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自汉代开始，人们已经意识到高原（山）反应的存在，但是对其发病原因的认识始终没有突破“瘴气说”的局限，故而缺乏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手段。世居低海拔民族来到高海拔地带时，往往受到高原（山）反应困扰，有时又因为无意中创造出一个较长适应期而免除其厄，这一点在战争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文章通过对北魏与吐谷浑的战争、隋炀帝西巡途中的大斗拔谷事件、高仙芝远征小勃律等史事的研究得出结论：高原（山）反应时这些历史事件的影响不可忽视；举一反三，在研究低海拔民族与高海拔民族关系时，自然因素时人本身的影响必须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纳入研究者的视野。

　　［关键词］青藏—帕米尔高原；高原（山）反应；北魏与吐谷浑战争；大斗拔谷事件；高仙芝远征

　　［中国图书分类号］R291．4：K［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003-（2005）-01-01-09

　　在远古的新生代喜马拉雅运动中，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的俯冲运动造就了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这两块平均海拔4000米左右的高原号称“世界屋脊”，绵亘在中国的西部和西南部，那独特的地形，不仅是自然界的奇观，同时也是影响中国乃至亚洲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例如青藏高原作为我国的第一台地，不但孕育了黄河、长江，并且直接决定了它们的流向，这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是毋庸赘言的。另外，高原对于印度洋暖湿气流的阻挡，直接影响我国西部气候，这不能不说是决定中国乃至人类历史发展走向的又一重大因素。有关高原的话题也许会让学者穷经皓首而不能备述，更不用说本文这小小的篇幅了。在这里，笔者准备以一个高原独有的生理现象——高原（山）反应为视角，分析在古人有限的认知能力作用之下，高原环境对南北朝、隋唐若干史事的影响。

　　笔者曾经就高原（山）反应与高原人特有体质对唐朝与吐蕃战争的影响进行过专门论述。①该文认为，在高原（山）反应作用下，唐朝军队在青藏高原上的战斗力受到削弱，其在大非川和青海湖两次大规模战役中的惨败都与此相关，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唐朝从高宗时期一育到玄宗天宝十二载（753年）如此长的一个时段内在高原上的战略守势。唐军一般来讲只能据守赤岭（日月山）以东的河湟谷地（因为这里的海拔是青藏高原上最低的，平均大约有2300米），而无力威胁吐蕃腹地。吐蕃受到了高原环境的保护。

　　但是，高原（山）反应对历史的影响并不止此而已，本文将截取南北朝—隋唐时段，探讨几件与此相关的重要历史事件，庶几能有所拓展与深入。尽管有些问题由于资料所限并不能揭示其全部，但是至少可以为学界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一　古人对高原（山）反应的各种认识

　　我们应该首先来看一看古人是怎么认识高原（山）反应的。高原（山）反应指人在高海拔地带由于低压、低氧引起的病态（例如眩晕、气喘、恶心、疲乏）和疾病（例如心脏病、肺水肿、昏迷、红细胞增多症、血压异常症等）。我国至少从汉代开始就有了相关的记载，《汉书》卷96《西域上·罽宾》：“（赴罽宾国）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大小头痛山在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西南，②《汉书》所记载的病征是典型的高山病病征。不过，《汉书》的记载还仅仅是一种表象的描述，后世则对高山（原）反应发病原因进行过各式解释。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中毒说　《通典》卷193《边防典九》“渴槃陀国”条引宋膺《异物志》：“大头痛、小头痛山，皆在渠搜之东，疏勒之西。经之者身热头痛，夏不可行，行则致死。唯冬可行，尚呕吐，山有毒药气之所为也。”前文已经说过，大小头痛山上的症状是高山反应，这里却被当作“毒药气”。《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卷上：“泥波罗（今尼泊尔王国）既有毒药，所以到彼多亡。”③日本足立喜六氏认为这是因为高山地区气压低，有毒矿物、毒瓦斯害人。④季羡林先生看来对此是不以为然的，但是也只是说“毒药指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不清楚”。⑤笔者认为这是指高山病。首先，我们必须指出足立喜六之说难以成立，如果真的有什么毒矿物质散布、毒瓦斯弥漫，那么本地人也要受其戕害，泥波罗恐怕早已国非其国了，为什么义净要强调“到彼多亡”呢？只有把这解释成高山病才能讲得通。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海拔很高，肯定经常有外来者因高山病死亡。又，吐蕃人也把高山反应当作中毒，11世纪波斯文作家加尔迪齐（Gardizi）《记述的装饰》中记载了西域前往吐蕃的道路，其中写到：“说到去吐蕃的道路，那是从和阗去AI．shan，而且是顺着和阗的丛山走……顺着这些山可到AI． shan。往前走是一座桥，从山的这边搭向另一边。据说，桥是和阗人在古时候修建的。山从这座桥一直绵延到吐蕃可汗的都城。走近这座山时，山上的空气使人喘不过气来，因为没法呼吸，说话也变得困难了，许多人就因此丧命，吐蕃人把这座山叫做‘毒山’。”⑥这里描述的也是高山（原）反应病征。

