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文解字》第十五卷上

《后汉书 儒林传》作“《说文解字》十四篇”，舍《叙》而言也；许冲及《隋志》、《唐志》皆云“十五卷”，合《叙》而言也。《大史公自序》、《班氏序传》皆别自为篇。

《叙》曰

二字旧在下文“此十四篇”之上，今审定移置于此。《左传 宣十五年》正义引《说文 序》云“仓颉之初作书”可证。《史记》、《汉书》、《法言》、《大玄》——《序》皆殿于末，古箸书之体例如此。许《书》十四篇既成，乃述其箸书之意，而为五百四十部冣目，记其文字都数，作韵语以终之，略放大史公《自序》云。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原写法，“弓”下封口“”。以下“以”字同）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谓自庖牺以前，及庖牺及神农，皆结绳为治而统其事也。《系辞》曰：“易之兴也，其於中古乎？”虞曰：“兴易者，谓庖牺也。”庖牺为中古，则庖牺以前为上古。黄帝、尧、舜为后世圣人。按，依虞说，则《传》云“上古结绳而治”者，神农以前皆是；云“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者，谓黄帝。《孝经纬援神契》云“三皇无文”，是五帝以下始有文字。庶业其繁，其同荀卿书之綦 ，犹极也。饰伪萌生。“萌生”谓多也 。以上言庖牺作八卦 ，虽即文字之肇耑，但八卦尚非文字。自上古至庖牺、神农，专恃结绳 。事繁伪兹，渐不可枝，为下黄帝造书契张本。黄帝之史官仓颉，“倉”，或作蒼。按，《广韵》云“倉姓，倉頡之后則作蒼”，非也。《帝王世纪》云：“黄帝史官仓颉。”卫恒《四体书势》云：“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葢二人皆黄帝史也。诸书多言仓颉，少言沮诵者，文略也。”按，史者，记事者也。仓颉为记事之官，思造记事之法，而文生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分理”犹文理。初造书契。高诱注《吕览》曰：“苍颉生而知书，写仿鸟迹，以造文章。”“百工以乂，乂，治也。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文即谓书契也。此引《易 彖辞》而释之。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居德”，依许字例当作“凥悳”，而不必改正者。《十四篇》皆释造字之恉，其说解必用本义之字，而不用叚借；有为后人所乱者，则必更正之 。《叙》则许所自制之文，不妨同彼时通用之字，亦使学者知古今字诂不同，故知“叙”字不必同十四篇字也 。“施禄及下”，谓能文者则禄加之；“居德则忌”，谓律己则贵德不贵文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依类象形”谓“指事”、“象形”二者也。“指事”，亦所以“象形”也。“文”者，逪画也。□(上“交”下“辶”)逪其画，而物像在是，如见迒而知其为兔 ，见□(上“朿”下“辶”)而知为鹿也 。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形声相益”，谓“形声”、“会意”二者也。有形则必有声。声与形相軵为形声，形与形相軵为会意。“其后”，为仓颉以后也。仓颉有“指事”、“象形”二者而已 。其后文与文相合而为“形声”，为“会意”，谓之“字”。如《易》本只八卦，卦与卦相重而得六十四卦也 。文者，物象之本；各本无此六字，依《左传 宣十五年正义》补。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孳”者汲生也。人及鸟生子曰乳。“寖”犹“渐”也。“字”者乳也。《周礼外史》、《礼经聘礼》、《论语 子路篇》皆言“名”。《左传》“反正为乏”、“止戈为武（‘戈’上‘止’下）”、“皿虫为蛊”皆言“文”，六经未有言“字”者。秦刻石“同书文字”，此言“字”之始也。郑注二《礼》、《论语》皆云：“古曰名，今曰字。”按：“名”者，自其有音言之；“文”者，自其有形言之；“字”者自其滋生言之。大行人属瞽史论书名，外史達书名於四方，此“韵书”之始也。《中庸》曰“书同文”，此“字书”之始也。周之韵书不传，而《毛诗》及他《经》韵语固在；周之字书不传，而许君《说文》可补其阙。〇按，析言之，独体曰“文”，合体曰“字”，统言之则“文字”，可互称。《左传》“止戈”、“皿虫”皆曰“文”，是合体为“文”也。许君某部言文若干，谓篆文。言凡若干字，谓说解语。是则古篆通谓之“文”，己语则谦言字也 。著于竹帛谓之书。“箸”，各本作“著”，今正从竹。此字古只作“者”。“者”者，别事□（上“司”下“言”，词）也。别之则其事昭焯，故曰“者明”；而俗改为“著明”。别之则□（上“司”下“言”，词）与事相黏连軵丽，故引申为直略切之附者、张略切之衣者，而俗亦皆作“附著”、“衣著”。或云，《说文》无“著”，改为“箸”，皆未得其原也。者於竹帛，附著而著明之於竹帛也。 古者，大事书之於册，小事简牍。《聘礼记》曰：“百名以上书於册，不及百名书於方。”古用竹木不用帛，用帛葢起於秦。秦时官狱职务緐，初有“隶书”，以趋约易。始皇至以衡石量书决事，此非以缣素代竹木不可。许於此兼言帛者，葢檃桰秦以后言之。书者，如也。谓如其事物之状也。《聿部》曰“書者，者也”，谓昭明其事。此云“如也”，谓每一字皆如其物状。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迄”当为“讫”。讫，止也。 “迄”，俗。此等，葢皆后人所改。然，汉碑多用“迄”。或许不废此字。黄帝为五帝之首。自黄帝而帝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帝尧，帝舜，为“五帝”；夏禹，商汤，周文武，为“三王”。其间，文字之体，更改非一，不可枚举。传於世者，槩谓之《仓颉》“古文”，不皆仓颉所作也。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于”当作“於”，“泰”当作“大”。“封大山者七十二家”，见《管子》、《韩诗外传》、《司马相如封禅文》、《史记封禅书》。《封禅书》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无怀氏、虙羲氏、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俈、尧、舜、禹、汤、周成王也。”《援神契》曰“三皇无文”。而无怀、虙羲在五帝前，曷云：“有文字乎？”五帝以前，亦有记识而已，非必成字。黄帝以下，乃各著其字，故檃桰之曰“七十二代，靡有同焉”。

《周礼》：八岁入小学，《大戴礼保傅篇》曰：“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髪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卢景宣注曰：“‘外舍’、‘小学’谓虎门师保之学也；‘大学’，王宫之东者；‘束髪’，谓成童。”《白虎通》曰：“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是也。此大子之体。”《尚书大传》曰：“公卿之大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学，见小节而践小义；年二十而入大学，见大节而践大义。此世子入学之期也。”又曰：“十五始入小学，十八入大学，谓诸子性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学，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学。”《内则》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学书计者，谓公卿以下敎子於家也。”