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在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必然性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偶然性的作用。相反，它对偶然性的历史作用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研究。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作用的话，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社会历史“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1]关于必然性、偶然性及其复杂性，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和把握。

一、“交互作用论”与“合力论”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首先要承认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因素都是由无穷多个社会因素制约、影响，都是众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人们根据自己的目的和愿望所从事的历史活动的结果，是由从事历史活动的各个人、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造成的。

物质生产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但这只是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的。这一原理丝毫不否认其他社会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相反，历史唯物主义对众多社会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充分肯定的。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2]

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巨大系统，社会内部有无限多个因素在交互作用。这些因素中，既有生产力，又有生产关系；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治、文化因素；既有客体方面的因素，又有主体方面的因素，等等。各种因素相互交叉、制衡，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出种种难以预料的随机性、偶然性，而历史必然性作为一种总的趋势就在这些随机性、偶然性中跳跃，时隐时现。经济因素作为必然性的东西并不能完全决定个别的历史事件，它只能规定历史发展的大致范围和一般趋势。“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3]正是这种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使得社会历史呈现出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面貌。

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人们总是要通过大量的偶然性或现象来认识其必然性、规律性或本质，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这是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领域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共性。但是，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领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又有本质区别：自然界的偶然性表现为自发性、盲目性，而社会历史领域的偶然性表现出主体性、能动性、目的性。也正是由于社会历史偶然性表现出来的主体性和目的性，相比较而言，认识自然界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要容易得多，简单得多，而认识社会历史领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则要复杂得多，艰难得多。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4]

“合力论”思想更是侧重于从主体视角，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中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复杂关系。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一个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含在这个合力里面的。”[5]

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由许多不同的主体按照各自的需要、利益和价值取向去改造历史客体的活动汇合而成的。每个主体的需要、动机、目的和施展出来的力量都融入了“合力”之中，这种合力对于每个主体来说似乎是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合力作用的结果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必然趋势。在合力论中，最终的结果表现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它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而许多追求自己目的的单个人的活动则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它们使社会历史表现得千差万别，纷繁复杂。因此，历史必然性不是就现实的历史过程中的单个事件而言的(这些单个的历史事件都是偶然的)，而是就历史进程的总体趋势和偶然的个别历史事件的表现范围而言的，这个“总体趋势”和“表现范围”是必然的。历史发展的总体的确定性是通过非确定的个别历史事件实现的，也就是说，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来实现的，客观决定性是通过主体的选择性来实现的。

当然，“单个人的意志”作为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因而也是必然性的表现，“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

“交互作用论”和“合力论”都是要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都是要探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决定性)与偶然性及其关系，但是，二者研究社会历史的视角是不同的，“交互作用论”侧重于客体角度，而“合力论”则侧重于主体视角。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协调好不同区域(如，东部和西部)、各个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利益主体(如，国家、集体和个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尽量减少不同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使每一股“分力”都最有效地融入到“合力”之中，使社会的发展真正成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二、历时性考察与共时性比较

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必须对历史事件作较长时间的、足够充分的历时性考察，或对较多同类历史事件作共时性比较。

(一)历时性考察：过程性观念

恩格斯十分欣赏黑格尔“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6]

恩格斯对这一伟大的基本思想作了深刻的阐述，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么，对于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包括必然和偶然的对立)，也就不再敬畏了；人们知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7]。

在这里，恩格斯阐明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它们的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从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出发，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就是许多分过程(或者说一系列的具体环节)的集合体。这个总的过程表现为必然性(规律性)，而其中的分过程表现为偶然性；分过程又是由许多更小的过程构成的集合体，更小的过程相对于分过程来说表现为偶然性，分过程相对于它所包含的更小的过程来说又表现为必然性。没有这种过程性观念，是难以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社会历史规律是大尺度的规律，它的实现和验证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它表现为一种趋势，一种最终的必然性。仅仅分析和考察一个历史事件或仅仅局限于某一短暂的历史时期，往往无法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即历史必然性，甚至还会被假象所迷惑。只有在历时性考察和过程性思维中，才能舍弃偶然性，把握必然性。