　　（二）鬼怪作祟说　《洛阳伽蓝记》卷5：“（惠生、宋云等）至不可依山，其处甚寒，冬夏积雪。山中有池，毒龙居之。昔有商人止宿池侧，值龙忿怒，咒煞商人。”⑦不可依山既然冬夏皆积雪不化，那么其海拔之高就可想而知了。笔者认为这里所谓的“毒龙”就是指高山反应，毒龙所害乃是外来宿止的商人，这符合高山（原）病特点—发病者多为外地初上高山、高原者。很可能以前就有外来者不明不白死在这里（其实是高山病发导致死亡），当地人不明就里，以为水池里有什么怪物害人，于是演变出“毒龙”的故事。无独有偶，《高僧传》卷3《宋江陵辛寺释法显传》形容葱岭时说“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⑧也认为高山反应是恶龙作怪。《续高僧传》卷2《隋西京大兴善寺北天竺沙门那连提黎耶舍传》：“六人为伴行化，雪山之北至于峻顶见有人鬼二路，人道荒险，鬼道利通，行客心迷，多寻鬼道，渐人其境便遭杀害。昔有圣王于其路首做毗沙门天王石像，手指人路。同伴一僧错入鬼道，耶舍觉已，口诵观音神咒，百步追及，已被鬼害，自以咒力得免斯厄，因复前行。”⑨这个故事乍看起来荒诞不经，笔者认为也与高山病有关。所谓雪山应该就是兴都库什山，⑩该山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最高峰米尔峰达7690米），这种高度上，无论初来者还是本地人都可能得高山病。而所谓“人鬼二路”大概可以这样解释：这是一个岔路口，所谓“人道”是需要绕过山顶的，而且比较险峻，所以难行，但是海拔比较低，故比较安全；而所谓“鬼道”也许是直接翻越山顶的，路途便捷，所以“利通”，但因为是向上运动的，越走海拔越高，高山病发病几率也越来越大，所以危险。那连提黎耶舍的同伴进人鬼道，到了一定海拔，高山病发作而死亡，耶舍去救他，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自身无恙，这是各人体质不同的缘故，绝对不是什么咒语的威力。

　　（三）瘴气说　这是一个自南北朝开始一直到现代西方医学传入前最通行的对高山（原）反应的解释。《高僧传》卷3《宋黄龙释昙无竭传》：“登葱岭、度雪山，障气千重，层冰万里”；《南齐书》卷59《河南传》：“其王（吐谷浑王）治慕驾川（慕驾川为‘慕贺川’之误，在今青海贵德县西南巴卡尔河［11］》……地常风寒，人行平沙中，沙砾飞起，行迹皆灭。肥地则有雀鼠同穴，生黄紫花；瘦地辄有鄣气，使人断气，牛马得之，疲汗不能行。”此二处“障气”及“鄣气”应通“瘴气”，而所描述之症状恰与高原（山）反应吻合。到了唐代，高原（山）反应则被认为是瘴气之一种——“冷瘴”，其名概一取其如瘴之害人，二取其发生于高寒之地带。此说法始于《通典》卷190《边防典六》，该书记载吐蕃地理时云：“山有积雪，地有冷瘴，令人气急，不甚为害。”这一说法被后来许多著作沿袭，例如《唐会要》、《册府元龟》以及郑樵的《通志》等，换句话说唐以后一直在沿用这个概念。“瘴气”说摆脱了迷信色彩，但仍然是一种错误认识。古人经常使用“瘴气”这个词，甚至到了滥用的地步，日本丹波元简氏著《医賸》卷中统计瘴气名称计有40多种。［12］冯汉镛先生对中国古代医书中所说瘴气进行过系统研究，他认为多数情况下“瘴气”指的是南方热带病，而“冷瘴”一词实指青藏一带的缺氧综合症。［13］左鹏先生亦持类似看法，［14］杜佑所说“令人气急”正符合高原（山）反应中呼吸不畅的状况，而所谓“不甚为害”的说法，只能算作是杜佑的一家之言，其经验或许来自于他那曾经当过鄯州都督、陇右节度使的父亲杜希望，那时唐军与吐蕃人打交道常在青海湖一带，海拔一般都在3200米左右，高山（原）反应不像在喜马拉雅山、兴都库什山上那么剧烈。这也不是绝对的，《唐故工部尚书赠太子太师郭公墓志铭》的墓主郭虚己就是因为在川西高原（青藏高原的一部分）上“蒙犯冷瘴”而去世，［15］可见唐人也知道冷瘴可以害死人。