玉裁按：《食货志》曰：“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白虎通》曰：“八岁毁齿，始有识知，入学学书计。”许亦曰：“《周礼》‘八岁入小学’皆是泛言敎法，非专指王大子。《内则》六年敎之数与方名，已识字已知算矣。至十岁乃就外傅，讲求六书之理、九数之法，故曰十年学书计，与他家云‘八岁入小学’异者，所传不同也。”《周礼》无“八岁入小学”之文，因保氏并系之《周礼》。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周礼》保氏敎国子六艺，五曰“六书”。“国子”者，公卿、大夫之子弟。师氏敎之，保氏养之，而世子亦齿焉。“六书”者，文字、声音、义理之总汇也。有“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而字形尽於此矣。字各有音，而声音尽於此矣。有“转注”、“叚借”，而字义尽於此矣。异字同义曰“转注”，异义同字曰“叚借”。有“转注”而百字可一义也，有“叚借”而一字可数义也。字形、字音之书，若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殆其一耑乎！字义之书，若《尔雅》其冣著者也。赵宋以后言“六书”者，匈□(左“衤”右“金”)陿隘，不知“转注”、“叚借”，所以包括诂训之全，谓六书为仓颉造字六法，说“转注”多不可通。戴先生曰：“‘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者，字之体也；‘转注’、‘叚借’二者，字之用也。”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一曰指事。刘歆、班固首“象形”，次“象事”。“指事”，即“象事”；郑众作“处事”，非也。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见意”各本作“可见”，今依颜氏《艺文志注》正。“意”，旧音如“忆”。“识”、“意”在古音第一部。以下每书二句，皆韵语也。上下【原文“┷（两横，上短下长——上）”、“┯（两横，上长下短——下）”】是也。“┷”、“┯”，各本作“上”、“下”，非，今正。此谓“古文”也。有在“一”之上者，有在“一”之下者，视之而可识为上下，察之而见上下之意。 许於二部曰：“┷，高也；此指事。┯，底也；此指事。”《序》复举以明之，“指事”之别於“象形”者。“形”谓一物，“事”晐众物，专博斯分；故一举“日”、“月”，一举“┷”、“┯”。“┷”、“┯”所晐之物多，“日”、“月”只一物。学者知此，可以得“指事”、“象形”之分矣。“指事”亦得称“象形”，故“乙”、“丁”、“戊”、“己”皆“指事”也，而“丁”、“戊”、“己”皆解曰“象形”；“子”、“丑”、“寅”、“卯”皆“指事”也，而皆解曰“象形”；“一”、“二”、“三”、“四”皆“指事”也，而“四”解曰“象形”。有事则有形，故“指事”皆得曰“象形”，而其实不能溷。“指事”不可以“会意”肴。合两文为“会意”，独体为“指事”。徐楚金及吾友江艮庭往往谬“会意”为“指事”，非也。二曰象形，“象”，当作“像”。“像”者，似也。“象”者，南越大兽也。自《易大传》已叚借矣。刘歆、班固、郑众亦皆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诘诎”见《言部》，犹今言屈曲也。“日”下曰：“实也，大阳之精，象形。”“月”下曰：“阙也，大阴之精，象形。”此复举以明之。物莫大乎日、月也。有独体之“象形”，有合体之“象形”。独体，如日月水火是也。合体者，从某而又象其形，如“睂”，从“目”，而以“广”象其形；“箕”从“竹”而以“甘”象其形；“衰”从“衣”，而以“冄”象其形；“疇”从“田”，而以“壽”象耕田沟诘屈之形是也。独体之“象形”，则成字可读；軵於从某者，不成字，不可读。说解中往往经浅人删之，此等字半“会意”半“象形”，一字中兼有二者。“会意”则两体皆成字，故与此别。三曰形声。刘歆、班固谓之“象声”。“形声”即“象声”也。其字，半主义，半主声。半主义者，取其义而形之；半主声者，取其声而形之。不言义者，不待言也。得其声之近似，故曰“象声”、曰“形声”。郑众作“谐声”。谐，詥也，非其义。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事”兼“指事”之事，“象形”之物，言物亦事也。“名”即古曰名、今曰字之名。“譬”者，谕也；谕者，告也。“以事为名”，谓半义也；“取譬相成”，谓半声也。“江”、“河”之字以“水”为名，譬其声如“工”、“可”，因取“工”、“可”成其名。其别於“指事”、“象形”者，“指事”、“象形”独体，“形声”合体；其别於“会意”者，“会意”合体主义，“形声”合体主声。声或在左，或在右，或在上，或在下，或在中，或在外。亦有一字二声者，有亦声者，“会意”而兼“形声”也；有省声者，既非“会意”，又不得其声，则知其省某字为之声也。四曰会意。刘歆、班固、郑众曰“会意”。“会”者，合也，合二体之意也。一体不足以见其义，故必合二体之意以成字。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谊”者，人所宜也。先郑《周礼》注曰：“今人用‘义’，古书用‘谊’。‘谊’者本字，‘义’者叚借字。”指撝与指□（上“靡”下“手”）同，谓所指向也。比合人言之谊，可以见必是“信”字；比合戈止之谊，可以见必是“武”字。是会意也。“会意”者，合谊之谓也。凡“会意”之字，曰“从人言”，曰“从止戈”，“人言”、“止戈”二字，皆联属成文，不得曰“从人，从言”、“从戈，从止”。而全书内往往为浅人增一“从”字，大徐本尤甚，绝非许意。然亦有本用两“从”字者，固当分别观之。有似“形声”而实“会意”者，如“拘”、“鉤”、“笱”皆在句部，不在手、金、竹部；“莽”、“莫”、“葬”不入犬、日、死部；“□（上‘艹’中‘丩’下‘艹’）”、“纠”不入茻、糸部之类是也。五曰转注。刘歆、班固、郑众亦皆曰“转注”。“转注”犹言互训也。注者，灌也。数字展转，互相为训；如诸水相为灌注，交输互受也。“转注”者，所以用“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种文字者也。数字同义，则用此字可，用彼字亦可。汉以后释《经》谓之“注”，出於此；谓引其义使有所归，如水之有所注也。里俗作“注”字，自明至今刊本，尽改书文，其可叹矣。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建类一首”，谓分立其义之类，而一其首；如《尔雅·释诂》第一条说“始”是也。“同意相受”，谓无虑诸字，意恉略同，义可互受相灌注，而归於一首。如“初、哉、首、基、肈、祖、元、胎、俶、落、权舆”，其於义或近或远，皆可互相训释，而同谓之“始”是也。独言“考”、“老”者，其□（“顯”去“頁”）明亲切者也。《老部》曰“老者，考也；考者，老也。”以“考”注“老”，以“老”注“考”，是之谓“转注”。葢“老”之形，从“人”、“毛”、“匕”，属“会意”；“考”之形，从“老”、“丂”、“声”，属“形声”，而其义训则为“转注”。全书内用此例，不可枚数；但类见於同部者易知，分见於异部者易忽。如《人部》“但”“裼”也，《衣部》“裼”“但”也之类，学者宜通合观之。异字同义，不限於二字。如“裼”、“嬴”、“裎”，皆曰“但”也，则与“但”为四字。“窒”、“窴”皆曰“□（上‘宀’，中四‘工’两两重叠，下‘廾’）”也，则与“□（上‘宀’，中四‘工’两两重叠，下‘廾’）”为三字是也。《尔雅》首条，“初”为衣之始；“哉”为“才”之叚借字，“才”者艸木之初；“首”为人体之始；“基”为墙始；“肈”为“肁”之叚借，“肁”者始开；“祖”为始庙；“元”为始，“胎”为妇孕三月；“俶”为始也；“落”之为始义，以反而成；“权舆”之为始，葢古语。是十一者，通谓之“始”，非一其首而同其异字之义乎？许云：“考者，老也；老者，老也。”举其切近著明者言之，其他若“初”、“才”、“首”、“基”、“肈”、“祖”、“元”、“胎”、“俶”、“落”、“权舆”等字之皆为“始”，未尝不义同《尔雅》也。