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维多利亚时代最有名的首相，人们大都会想到迪斯累利和格拉斯通。二人你方唱罢我登场，共同见证了女王治下大英帝国的辉煌，很难说两人谁更有名，谁更伟大。但从成长经历来看，迪斯累利恐怕更胜一筹。这位叱咤欧洲外交界、在“东方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英国政治家，论出身只是个小人物，甚至一度因为血统和身份与政治无缘。他曾形容政治像一根“滑手的爬竿”，向上之难如有关山阻隔，向下之易却不费吹灰之力。但他最终不仅爬到顶端，还风光无限。

“小人物”迪斯累利：不被政界接纳的犹太作家

与其他出身显赫、门庭富贵的英国政治家相比，本杰明·迪斯累利毫无疑问是个小人物。他于1804年12月出生在英国伦敦的一个犹太裔意大利家庭里。他的父亲艾萨克·迪斯累利（Isaac D’Israeli，迪斯累利后来修改了自己姓氏里的一撇，以削弱这异类因素带来的影响）是从威尼斯来的第二代移民，喜好舞文弄墨研究学问。拜伦和司各特等人都曾是他的朋友。小迪斯累利应该是非常崇拜自己的父亲，不仅在他的第一本政治作品（《写给一位尊贵、博学阁下的信：对英格兰宪法的确认》，A Vindication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in a Letter to a Noble and Learned Lord）中以“小迪斯累利”（Disraeli the Younger）为笔名来取悦父亲，而且在提到自己的出身时说父亲是属于西班牙系犹太贵族的一支，1492年离开西班牙，在威尼斯生活了上百年——尽管这个家族似乎是起源于中东而非南欧，来到意大利的第一个落脚点也不是威尼斯。

这种对自己出身的浪漫演绎，反映出迪斯累利在政坛站稳脚跟后美化自己身份的需要，可见身份是令他介怀的一件重要事情。的确，作为一个没有上过公学、没有读过大学（威灵顿和迪斯累利是英国唯二没有读过大学的首相）、没有“有产阶级”家庭背景的年轻人，想跻身政界如鱼得水怕是痴人说梦。而迪斯累利面临的困境不仅如此。他可以粉饰祖系身份，却难以改变祖系血脉，所以即便他的父亲真如他所说是一支贵族犹太裔的后代，仍然不能改变他是一个犹太人的事实。

18－19世纪的英国议会虽然不排斥犹太人，但是议员们需要在做忠诚宣誓时说“以基督徒真实信仰的身份”，这就有悖犹太人自认犹太教徒的身份，从而大大减少了犹太人进入议会的机会。不过迪斯累利的父亲艾萨克在他12岁那年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改信基督教，并为自己和四个孩子安排了洗礼，这就从信仰的角度挪去了迪斯累利步入政坛的障碍。

信仰的冲突解决了，身份的危机却自始至终延续着。犹太人的身份背景仍然为他招致诸多讥讽和指责。著名的《潘趣画报》（Punch）把他犹太人的血统描绘成一种充满异域情调、东方特点的气质，时而把他画成一位僧侣，时而画成一个衣衫破旧的商人。第三任索尔兹伯里侯爵（the third Marquess of Salisbury）称他是“犹太冒险家”。就连他的同僚第十五任德比伯爵（the fifteenth Earl of Derby）也觉得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外国人。不仅是形象，就连他的外交政策也被批判是具有犹太倾向的——也就是一种毫无目标、流离失所的民族寻找依靠的不安感，毫无国家忠诚可言，因此难以信任。

但迪斯累利对所有的攻击都嗤之以鼻。在某次同丹尼尔·奥康纳（Daniel O’Connell）的激烈争论中，他高声宣称：“对，我是犹太人！而各位尊敬阁下的祖先还在一个无名小岛茹毛饮血之时，我的祖先已在所罗门的圣殿里供职祭司了。”尽管犹太教对基督教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遗传优势，犹太人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优越性也一目了然，但迪斯累利的犹太人身份本来是他政坛发展的一大障碍，谁料却被他用这种趾高气扬的姿态化解了。1858年英国通过《犹太人解放法案》时，迪斯累利已在议会里摸爬滚打廿余年。

