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创新驱动等系列国家战略, 旅游业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的背景下, 旅游资源与国家战略的关系日益密切。新时代赋予了旅游资源科学新特征, 也带来其科学内涵和研究方向的新变化。加强旅游资源理论研究和应用创新, 对丰富旅游资源的科学内涵, 更好地发挥旅游资源效应, 助推系列国家战略的实施,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战略意义。

旅游资源在古代就被人们描述和记载, 如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的《导游手册》、13世纪意大利的《马可· 波罗游记》、中国春秋时代的《山海经》、战国时期的《尚书· 禹贡》、北魏的《水经注》、明代的《徐霞客游记》等, 均有大量的旅游资源记述[1]。二战以后, 随着世界经济和旅游需求的日益增长, 旅游资源逐渐成为地理和旅游等学科的重点研究领域[1]。国外旅游资源研究起步较早, 并在旅游吸引物理论[2, 3]、符号吸引理论[4]、真实性理论[5]等基础理论, 旅游资源视觉质量评价[6]、人类文化遗产价值评价[7, 8]、货币价值评价及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与旅行费用法（TCM）等评价方法[9, 10, 11, 12], 旅游资源非使用价值评估[13, 14, 15]、旅游资源产权[16]与遗产旅游资源管理[17]等方面, 产生了具有引领性的学术成果。国内旅游资源研究虽起步较晚, 但研究者甚多, 研究成果颇丰, 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旅游资源的概念与特性、旅游资源分类与评价、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旅游资源空间结构、旅游资源禀赋与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15, 18]。总体而言, 旅游资源研究领域不断拓宽, 研究内容日益丰富, 定量研究更加普遍, 应用导向比较突出, 并在近些年来呈现出与信息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19, 20, 21]、更加关注休闲资源与旅游体验[22, 23]研究等特征, 且有少数学者关注到国家战略背景下的旅游资源研究[24, 25, 26]。但仍以应用性评价研究居多, 理论创新相对不足, 研究视野不够开阔, 跨学科综合研究比较薄弱, 旅游资源理论相对滞后, 难以阐释复杂的旅游资源问题及其变化规律, 未能更好地适应旅游资源消费和产业发展需求。

新时代的旅游资源科学面临着许多有待破解的科学问题。应该如何实现旅游资源科学新的突破和发展?国家战略背景下旅游资源有怎样的科学内涵与时代特征?其发展方向和重点研究领域是什么?这些问题有待深入思考和探究。为此, 本文尝试对国家战略背景下旅游资源的理论内涵与科学问题进行探讨, 以期为旅游资源及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长期以来, 旅游资源一直作为旅游业的客体而被研究和开发利用, 其价值内涵和研究方法均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和认知水平。在新时代, 特别是系列国家战略的实施, 旅游资源科学面临新环境和新任务, 并在服务国家战略与旅游需求中得到了新的提升和发展, 呈现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征。

旅游资源科学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系列国家战略的实施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也对旅游资源科学带来了新机遇, 明确了新任务, 提出了新要求。无论是生态文明建设还是国土空间战略, 无论是文化强国建设还是创新驱动战略, 无论是新型城镇化建设还是乡村振兴战略, 无论是“ 一带一路” 倡议还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等, 均对旅游资源科学提出了大量的保护利用现实需求和有待破解的科学问题, 必须深化旅游资源研究, 创新旅游资源理论方法和应用体系, 为国家战略的实施和旅游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国家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绿水青山的发展需求, 形成了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新认知, 促进了生态旅游资源与环境研究领域的新拓展; 文化保护传承、文化强国建设和科技创新发展, 催生了文化、科技和信息旅游资源研究新领域;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旅游与相关产业融合的加深, 衍生了产业发展新形态和旅游资源新类型, 拓宽了旅游资源研究新范畴; 社会的发展变革及新的社会现象和吸引事物的不断涌现, 赋予了社会旅游资源及相关研究新内涵; 大众旅游与小康旅游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及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旅游消费需求, 引发了旅游资源需求与开发研究的新变化; 国家机构改革的深化及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的建立, 提出了旅游资源整合和融合发展新命题, 需要创新和重构旅游资源理论体系与应用领域。