有参差其辞者，如“初”下曰“始也”，“始”下曰“女之初也”，同而异，异而同也。有纲目其辞者，如“詞（写法上‘司’下‘言’）”为意内言外，而“矤”为兄词，“者”为别事词，“魯”为钝词，“曾”为词之舒，“尒”为词之必然，“矣”为语已词，“乃”为词之难是也。有云“之言”者，如孔子云“貉之言，貉貉恶也；狄之言，淫避也”是也。凡经传内云“之言”亦云“之为言”者视此。有云“犹”者，如“不”下云：“一，犹天也。”“尔”下云：“丽尔，犹靡丽也。”“夲”下云：“大十，犹兼十人也。”“茍”下云：“勹口，犹慎言也。”“□（上‘宀’，中四‘工’两两重叠，下‘廾’）”下云：“□（四‘工’两两重叠），犹齐也”是也。凡《传》注中云“犹”者视此。有以“叚借”为“转注”者，如“會”下云：“曾，益也；曾即增。”“□（上‘日’下‘匕’）”下云：“匕，合也；匕即比。”“旞”下云：“允，进也；允即□（左上‘山’下‘夲’右‘允’）”是也。凡《尔雅》及传注以叚借为转注者视此。《尔雅》训“哉”为“始”，谓“哉”即“才”之“叚借”也；《毛传》训“瑕”为“远”，谓“瑕”即“遐”之“叚借”也。故“转注”中可包“叚借”，必二之者，分别其用也。既“叚借”而后与叚义之字相“转注”，未“叚借”则与本义之字相“转注”也。“转注”之说，晋卫恒、唐贾公彦、宋毛晃皆未误，宋后乃异说纷然，戴先生荅江慎修书正之，如日月出矣。而爝火有思复然者，由未知六书“转注”“叚借”二者，所以包罗自《尔雅》而下一切训诂音义，而非谓字形也。玉裁按，卫恒《四体书势》曰：“‘转注’者，以‘老’注‘考’也。”此申明许说也。而今《晋书》譌为“老，寿考也”，则不可通。毛晃曰：“六书‘转注’，谓一字数义，展转注释而后可通，后世不得其说。”六曰假借。刘歆、班固、郑众皆作“假借”。六书之次第，郑众：一象形，二会意，三转注，四处事，五假借，六谐声，所言非其《叙》；刘歆、班固：一象形，二象事，三象意，四象声，五转注，六假借，与许大同小异。要以刘、班、许所说为得其传，葢有“指事”、“象形”而后有“会意”、“形声”；有是四者为体，而后有“转注”、“假借”二者为用。戴先生曰“六者之次第出於自然”是也。学者不知转注，则亦不知“假借”为何用矣。“假”当作“叚”。《又部》曰：“叚，借也。”然则《人部·当》云：“借，叚也。”“叚借”者，古文初作而文不备，乃以同声为同义。“转注”专主义，犹“会意”也；“叚借”兼主声，犹“形声”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托者，寄也；谓依傍同声而寄於此。则凡事物之无字者，皆得有所寄而有字。如汉人谓县令曰令长。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令之本义发号也，长之本义久远也。县令，县长，本无字而由发号久远之义，引申展转而为之，是谓“叚借”。许独举“令”、“长”二字者，以今通古，谓如今汉之县令，县长字即是也。原夫“叚借”放於古文本无其字之时。许书有言“以为”者，有言“古文以为”者，皆可荟萃举之。“以”者，用也，能左右之曰“以”。凡言“以为”者，用彼为此也。如“来”，周所受瑞麦来麰也，而以为“行来之来”；“乌”，孝鸟也，而以为“乌呼”字；“朋”，古文凤，神鸟也，而以为“朋攩”字；“子”，十一月，阳气动万物滋也，而人以为“偁”；“韦”，相背也，而以为“皮韦”；“西”，鸟在巢上也，而以为“东西之西”。言“以为”者凡六，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之明证。本无“来往”字，取“来麦”字为之，及其久也；乃谓“来”为“来往”正字，而不知其本训。此许说“叚借”之明文也。其云“古文以为”者，“洒”下云“古文以为‘洒埽’字”，“疋”下云“古文以为‘诗大雅’字”，“丂”下云“古文以为‘巧’字”，“臤”下云“古文以为‘贤’字”，“□（上‘止’下‘从’）”下云“古文以为鲁卫之‘鲁’”，“哥”下云“古文以为‘歌’字”，“詖”下云“古文以为‘颇’字”，“□（上‘罒’，中‘己’缺上一横，下插‘罒’）”下云“古文以为‘靦’字”，“爰”下云“古文以为‘车辕’字”，“□（左‘寿’右‘攴’）”下云“《周书》以为‘讨’字”，此亦皆所谓依声托事也。而与“来”、“乌”、“朋”、“子”、“韦”、“西”六字不同者，本有字而代之，与本无字有异。然或叚借在先，制字在后，则叚借之时本无其字，非有二例 。惟前六字，则叚借之后，终古未尝制正字；后十字，则叚借之后，遂有正字为不同耳。许《书》又有引《经》说叚借者，如“□（左‘丑’右‘女’）”，人姓也；而引《商书》无有作“□（左‘丑’右‘女’）”，谓《鸿（洪）范》叚“□（左‘丑’右‘女’）”为“好”也。“□（上‘苜’下‘火’）”，火不明也；而引《周书》“布重□（上‘苜’下‘火’）席”，释云“蒻席也”，谓《顾命》叚“□（上‘苜’下‘火’）”为“蔤”也。“堲”，古文“垐”，以土增大道上也；而引《唐书》“朕堲谗说殄行”，释云“堲，疾恶也”，谓《尧典》叚“堲”为“疾”也。“圛”，回行也；而引《商书》曰“圛”，释云“圛者，升云半有半无”，谓《鸿范》叚“圛”为“骆驿”也。“柘”，槀也；而引《夏书》“雅箘辂枯”，释云“木名”，谓叚枯槀之“枯”为木名也。此皆许偁《经》说“叚借”，而亦由“古文”字少之故。与云“古文以为”者，正是一例。大氐“叚借”之始，始於本无其字，及其后也；既有其字矣，而多为叚借，又其后也；且至后代譌字，亦得自冒於叚借。博综古今，有此三变。以许《书》言之，本无“难”、“易”二字，而以难鸟、蜥易之字为之。此所谓无字依声者也。至於经传、子史，不用本字，而好用叚借字，此或古古积传，或转写变易，有不可知。而如许《书》每字依形说其本义。其说解中，必自用其本形本义之字，乃不至矛盾自陷。而今日有绝不可解者，如“□（上‘頁’下‘心’）”为愁，“憂”为行和，既画然矣；而“愁”下不云“□（上‘頁’下‘心’）”也，云“憂”也。“□（上‘宀’中四‘工’叕下‘廾’）”为窒，塞为隔，既画然矣 ；而“窒”下不云“□（上‘宀’中四‘工’叕下‘廾’）”也，云“塞”也。“但”为裼，“袒”为衣缝解，既画然矣；而“裼”下不云“但”也，云“袒”也。如此之类，在他书可以托言叚借，在许《书》则必为转写譌字，葢许说义出於形，有形以范之；而字义有一定，有本字之说解以定之。而他字说解中，不容与本字相背，故全《书》讹字，必一一諟正，而后许免於诬，许之为是《书》也。以汉人通借緐多，不可究诘，学者不识何字为本字，何义为本义。虽有《仓颉》、《爰历》、《博学》、《凡将》、《训纂》、《急就》、《元尚》诸篇，杨雄、杜林诸家之说，而其篆文，既乱襍无章，其说亦零星间见，不能使学者推见本始，观其会通，故为之依形以说音义，而制字之本义昭然可知。本义既明，则用此字之声而不用此字之义者，乃可定为叚借；本义明，而“叚借”亦无不明矣。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大史，官名；籀，人名也。省言之曰“史籀”。《汉·艺文志》云：“史籀十五篇，自注周宣王大史作《大篆》十五篇。”又云：“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敎学童书也。”然则其姓不详。《记》、《传》中，凡史官多言“史某”，而应劭、张怀瓘、颜师古，及封演《闻见记》，郭忠恕《汗简》引《说文》，皆作“大史史籀”。或疑大史而史姓，恐未足据。《大篆》十五篇，亦曰《史籀篇》，亦曰《史篇》。《王莽传》：“征天下《史篇》文字。”孟康云：“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书也。”此“古文”二字当易为“大篆”，《大篆》与仓颉《古文》或异，见於许《书·十四篇》中者备矣。凡云“籀文”，作某者是也，或之云者，不必尽异也，葢多不改“古文”者矣。“籀文”字数不可知，《尉律》“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此“籀”字训读“书”，与“宣王大史籀”非可牵合。或因之谓“‘籀文’有九千字”，误矣。“大篆”之名，上别乎“古文”，下别乎“小篆”而为言。曰“史篇”者，以官名之；曰“籀篇”、“籀文”者，以人名之。而张怀瓘《书断》，乃分“大篆”及“籀文”为二体，尤为非是。