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文学批评家乔治·勃兰兑斯则写道：“现世的作家中列夫·托尔斯泰是第一位的。没有人能够像他一样让别人产生如此崇敬之情！我敢断言，除了他，没有第二人。”从上述二人的激烈反应可以看出，那时的托尔斯泰至少在欧洲无疑是具有极高声望的大作家。

42人支持但都忘了发起提名

1902年1月，就在首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后仅过了一个多月，42位瑞典著名作家、艺术家和评论家联名表示抗议，并给托尔斯泰写了一封公开信：“鉴于诺贝尔奖首次颁发的结果，我们，即在信末署名的瑞典作家、艺术家及评论家们，希望向您表达对您的崇敬之情。在我们看来，您不仅是当今文学的宗师泰斗，还是一位思想热烈、感情真挚的大诗人，因此在这样的场合理应首先被记起。虽然根据您个人的看法您从来都不热衷于获得该奖，但我们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有必要向您致敬。我们认为，基于现有的人员组成，负责颁发该文学奖项的机构既不能代表作家和艺术家的意见，也无法代表社会舆论。”

为什么拥有如此众多支持者的托尔斯泰却在1901年都未获得提名呢？上述42人中有许多人是拥有提名权的，不过大家也许都忽略了这一细节，没有一人主动发起提名。比如奥斯卡·莱韦尔廷教授就承认，他原以为“托尔斯泰获得提名是自然而然的事”。

面对如此热情的支持者们，托尔斯泰无法继续保持沉默。他于2月4日（俄历1月22日）给上述42人写了封回信：“尊敬的同行们！我非常满意诺贝尔奖没有授予我。首先，这为我省去了如何处置这笔钱的麻烦。在我看来，和所有的钱财一样，这笔奖金只会给人带来坏处。其次，受到如此众多虽陌生却令我十分敬重的人士的同情，我感到异常高兴。亲爱的同行们，请接受我对大家衷心的感谢和最美好的祝愿。”

仅从这封信中很难看出托尔斯泰有任何表示拒绝诺奖的决心。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封信的前半部分内容有贬低诺奖之嫌，而且“事先拒绝一份尚未颁发的荣誉，这明显刺激到了瑞典学院，也导致了他们用多疑和害怕的眼光来看待作家的许多作品”，从而给托尔斯泰未来的诺奖之路蒙上了一层阴影。

报告指其无政府主义评委会连续5年拒授

然而，首次颁奖引起的巨大社会反响使得瑞典学院再想绕过托尔斯泰已无可能。

次年，托尔斯泰成为34名候选人之一，并且从1902年至1906年连续5年都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不过每次都与诺奖失之交臂。

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委托阿尔弗雷德·延森对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写评语。延森是一名瑞典斯拉夫学专家，对托尔斯泰的后期创作十分否定。他在评语中写道：“可以把托尔斯泰称作俄罗斯伟大的良心，但却不能把他称为该国伟大的心灵，更不能称为该国未来的伟大思想。”依据这一评语，评审委员会也做了一份报告。

报告虽然强调指出，托尔斯泰是散文创作的艺术大师，在世界文学中占有很高的地位。报告也肯定了《安娜·卡列尼娜》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是一部充满“深刻伦理观”的作品。带有“道德愤慨”的《复活》也属于这些杰作之列。由于这些不朽的作品，人们本来“相对比较容易授予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文学比赛的桂冠”。然而，他的作品中表现了“宿命论的特征”、“夸大机遇而贬低个人主动精神的意义”，有着“可怕的自然主义白描式的《黑暗的势力》和有着‘消极禁欲主义’的《克莱采奏鸣曲》使他一落千丈。”特别是他对国家和圣经的批评：“他不承认国家有惩罚权力，甚至不承认国家本身，宣扬一种理论无政府主义；他以一种半理性主义、半神秘的精神肆无忌惮地篡改《新约》，尽管他对《圣经》极为无知；他还认真地宣称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没有自卫和防护的权力。”

此后托尔斯泰的几次提名也几乎以同样的理由被否决。这份报告基本为托尔斯泰的诺奖命运盖棺定论，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门从此对托尔斯泰永远关闭。

俄科学院曾提交申请却超过了最后期限

由此便自然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瑞典学院对托尔斯泰文学创作的评价与普通大众的观点完全相左？

