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更倾向于支持那些擅长好莱坞大片风格的导演，比如奥斯卡金像奖得主谢尔盖·邦达尔丘克。叶尔马什还任命邦达尔丘克担任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以确保塔可夫斯基的《乡愁》同金棕榈奖无缘。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乡愁》(1983)

对于塔可夫斯基来说，就像他在1983年9月16日给父亲的信中写的那样，这无疑是他“最不能接受的”。于是，他不得不开始了在巴黎的流亡生涯。1986年12月29日，塔可夫斯基因癌症在巴黎去世。就在他去世的第二天，因为国家改革，叶尔马什被降职并被迫提前退休。

遗憾的是，塔可夫斯基未能在生前得知苏联观众终于可以在电影院欣赏他的作品的消息。但其实，即便是风向变换，塔可夫斯基对这种改变也始终持质疑态度。他并不喜欢自己和他的作品被捧上神坛，但他也很清楚，这些都不是自己能够改变的。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在《牺牲》 Offret (1986)片场

塔可夫斯基去世之后，苏联政府授予了他列宁勋章，甚至恢复了他的半官方职务，而苏联电影界对他的评价，也由原先的羞辱和排斥，瞬间转为浮夸的奉承。偶像式的崇拜和对苏联流亡艺术家身份的好奇，分散了人们对作品本身的关注。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趋势。人们开始将塔可夫斯基奉为神一般的存在，对其电影中朦胧的诗意、宛如梦境的雾景和雨景以及史诗般的配乐如痴如醉。

之后的25年，人们对塔可夫斯基的兴趣有增无减。影迷们不断从他的作品中解读出新的元素。无论是电影学者、神学家、哲学家还是心理学家，他们都能将塔可夫斯基的作品同自己的专业领域相结合，并为此展开热烈的讨论。

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鼓励了来自不同国家，拥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电影人。在英格玛·伯格曼看来，塔可夫斯基在电影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因为他“把生命像倒影、像梦境一般捕捉下来”。

伯格曼是塔可夫斯基在电影学院读书时的偶像。此外，罗伯特·布列松、路易斯·布努埃尔、黑泽明和亚历山大·杜甫仁科的作品也都让塔可夫斯基迷醉。

塔可夫斯基的艺术风格也影响了一大批导演，比如西奥·安哲罗普洛斯、沟口健二、侯孝贤、蔡明亮、福瑞德·科勒曼和来自伊朗的帕纳巴克霍达·礼萨伊。除了这些捕捉灵魂的导演以外，匈牙利不可知论者贝拉·塔尔也是塔可夫斯基的追随者。他的两部代表作，《诅咒》（1988）和《撒旦探戈》（1994），通过冷雨和浓雾的画面，凝视那些生活在无边无际孤独中的绝望人群——人类裸露的灵魂之下，拥有的只是存在主义的虚无，而非希望。

贝拉·塔尔《撒旦探戈》 (1994)

俄罗斯当代著名导演亚历山大·索科洛夫一度否认师从塔可夫斯基，虽然在流亡期间，塔可夫斯基曾帮助索科洛夫拿到助学金。但不可否认，在索科洛夫早期的作品——比如处女作《孤独人类之声》（1987）中，塔可夫斯基的影响显而易见。

亚历山大·索科洛夫《孤独人类之声》 (1987)

塔可夫斯基对这部作品评价极高，虽然认为其剪辑手法还有待改进。除此以外，还有很多作品都能看到塔可夫斯基的影子，比如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思考为主题的作品《沉寂的往事》（1994），以及那些类似《东方挽歌》（1996）一样的深度纪录片。这些作品都以电影为媒介，生动地表现了对现实的超越、不同世界的交织转化以及对家园和异乡的反思。

亚历山大·索科洛夫《沉寂的往事》 (1994)

塔可夫斯基希望自己的电影可以有多重寓意。在最后一次采访中，他曾明确说过，非常欢迎观众对《牺牲》的争议。他对符合大众标准、主旨明确的电影毫无兴趣。相反，他更愿意看到观众将电影中模糊、梦境般的影像同他们自身的梦想和创伤关联起来。他希望自己的电影能说出人们潜意识中的秘密——那里有太多的矛盾，因此解读也必须是开放性的。这种特征吸引了众多有着其他文化、宗教和哲学背景的导演。他们为此而着迷。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牺牲》 Offret (1986)

从索科洛夫发表的有关塔可夫斯基的文字以及所拍摄的电影中，人们可以看到他对于塔可夫斯基理性的欣赏。在索科洛夫看来，塔可夫斯基既不是万众敬仰的神，也不是天才革命者。他只是一个被赋予了悲剧命运的俄罗斯人，偶尔还有点浮夸和自恋。

在21岁的时候，塔可夫斯基就已经因为古怪的穿着和张扬的嬉皮士风格同主流格格不入。他喜欢爵士乐，对当时莫斯科的亚文化着迷。1953年，也就是斯大林去世的那一年，塔可夫斯基放弃了阿拉伯语的学习，加入了地质探险队，沿着图鲁汉斯克东部（当年斯大林的流放地）的库列伊卡河寻找黄金和钻石。考察结束后，塔可夫斯基不仅带回了石头样本，还带回了自己对西伯利亚风景的素描。直到现在，这些成果都还保留在莫斯科一家研究所的档案室中。他在电影学校的作品之一《专注》，就是对这次探险活动的生动记录。

原标题：《一生只拍7部电影，然后成为不朽》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