除了身份影响，如影相随的坏名声也是这个小人物早年郁郁不得志的一大因素。他所受的教育本没有什么含金量，唯一拿得出手的似乎就是他继承自父亲的创作才华。但他出版的第一本书《薇薇安·格累》（Vivien Grey）本应是让他摆脱困境的雪中炭，却不幸成为作者蒙羞受辱的落井石。迪斯累利设想在出版时采用匿名的方式，通过一些虚伪的小伎俩暗示作者本人属于富有的上流社会。但谁料在这本书大卖、作者信息曝光后，所有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讥讽了他，连累这本书也饱受责难。他早年的生意伙伴也失去耐心，认为他冒失鲁莽、毫无诚信——“这些坏名声他不得不忍受许多年”。

从品行来看，迪斯累利的确不能算得上什么好人。他热衷聚会，生活得像个花花公子。装扮奇特，最爱穿丝质大衣和绿裤子。他不仅欠下许多风流债，还借了不少真金白银没有还。据说他债台高筑时多达2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60万英镑），可他继续花天酒地，全然不顾债务人要送他去坐牢的威胁。为了躲债，他会在治安官赶到时匆忙跳下井里躲起来，也不惜花小钱贿赂治安官。伦敦几家高档俱乐部都把他拉入了黑名单，公然禁止他入内，只有他好心的朋友会邀请他来家中参与一些社交活动。那么，这个品行不端的古怪小人物迪斯累利，怎么就摇身一变成了19世纪英国最著名的首相之一呢？

大人物迪斯累利：赢得女王欢心的帝国英雄

迪斯累利的成功取决于许多因素，少不了运气，更需要天赋。1837年选举前，他找到一位快要卸任的托利党议员温汉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刘易斯夫人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迪斯累利是“三十出头这个年龄段里最伟大的作者、最优秀的演说家。”能获得夫人们的倾心，实在是迪斯累利个人魅力所在。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在刘易斯死后，迪斯累利就娶了这位大他十二岁的夫人。而这次选举也让他终于摆脱了之前三次失败的困扰，紧随刘易斯的步伐进入议会下院。

他的野心从他在下院的首次演讲中可见一斑。可以说，迪斯累利几乎是迫切地要把这份野心同在座的各位议员一同分享。尽管他的开场白过于华丽浮夸，内容又显得激烈而荒谬，以至于最后完全淹没在一片嘘声和嘲笑中，但迪斯累利演讲的最后一句话却是：“尽管我现在要坐下来了，但总有一天你们要安静听我说话。”凭借这种笃定的态度和傲骨，这次处子秀讲话成功跻身议会历史上的著名演讲。

迪斯累利的口才名不虚传。如今英语学习的爱好者们还热衷于背诵他的名言录。牛津名人名言的索引里收录了88条他说过的话。相比之下，丘吉尔有50条，迪斯累利终身的政坛对手格拉斯通和皮尔则分别有20条和6条。他一生出版了19本小说和9本专著。毋庸置疑，他的确是“言语上的巨人”，但行动上也绝非矮子。毕竟单有口才并不能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政治梦想，他还一手打造了属于自己的政治哲学，即上层社会同底层民众之间的对立。他最出名的小说《西比尔》（Sybil (or The Two Nations)）如此描画这种对峙：“两个国家，彼此间无甚往来，互不关心，对对方的习惯、思想和情感置若罔闻，他们就像生活在不同地区乃至不同的星球上。他们成长不同，饮食有差，行为举止有别，法律各异……（也就是）穷人和富人”。

就在这些反映他政治与社会思想的作品广受欢迎的同时，他的政坛生涯也陡显曙光。在1846年废除《谷物法》的下院辩论中，迪斯累利声名大振。他对时任首相的皮尔的攻击是如此成功，并因为后者的妇人之仁侥幸逃脱他人生中可能是最羞辱的一次打击（皮尔指责他作为反对党却谋求现任政府的内阁职位，却没有拿出迪斯累利写给他的私人信件，这本来可以作为铁证）。自那之后，迪斯累利仿佛变了一个人，不再穿夺目张扬的衣服，也不再咄咄逼人地讲话，他常以一身黑色衣服出现在众人面前，言谈举止也庄重起来。