　　自南北朝以后，“瘴气说”一直是主流看法，只不过其具体名称有所变化，例如唐代称高原（山）反应为“冷瘴”，后世则常称为“烟瘴”。“烟瘴”一词唐代极罕见，［16］从宋代开始此词逐渐普及，不过一般来讲用于形容岭南一带，而到了清代则“涵盖”了高原（山）反应，例如康熙御撰《平定西藏碑文》：“策妄阿喇布坦妄生事端……朕以其所为非法，爰命皇子为大将，又遣朕子孙等调发满洲、蒙古、绿旗兵各数万，历烟瘴之地，士马安然而至。”［17］《西藏志·山川》描述青藏高原地理时经常标明某某地“有烟瘴”，例如“禄马岭，山不甚高，绵长百里，四时积雪，烟瘴难行……鲁工拉，不甚陡峻，四时积雪，上下五十里，下至拉里，北接玉树，乃青海要津，烟瘴甚盛，最为难行……砂工拉，高险难行，绵长百余里，四时积雪，盛夏不消，烟瘴扑人，亦是骷髅之地……塞瓦合拉，虽不甚陡，而绵亘百余里，四时积雪，有烟瘴……瓦合一柱拉，不甚陡而路险难行……行其上，愁云瘴雾……过脚山，路陡积雪，绵长五十里，有烟瘴。”也有称作“药瘴”的，例如《卫藏通志》卷4《程站》“打箭炉至折多宿”条：“药瘴气候异常”，打箭炉即今之康定，是四川盆地通往青藏高原的必经之路。《卫藏通志》之所以说这里“药瘴气候异常”，应该说反映了作者作为一个初到高原者的亲身体会，由低海拔的四川盆地初上高原，即便海拔还不十分高（3000多米），也足以让人产生一些不适，作者甚至误认为这是由于当地盛产大黄导致的：“折多过山，山虽长，不甚峻，产大黄，药气熏蒸，过者多喘。”可见一直到清代，对于高原（山）反应发病原理的认识仍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步。要掌握高原（山）反应发病机理必须首先具备“氧气”的观念，而“氧”是英国化学家普利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1774年8月1日在加热氧化汞的实验中发现的；［18］19世纪西方人才对高原（山）反应作出正确解释；而在中国则是近代西方医学知识传入之后的事情，例如民国初年周希武在《玉树途程日记》中云：“十一月十三日，信宿（玉树境内）黄河南岸。古人述出塞之苦，此次行役之苦则有较古人所言为尤甚者，而空气稀薄，举动辄气喘不止，则古人所未言也。”［19］此处已将高原（山）反应与空气的稀薄联系起来。不过传统的瘴气说并没有立刻消失，例如《清史稿》卷79《地理志》“青海”条依然说青海多“瘴气”，其书撰成于民国时期，吸取了不少现代科学知识，例如在地理描述方面已开始使用经纬度，但是对高原（山）反应却仍然没有准确的认识。可见改变人们的成见有多么困难。著名女探险家林鹏侠1933年所著《西北行》［20］也继续沿用“瘴气”说，该书第99页：“（哈拉克图城，又名哈喇库图）盖地处高寒，深山穷谷多瘴气，非土生者触之必病，轻者口鼻流血，周身发热，重者或即时七孔流血而死。”这里描述的也是高山反应病征，但是林女士将此归结为“瘴气”。1950年人民解放军入藏，也受到了高山反应的困扰，某独立骑兵师先遣小组共10人，在昆仑山上由于高山反应16天里牺牲了2人，指挥员回忆说：“那时侯，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高山反应，只知道山上有‘瘴气’”，［21］可见“瘴气说”影响十分深远。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对于高原（山）反应的认识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1、对于发病机理的认识始终局限于“瘴气说”而没有突破。

　　2、药物治疗手段贫乏。我们在当时著名医家的著作里都找不到治疗高原（山）反应的药方，惟有《隋书》卷63《樊子盖传》提到以青木香抵御高原上的“瘴气”：“（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车驾西巡，将入吐谷浑。子盖以彼多鄣（瘴）气，献青木香以御雾露。”这个药方的效果值得怀疑，因为按照《新修本草》［22］卷6《草部上品》和《本草纲目》［23］卷3上《百病主治药上》的看法，青木香“主气不足”或者“调诸气”，以它治疗高原（山）反应等于是认为人肺本身机能失调，故以青木香调理之，这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方法。此法似不见再传。

　　3、高原（山）反应有个特点，那就是通过适应、习服高原环境，症状会逐渐减轻，这个适应期长短因人而异，短的十日左右，长的可能数十天，而且有个前提：此期间应减少剧烈的体力活动。古人始终没有总结、认识到这个规律，缺乏必要的应对手段，因此常常受到高原（山）反应的困扰；而有的时候，又因为无意中创造出一段较长的适应期而畅行于高原之上。通过下文对若干史事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二　与离原（山）反应有关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

　　低海拔人群来到高海拔地带后所受到的负面影响，除了前揭拙文中所谈到的唐朝对吐蕃的战争外，我们还可以从对其他史事的分析中看出这一点。下面我们拣选几个典型史事加以阐释。

　　（一）北魏与吐谷浑的战争　在吐蕃兴起之前，与中原频繁接触的青藏高原民族主要是吐谷浑，虽然该民族从族源上来说本属东方鲜卑，但是自从辗转迁徙到青藏高原北部以后，已经逐渐成为适应高原环境的世居高海拔民族。5世纪，随着北魏灭掉北凉，其势力进入河西地区，吐谷浑与北魏的矛盾逐渐升温，尤其是吐谷浑谋求与南朝刘宋的合纵之计，使得北魏先后三次发动了对吐谷浑的大规模战争。在战争中，北魏虽然一直保持着相当大的优势，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高原（山）反应的影响。