科技进步对旅游资源科学带来了巨大变化。一方面,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5G、大数据、深度学习、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 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科学研究的思维观念[27], 在旅游资源的认知能力、时空格局、演化机制、数据资源和系统综合等方面形成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思路, 并在流动性思维下的旅游资源空间重构、互联网思维下的旅游资源要素重组、大数据思维下的旅游资源研究范式创新、综合性思维下的旅游资源系统建构等方面形成新突破。另一方面, 新技术带来旅游资源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新变化, 可有效改进旅游资源观测、调查与评价技术, 提升旅游调查评价的系统性与精准性, 并为旅游资源的数字化保护、传承、恢复与重构, 数字化监测与管理提供技术支撑。综合运用AR、VR、MR、5G和大数据等技术, 可丰富旅游资源利用形式和旅游体验, 提升旅游资源开发精准度和市场营销效果。利用新技术可更加系统性和综合性地开展旅游资源及相关研究, 提升描述旅游资源及其时空特征的能力和精度。

在旅游资源研究中, 新技术创造新数据, 新数据催生新方法, 新方法开辟新路径, 新路径带来新突破。传统的旅游资源研究以调查、记录、统计、评价和制图等研究方法为主。随着“ 3S” 技术、数理统计与建模、情景模拟与决策系统、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分析方法的应用和发展[28], 旅游资源研究方法产生了新变革。现代技术方法为深入开展旅游资源系统研究, 精细刻画旅游资源的时空特征、价值效应、变化过程与形成机制, 有效解决旅游资源和旅游发展面临的复杂问题, 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基础和重要的方法工具, 使得旅游资源研究从以定性分析为主走向定量表达, 从资源评价走向科学决策, 从现象描述走向机理解析, 从单一性研究走向综合性研究, 从而有效推动旅游资源科学的创新与发展。

旅游资源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旅游消费需求的变化, 特别是伴随着旅游市场的大众化、消费需求的多元化和个性化、投资开发的密集化、科技与社会资源的旅游化, 形成了新经济、新需求、新投资、新科技等新动力, 旅游资源不断推陈出新。新战略、新需求和新科技创造了旅游资源类型新格局, 赋予旅游资源新内涵和新价值; 旅游发展新地域、新业态和新活动带来旅游资源空间新格局, 形成资源分布格局新动态和空间结构新变化; 环境保护和转型发展新政策、新要求和新路径造就旅游资源利用新格局, 形成旅游资源保护利用新方式和新效应; 学科的新融合、新数据和新方法带来旅游资源学科新格局, 促进科学问题新发现和研究领域新拓展。因而, 应扎根于国家战略和旅游发展的重大需求, 综合考虑新的变化特征和动力因素, 构建旅游资源科学的全新格局。

在新时代的国家战略背景下, 随着旅游资源研究的深入, 其理论内涵不断丰富和拓展。

国内外学者对旅游资源的定义虽有不同, 但通常认为旅游资源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 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的各种事物和现象（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17）。其基本内涵是:（1）旅游资源的核心是吸引力[1]。旅游资源是具有吸引力的事物和因素（旅游吸引物）, 能对相应的人群产生定向吸引功能, 激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2）旅游资源具有多样性。既包括自然界天然形成的自然旅游资源, 又包括人类社会创造的人文旅游资源, 既有物质性旅游资源, 又有非物质性旅游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旅游成为常态化的生活方式, 社会旅游资源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类型。（3）旅游资源具有不可移动性[29]。旅游资源具有地域性特点和空间上的不可移动性, 虽然现代人造旅游资源可在异地复制, 但在本质上并未改变通过吸引游客在空间的流动而获得真实旅游经历与旅游体验的事实。当然, 现代交通的发展所引起的客流速度加快和流动范围扩大, 会导致旅游资源的空间组合发生较大的变化。（4）旅游资源具有可利用性。旅游资源必须能被旅游业开发利用, 能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产生相应的经济、社会或环境效应才能成为现实旅游资源, 否则只能是潜在旅游资源。（5）旅游资源具有可创新性[29]。旅游资源是不断发展的, 具有可创造、可转化、可拓展的开放属性。

2.2.1 旅游资源的基础理论与研究重点

目前, 旅游资源科学尚未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 其理论研究主要借鉴和融合生态学、地理学、美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 形成了由旅游吸引物理论、景观美学理论、景观生态学理论、旅游文化学理论、需求层次理论、旅游人类学理论、旅游体验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空间结构理论、旅游系统理论、旅游人地关系理论、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等构成的理论基础。通过对这些理论的进一步梳理, 本文从资源本底、资源利用、空间格局和系统协同层面, 对旅游资源理论基础和研究重点进行了归纳和表述（表1）。