又谓“籀文”亦名“史书”，尤非。凡《汉书》《元帝纪》、《王尊传》、《严延年传》、《西域传》之冯嫽，《后汉书》《皇后纪》之和熹邓皇后、顺烈梁皇后，或云“善史书”，或云“能史书”，皆谓便习“隶书”，适於时用，犹今人之工“楷书”耳。而自应仲远注《汉》，已云“《史书》，周宣王大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也”，殊为缪解。许偁《史篇》者三，“奭”下云“此燕召公名，《史篇》名‘丑’”，“匋”下云“《史篇》读与‘缶’同”，“姚”下云“《史篇》以为姚易”，知《史篇》不徒载篆形，亦有说解。班《志》云“建武时亡六篇”；唐玄度云“建武中获九篇”；章帝时王育为作解说，所不通者十有二三。许葢取王育说与。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也，始见《小戴·经解》、《庄子·天运》。孔子书六《经》以古文者，以壁中《经》知之；左氏述《春秋传》以古文者，於张苍所献知之，皆见下文。“古文”、“大篆”二者错见。此云皆以“古文”兼“大篆”言之。六《经》、《左传》不必有“古文”而无“籀文”也 。下文云“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兼“古文”言之，不必所省改皆“大篆”而无“古文”也。秦书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不言“古文”，知“古文”已包於“大篆”中也。王莽改定“古文”有六书，一曰“古文”；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三曰“篆书”，即“小篆”。不言“大篆”，知“古文”、“奇字”二者内已包“大篆”也。《吕氏春秋》云“仓颉造‘大篆’”，是“古文”亦可偁“大篆”之证。厥意可得而说。谓虽当诡更正文，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之世；而真“古文”之意，未尝不可说也。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其后”谓孔子歾而□（“微”去左“彳”）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也。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见《孟子》。分为七国，韩、赵、魏、燕、齐、楚、秦。田畴异亩，如周制六尺为步，步百为畮；秦孝公二百四十步为畮。车途异轨，车之彻广曰“轨”，因以轨名涂之广。七国时，车不依彻广八尺之定制，或广或陕焉；涂不依诸侯经涂七轨，环涂五轨，野涂三轨之制，各以意为之，故曰“车涂异轨”也。律令异灋，如商鞅为左庶长，定变法之令。衣冠异制，如赵武灵王效胡服为惠文冠，前插貂尾又服鞾；齐王之侧注冠；楚王之解豸冠是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谓大行人属瞽史喻书名，听声音之制废，而各用其方俗语言，各用其私意省改之文字也。言语异声，则音韵岐；文字异形，则体制惑。车同轨，书同文之盛於是乎变矣。秦始皇初始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作者。以“秦文”同天下之文。“秦文”即下文“小篆”也。《本纪》曰，二十六年，“书同文字”。斯作《仓颉篇》，《艺文志》曰“《仓颉》一篇”。（注云）“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志》曰“爰历六章，车府令赵高作”，“车”上当有“中”字。伏俨曰：“中车府令，主乘舆路车者也。”太令胡毋敬作《博学篇》，《志》曰“《博学》七章，大史令胡毋敬作”，司马彪曰“大史令，掌天时星厤”。“胡毋”，姓也。《公羊》、《音义》、《史记》、《索隐》“毋”皆音“无”。或作父“母”字，非也。 李之七章，赵之六章，胡毋之七章，各为一篇。《汉志》冣目，合为《仓颉》一篇者，因汉时闾里书师合为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故也。六十字为一章者，凡五十五。然则，自秦至司马相如以前，“小篆”只有三千三百字耳。浅人云：“《仓颉》‘大篆’有九千字。”“大篆”之多三倍於“小篆”，其说之妄，不辩而可知矣。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省”同“□(左‘女’右‘省’)”。《女部》曰“□(左‘女’右‘省’)，少减也。”亦作“渻”，《水部》曰：“渻，减也。”“省”者，减其緐重；“改”者，改其怪奇。如“民”、“弟”、“革”、“酉”，皆象“古文”之形，所谓“改”也。《书》中载秦刻石“□（上‘廿’下‘乚’）、□（左‘氵’右‘攴’）”二字，此又“刻石”与“小篆”异者，如“古文”之有“奇”字也。云“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者，言史籀“大篆”则“古文”在其中。“大篆”既或改“古文”，“小篆”复或改“古文”、“大篆”。“或”之云者，不尽省改也。不改者多。则许所列“小篆”，固皆“古文”、“大篆”，其不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古籀”同“小篆”也；其既出“小篆”，又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则所谓“或颇省改”者也。所谓小篆者也。“篆”者引书之谓。大史籀作者“大篆”，则谓李斯等作者“小篆”以别之。“小篆”，《艺文志》作“秦篆”。凡许《书》中云“篆书”者“小篆”也，云“籀文”者“大篆”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日繁，皆详《始皇本纪》。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趣”，疾走也。而古文由此绝矣。《艺文志》曰：“是时，始造隶书矣。”起於官狱多事，茍趋省易，施之於徒隶也。晋卫恒曰：“秦既用‘篆’，奏事緐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唐张怀瓘曰：“秦造‘隶书’以赴急速，为官司刑狱用之；馀尚用‘小篆’焉。”按，“小篆”既省改“古文”、“大篆”，“隶书”又为“小篆”之省。秦时二书兼行，而“古文”、“大篆”遂不行，故曰“古文”由此绝。秦时刻石皆用“小篆”，汉初人不识“科斗”其证也。自尔秦书有八体：“尔”，犹“此”也。《艺文志》“《史籀》十五篇”；下即次之以“《八体六技》”，而不言其篇数。韦昭注“八体”，用许说。一曰大篆，不言“古文”者，“古文”在“大篆”中也。上云“‘古文’由此绝”何也？“古文”、“大篆”虽不行，而其体固在；“刻符”、“虫书”等，未尝不用之也。二曰小篆，其时所冣重也。三曰刻符，《魏书江式表》：“符下有书字。”“符”者，周制六节之一 ，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四曰虫书，《新莽六体》有“鸟虫书，所以书旛信也”。此“虫书”，即“书旛信”者。五曰摹印，即新莽之“缪篆”也。六曰署书，《木部》曰：“检者，书署也。”凡一切封检、题字皆曰“署”，题榜亦曰“署”。《册部》曰：“扁者，署也，从户册。”七曰殳书，萧子良曰：“殳者，伯氏之职也。”古者，文既记笏，武亦书殳。按，言“殳”以包凡兵器题识，不必专谓“殳”。汉之“刚卯”，亦“殳书”之类。八曰隶书。所以便於官狱职务也。自“刻符”而下，其《汉志》所谓“六技”与。“刻符”、“旛信”、“摹印”、“署书”、“殳书”皆不离“大篆”“小篆”而诡变，各自为体，故与《左书》偁“六技”。