　　太平真君五年（444年），魏军趁吐谷浑内讧大举进攻，一时间吐谷浑灭亡，但是周伟洲先生认为，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游牧部落者，吐谷浑人完全可以携带牲畜、财物迁徙他处避开魏军势头，魏军一旦撤离就可以重返故地。［24］《魏书》卷101《吐谷浑传》：“慕利延遂入于阗国，杀其王，死者数万人。南征罽宾……七年，遂还旧土。”可见吐谷浑并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魏军亦无法完全占据吐谷浑疆域。我们可以注意到，此次战争中，双方主要战斗发生地点实际上都围绕着第一、二台地交界处，如太平真君五年九月，晋王伏罗与吐谷浑战于大母桥（今青海循化县东临津关）；［25］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夏四月高凉王那等讨慕利延于阴平（今四川理藩县）、白兰（今青海都兰附近）；秦州刺史封救文攻击慕利延兄子什归于枹罕（甘肃临夏附近），等等。更重要的是——双方后来的边界基本稳定在第一、二台地交界处。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左右，“吐谷浑与北魏的边界基本稳定下来，大致的走向是从祁连山以南至青海湖北，再由湖东南赤岭（今青海日月山）西南到浇河（今青海贵德县一带。［26］）、枹罕（甘肃临夏附近）以南。”［27］唐朝与吐蕃的边界与此类似，也是主要以赤岭（今日月山）和青海湖为界，据守的核心地域是河湟谷地。笔者在《疾病与唐蕃战争》一文中指出这是由于三个原因：一是赤岭以东的河湟谷地处于交通枢纽，唐朝必须据守；二是只有河湟谷地气候适合唐军屯田；三是谷地海拔是青藏高原北部最低的，适合唐人生存。那么北魏—吐谷浑边界划分与此很类似，偶然耶？必然耶？这恐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双方的斗争格局可说是服从了大自然的安排。

　　和平元年（460年），北魏曾试图打破这种格局，对吐谷浑大举进攻，又一次击败了吐谷浑军队，但是却无法战胜大自然，很快，高原（山）反应导致魏军大批患病而撤军。《魏书》卷5《高宗文成帝纪》记载当时吐谷浑王拾（什）寅走保南山（在青海湖以南），魏军追击之：

　　九月，诸军济河追之，遇瘴气，多有疫疾，乃引军还，获畜二十余万。

　　这里“瘴气”究竟指什么？拾寅逃在青海湖以南地区，这里海拔起码超过3200米（因为青海湖面海拔3196米），已经是高原（山）反应发作地带了，而魏军既然有渡河行为，则必然是由河湟谷地前出（最有可能是从今贵德县一带出发）至高原。也就是说由海拔2300米地带进入海拔3200米地带，假如进入南山则海拔更高（可达到4000米以上），这种情况下极可能发生高原（山）反应。《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的记载与《高宗文成帝纪》略有差异，正好可以证明所谓“瘴气”就是高原（山）反应：

　　拾寅走南山，诸军济河追之。时军多病，诸将议贼已远遁，军容已振，今驱疲病之卒，要难冀之功，不亦过乎。众以为然，乃引还，获驼马二十余万。

　　“疲病”二字值得玩味，这里的“疲”指的是战斗造成的疲劳？恐不尽然，按《高宗文成帝纪》记载，魏军与吐谷浑的实际接触是在八月，九月即引还，军队尚不至于疲惫不能战。所以“疲”必有其由来，前面说过，高原（山）反应会引起病态和实质性的疾病，前者包括头晕、耳鸣、恶心、呕吐、疲乏等，后者包括高原肺水肿和高原心脏病等。北魏大军来到高原上，必然有一部分人发生实质性疾病，但是更多的人应该是处于某种病态，这种病态一般导致的后果就是头晕恶心、体力下降、疲态尽露。所以说，这里的“疲病”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高原环境下魏军所发生的病态反应和实质性疾病。

　　皇兴四年（470年），北魏又在曼头山击败吐谷浑，延兴三年（473年）又攻击之，迫使其遣质贡物。此时，吐谷浑仍能保全其大部分疆域，而北魏应对之重点亦不在西北地区，此后一直到北魏灭亡，双方再也没有大规模的战争。

　　通过对北魏与吐谷浑战争的分析我们看到，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有效地保卫了吐谷浑。低海拔的北魏与高海拔的吐谷浑疆域划分大致就是青藏高原与相邻地域的自然地理分界线，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也许可以归纳出许许多多，但是笔者要强调——高原（山）反应的影响不可忽视。高原（山）反应并不能决定每次战斗的胜负（吐谷浑人的军事素质历来不是很高，大多数战斗中魏军都能获胜），但是魏军总是不能在高原立足，恐怕只可谓人事不敌地利。

　　（二）大斗拔谷事件　隋大业年间，炀帝展开了对吐谷浑的战争。大业五年（609年），炀帝亲自率领百官、殡妃西巡青藏高原、河西走廊，途中有一次意外遇险。《隋书》卷3《炀帝纪上》：

　　（六月）癸卯，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霰晦冥，与从官相失，士卒冻死者太半。丙午，次张掖。