2.2.2 旅游资源的理论核心

旅游资源相关理论的阐述和梳理, 为旅游资源研究内涵的不断深化奠定了基础。其中, 旅游吸引物理论是对旅游资源本质特征及其相关特性的科学表达; 旅游人地关系理论是建立在人地互动及其内在关联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理论。这两大理论构成了旅游资源的理论核心。

（1）旅游吸引物理论:如旅游资源的概念内涵所述, 吸引力是构成旅游资源的核心要素, 因而, 旅游吸引物理论是旅游资源的理论核心之一, 并可视为反映旅游资源本身属性的理论“ 内核” 。其理论内涵可归纳为:① 旅游吸引物是吸引游客离开惯常环境到异地开展旅游活动的各种事物和现象[2, 3]。② 旅游吸引物既具有吸引游客到访景点的客观属性, 又具有代表目的地社会形象、文化符号或被旅游地宣传形象表征的社会属性与象征属性。③ 旅游吸引物是基于开展旅游活动的本质要求, 由主客体之间互动和共同作用的结果, 通常具有吸引力的事物和现象, 如不能吸引游客离开惯常环境开展旅游活动, 则不构成旅游吸引物。④ 旅游吸引物是由旅游者、吸引物核心要素和标志物组成的系统, 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并促使其出游, 既要有核心吸引物要素, 又要有旅游标识物等媒介（包括游前所获信息的驱动型标识物、旅途所获信息的旅途标识物和目的地所获的信息目的地标识物）, 以激发游客的动机、获取旅游信息、计划旅游活动、丰富旅游体验、形成旅游形象和升华旅游意义（图1）[3]。⑤ 旅游吸引物的动态演化和不断发展的过程, 通过资源命名、界定范围、提升价值、宣传推广和社会认知, 增强旅游核心吸引力并促进旅游吸引物“ 神圣化” [4]。

（2）旅游人地关系理论:旅游资源是人类旅游活动的载体, 旅游发展的本质不仅要依托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产品, 满足人民旅游生活需求,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还要保证旅游开发、经营与消费行为不破坏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 不威胁资源环境和人类生产生活的可持续发展, 这就要求最大限度地协调好旅游人地关系, 因而旅游人地关系理论也是旅游资源核心理论之一, 并可视为反映旅游资源对外服务属性的理论“ 外核” 。依据吴传钧等[30, 31]、陆大道[32]提出和发展的人地关系理论, 黄震方等[33]从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角度, 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旅游人地关系的理论内涵。结合旅游资源科学特点, 可将其理论内涵归纳为:① 地表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形成了动态、复杂、开放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人类旅游活动和旅游资源环境组成的“ 人地旅游资源系统” 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旅游资源学是以“ 人地旅游资源系统” 为研究对象, 探究旅游资源的特征与保护利用, 揭示人类旅游活动与旅游资源相互关系并服务于旅游与经济社会发展及人类生活的一门学科。③ “ 人” 是旅游人地关系中的主体; “ 地” （旅游地资源与环境）是旅游人地关系中的客体, 是人类旅游活动的物质基础和空间场所; “ 人地关系” 是人类旅游活动与旅游地资源环境之间客观存在的依存共生关系、相互制约关系和因果作用关系[33]。④ 建立人类旅游活动与旅游地资源环境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是旅游资源理论的研究目标和基本宗旨, 必须坚持生态文明、协调共生、可持续（绿色）发展的思想, 加强“ 人地旅游资源系统” 优化调控, 不断化解人地关系对立矛盾, 建立健全人地系统耦合机制, 推动旅游资源永续利用、旅游人地关系协调共生、旅游资源环境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图2）。

2.2.3 新时代的旅游资源研究转型

新时代的旅游资源研究, 面临更加重大的国家战略需求和发展机遇, 迫切需要推动旅游资源研究转型和理论创新。必须运用新的旅游资源观、新的理论思维和新的技术方法, 推动旅游资源研究从传统资源研究向现代资源科学转变, 从单纯资源开发向资源综合利用转变, 从服务旅游产业向服务国家战略转变, 从单一的旅游功能向复合的社会经济功能转变, 从静态封闭的资源要素格局向动态开放的资源系统格局拓展。