汉兴有艸（草）书。卫恒曰：“汉兴而有艸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善作之。”宋王愔曰：“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麤书之，‘章艸’之始也。”按，“艸书”之偁，起於艸稾。赵壹云：“起秦之末，殆不始史游。其各字不连绵者曰‘章艸’，晋以下相连绵者曰‘今艸’，犹“隶”之有‘汉隶’、‘今隶’也。”汉人所书曰“汉隶”，晋、唐以下“楷书”曰“今隶”。“艸书”又为“隶书”之省，文字之变巳极。故许蒙“八体”而附著之於此，言其不可为典要也。汉赵壹有《非艸书》一篇。《尉律》：学童十七以上，“僮”，今之“童”字。始试，（句绝）谓始应考试也。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吏）；“史”，各本作“吏”，今依《江式传》正。《周礼》注曰：“倍文曰‘讽’。”《竹部》曰：“籀，读书也。”《毛诗传》曰：“读，抽也。”《方言》曰：“抽，读也。”“抽”即“籀”，“籀”“读”二文为转注。《尚书》“克由绎之”，“由绎”即籀绎也。《史记》云“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如淳云“抽彻旧书故事而次述之”，“紬”亦即“籀”字也。今本《说文 言部》“读”下云：“诵，书也。”不合故训。“诵”乃“籀”之误耳。凡古卜筮，抽绎卦爻本义而为辞者，因以“籀”名之，今《左传》作“繇”，俗作“繇”，许偁则作“卜籀”。“籀”之说明，而许所谓“讽籀书”者可明矣。“讽籀书九千字”者，“讽”谓能背诵《尉律》之文，“籀书”谓能取《尉律》之义推演发挥而缮写至九千字之多。“讽”若今小试之默经，“籀书”若今试士之时艺。上云“始试”，则此乃试之之事也。《艺文志》“试学童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无“籀”字。“得为史”，得为郡县史也。《周礼》“史十有二人”，注曰“史，掌书者”；又“史掌官书以赞治”，注曰“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后汉书 百官志》“郡大守”、“郡丞”、“县令若长”、“县丞”、“县尉”，各置诸曹掾史。又以八体试之。“八体”《汉志》作“六体”。考“六体”乃亡新时所立。汉初萧何艸律，当沿秦“八体”耳。班《志》固以试学童为萧何律文也。自“学僮十七”至“辄举劾之”，许与班略异，而可互相补正。班云“大史试学童”；许则云郡县“以讽籀书试之”，又“以八体试之”，而后“郡移大史”试之，此许详於班也。班云“讽书”，许则云“讽籀书”，此亦许详於班也。班云“六体”，许则云“八体”，此许覈於班也 。班云“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许云“尚书史”，此班详於许也。班云“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许不言吏民上书，此亦班详於许也。班书之成虽在许前，而许不必见班书，固别有所本矣。郡移太史并课，（句绝）最者以为尚书史。“大史”者，大史令也。“并课”者，合而试之也。上文试以“讽籀书九千字”，谓试其记诵文理；试以“八体”，谓试其字迹。县移之郡，郡移之大史，大史合试此二者。“冣”读“殿冣”之“冣”。其冣者，用为尚书令史也。尚书令史十八人，二百石，主书。《艺文志》曰：“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云“史书令史”者，谓能“史书”之令史也。汉人谓“隶书”为“史书”。故孝元帝孝成许皇后、王尊、严延年、楚王侍者冯嫽，后汉孝安帝和熹邓皇后、顺烈梁皇后、北海敬王睦、乐成靖王党、安帝生母左姬、魏胡昭史，皆云善“史书”，大致皆谓适於时用。如《贡禹传》云：“郡国择便巧‘史书’者，以为右职。”又苏林引胡公云：“汉官假佐取内郡善‘史书’者，给佐诸府也。”是可以知“史书”之必为“隶书”。向来注家释“史书”为“大篆”，其缪可知矣。石建自诡马不足一，马援纠缪皋为四羊，其可证也。葢汉承秦后，切於时用，莫若“小篆”、“隶书”也。《志》兼言御史令史。“御史令史”，即《百官志》之“兰台令史”，许不及之者。以下文云“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乃尚书所职，非御史所职也。〇《光武纪》注引《汉制度》曰：“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试敕。”“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 ，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惟此为异也。制书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诏”；三公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诏书”者，诏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诫敕”者，谓敕刺史大守，其文曰“有诏敕某官”，他皆仿此。按，此知汉人除策诸侯王，用木简“篆书”外，他皆用缣素“隶书”而已，绝无用“大篆”之事也。书或不正，辄举劾之。“劾”者，用法以纠有罪也。《百官志》曰：“民曹尚书，主凡吏民（今本夺民字）上书事。”然则，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正。民曹尚书事，而令史实佐之者也。此以上，言汉初《尉律》之法如此。今虽有《尉律》，不课，“今”者，许谓“当其时”也；谓不试以“讽籀尉律九千字”也。小学不修，谓不以“八体”试之也。《汉志》：自《史籀》十五篇，下至杜林《仓颉故》一篇，总之为《小学》十家四十五篇。谓之“《小学》”者，八岁入小学所敎也。莫达其说久矣。莫解“六书”之说也。玉裁按，汉之取人，萧何初制用律及“八体”书，迄乎孝武，依丞相御史言，用通一艺以上补卒史，乃后吏多文学之士——合《说文》、《艺文志》及《儒林传》参观可见。葢始用律，后用经，而文学由之盛，始试“八体”；后不试，第听闾里书师习之，而《小学》衰矣。故言今以惜之。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者，（句绝）此“通《仓颉》读者”齐人，而失其姓名。《艺文志》云“征齐人能通《仓颉》读者”是也。“张敞从受之”，谓令张敞从此人学，如晁错之从伏生受《尚书》，张叔等十馀人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也。张敞从受之；《艺文志》曰：“《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按云，《仓颉》多古字者，谓《仓颉篇》中大半“古文”、“大篆”；且周秦时所用音义，在汉时则为古字，如张揖《古今字诂》所记者是也。“俗师失其读者”，失其音义也；“正读者”，正其音义。张敞，字子高，河东平阳人；子吉；吉子竦，字伯松，博学文雅过於敞。《郊祀志》曰：“美阳得鼎献之有司，多以为宜荐见宗庙。张敞好古文字，按鼎铭勒而上议曰：‘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臧之於宫庙者也，不宜荐见宗庙。’制曰：‘京兆尹议是’。”凉州刺史杜业、“业”，《汉书》作“邺”，似当从许作“业”。杜邺，字子夏，本魏郡緐阳人也。其母张敞女，从敞子吉学问，得其家书。吉子竦，又从邺问，亦著於世，尤长《小学》。邺子林，亦有雅材，其正文字过於邺、竦。沛人爰礼、“沛”，依《六篇邑部》当作“□（左‘巿’右‘阝’）”，此亦从俗也。《亏部》“平”下曰：“爰礼说，其一端也。”讲学大夫秦近，“讲学大夫”，新莽所设官名。《儒林传》：萧秉、陈侠、欧阳政，为王莽讲学大夫。“秦近”，或曰：即桓谭《新论》云“秦近君说《尧典》‘篇目’两字，至十馀万言；说‘曰若稽古’，三万言”者也。亦能言之。谓已上共五人，皆能说《仓颉》读也。杜业在哀帝时，爰礼、秦近皆在平帝及亡新时。