埃斯普马克的《诺贝奖文学奖内幕》一书对于该问题的解答大有裨益。他将维尔森任评审委员会常任主席期间的历史（1901年至1912年）称为维尔森时代。他认为，该时代的特点就是评选标准紧紧围绕诺贝尔遗嘱中的“理想倾向”，并将之概括为“高尚、纯洁的理想”。该标准反映在1905年诺奖委员会结论性报告里：“即使对托尔斯泰很多作品很崇拜的人，也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样一位作家身上怎么能体现出纯洁的理想。他的最伟大的作品《战争与和平》中认为盲目的机遇在世界重大历史事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在《克莱采奏鸣曲》中，他谴责真正夫妻间的亲密关系；他在不少作品中不仅否定宗教，而且否定国家，甚至否定所有权，而他自己却一贯享有这种权利，以及反对人民和个人有权自卫和防护。”

这样一来，托尔斯泰一直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的根本原因即在于诺奖评选初期所坚守的一套评选标准。该标准以十九世纪早期的理想主义和更早的古典主义美学为参照，因此“基督教文化背景，以及由他衍生的国家观念、家庭观念、道德观念、爱上帝和有神论观点是获奖的必需因素，康德、谢林、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美学和歌德式的讲究高尚、理性、均衡、和谐与适度的形式构成了评奖标准的文学理论基础”。

相对于一直孜孜不倦的法国人哈勒威（他在1902-1906年间连续提名托尔斯泰）来说，作家的祖国俄罗斯行动上迟缓了许多。仅有的一次提名发生在1906年，俄罗斯科学院终于决定提名托尔斯泰角逐诺贝尔文学奖。在提交给瑞典学院的申请表中俄罗斯院士科尼、阿尔谢尼耶夫和孔达科夫对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以及《复活》给与了高度评价。戏剧性的是，这份提名到达瑞典时已过了规定的最后期限。

评选会与诺贝尔本人观点背道而驰误判留憾事

当托尔斯泰得知自己再次被提名且“有可能获奖”后，他立马给芬兰作家、翻译过自己作品的阿·埃尔涅菲尔特写了封信：“我有件急事求您……首先，别让人知道我给您写过信。我的请求是：比留科夫（托尔斯泰的好友兼信徒）告诉我……有可能授予我诺贝尔奖。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将为拒绝接受而感到很不愉快。因此，我恳请您，要是您-如我所想的那样-与瑞典方面有什么关系，尽量促使诺贝尔奖不要授予我。可能，您认识委员会的成员，或者您能给主席写信，请求他不要宣布此事，不要做这件事。但我不便预先拒绝他们可能不打算授予我的东西，因此请您竭尽全力，促成他们别把奖授予我，以免会因为我的拒绝而将我置于不快的处境。”

《俄罗斯文艺》的报道指出，正是这封信让许多人认为，是托尔斯泰主动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如前文所述，这并不是托尔斯泰最终未获奖的决定性因素。该信写于1906年10月8日（俄历9月25日），此后便发往芬兰，再转到瑞典。按照当时的邮政投递速度，最早也要到10月中下旬才能达到瑞典。而根据惯例，诺奖一般在10月21日（即诺贝尔诞辰日）前揭晓。因此，就算瑞典方面能赶在该日期之前收到此信恐怕也不会对评奖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那时人选应该早已确定，想更改时间也不允许。

事实上，托尔斯泰本人也预感到“他们可能不打算授予”他诺贝奖。的确，如用维尔森标准来衡量，托尔斯泰和其同时代的大作家易卜生、斯特林堡等人一样都是危险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当时的社会影响力不但算不上是“理想的”，而且更是消极的、有害的。

退一步说，诺奖委员会应该不会仅仅因为某位候选人事先表明拒绝奖项就会另择他人。事实上，1964年法国文学家萨特就公开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当年的奖项还是照样颁发给他。此事虽然发生在托尔斯泰逝世之后半个多世纪，但至少能够表明在诺奖问题上个人的感情因素绝对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此，托尔斯泰未能获奖系诺委会炒作一说也难以成立。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和外界人士对于遗嘱中“理想倾向”含义的不同解读造成了他们对托尔斯泰创作的不同态度，这就必然会给诺奖的评判带来一定的风险。可以说在维尔森时代所采取的忠于王位、祭坛和现存社会秩序的做法实际上与诺贝尔本人的观点背道而驰。结果造成了从托尔斯泰开始一系列候选人在该标准的衡量下多次遭到否决的“误判”，这不能不说是诺贝尔奖历史上的一大憾事。

除了未获诺贝尔文学奖外，托尔斯泰和诺贝尔和平奖失之交臂的背后也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有研究者在位于挪威首都奥斯陆的诺贝尔学院档案馆中找到了托尔斯泰曾三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相关资料。不过，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对待托尔斯泰的态度一直都非常谨慎，这其中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谁有资格获和平奖？他有话说