　　此事件较为突兀，引起了史学界注意，胡戟先生《炀帝西巡》［28］和周伟洲先生《吐谷浑史》［29］等都有专门论述。问题在于旧历六月时值盛夏，能将卫士冻死太半吗？《资治通鉴考异》就有此疑问：“《帝纪》在六月癸卯，按：西边地虽寒，不容六月大雪冻死人畜。”所以，《资治通鉴》卷181将此事推后，系于大业五年秋七月“置马牧于青海”之后：

　　三月己巳，西巡河右；乙亥，幸扶风旧宅。夏，四月，癸亥，出临津关，渡黄河，至西平，陈兵讲武，将击吐谷浑。五月，乙亥，上大猎于拔延山，长围亘二十里。庚辰，入长宁谷，度星岭；丙戌，至浩登亹川。以桥未成，斩都水使者黄亘及督役者九人，数日，桥成，乃行……丙午，至张掖……秋，七月，置马牧于青海，纵牝马二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无效而止。车驾东还，行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雪晦冥，文武饥馁沾湿，夜久不逮前营，士卒冻死者太半，马驴什八九，后宫妃、主或狼狈相失，与军士杂宿山间。九月，乙未，车驾入西京。

　　如此则过大斗拔谷时间成了秋季，冻死人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可是这样一来，炀帝西巡的整个路线都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京城—河湟谷地—青海湖北—大斗拔谷—张掖—京城［30］变成了京城—河湟谷地—青海湖北—大斗拔谷—张掖—大斗拔谷—青海湖北—河湟谷地—京城，等于是说从张掖返回青藏高原，归途中于大斗拔谷遇险。《资治通鉴》这样做主要是困惑于“六月雪”，可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史料中，似乎没有提及“六月雪”的，而且时间也没有系于七月以后的：

　　《隋书》卷3《炀帝纪上》：“（六月）癸卯，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霰晦冥。”与《北史》略同。

　　《册府元龟》卷113《帝王部·巡幸二》：“六月癸卯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霰晦冥。”

　　《元和郡县图志》［31］卷40《陇右道》：“大斗拔［32］谷在（删丹）县南二百里，隋大业五年，炀帝躬率将士出西平道讨吐谷浑，还此谷，会大霖雨，士卒冻馁，死者十六七。”

　　《隋书》卷24《食货志》：“遇天霖雨，经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焉，马驴十八九。”

　　以上记载中，前三个提到当时“风霰晦冥”，后两个说“霖雨”，并不算矛盾，所谓“霰”并非是雪，乃指颗粒状的类似米雪的固体降水物，是降水遇到近地过冷空气而凝结形成的，带有阵性，在我国较少见，一般发生于秋末冬初，依大斗拔谷之海拔高度，夏季出现此种天气不算奇怪，不过这种天气能冻死那么多人吗？纵使将寒衣不足、柴禾不备等假设因素考虑进去，也不会在这种类似北方常见的秋末冬初气候中损失那么多人，更何况按照《资治通鉴》、《隋书·食货志》的记载，当时还损失了绝大多数的马驴，这尤其费解，牲畜耐寒之本领在人之上，今日北方农户蓄养之牲畜除非本身有病，否则不会在类似秋末冬初的天气里被冻死。可见此次悲惨事件的原因值得再探讨。笔者认为这也与高原（山）反应有关。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事件发生地点大斗拔谷的地理状况，今人认为大斗拔谷就是今甘青交界处的扁都口，［33］应无疑义。该山谷位于祁连山中段，南通今祁连县城博堡，北达今民乐县炒面庄，全长20余公里，宽度只有10余米（所以上引许多史料中都提到隋炀帝一行“鱼贯”出入），山势险要，是古代青藏高原通向河西走廊中段的重要孔道，而该山谷的海拔在3500米以上。炀帝的队伍是从河湟谷地来到青海湖北之后翻越大斗拔谷的，也就是说经历了一个由海拔2300米左右来到海拔3500米以上地带的过程。路途上海拔逐渐升高，可能已经有不少人出现了病态反应（牲畜也不会例外），在大斗拔谷又遭遇寒冷风雨，很有可能大规模引发感冒，感冒在高海拔地带往往是致命的疾病，因为此时高原肺水肿会趁虚而人，而青年男性为此病的高发人群，［34］不少士卒应该就是受此找害。史官记录时只看到寒冷风雨中士兵、牲畜蒙难的惨景，并不能理解高原（山）反应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所以只强调了风雨（霰）的影响。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大斗拔谷事件，则所谓“六月冻死人畜”之谜迎刃而解。

　　司马温公一时之惑，为后世研究者凭空布下谜团，我们有必要拨开它。《资治通鉴考异》说它采用的是《略记》的说法，按，《略记》即《大业略记》，按照《通志》卷65的说法是唐代赵毅撰写的，我们已不可见《大业略记》之原文，因此不知道《资治通鉴》是在气候描述上还是在返程时间、路线上“从《略记》”。总之，《资治通鉴》由怀疑六月能否冻死人开始，到最后“安排”了一条不可能的路线：炀帝在张掖会见高昌王　伯雅、伊吾吐屯设后，不是直接沿着河西走廊返回京城，而是由大斗拔谷重返青藏高原，然后再回京，换句话说，京城—青海—张掖组成了一个三角形，隋炀帝从张掖返回京城时偏偏不走这个三角形的底边，非要走两个腰，从事理上来说这是不可能的。首先，舍近求远于理不通；其次，炀帝重返高原意欲何为，为了战事？当时主要战斗已经结束；为了青海湖上培育“龙钟”？可是《资治通鉴》又明明把大斗拔谷事件列在“置马牧于青海”之后，看来也不是为此事。《资治通鉴》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大斗拔谷事件“挤进”秋季，为士卒被“冻死”作出合理解释。