孝平时，征礼等百馀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孝平纪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锺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艸》，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敎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王莽传》曰：“元始四年，征天下通一艺，敎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锺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令记说廷中。”纪传所说，正是一事。爰礼等百馀人，说文字未央廷中，正其时也。礼等通小学、史篇、文字者也。“《史篇》”，孟康云：“史籀所作十五篇也。”玉裁按，《杨雄传》曰：“《史篇》莫善于《仓颉》。”是则凡小学之书皆得偁《史篇》。《艺文志》曰：“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杨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黄门侍郎扬雄“杨”从“木”，或从“手”者误。《本传》：“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采以作《训纂篇》。《志》曰：“《训纂》一篇，杨雄作。”《杨雄传》曰：“《史篇》莫善於《仓颉》，作《训纂》。”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凡”者，冣桰也；“冣桰”者，都数也。“《仓颉》已下十四篇”，谓自《仓颉》至於《训纂》共十有四篇，篇之都数也。“五千三百四十字”，字之都数也。《艺文志》曰：“汉时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此谓汉初《仓颉篇》只有三千三百字也。《志》又曰：“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今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此谓三家所作，惟《凡将》之字有出《仓颉篇》外者也。《志》又曰“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杨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此谓雄所作《训纂》凡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合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凡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也。班但言章数，许但言字数，而数适相合。不数《急就》、《元尚》者，皆《仓颉》中字；既取《仓颉》，可不之数也。不数《凡将》者，《凡将》字虽或出《仓颉》外，而必晐於《训纂》中，故亦不之数也。《训纂》续《仓颉》而无复《仓颉》之字，且易《仓颉》中自复者，故五千三百四十字，一无重复也。然则何以云十四篇也？合李斯、赵高、胡毋敬、司马相如、史游、李长、杨雄所作而言之，计字则无复，计篇则必备也。本只有《仓颉》、《爰歴》、《博学》、《凡将》、《急就》、《元尚》、《训纂》七目，又析之为十四，其详不可闻矣。汉初，葢《仓颉》《爰歴》《博学》为“三仓”。班於《仓颉》一篇自注云“上七章”，则《爰歴》为中，《博学》为下可知也。自杨雄和《训纂》以后，班固作十三章。和帝永元中，郎中贾鲂又作《滂喜篇》。梁庾元威云，《仓颉》五十五章，为上卷；杨雄作《训纂》，记《滂喜》为中卷；贾升郎更续，记《彦（音“盘”）均》为下卷，人偁为“三仓”。元魏江式亦云，是为“三仓”。葢自张揖作《三仓训诂》，陆玑《诗疏》引“三仓”说，郭朴作《三仓解诂》，魏晋时早有“三仓”之偁。韦昭注《汉》云，班固“十三章”，疑在《仓颉》下篇三十四章之内；然则贾鲂所作有三十四章，而班之“十三章”在其中。许所云“五千三百四十字”，不数班、贾所作也。杨雄《训纂》终於“滂熹”二字。“滂熹”者，言滂沱大盛；贾鲂用此二字为篇目，而终於“彦均”二字。故庾氏云“杨记‘滂喜’贾记‘彦均’”，《随志》则云“杨作《训纂》贾作《滂喜》”，其实一也。“喜”与“熹”古通用，“熹”者大盛之意。“彦”，音“盘”，大也。《大学》“人之彦圣”，“彦”一作“盘”是也。怀瓘《书断》云，《仓颉》、《训纂》八十九章，合贾、广、班三十四章，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备矣。按，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又增三十四章二千四十字，凡七千三百八十字。许全书凡九千三百五十三文，葢五千三百四十字之外，他采者三千十三字。班、贾之篇，未尝不在网罗之内；且班、贾而外，亦且偕归渔猎之中。班前於许，贾则同时，许即不见班、贾之书，而未央廷中百馀人所说，杨雄所未采，《凡将》所出《仓颉》外，《艺文志》所云别字十三篇者具焉，是皆许之所本也。自《仓颉》至《彦均》，章皆六十字，凡十五句，句皆四言；许引“幼子承诏”，郭注《尔雅》引“考妣延年”是也。《凡将》七言，如《蜀都赋》注引“黄润纤美宜制禅”，《艺文类聚》引“钟磬竽笙筑坎侯”是也。《急就》今尚存，前多三言，后多七言；《元尚》今无考。若《随志》所载班固《大甲篇》、《在昔篇》，葢卽在十三章内；崔瑗《飞龙篇》，蔡邕《圣皇篇》、《黄初篇》、《吴章篇》，蔡邕女《史篇》，皆由其字已具“三仓”中，故不得列於“三仓”也。若《艺文志》又偁《仓颉传》一篇，杨雄《仓颉训纂》一篇，杜林《仓颉训纂》一篇，杜林《仓颉故》一篇，此四篇者，又皆汉人释《仓颉》五十五章之作。五十五章四言为句，如今童子所读《千字文》。此四篇者，如颜师古、王伯厚之释《急就篇》也。自《仓颉》至《彦均》，汉魏时葢皆以“隶书”书之，或以“小篆”书之，皆闾里书师所敎习，谓之《史书》。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校”，今之“挍”字也。古无“挍”字，借“校”字为之。自以为应制，《王莽传》曰，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制度甚盛，立《乐经》，自言尽力制礼作乐事。作颇改定古文。“颇”者，闲见之词；於古文，闲有改定。如“曡”字下，亡新以为“曡”从三“日”，大盛，改为三“田”，是其一也。时有六书：与《周礼》保氏“六书”，同名异实。莽之“六书”，即秦“八体”而损其二也。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下文详之。秦有“小篆”、“隶书”，而古文由此绝。故惟孔子壁中书为“古文”，故“六书”首此。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分“古文”为二。“儿”下云：“‘古文’、‘奇字’人也”。“无”下云：“‘奇字’□（上‘大’中左‘卄’中右‘廿’下左‘大’下中‘口’下右‘木’）也。”许书二见。盖其所记“古文”中时有之，不独此二字矣。《杨雄传》云：“刘歆之子棻尝从雄学奇字。”按，不言“大篆”者，“大篆”即包于“古文”、“奇字”二者中矣。张怀瓘谓“‘奇字’即籀文，其迹有石鼓文存”，非是。三曰篆书，即小篆，上文所谓“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按，此十三字，当在下文“左书，即秦隶书”之下。上文明言李斯、赵高、胡母敬，皆取《史籀》文省改。所谓“小篆”，则作“小篆”之人。既显白矣，何容赘此，自相矛盾耶？况蔡邕《圣皇篇》云“程邈删古立隶文”，而蔡剡、卫恒、羊欣、江式、庾肩吾、王僧虔、郦道元、颜师古亦皆国辞，惟博闻不一。或晋时许书已讹，是以卫巨山疑而未定耳。