在旅游资源研究中, 应着重推动三个转型:一是坚持需求导向, 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市场需求和旅游发展, 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链接, 更多地关注旅游资源与生态文明、文化强国、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健康中国等国家战略及“ 一带一路” 倡议等相关理论问题, 推动旅游资源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转型。二是充分考虑旅游资源与环境日益复杂化的特点, 更多地关注旅游资源范畴的动态性和开放性, 更多地关注旅游资源影响因素的多样性和作用机制的复杂性, 更多地关注旅游资源空间格局的系统性和差异性, 更多地关注旅游资源保护利用的持续性和功能效应的综合性, 推动旅游资源科学从要素研究向系统研究转型。三是充分考虑旅游资源理论认知的复杂性, 运用整体性的系统思维, 综合集成相关理论和技术方法, 尤其要重视新理论、新数据、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 更好地探究和深刻地理解旅游资源科学问题, 推动旅游资源理论认知和研究范式转型。

旅游资源不仅具有类型、数量、质量等自然属性, 而且具有可开发、可利用、可塑造等社会属性, 同时又具有赋存在一定地理区位和地理环境中的空间属性。国内外旅游资源研究主要涉及旅游资源概念与特性、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与管理、旅游资源空间结构、旅游资源影响与效应等方面[15, 18]。本文基于研究现状和学术脉络, 根据旅游资源的理论内涵、应用领域和发展需要, 从旅游资源要素维度、空间维度和开发维度, 构建旅游资源“ 三维一体” 的研究框架（图3）。

旅游资源要素维度聚焦旅游资源的本底价值, 主要对旅游资源的概念、属性、特征、价值、功能及旅游资源的形成机制等进行研究和阐释, 形成旅游资源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核心, 丰富旅游吸引物的理论内涵。旅游资源空间维度聚焦旅游资源的空间特性, 主要对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结构特征、演化过程、动力机制和空间效应等进行分析研究, 揭示旅游资源的地域特征和空间规律, 为旅游资源空间整合、区划规划和一体化发展奠定基础。旅游资源开发维度聚焦旅游资源的利用价值, 主要依据旅游资源禀赋和开发条件, 结合旅游需求及旅游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对旅游资源进行分类与评价, 开展旅游资源规划与保护、利用与创新、监督与管理、影响与效应研究, 注重旅游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 注重旅游资源与人类旅游活动的协调共生与可持续发展。需强调的是, 在“ 三维一体” 的旅游资源研究中, 需融通古今中外学术资源, 融合多学科的相关理论, 采用综合集成研究方法, 推动旅游资源科学理论创新, 为旅游资源保护利用和“ 人地旅游资源系统” 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应用模式。

旅游资源研究不仅是对旅游地理学理论体系的有效补充, 更是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议题。随着新时代国家战略的不断出台和大力实施, 为旅游资源研究提出了更为明确的目标和需求, 包涵着诸多有待深入探究的科学问题。

发展旅游业是践行“ 两山” 理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落实“ 美丽中国” 战略的客观选择和有效路径。在旅游资源研究中, 要重点关注以下科学问题:一是生态文明视域的旅游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问题, 如旅游资源调查评价的技术规范与大数据平台构建, 生态文明视域的旅游地人地耦合与旅游可持续利用模式, 国家公园与旅游资源环境保护体系重构, 旅游资源安全（或承载力）评价模型与应用, 生态资源（山地、森林、草原、湿地、河湖、海洋等）的自然资本评估（测度）与旅游开发模式, 旅游资源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与补偿机制, 旅游地生态系统服务模型与低碳旅游发展模式等, 有效防止过于偏重旅游资源开发及相关研究而偏离国家资源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方向。二是生态文明制度与旅游资源管理问题, 如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旅游实践与资源政策（或管理制度）创新, 国家公园体制与旅游地资源环境监测管理体系及预警模型, 国家公园旅游资源开发适宜性评价与利用模式, 国家公园的旅游社区参与机制（或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 旅游资源产权与人民福祉之间的关系机理, 旅游地生态文明教育与生态文化体系建构等。三是基于生态文明视角的旅游资源格局和效应问题, 如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的旅游景观生态格局及其演化过程与机制, 旅游地乡土— 生态空间演化格局和机制, 旅游碳排放的时空格局与减排机制, 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关系与协调机制, 旅游生态效率的理论模型与应用评价[34], 旅游资源集聚区的生态化转型与旅游效应评估, 旅游资源诅咒现象与绿色发展转型,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或生态旅游示范区）的旅游效率评价与优化路径等。