诺贝尔本人生前共立过三份遗嘱，最后一次是1895年11月，即他去世前一年，这份遗嘱于1897年初在瑞典公布于众。虽然此时诺贝尔奖（包括和平奖在内）尚处在最初的酝酿阶段，不过关于诺贝尔遗嘱的讨论在国际社会范围内已经展开。

托尔斯泰与高尔基

北京《俄罗斯文艺》报道，托尔斯泰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这次的讨论。1897年10月，他给斯德哥尔摩日报社编辑写了一封信，信中首先指出执行诺贝尔遗嘱中有关和平奖的标准有很大的难度：“我认为，诺贝尔遗嘱中提出的为和平事业做出最大贡献的条件执行起来异常困难。那些真正为和平事业服务的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是在侍奉上帝。所以他们不需要也不会接受金钱的奖励。”

接着他建议应该把奖金转赠给被流放至高加索的俄国反仪式派教徒（духоборы）家庭，并认为只有他们才是最有资格、也是最需要得到这份物质奖励的群体：“但我认为，如果把钱转赠给那些为和平事业作出贡献的穷困潦倒的家庭，遗嘱中所表达的条件就完全能够满足。我指的是高加索的反仪式派教徒。当今没有人比这些人更实在更有力地持续为和平事业作贡献。他们为和平事业所做出的是：整整超过一万的人，他们坚信作为基督徒就不应当去杀人，便毅然拒绝服兵役……因此被关了禁闭（这是一种最可怕的惩罚的方式之一）……他们的家人从居住地被流放到鞑靼人和格鲁吉亚人的村落，那里他们既没有土地，也没有赖以生存的工作。”

信的最后，托尔斯泰再次强烈呼吁把诺贝尔和平奖奖金用于支持这些家庭：“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没人比他们为和平的事业作出了更大的贡献。他们的家人此刻的凄惨处境……使我们相信，把诺贝尔遗赠给那些为和平事业作出最大贡献者的钱授予他们，是最公正不过的了。”这封信于该年10月份被翻译成瑞典文在该国各大报纸刊登。

另一个原因可能与一则英文报道有关。托尔斯泰作品的英文译者埃尔莫·默德（AylmerMaude）在一家英国报纸上读到这样的内容：“有人对本报说，托尔斯泰公爵对他讲，每天他拿起早报时都会希望读到布尔人把英国人痛揍一顿的消息。”

据默德所说，这则报道在英国被各大报纸转载，闹得沸沸扬扬。他不相信托尔斯泰会说这样的话，因此，他将该报道内容剪下来寄给了托尔斯泰，并建议他写点东西反驳。

随后，托尔斯泰在1900年2月9日（俄历1月27日）给默德的回信中对此事作了这样的回应：“当然，我没有过那种话，我也不会这样说。事情是这样的，一位报社记者拿了一本自称是自己写的书来给我看。当他问我对战争的看法时，我是这样回答他的：当我猛然发现自己在生病期间曾希望在报纸上看到布尔人胜利的消息时，我自己都感到后怕；同时我又很高兴有机会在给沃尔康斯基的信中表达我对战争的真实态度。那就是任何军事胜利我都不支持，……我只支持那些消灭战争根源的人。这些根源有来自黄金、财富、军功的诱惑和一切恶的最主要根源--来自爱国主义和为兄弟间残杀辩护的虚假宗教的诱惑。”

默德将这封回信翻译成英文后收入其1901年出版的专著《托尔斯泰问题》。

挪威专家：他的哲学思想肤浅、不成体系

就影响力而言，上述两件事诺贝尔奖委员会应该都是知情的。它们必然会影响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对托尔斯泰的考量，加上瑞典学院“理想倾向”标准的制约，因此挪威方面对托尔斯泰作为和平奖候选人表现得一直都不热衷。

然而，在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之外支持托尔斯泰获奖的人大有人在。其中，最热心的支持者当数挪威犹太人记者米·列文。他是个俄裔，曾多次指责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不该忽视托尔斯泰这样一位“比任何诺奖候选人都更加热爱和平”的人士。

列文的努力没有白费。1909年1月底，知名的反战主义者尼古拉·索伦森找到他，除了向他转达时任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挪威前首相约尔根·勒夫兰的问候外，还提到托尔斯泰之所以一直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因为“从未被提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理由不过是其客套的托辞罢了。

