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则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哲学的生态和谐。它要求帝王和大臣在行政实践中，遵守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从而能获得更多通彻的智慧。宋明理学把“天”解释为“理”的精神，“天人合一”也就是主观与客观、物与我的融合，是洋溢着生命哲学气息的精神同构。

从朴素的自然感悟开始，一点点升华为生态哲学的大智慧。这是理解“天人合一”第一种路径。正如同前文所述，中国古代思想是多义的，层次是立体的，“天人合一”还在另一个层面，也就是生态美学的维度上，打开了一扇绿色智慧之窗。

老子的《道德经》曾描绘了一幅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图景，在那理想国里，邻国相望，鸡犬相闻，人民安居乐业，充满了绿色田园的风情。道家说“道法自然”，道是最高的智慧，也是最本质的存在，但就是这连最高存在也需取法于自然。道家所说的自然，既包括自然界本身，也指向了审美化的自然理想。

《庄子》里说，世间有许多种声音，而最悦耳动听的，是“天籁”。天籁之音美在纯净，美在合乎自然，美在不掺杂任何人为的修饰，一句话，是绿色健康无污染的。

那么，要如何才能达到天籁般的纯美之境呢？

道家哲学认为，我们应净化自己的内心，保持如婴儿般的赤子之心，所谓“法贵天真”，所谓以朴为美，就是要以朴素的怀抱，去走进自然，感悟自然，拥抱自然，摆脱自然与人为的割宰，才能发现自然的审美意蕴。这就是美学境界层面上的天人合一了，这个境界，是玲珑透明而澄澈的，如羚羊挂角，不留痕迹，而又生气宛然。

道家的这种自然审美观，又间接影响了到了佛教哲学。禅宗是佛教本体化的结晶，禅宗的很多生态理念，就吸收了道家的精华。在禅宗那里，“天人合一”与佛学所说的圆融、华严的理想境界有很多相通之处，形象地说，也就是如天心月圆，华桂满枝的庄严与雍容。禅宗给出的修炼法门是“顿悟”。也就是拆除主体与客体、我与物之间的世俗藩篱，以心证自然，在缘起缘灭中，获得大的宁静与安详。

庄禅哲学里的生态美学思想，对中国的文化艺术发展影响很大。中国诗歌讲究“无我”的意境，中国绘画强调画家要澄怀味道，以临山水，中国书法里“人书俱老”的自然笔趣，还有中国园林艺术对清水芙蓉般自然设计美学的尊崇，都是生态美学的艺术余韵。唐代诗人王维有首小诗叫《辛夷坞》，全诗只有短短四句：“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诗里所写的是山涧中花开花落的普通场景，用词造句也颇为寻常。王维深受道家和佛教生态思想的影响，如果以生态美学的角度来解读这首诗，那就别有旨趣了。山涧里的花开花落，是自然的无常，一样如同人生际遇的流转一样，四行的短句外，其实还藏着一个未出场的“我”。当“我”以顿悟之心，凝视着花开花落的场景，思索着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也就从花落又花开的瞬间中，看到了存在的永恒，参悟到了自然的奥妙，一种淡泊、从容、物我相融的自然审美境界、天地哲学境界也就呼之欲出了。

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影响和活力是持久的，它并没有随着农业文明的远去而枯竭，相反，在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转型中，总是被频频提及和回望。我们知道，西方哲学是以主客两分为思想基础的，近代以来，西方哲学里的主体性有过分张扬的嫌疑，它总是强调人对自然的控制和政府，把自然工具化、理性化。这种思想对工业化转型起过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但从长远来看，流弊是相当明显的。而中国古代生态思想里的天人合一观，强调人和自然的伦理、审美关系，恰好可以作为西方近代哲学的一种补充，帮助其纠偏在生态自然领域的片面价值认知。

事实上，诞生于现代化后期的西方生态思想，很多的主张是与中国古典生态哲学同声相和的、同气相求的。李泽厚就曾分析说，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人化与“天人合一”观念有着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哲学观，是具有现代意义和价值的古老命题。而道家、禅宗思想对“天人合一”的生态美学阐释，更为今天的我们重新发现自然美、感受自然美打开了全新的空间，以审美的方式来缓和消解现代性内部存在的生态危机和矛盾，这也不正是西方生态美学一直遵循的思考路径吗？

中国的哲学不是故纸堆似的概念游戏，而是非常鲜活地关于人生和生命的学问，中国古典的生态思想也从来都不是束之高阁的干涩理论，它是有着生态实践意义的。像庄禅哲学指导下的生态艺术实践，还有追求朴素自然的生活方式实践，都是很接地气的。古人的身体力行，对我们今天的绿色发展也有鼓舞和激励作用。这几年相当流行极简主义生活方式，就是古代生态智慧指导当下绿色实践的生动案例。

有时候，我们甚至能从传统的生态思想中发掘出绿色产业、绿色经济的富矿，比如，将古典的生态美学注入休闲经济和绿色旅游的发展中，就能大大提升绿色健康产业的文化内涵和层次。而随着生态文明的进步，随着绿色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笔者相信，类似跨越古今、赋予古典生态思想以新生命的的“绿色创意思维”，将会变得更加丰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