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规律的实现和验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不是几年、几十年、一代人、几代人就能完成的，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基础，经历社会形态的更替，社会意识和思想观念的转换。如果没有过程性观念，那么，当历史出现某种暂时的迂回或曲折时，如苏东剧变，就会对社会历史规律发生怀疑或产生动摇。

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一种基本的要求，而不是每时每刻的现实。必须适应是在长时间的不适应之后实现的。如果在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时，局限于某一短暂历史时期，往往会更多地注意到上层建筑的作用，特别是在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之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还受到国际环境的巨大影响，在既定生产力基础上可能建立的生产关系具有相当大的幅度。只有考察的时间足够长、范围足够广，经过比较、分析，我们才能发现：上层建筑的正作用和负作用、国际环境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在原则上是可以相互抵消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再如，价值决定价格的规律，并不是说价格在任何一个个别场合都与价值是一致的，事实上，在每一个个别场合价格与价值都不是完全吻合的；价值决定价格的规律，是指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看，在总的平均数中，价格近似地符合价值。“价值(社会的)变为价格(个别的)，不是经过简单的直接的途径，而是经过极其复杂的途径，因为很自然，在完全靠市场联系起来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规律性只能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而不同方向上的个别的偏离则相互抵消。”[8]

从上面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各种历史事件都是由众多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不完全相同，它们之间发生的交互作用更为复杂多样，这就使得历史事件呈现出种种偶然性。但是，在这众多因素中，又存在着基本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方面，它使历史事件具有必然性。

所以，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考察，范围越小，时间越短，偶然性的作用越容易显现出来；相反，考察的范围越大，时间越长，就越容易观察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上述情况给予了充分的注意。恩格斯指出：“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9]

(二)共时性比较

在一般哲学原理教材中，我们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对立统一，既讲到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又讲到任何事物都具有必然性和偶然性二重属性。其实，讲相互转化，主要是讲在历时性考察中，它们的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在不同的参照系中可以相互转化，分过程相对于总过程来说是偶然性，相对于更小的过程则是必然性。而讲事物具有必然性和偶然性二重属性，则是从同类事物共时性的比较来说的，运用的抽象的方法，舍弃非本质的、暂时的、偶然的联系，把握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必然性和偶然性作为一对对立统一的范畴，必然性是相对于偶然性来说的，偶然性则是相对于必然性来说的，某种现象离开特定的环境和条件，是无所谓偶然性和必然性的。也就是说，必然性和偶然性是一种关系范畴，是相比较而言的。

如，我们不能抽象地问：商品交换是必然性还是偶然性？离开了条件，离开了环境，我们无法作出回答。但，我们可以根据给定条件分别作出以下几种回答：

商品交换，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自然经济社会)，它具有偶然性。

商品交换，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社会)具有必然性。

商品交换，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产品经济社会)具有偶然性。

上面每一种回答，都是在共时性比较中得出结论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产品是用来自己消费的，不是用来交换的，用来交换只是极个别的偶然现象，所以，商品交换是偶然现象，具有偶然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不是用来自己消费的，而是用来交换的，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普遍、最常见的现象，商品交换具有必然性。而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产品的按需分配，已经没有商品交换，所以，商品交换具有偶然性。

黑格尔说：“例外的东西证实了常例”。“例外的东西”是偶然性，“常例”是必然性。也就是说，我们应在共时性比较中把握必然性和偶然性，“一条明白规定的常例或规则是要表明它所适用的各种条件，或者反常情形下的缺陷或杂种。”黑格尔举例说，假如从具体方面去考虑人体的组织，我们断言脑心等等是人类有机生活上必备的东西，那么，便可以举出一个可怜的怪胎，它在大体上虽然具有人形或者一部分人形，然而这个怪胎里可找不出什么脑髓或者心脏。假如有人举了这一个例子来反对人类的普遍特质，那么，我们就可以证明，说一个真实具体的人是一个确乎不同的对象，而这样一个人的头里必然有一副脑子，胸膛里必然有一颗心脏。黑格尔认为，最要紧的是应该把本质的东西划分出来，使它和所谓非本质的东西成为明显的对照。但是要使这桩事情成为可能，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本质的东西[10]。黑格尔这里讲的本质的东西就是必然性，非本质的东西就是偶然性，在共时性比较中，我们就较容易把握必然性和偶然性。