加强旅游文化资源研究, 对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推动文旅融合和产业创新发展, 丰富人民的文化旅游生活, 提升旅游核心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需重点关注的文化旅游资源科学问题有:（1）旅游文化资源保护和传承问题[35]。如旅游文化资源的地域特征与形成机理, 旅游文化资源价值维度与测度（评价）模型, 旅游文化资源的网络评价与价值测度, 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传统村落或文化基因等）本真性的生产过程与协商机制, 文化安全视角的旅游文化资源承载力评价与预警, 旅游文化“ 真实性” 保护模式与旅游者体验行为,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旅游文化保护模式, 伦理学视觉下的旅游文化保护与传承模式, 重点文化资源（如大运河文化、长城文化、长征红色文化、丝绸之路文化等）的保护利用模式与创新发展路径等。（2）旅游文化变迁与影响机制问题。如旅游文化的变迁过程、时空特征与动力机制, 城镇化（或旅游开发）对旅游文化的胁迫效应与影响机理[36], 旅游文化“ 真实性” 的感知差异与影响因素, 要素（旅游、交通等）流动对旅游文化的影响测度与机制分析, 旅游地文化记忆空间的演变与重构, 资本扩张和旅游发展对旅游文化的影响, 旅游文化空间性及其关联机制与交互作用, 旅游发展与文化演变的时空耦合及互动机制等。（3）旅游文化资源开发与建构问题。如旅游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路径, 旅游文化的活化机制与旅游体验感知效应, 旅游文化资源的恢复与重构, 旅游文化的传承机制与文化效应测度, 旅游文化的舞台化传承与旅游“ 真实性” 表达[36], 旅游景观（旅游地）的空间生产过程与机理, 旅游文化资源对文化自信建设的作用机制, 旅游文化自信的演化特征、影响机制与重建路径, 旅游资源对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身份认同、地方认同）的建构作用, 旅游地方依恋与文化资源的地方性建构等。（4）文化旅游产业与效应问题。如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过程、机制与模式, 文旅产业融合的路径选择与效应评估, 旅游文化资本价值实现模式与文化旅游业态重构, 优秀传统文化与生产生活的融合方式及居民福祉的实现机制, 保护性约束下的旅游文化资源效率评价与持续利用模式等。

国土空间战略是国家对国土空间开发与综合整治、资源与环境保护等作出的重大部署。在国土空间战略背景下, 旅游资源科学一方面要加强旅游资源空间格局及其演化研究, 如旅游资源的空间格局、演化过程与动力机制, 旅游地国土空间动态监测与旅游资源开发效应评估模型, 旅游资源（或旅游地社会文化）的空间组织与空间重构, 旅游资源的空间量化与可视化表达, 旅游资源的空间效应与响应机制, 文化旅游产业的空间格局与演化机制等。另一方面, 需加强国土空间战略（规划）与旅游资源关系及协调发展研究, 如国土空间战略背景下的旅游资源承载力及其开发适宜性评价（旅游“ 双评价” ）, 国土空间利用变化的旅游驱动机制与优化路径, 旅游地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理论认知与可持续利用模式, 旅游空间成长与土地利用模式创新, 旅游资源空间规划（区划）的理论模型及其国土空间规划的融合机制, 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效率评价与国土空间格局优化, 旅游地国土空间均衡与人文旅游活动的驱动机制, 旅游地国土空间治理与区域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等。

