇论文对刘刚教授编写的《宋玉研究资料类编》作出评价，肯定了该书严谨踏实的编纂思路和资料丰富、内容翔实、体例科学、检索方便的工具书特点。王文同时指出了该书在志书著录、资料收录和校勘等方面存在可以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五

、重要学术会议

2015年围绕“屈原与楚辞”主要召开了三次重大学术会议：一是6月16日至18日在湖南汉寿举办的“湖南省屈原与楚辞文化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就屈宋故里及屈宋与地域文化研究、屈原思想与楚辞艺术、楚辞接受史、楚辞学史和楚辞文献学、屈原及楚辞的当代价值等几个核心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二是7月1日至3日在湖北黄石举办的“中国端午节俗与屈原文化学术研讨会”，与会160 余位专家学者围绕端午节俗的形成与流变、文化内涵和当代价值等展开深入探讨。三是7月25日至29日在江苏淮安举办的“2015年中国淮阴屈原及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六届年会”。方铭、周建忠、周秉高等在大会发言中回顾了中国屈原学会30年的发展历史和30年来取得的成就。本次会议共有来自海内外的147 位专家学者列席，围绕142 篇参会论文展开多方位的探讨。

六

、结语

2015年的屈原及楚辞研究，在屈原精神研究、楚辞影响研究、楚辞翻译研究、宋玉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楚辞的本体研究与新视角、新学科下的楚辞研究等方面值得进一步深入发掘与研究。

屈原及楚辞研究是一个续接传统，又不断创新的研究。屈原生平事迹的考察、楚辞作品的研究、屈原精神的挖掘，对于我们当下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意义。我们相信，随着学者队伍不断扩大，传统重要问题不断取得深入进展，研究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楚辞研究的角度日趋多样化，屈原研究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将取得长足进展，屈原文化和屈原精神必将发扬光大。（作者简介：方铭，男，甘肃庆阳人，北京语言大学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伊雯君，女，河南济源人，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研究生。）本文原载于《云梦学刊》2019年第03期

责编：谢君

中国屈原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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