　　现代一些学者仍然采信《资治通鉴》之说，例如严耕望先生就认为“隋炀帝往还皆经此谷（大斗拔谷），遇雪狼狈则当在回程时耳”，［35］以严先生之博大精深，当然不会采信一家之言，他主要是在看到《资治通鉴》相关记载之后，又受到两处史料影响，一个是前引《元和郡县图志》所云“炀帝躬率将士出西平道讨吐谷浑，还此谷，会大霖雨”；一个是《隋书》卷70《杨玄感传》的记载：“及从征吐谷浑，还至大斗拔谷，时从官狼狈，玄感欲袭击行宫。”这两则史料都提到了“还”字，恰与《资治通鉴》所记载的“东还行经大斗拔谷”相吻合，严先生据此得出上述结论。［36］所以这里关键就在于怎么理解《杨玄感传》和《元和郡县图志》中的“还”字。按理来说炀帝坐镇指挥对吐谷浑战争的地点在河惶谷地，主要战事结束之后去了张掖，然后才能谈到归途，所以此处“还至大斗拔谷”只能是由张掖之“还”。这乍看起来是合理的，但是我们还能作出另外一种解释：炀帝之西巡，主要目的在于督战吐谷浑，主要战事结束，使命即大功告成，此后去张掖会见诸酋长只不过是顺便完成的外交活动，结束后就要回京城。因此，虽然去张掖的方向是北偏西，也可以说是踏上了归途，《杨玄感传》所云之“还”概出于此，而《元和郡县图志》由于是唐后期作品，很有可能是受到《杨玄感传》影响（或者说与《杨玄感传》有共同的史料来源）而有“还至大斗拔谷”之语。总之，笔者认为，炀帝经历大斗拔谷只有一次，即由青海去张掖，在张掖会见高昌王等的活动结束后，沿着河西走廊回到京师，并没有再次返回青海。

　　《隋书》卷63《樊子盖传》一处相关记载为研究者所忽视，这段文字是笔者观点的有力辅助：

　　（子盖担任）武威太守，以善政闻……（大业）五年，车驾西巡……及帝还，谓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盖谢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纳贿耳。”由此踢之口味百余料。又下诏曰：“……朕亲巡河右，观省人风，所历郡县，访采治绩，罕遵法度，多蹈刑网。而金紫光禄大夫、武威太守樊子盖，执操清洁，处涅不渝，立身推正，临人以简。威惠兼举，宽猛相资，故能畏而爱之，不严斯治。实字人之盛绩，有国之良巨，宜加衰显，以弘奖励。可右光禄大夫，太守如故。”赐缣千匹，粟麦二千斛。

　　这件事发生在西巡的归途上，而炀帝接见的樊子盖时任武威太守，褒奖子盖的诏书中的口气也说明炀帝亲蹈其地。如果《资治通鉴》所虚拟的返程路线成立，则炀帝不会路过武威郡，只可能由河湟谷地直接经金城郡（今兰州地区）人关中，《樊子盖传》清楚地向我们证明：炀帝归程是由张掖经武威至京城，没有重返青海。

　　面对《资治通鉴》的擅自改动，胡戟先生曾指出：“当然《通鉴》的根据是不很充分的，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待新资料的发现。”［37］其实，现有的史料就能说明白这个问题，只要我们以建立在现代科学知识基础之上的新视角来看待它。

　　（三）高仙芝远征小勃律　唐天宝年间高仙芝对帕米尔高原的远征被视为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与迦太基汉尼拔和俄国苏沃洛夫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壮举齐名，高仙芝因此被誉为“中国山岭之主”。［38］关于这次远征的背景、过程与意义，王小甫先生在其《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中已有论述，此不赘言。问题在于：高仙芝远征之对象小勃律，位于帕米尔高原之上（约当今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吉尔吉特一带），平均海拔高于4000米，唐军需经历一个由低海拔地带到高海拔地带的行进过程，何以不受高原（山）反应困扰，顺利完成作战任务？笔者认为，高仙芝的部队是在无意之中经历了一个习服高原（山）环境的过程。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旧唐书》对此役的记载，与《新唐书》及《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并无大异。《旧唐书》卷104《高仙芝传》：