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 是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有效路径之一。旅游资源相关研究可重点关注以下科学问题:一是旅游资源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与协调机制。如新型城镇化对旅游资源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新型城镇化与旅游发展的时空耦合与互动机制, 新型城镇化与旅游发展的融合机制与协同模式, 未来社区建设及其与旅游发展的融合机制与路径等。二是旅游资源与新型城镇化的空间关系及优化。如旅游资源与旅游城镇化的空间关联与耦合机制, 城镇化进程中的旅游空间格局、演化过程与动力机制, 旅游特色小镇的分布演化与影响因素,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旅游流动特征与旅游空间结构优化等。三是旅游资源开发对城镇化发展的作用与效应。如旅游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与机制,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旅游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 空间正义视角的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与优化路径,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旅游资源开发中的社区参与和（自下而上的）实践模式创新, 旅游资源开发对城镇化的作用机制和效应（包括生态效应、经济效应、文化效应、社会效应, 其中社会效应包括人口效应、就业效应、脱贫致富效应或生计效应）等。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对切实解决“ 三农” 问题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实现“ 两个一百年” 的奋斗目标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应结合乡村产业振兴战略, 不断深化乡村旅游资源相关研究。主要科学问题包括:旅游地乡村振兴的理论内涵与逻辑机理、旅游导向的乡村振兴的模式、机制与路径[37], 旅游资源开发与乡村振兴的耦合模式与机制,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旅游产业体系构建与政策制度创新, 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机制及模式, 弹性（或韧性）视角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与地方性建构, 旅游地乡愁的时空特征及影响机理, 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民族村寨）文化空间（地方性）实践与重构, 流动性与乡村性对乡村旅游的影响过程及机理, 流动性视角的乡村旅游资源整合与空间优化, 乡村旅游地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宜居路径, 旅游导向的乡村治理体系重构与路径选择, 旅游发展与居民生计的时空关系及影响机制, 乡村旅游扶贫效应与农户生计变迁等。

“ 一带一路” 倡议是中国提出的全新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模式。该倡议为旅游资源研究提出了新命题。首先是“ 一带一路” 沿线旅游资源要素与格局研究。如“ 一带一路” 的旅游资源禀赋特征与空间格局, 丝绸之路文化内涵与地缘旅游格局重构, “ 一带一路” 的旅游资源的互补性与旅游产业链分工布局, “ 一带一路” 沿线城市旅游资源与入境旅游的时空关系及耦合机制等。其次是 “ 一带一路” 框架下的旅游资源整合与合作机制研究。如“ 一带一路” 旅游资源合作开发模式与协同机制, 丝绸之路旅游品牌资源整合与共享机制构建, “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城市）旅游的联系强度与合作格局, “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旅游的互动关系与合作网络解构, “ 一带一路” 背景下旅游空间优化与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等。再次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地缘政治关系与旅游服务贸易研究。如全球化时代旅游发展对地缘政治关系（或旅游外交）的影响过程与驱动机制, 包容性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旅游资源开发直接投资格局与模式, 全球— 地方互动对中国区域旅游资源开发的影响机制与产业重构模式, “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旅游服务贸易格局与优化调控等。

创新驱动是摆在国家发展全局核心位置的重大战略, 也是提高旅游资源利用效率、增强旅游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支撑。需围绕旅游资源政策与制度创新、旅游资源开发技术创新、旅游产品与旅游业态创新、旅游服务与资源管理创新、旅游资源保护利用方式与发展模式创新等方面, 不断深化旅游资源研究。应重点探究旅游创新驱动的战略内涵及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创新驱动战略对旅游资源经济影响及作用机制, 创新驱动战略与区域旅游资源创新体系建构, 创新驱动战略下旅游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效果评估与优化路径, 新时代的旅游业态融合创新与产业模式选择, 旅游文化遗产的空间数据挖掘与数字化传承, 旅游资源的数字化多维表达与开发技术创新, 旅游资源的数字重建与资源管理模式创新, 创新资源流动对区域旅游创新发展的影响, 中国旅游创新发展的空间分异、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等科学问题, 增强旅游资源科学的学术创新能力和创新实践效果。

健康中国战略对全面提升人民健康素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围绕健康中国的战略需求, 旅游资源研究需突出以下主要科学问题:一是康养旅游（或健康旅游, 下同）的内涵与资源评价研究。如康养旅游的理论内涵与发展路径, 康养旅游资源（山水、文化、森林、体育、中医药、饮食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开发潜力分析, 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康养旅游者需求（行为）特征与旅游资源适宜性评价等。 二是康养旅游的开发与空间布局研究。如康养旅游资源的地域特征与空间格局, 康养旅游资源整合开发模式与产品体系建构, 基于生命周期健康的康养旅游地的演化过程及成长模式, 康养旅游基地（康养旅游示范区、康养旅游特色小镇）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 旅游地（城市、乡村、旅游区、度假区等）健身休闲空间营造与布局优化, 康养旅游设施的空间布局与用地供需分析、康养旅游者的时空行为及其对旅游地的影响研究等。三是康养旅游产业发展与保障体系研究。如养生旅游产业融合（体旅融合、医养结合等）模式及实施路径,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康养旅游的政策创新与保障体系, 康养旅游示范区的运营效率与影响因素, 康养旅游服务资源的组织与管理机制, 智慧康养旅游服务模式及其大数据共享融合机制, 突发性重大疫情（如新冠肺炎等）对旅游业（或旅游者行为）的影响及响应机制研究等。