下杜人程邈，为衙狱吏，得罪幽系云阳，增减“大篆体”，去其繁复，始皇善之，出为御史，名书曰“隶书”。“下杜”，江式、张怀瓘皆作“下邽”，庾肩吾《书品》作“下邳”。“邈”，《说文》无此字，葢古祇作“藐”。四曰左（佐）书，即秦隶书；“左”，今之“佐”字。小徐本作“左”，而后大叔“佐”夏不画一。葢许《叙》从俗作“佐”，后人或以古字改之，而又不尽改也。“左书”，谓其法便捷，可以佐助“篆”所不逮。上文云：“初有隶书，以趣约易。”不言谁作，故此补之曰“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摹，规也。规度印之大小、字之多少而刻之。“缪”，读“绸缪”之“缪”。上文秦文“八体”，“五曰‘摹印’”。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幡”，当作“旛”。汉人俗字，以“幡”为之。“书幡”谓书旗帜，“书信”谓书符卩。上文“四曰虫书”；此曰“鸟虫书”，谓其或像鸟或像虫。鸟，亦称羽虫。按，秦文“八体”，尚有“刻符”、“署书”、“殳书”，此不及之者。“三书”之体，不离乎“摹印”、“书幡”之体，故举二以包三。“古文”则析为二，以包“大篆”。莽意在复古应制作，故不欲袭秦制也。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屋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刘歆《移书让大常博士》曰：“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得‘古文’於坏壁之中，《逸礼》三十有九，《书》十六篇。”《艺文志》曰：“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景十三王传》曰：“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按，《古文传》谓：“《记》及《论语》也。”许所谓：“得礼者，礼古经也。”《志》言：“礼古经五十六卷，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后氏戴氏经十七篇相似，多三十九篇。”十七篇，即唐以后所谓《仪礼》；多出之三十九篇，汉儒莫为之注，遂亡。○《记》者，谓礼之记也。《河闲献王传》：“《礼》与《礼记》为二。”此亦当云《礼》、《礼记》，转写夺一“礼”字耳。《志》云：“《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明堂阴阳》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遗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也。”《隨志》：“刘向考校经籍，得《记》百三十篇，《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经典释文叙录》引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十四篇”是也。谓之“‘古文’《记》”，则以上皆为“古文”可知。○“《尚书》”者，《志》言：“《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以考伏生经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刘歆亦云“得‘古文’逸书十六篇”。要之，伏生所有以及所无，皆为“古文”矣。○《春秋》，葢为《春秋经》也。《志》言“《春秋》古经十二篇”是也。《春秋经传》，班《志》不言出谁氏。据许下云“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意《经》、《传》皆其所献。古《经》与《传》别，然则班云，《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皆谓苍所献也。而许以《经》系之孔壁，以《传》系之北平侯，恐非事实。或曰“春秋”二字衍文。○《论语》，《志》云“《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篇”是也。齐《论语》则二十二篇，鲁《论语》则二十篇。○《孝经》者，《志》云“《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是也。《孝经》一篇十八章，汉长孙氏、江翁、后苍、翼奉、张禹，各自名家，经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为异。○以上皆“古文”，以其出于壁中，故谓“壁中书”，晋人谓之“科斗文”。王隐曰：“大康元年，汲郡民盗发魏安釐王冢，得竹书漆字‘科斗’之文。‘科斗文’者，周时‘古文’也。其字头□（三“鹿”品字形，粗）尾细，似科斗之虫，故俗名之焉。”据此，则“科斗文”乃晋人里语。而孔安国叙《尚书》，乃有“科斗文字”之称，其为作伪，固显然可见矣。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孝惠三年，乃除挟书之律。张苍当于三年后献之。然则，汉之献书，张苍冣先。汉之得书，首《春秋左传》。而平帝时乃立博士，何也？秦禁挟书，而苍身为秦柱下御史，遂臧《左氏》，至汉驰禁而献之，亦可以知秦法之不行矣。此亦壁中诸经之类也，故类记之。《论衡》说：“《左传》卅篇出恭王壁中，恐非事实。”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何休云：“‘亦’者，两相须之意。”“铭”字，不见于《金》部，由“古文”《士丧礼》作“名”，许从“古文”《礼》也；而此作“铭”者，不废今字也。“似”，像也。郡国所得秦以上鼎彝，其铭即三代“古文”。如《郊祀志》：上有故铜器，问李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於柏寝。”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又美阳得鼎，献之有司，多以为宜荐见宗庙，张敞按鼎铭勒而上议。凡若此者，亦皆壁中经之类也。“皆自相似”者，谓其字皆“古文”，彼此多相类。虽叵复见远流，“流”，小徐本作“沫”，葢误。其详可得略说也。玄应引《三仓》曰：“叵，不可也。”许《可部》无此字。以“可”急言之，即为“不可”。如试可乃已，即试不可乃已也。而此有“叵”字者，不废今字也。虽不可再见古昔原流之详，而其详亦可得略说之。就恭王所得、北平所献，以及郡国所得鼎彝“古文”，略具于是。故王莽时，“六书”不得“古文”，便以“壁中书”为“古文”。反古复始之道，莫之能易也。而世人大共非訾，《礼记》郑注曰：“口毁曰‘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诡”当作“恑”，变也。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乡”俗用“向”为之。变乱常行，以耀于世。此谓世人不信“壁中书”为古文，非毁之——谓“好奇者”，改易正字，向孔氏之壁凭空造此不可知之书，指为“古文”，变乱常行，以耀于世也。正文常行，世人谓秦隶书也。诸生竞说字解经谊，“谊”，各本讹作“諠”，今正。“谊”，“义”古今字。《艺文志》曰：“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谓诸生之争逐说字解经义也，称秦“隶书”即仓颉时书云。此积古以来，父传之子者，安能有所改易，而乃谓其非“古文”？乃輙别造不可知之书为“古文”也。说字以解经，本无不合，患在妄说隶书之字，如下文所举。乃猥曰：马头人为长，谓“馬”上加“人”，便是“長”字会意。曾不知“古文”、“小篆”“長”字，其形见于《九篇》，明辨晢也。今馬头人之字罕见，葢汉字之尤俗者。人持十为斗，今所见汉“隶书”字，“斗”作“升”，与“升”字“什”字相混，正所谓“‘人’持‘十’”也。