　　小勃律国王为吐蕃所招，妻以公主，西北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制，贡献不通。后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并灵詧累讨之，不捷，玄宗特敕仙芝以马步万人为行营节度使往讨之。时步军皆有私马，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拨换城，又十余日至握瑟德，又十余日至疏勒（今喀什），又二十余日至葱岭守捉（在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西［39］），又行二十余日至播密川（大小帕米尔山谷，有帕米尔河［40］），又二十余日至特勒满川，即五识匿国也（今兴都库什山以北）。仙芝乃分为三军：使疏勒守捉使赵崇玭统三千骑趣吐蕃连云堡（今巴罗吉勒山口Baroghil．P附近［41］），自北谷入；使拨换守捉贾崇瓘自赤佛堂路入；仙芝与中使边令诚自护密国（今阿富汗瓦罕地区［42］）入，约七月十三日辰时会于吐蕃连云堡。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为栅，有兵八九千人。城下有婆勒川，水涨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命诸将选兵马，人赍三日干粮，早集河次。水既难渡，将士皆以为狂。既至，人不湿旗，马不湿鞯，已济而成列矣。仙芝喜谓令诚曰：“向吾半渡贼来，吾属败矣，今既济成列，是天以此贼赐我也。”遂登山挑击，从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杀五千人，生擒千人，余并走散。得马千余匹，军资器械不可胜数……仙芝留令诚等以赢病（兀王）弱三千余人守其城，仙芝遂进。三日，至坦驹岭（今达科特山口［43］），直下峭峻四十余里，仙芝料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即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乃先令二十骑诈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岭来迎。既至坦驹岭，兵士果不肯下，云：“大使将我欲何处去？”言未毕，其先使二十人来迎，云：“阿弩越城胡并好心奉迎，娑夷河藤桥已斫讫。”仙芝阳喜以号令，兵士尽下。娑夷河，即古之弱水也，不胜草芥毛发。下岭三日，越胡果来迎。明日，至阿弩越城，当日令将军席元庆、贺娄余润先修桥路。仙芝明日进军，又令元庆以一千骑先谓小勃律王曰：“不取汝城，亦不研汝桥，但借汝路过，向大勃律去。”城中有首领五六人，皆赤心为吐蕃。仙芝先约元庆云：“军到，首领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救命踢采物等，首领至，齐缚之以待我。”元庆即至，一如仙芝之所教，缚诸首领。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斩其为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庆斫藤桥，去勃律犹六十里，及暮，才斫了，吐蕃兵马大至，已无及矣。藤桥阔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为吐蕃所诈借路，遂成此桥。至是，仙芝徐自招谕勃律及公主出降，并平其国。

　　我们可以将高仙芝的行军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安西到疏勒，此段行程耗时约四十余日，这是一个海拔相对较低的路程，我们暂且不去管它。第二阶段，从疏勒到连云堡，这是一个登上高海拔地带的行程，耗时约六、七十日，此期间唐军夺取了吐蕃军队把守的连云堡，此为西征中最关键与最激烈之战役，王小甫先生认为高仙芝之前的三任安西都护（盖嘉运、田仁琬、夫蒙灵詧）“接连讨伐而未能夺回小勃律，吐蕃重兵防守连云堡可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44］连云堡攻克后，唐军胜局已定。第三阶段，连云堡战役后到俘虏小勃律王，耗时可能为半月到月余。［45］这个阶段是唐军挟战胜之威完成远征任务的阶段。

　　高仙芝部队之所以未受高原（山）反应困扰顺利完成任务，以上第二阶段最为关键。从疏勒（今喀什）开始，唐军开始了高原行军，一直到连云堡战役前，耗时六、七十日，其中最险峻的行军是从葱岭守捉（在今塔什库尔干地区）开始的，由这里到连云堡（今巴罗吉勒山口），在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大约二、三百公里，并不算长，但是山道行军比较艰难，大概正因为如此，全是骑兵的高仙芝部队走完这段路竟花费了四、五十天，这无意当中创造出来的“适应期”对唐军大有裨益。前面我们谈到过，低海拔人群习服高原环境，少的要十天左右，多的要数十天，那么四五十天的时间足以使不少士兵逐渐适应低压——低氧环境，而且这段行军途中没有发生激烈战斗，给了唐军一个难得的喘息之机，到达连云堡时，应该有不少人已经初步习服了低氧环境。不过由于耗费不少体力，故可以肯定，还会有一些人未能过关，前引史料正表明唐军出现了因病减员现象。攻克连云堡之后，高仙芝让宦官边令诚以“赢病（兀王）弱三千余人守其城”，这些疲病之卒占到高仙芝总兵力约三分之一，这是比较严重的现象。高仙芝出发时所率领的一定都是经过挑选的精兵，所以这些减员只能是征途中不断累加的，其中战伤导致的恐怕不多，因为这里所用的“赢病（兀王）弱”四字皆是容形萎顿之刻画，并没有提到金疮之伤。其中有多少是高原（山）反应引起的不好断言，但最起码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吧！不过，由于余下的三分之二士卒挺过了高原（山）反应这一关，加上敌人警惕性不高，唐军奋力一击，卒以功成。尔后的平定小勃律，一则是唐军有战胜之威，二则是小勃律实力不强，三则是高仙芝诡计成功，遂圆满完成此艰苦卓绝之远征。