为实现国家强盛和地区繁荣, 我国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国家战略体系。除上述国家战略外, 为促进大河流域发展, 制定和实施了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为促进区域振兴和协调发展, 制定和实施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 为增强国家发展能力, 制定和实施了海洋强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交通强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等国家战略。旅游资源研究可结合这些国家战略和发展需要, 围绕旅游资源价值内涵与评价模型、旅游资源消费需求和开发潜力、旅游资源时空演化与作用机制、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旅游资源产业转化与效益（效率）测度、区域旅游资源对国家战略的影响（效应）与动力机制、旅游资源管理与政策制度等方面凝练科学问题, 融合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深化学术研究, 推动旅游资源科学的创新和发展。

（1）新时代的旅游资源科学面临新的形势要求, 也呈现新的时代特征。必须扎根于国家战略和旅游发展的重大需求, 充分考虑新战略、新需求、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动力因素, 树立新的旅游资源观。综合运用新的理论思维和技术方法, 推动旅游资源科学研究转型和创新发展, 实现从传统资源研究向现代资源科学转变, 从单纯资源开发向资源综合利用转变, 从服务旅游产业向服务国家战略转变, 从单一的旅游功能向复合的社会经济功能转变, 从静态封闭的资源要素格局向动态开放的资源系统格局拓展, 构建旅游资源科学的全新格局。

（2）旅游资源是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的各种事物和现象, 具有吸引性、多样性、不可移动性、可利用性和可创新性的特点。新时代的旅游资源研究应不断强化理论基础, 丰富理论内涵, 并可从资源本底、资源利用、空间格局和系统协同层面, 建立旅游资源的基础理论。旅游吸引物理论和旅游人地关系理论则是旅游资源理论的核心, 其中旅游吸引物理论是反映旅游资源本身属性的理论“ 内核” , 旅游人地关系理论是反映旅游资源对外服务属性的理论“ 外核” 。

（3）旅游资源研究可以从旅游资源要素维度、空间维度和开发维度构建“ 三维一体” 的研究框架。旅游资源要素维度聚焦旅游资源的本底价值, 主要对旅游资源的概念、属性、特征、价值、功能及旅游资源的形成机制等进行研究和阐释, 形成旅游资源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核心; 旅游资源空间维度聚焦旅游资源的空间特性, 主要对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结构特征、演化过程、动力机制和空间效应等进行分析研究, 揭示旅游资源的地域特征和空间规律; 旅游资源开发维度聚焦旅游资源的利用价值, 主要对旅游资源分类与评价、规划与保护、利用与创新、监督与管理、影响与效应进行研究, 推动旅游资源与人类旅游活动的协调共生与可持续发展。

（4）系列国家战略的实施为旅游资源研究提出了许多科学问题, 应坚持需求导向, 将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链接, 将知识创造到社会决策有效贯通[28]。重点围绕生态文明战略、文化强国战略、国土空间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 一带一路” 倡议、创新驱动战略、健康中国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海洋强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等国家战略, 凝练相关科学问题, 融合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深化学术研究, 推动旅游资源科学创新和学术水平提高, 增加学科知识溢出, 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人民生活需要和旅游产业发展。

国家战略是旅游资源研究的战略引领和需求源地, 旅游资源研究是助推国家战略实施的智力支撑和科技动力。随着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和旅游需求与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 旅游资源研究日益重要。未来的旅游资源科学研究, 与国家战略和消费需求的结合将更加紧密, 在生态旅游、文化旅游、旅游资源评价、旅游资源保护与利用、旅游资源空间结构等领域的研究将不断深化, 对区域旅游资源整合、新型旅游资源创新开发、信息化时代的旅游资源研究会更加关注, 旅游资源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不断加深, 综合集成研究方法和新技术方法在旅游资源学科的应用更加广泛, 并将在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的理论和方法, 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和提升旅游资源科学国际化水平的同时, 更加重视融通古今中外学术资源, 深入开展旅游资源研究的本土实践和学术探索, 推动旅游资源理论与应用创新, 构建中国特色的旅游资源科学体系, 系统实现旅游资源科学的服务价值, 进一步提高国际话语权和学术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