列宁也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1]

由此可见，事物具有必然性和偶然性二重性不是无条件的、抽象的，而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是对某一现象进行共时性比较得出的结论。

对社会历史领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要具体加以分析，不能采取简单化、公式化的方式进行认定，这样，才能真正揭示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复杂关系和多样的形式。

三、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和补充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是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纯粹的历史必然性只存在于逻辑之中，它是在各种偶然性因素之中表现出来的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它存在于偶然性之中；而偶然性中也有必然性，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和补充。

如何看待必然性与偶然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对于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在法国发动的政变，维克多·雨果把事变看作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看成是偶然性事件，夸大政变主体的能动性、选择性，把政变者描写成一个巨人；而普鲁东则陷入纯客观主义，竭力从历史自身寻找政变的因果联系，把政变描绘成一种绝对的历史必然性，把路易·波拿巴描绘成历史必然性的傀儡和工具，为政变主人公作历史辩护，陷入“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马克思则从社会关系入手，既分析了当时阶级斗争的状况、二月革命以后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以及由此造成的条件和态势，把路易·波拿巴的活动放在确定的历史背景下，又考察他的个人品质、他所施展的流氓手段和全部阴谋诡计，这样，就把政变看作是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必然性与偶然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分析了“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12]

恩格斯曾就伟大人物问题探讨过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他指出：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13]

在现实生活中，规律、必然性往往不具有直接现实性，不是既成事实，而只是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它不是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前或之外的某种先在之物、预成之物。正如恩格斯在谈到利润率和一般经济规律的实质时所指出的：“它们全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它们所起的作用被其他规律同时起的作用打乱了，而部分地也由于它们作为概念的特性。”[14]

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并没有否定人们在现实中进行选择的主动性和可能性。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西方一些哲学家认为，社会历史不存在普适性和重复性的规律，只有根据统计规律可能算出的趋势，而“规律和趋势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15]，而在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施塔姆列尔等人的著作中，“趋势”被描绘成完全不确定的、模糊的、主要与偶然性相联系的发展过程。把趋势和规律绝对对立起来，从而否认对社会历史作出预测的可能性，这是根本错误的。

把握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在认识和处理具体的历史事件时，就可以让我们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和偶然性，抓住机遇，有效地进行主体选择。同时，又可以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确定自己行动的目标、方向，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历史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是隐藏的，偶然性是外露的，只有透过偶然性才能认识和把握必然性。历史必然性只是指示历史发展的方向，在这一方向上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空间，给历史主体发挥能动性、创造性留下了可供选择的余地。离开偶然性谈必然性，必然导致机械决定论或宿命论。因此，充分意识到偶然性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地位和作用，抓住历史机遇，是实现历史必然性的重要环节。

国内外学者对现代性的决定性、选择性有所研究，我们也可以从必然性与偶然性视角来探讨现代性。现代性作为一个现实过程，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民主化是其基本内容，这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的过程，即现代性具有必然性。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对现代性又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去建构，即建构具有本国、本地区特色的现代性的具体模式、路径、形态。可见，现代性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决定性与选择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现代性的历史必然性决定了中国建构现代性的必然性，现代性的偶然性决定了从中国国情出发、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必要性。在全球化时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我们也才能真正建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16]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赢得主动，就要重视机遇、善于抓住机遇。所谓机遇，也就是历史与现实、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在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中所形成的一种最佳状态。机遇不是经常出现的，抓住了它，往往就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丧失它，则必定落后于时代，甚至被动挨打。

刘曙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副编审，哲学博士。

（原载《湖湘论坛》2009年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