　　从高仙芝远征的个案中我们看到，如果有足够长的一段适应期，来自内地的军队能够胜任高原作战，可是这个经验是否有人总结出来并且有所陈述？笔者迄今尚未发现相关史料。在南北朝以至隋唐如此长的一个时段内，一般来讲低海拔人群进入高原总是没有经过真正的准备，备受高原（山）反应折磨。北魏与吐谷浑战争、大斗拔谷事件、唐朝与吐蕃战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而高仙芝远征本是一个反例，但遗憾的是，这并非古人从理性认识出发蓄意为之，只能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通过对以上史事的分析，我们看到，高原（山）反应和古人对高原（山）反应的错误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历史进程。因此，在研究高海拔地带民族与低海拔地带民族关系时，我们不能不把包括高原（山）反应在内的自然因素作为重要的考量内容，尤其要注重研究这些因素对人自身的影响。许多史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审视，也许会有新的收获。［责任编辑　保罗］

注释：　　①王赓哲：《疾病与唐蕃战争》，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②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主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页“头痛山”条。

　　③［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④转引自《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60页注释第⑨。

　　⑤［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 华书局1985年版，前言第102页。

　　⑥转引自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33～34页王小甫先生认为AI．shan就是Aksay，也就是今天新藏公路上的阿克赛钦地区。而这个阿克赛钦在昆仑山、喀喇昆仑山之间。

　　⑦［东魏］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⑧〔梁〕慧皎撰，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⑨［唐］道宣著，收入《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开元释教录》卷6“沙门那连提黎耶舍”条记载略同。

　　⑩因为该段前文提到雪山在北印度乌苌国以北，而《北史》卷97《西域传》云乌苌国“北有葱岭”，季羡林认为这里葱岭指今兴都库什山（《大唐西域记校注》第271页注释①“乌仗那国”），那么这里的雪山就应该是指兴都库什山了。

　　［11］见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8、20页。

　　［12］收入《皇汉医学丛书》，陈存仁编校，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13］《瘴气的文献研究》，载《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第1期。

　　［14］《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载《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5］见樊有升、鲍虎欣《偃师出土颜真卿撰并书郭虚己墓志》，载《文物》2000年第10期。

　　［16］笔者寡陋，仅见过一例，《全唐诗》卷891皇甫松《竹枝》：“槟榔花发鹧鸪啼，雄飞烟瘴雌亦飞”，是描述岭南风物的，与高原反应无关。

　　［17］《圣祖仁皇帝圣训》卷2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同见于《西藏志·碑文》、《卫藏通志》卷首，后二者合刊，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8］尽管有德国化学家朱利斯·克拉普罗特（H． Julius klaproth）1810年在俄国《彼得堡科学院院刊》上发表题为《第八世纪时中国人的化学知识》的论文，凭借他从朋友那里得来的一本名为《平龙认》的中国书籍而认为唐朝人“马和”（也有翻译成“茅和”的）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氧气的人，但是此事证据极单薄，且没有任何旁证，因此并没有得到学界认可（参看袁翰青《“马和”发现氧气的问题》，载《中国化学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21～230页），即便唐朝真的有这么个叫“马和”的人发现了氧气，也只能说是从中国传统阴阳五行说中得出的极其模糊的认识，还不足以指导当时医学界之思想。

　　［19］转引自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破西区》，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85年版，第580页。

　　［20］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1］《由新疆进军西藏阿里的“英雄先遣连”》，彭清云口述，尉战虎整理，载《西藏研究》1997年第1期。

　　［22］［唐］李勣等著，尚志钧辑复，安徽科技出版社1981年版。

　　［23］［明］李时珍著，中国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

　　［24］周伟洲：《吐谷浑史》第35～36页。

　　［25］《魏书》卷18《晋王伏罗传》、《魏书》卷101《吐谷浑传》，作战时间从《资治通鉴》卷124元嘉二十一年九月条，括号内地名参照周伟洲《吐谷浑史》。

　　［26］周伟洲：（吐谷浑史》第113页。

　　［27］同上书，第36页。

　　［28］载《胡戟文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 153～168页。

　　［29］同上书，第71～73页

　　［30］胡戟先生曾将该路线详细排列，见《胡戟文存》第158～159页。

　　［31］［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

　　［32］原文将“拔”误写为“枝”，见该卷校勘记第44。

　　［33］见《炀帝西巡》，《胡戟文存》第159页；《吐谷浑史》第72页。严耕望著《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碳西区》，台湾中研院史语所1985年版，第520页。不过严耕望先生同时认为不能完全排除是今白崖口的可能性。

　　［34］见张彦博主编《高原疾病》，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1页。

　　［35］《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碛西区》第519页。

　　［36］同上。

　　［37］《炀帝西巡》，《胡戟文存》第161页。

　　［38］白桂思（Ch．I．Beckwith）著《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第136页及注释第167，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转引自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页。

　　［39］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63～64页；《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23页。

　　［40］《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21页。

　　［41］《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24页。

　　［42］《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20页。

　　［43］［44］《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184页。

　　［45］按照《旧唐书·高仙芝传》的说法，连云堡战役是七月中旬进行的，而《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六年（747年）条，高仙芝俘虏小勃律王和吐蕃公主时间为八月。

　　［作者简介］于赓哲，博士，现于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医疗社会史研究，系陕西师范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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