列文迅速与挪威议员阿·埃里克森取得联系。后者与其他三位议员一起向挪威诺委会发去了一封推荐信：

尊敬的诺贝尔奖委员会！

谨以此信联名推荐列夫·托尔斯泰为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他是位伟大的天才，不仅他的朋友们，甚至连整个文明世界的反对者们都对他无比景仰。他比任何人都更加热心于和平事业，强烈希望消除各国人民的战争情绪。他在对待日俄战争问题上的英勇表现对所有真正爱好和平和维护人道主义精神的人士来说是难以磨灭的功绩。（克里斯蒂安尼亚，1909年2月1日）

由于这封信的签名者都是挪威的政要，挪威诺委会决定首先向专家征求意见。

这项任务委派给挪威外交部档案馆馆长卡尔·哈默，他写了一份关于托尔斯泰的长篇报告。报告中他承认托尔斯泰是个“文学天才”。但作家肤浅的、不成体系的哲学思想表明他是一个不求甚解的人。虽然，托尔斯泰唤醒了人们心中的真理，但他认为，这还不足以成为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理由。

他的私信：我要把奖金送给反仪式派教徒

1910年2月，列文前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亲自拜访了托尔斯泰。

关于这次见面，列文后来写道：“托尔斯泰对于被认为不配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一事一点儿也没感到奇怪和愤怒。不过，他强烈不满对他与无政府主义者们来往的指责。他给我们看了两封无政府主义者的来信，信中骂他宣扬忍耐，对敌人表示宽恕，从不使用愚蠢的暴力。”

与此同时，托尔斯泰的另一位支持者赫·科林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致信给挪威诺委会，并希望能够对其决策施加影响。

赫·科林写道：“人们不禁要问，为何这位宣扬和平的俄国人迄今为止都没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答案是显然的：他是个狂热的反战主义者。而这在我们国家是不受欢迎的。实际上，托尔斯泰和第一批基督徒以及基督教的创始人一样是以一种虚无主义者的态度坚决反对以暴力抗恶的。就连基督本人在今天恐怕也得不到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也曾宣扬不要反抗不公正行为。”

不过托尔斯泰本人对于提名诺贝尔和平奖一事并不赞成，这与对待文学奖提名的态度是一致的。

1910年10月7日（俄历9月24日）托尔斯泰在给列文的回信中再度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我没打算把并未得到的奖金送给那些反仪式派教徒们，但我请求过不要授予我奖金，以免让我陷入难堪的境地。因为我会拒绝领奖，而这一举动可能会引起我的继承人们的不快。我拒绝是因为坚信金钱的绝对害处。”

实际上，托尔斯泰被授予该奖项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无论是他创作中体现的思想，还是他的一些做法都似乎与诺贝尔奖委员会针锋相对。这就让本来对托尔斯泰就持有谨慎态度的诺奖委员会更加坚定了不授予他诺奖的决心。

对此，赫·科林不无嘲讽地感叹道：“他是个过于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因此无法获得专门颁发给有理想主义倾向作家的奖项！他是个过于伟大的和平使者，因此无法获得和平奖。或许，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如此伟大的人物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对我们缺乏这样的勇气而感到遗憾。”

身影仍现诺奖历史评委会有意为其平反？

1910年10月底托尔斯泰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秘密出走，11月初在一个叫阿斯塔波沃的小车站与世长辞。

在得知托尔斯泰的死讯之后，约尔根·勒夫兰给作家的妻子发了一封唁电：“挪威诺贝尔学院谨向您表达我们真挚的同情，我们与您一起承担这个不仅是俄罗斯民众的，也是整个文明世界的巨大损失。”

与多次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样，托尔斯泰不止一次地无缘诺贝尔和平奖的事实再次表明，作家始终未能获得诺贝尔奖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当时诺奖委员会所一贯秉持的评选标准，“主动拒绝说”和“炒作说”均是难以站住脚的。

托尔斯泰与诺贝尔奖的关系随着前者的逝世而告终结。但有意思的是，在此后的诺奖历史上仍出现过托尔斯泰的身影。

1929年托马斯·曼因早在20多年前就发表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而获得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的哈尔斯特罗姆在报告中肯定这部小说是“资产阶级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一部杰作”，甚至可以说是“当代所有长篇小说创作中的顶峰”。接着，他以托尔斯泰的创作为评价尺度来衡量该作品的价值，称它“接近于托尔斯泰的古典现实主义”。另外，1933年瑞典出版的权威百科辞典《北欧家庭书》（NordiskFamiljebok）中托尔斯泰词条的作者对丹麦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延森关于托尔斯泰的评论提出批评，认为延森的评论是对作家创作及个性的“既不全面，也无根据的审视”。

上述举动是否可以视为诺奖委员会成员和评论家们有意在给曾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托尔斯泰“平反”，不得而知。

来源：俄罗斯龙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