上帝一定是跟他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否则很难解释年轻气盛、态度激进的犹太人迪斯累利如何一下子成长为一位坚定、保守的帝国主义者，并从一个不受待见的小人物转变为赢得女王和人民欢心的国家英雄。1868年2月，迪斯累利第一次出任英国首相。上台那天，维多利亚女王在写给自己女儿的信里提到：“迪斯累利先生今天成了英国首相！这个普通出身的人得到认可是件多么令人骄傲的事啊！”

迪斯累利或许是除墨尔本勋爵之外最得女王欢心的首相。女王在他死后对他的私人秘书说迪斯累利是最忠诚的首相，也是少有的贴心朋友。这可能部分源于他天生的好女人缘，部分源于他舌灿莲花的口才，有人认为他精于奉承，会哄女王开心。迪斯累利也曾告诉马修·阿诺德说：“人人都喜欢听好听的，要是对着国王，就得舌头抹上油说才行。”但这些绝不是全部原因。迪斯累利认为女王陛下应该知晓的所有信息，他会事无巨细在报告里一一呈上。他以一种发家致富的犹太中产阶级的心态尊重这位英国皇室地位最高的成员，在会谈结束的时候单膝跪地，一本正经地吻女王的手背同她告别。联系到他出版第一本小说时的微妙心态，就不难理解他对皇室成员的崇敬与呵护之心。

1876年，第二次出任首相的迪斯累利为女王献上了后者最看重的“印度女皇”的封号。他精心策划了《皇室头衔法案》，实现了维多利亚的女皇梦。然而，也是这个令许多议员不齿的法案威胁到迪斯累利在下院的地位，让他失去了大部分议员的信任。“比肯斯菲尔德伯爵”（Earl of Beaconsfield）是女王回馈给他的厚礼，此时已步入古稀之年的迪斯累利带着自己多年积累的政坛声名进入了上院。

回顾迪斯累利的一生，他最终的成就并非水到渠成。年轻时被视为异类的放荡不羁的小人物，最终却被当作英国人改革的先锋、帝国的领袖一般万众瞻仰。究其原因，当时的英国——更准确地说，当时的保守党，实在是太需要一个能够安定人心的英雄式人物来平息分裂了，迪斯累利的出现如同一块拼图一般准确地填补了他们的需要。尽管人们称赞他是为穷人谋福利的改革派人物，但所有有关公共改革的法案都是理查德·克罗斯（Richard Cross）和德比勋爵的儿子一手包办的。人们推崇他重塑了大英帝国的赫赫威名，迪斯累利虽然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苏伊士运河的问题上都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但他为英国海外实力的贡献也仅止于此。作为英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犹太人首相，他被看作是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首相之一，但若要寻找能与之匹配的政绩，怕是会令人失望。迪斯累利的成功，在于他把握了英国历史上那个最激昂人心的时刻，用他细致入微的想像力和振奋人心的慷慨陈词描绘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1881年4月19日，迪斯累利因为严重的支气管炎去世。维多利亚女王曾提议去探望他，却被他婉拒。他开玩笑说：“哦，还是别让她来了吧。她来不过是要我给爱尔伯特（女王已经过世的丈夫）带个话吧。”他的葬礼虽然不算国葬，但几乎所有公共建筑都降半旗致哀。报纸和杂志也都向“让全世界害怕英格兰的那个人”致敬。4月19日成为国家纪念日，所有人都会在这一天佩戴报春花——迪斯累利生前最爱的花。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20世纪早期。在20世纪30年代，迪斯累利的传记片是好莱坞的好素材。制片人农纳利·约翰森（Nunnally Johnson）曾说：“所有人都想扮演迪斯累利，因为他实在是太出彩了。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唐璜，才华横溢。写得了书，逗得了女王，挖得了苏伊士运河。简直比怀厄尔普（Wyatt Earp，美国西部电影《执法悍将》里的传奇人物）还厉害！”是啊，他虽如小人物一般出现，却如英雄一般离开。

参考文献：

Dick Leonard, Nineteenth Century British Premiers, Pitt to Rosebery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各国议会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