“斗”见《十四篇》，“小篆”即“古文”也，本是像形字。虫者屈中也。“蟲”，从三“虫”；而往往叚“虫”为“蟲”。许多云：“‘蟲’省声是也。”但“虫”、“蟲”见《十三篇》，本像形字，所谓“随体诘诎”。隶字只令笔画有横直可书，本非从“中”而屈其下也。如许《书》于“民”、“酉”字曰：“从古文之体。”“小篆”有变“古文”令可书者，“隶书”亦有变“小篆”令可书者，其道一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犹之“说字解经义”也。“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通典陈群、刘邵等魏律令序》曰：“《盗律》有受所监临，受财枉法；《杂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所呵人受钱科，有使者验赂，其事相类，故分为《请赇律》。”按，“诃”、“责”字见《三篇言部》，俗作“呵”，古多以“苛”字、“荷”字代之。汉《令乙》有所苛人受钱，谓有治人之责者而受人钱，故与监临受财，假借不廉，使者得赂为一类。“苛”从“艸”，“可”声，假为“诃”字，并非从“止句”也。而隶书之尤俗者，乃讹为“□（上‘止’下‘句’）”。说律者曰：“此字从止句。句读同鉤，谓止之而鉤取其钱。”其说无稽，于字意、律意皆大失。今《广韵七歌》曰：“□（上‘止’下‘可’），止也，虎何切。”《玉篇 止部》云：“□（上‘止’下‘可’），古文诃。”亦皆讹字耳，而不若“□（上‘止’下‘句’）”之甚。若此者甚众，不可胜数也。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文字以《仓颉》、《史籀》为正，故必兼举之。不曰“《仓颉》‘古文’”，而曰“孔氏‘古文’”者，汉时惟孔子“壁中书”，为《仓颉》“古文”也。鼎彝之铭，则合于孔氏“古文”者也。俗儒啚（鄙）夫“啚”俗本作“鄙”，非。“啚”者，“啬”也。田夫谓之“啬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覩字例之之条。“字例之条”，谓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叚借六书也。《艺文志》曰：“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怪旧埶（艺）而善野言，“埶”，今“藝”字也。《五音韵》“‘諩’作‘埶’”，亦通。以其所知为祕妙，“妙”，古作“眇”。“妙”取精细之意，故以目小之义，引申叚借之。后人别制妙文，蔡邕题曹娥碑，有幼妇之言。知其字，汉末有之。许书不录者，晚出之俗字也；而不废此字者，可从者则不废。从“女”，“少”声，于古造字之义有合。“好”从“女子”，“妥”从“女爪”，“安”从“宀女”，“妟”从“女日”。《周礼》“媺”从“女□（‘媺’去左边‘女’）。”男女者，人之大欲存焉；故古造字多有取于此。凡俗字不若“‘馬’头‘人’”、“‘人’持‘十’”之已甚者，许所不废也。究洞圣人之微恉。“究”，穷也。“洞”，同“迵”；迵者，达也。“恉”者，意也。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 “幼子承诏”，葢《仓颉篇》中之一句也。《仓颉篇》例，四字为句。今许书《言部》无“诏”字，葢许以“诰”字包之。古曰“诰”，秦汉曰“诏”，义同音近。因号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曰”，大徐作“号”。“幼子承诏”，葢指胡亥即位事。“俗儒啚夫”，既谓“隶书”即仓颉时书；因谓李斯等所作《仓颉篇》，为黄帝之所作，以黄帝、仓颉君臣同时也。其云“幼子承诏”者，谓黄帝乘龙上天，而少子嗣位为帝也。无稽之谈，汉人乃至于此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谕”，犹晓也。“悖”乱也。自“世人大共非訾”以下至此，皆言“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之害。葢自不试以“讽籀尉律九千字”，不课以“八体书”，专由通一艺进身，而不读律，则不知今矣。所习皆“隶书”，而“隶书”之俗体，又曰以滋蔓，则不知古矣。以其滋蔓之俗体说经，有不为经害者哉？此许自言不得不为《说文解字》之故。孟子曰：“子岂好辨哉？子不得已也。”古圣贤作述，皆必有所不得已焉尔。后魏江氏亦以篆形谬错，隶体失真，追求为归，巧言为辩，小兔为□（左“需”右“兔”），神虫为蚕，皆不合“古文”“大篆”及许氏说，请撰集字书，号曰《古今文字》。

《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虞书》皋陶谟文。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尚书》“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合，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日月”以下像其物者，实皆依古人之像为之。古人之像，即仓颉“古文”是也。像形、像事、像意、像声，无非像也，故曰古人之像。文字起于像形。“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皆像其物形，即皆古像形字。古画图与文字，非有二事。帝舜始取仓颉依类象形之文，用诸衣裳以治天下，故知文字之用大矣。虙羲、仓颉观于天地人物之形，而画卦造书契；帝舜法伏羲、仓颉之像形，以为旗章、衣服之饰。大舜之智，犹修旧不敢穿凿，况不如舜者乎？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也夫！”《论语卫灵公篇》文。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私”当为“厶”。是非无正，巧说衺辞，使天下学者疑。《艺文志》曰：“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浸不正。”盖文字者，上葢释《论语》之辞，葢承上起下之辞。经埶（艺）之本，六“藝”字古当祇作“埶”。“埶”，穜也。六经为人所治，如穜植于其中，故曰六藝。后人穜“埶”字作“蓺”，六藝又加“云”作“藝”，葢皆俗字。许书当是用“埶”。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 上句，《论语 学而篇》文；下句，《易 系辞传》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此以下至“盖阙如也”，自述作书之例也。“篆文”，谓“小篆”也。“古籀”，谓“古文”“籀文”也。许重复古，而其体例不先“古文”“籀文”者。欲人由近古以考古也。“小篆”，因“古籀”而不变者多；故先“篆文”，正所以说“古籀”也。隶书则去“古籀”远，难以推寻，故必先“小篆”也。其有“小篆”已改“古籀”，“古籀”异于“小篆”者，则以“古籀”驸“小篆”之后，曰“‘古文’作某”，“‘籀文’作某”，此全书之通例也。其变例则先“古籀”后“小篆”。如一篇“二”下云“‘古文’丄”，“丅”下云“‘篆文’□（‘二’倒转，两横上长下短）”。先“古文”而后“篆文”者，以“旁”“帝”字从“二”，必立《二部》，使其属有所从。凡全书有先“古籀”后“小篆”者，皆由部首之故也。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小大”，《论语》云“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是也。《中庸》曰“无征不信”。可信者，必有征也。征，证也；证，譣也。许君博采通人，载孔子说、楚庄王说、韩非说、司马相如说、淮南王说、董仲舒说、刘歆说、杨雄说、爰礼说、尹彤说、逯安说、王育说、庄都说、欧阳乔说、黄颢说、谭长说、周成说、官溥说、张彻说、宁严说、桑钦说、杜林说、卫宏说、徐巡说、班固说、傅毅说，皆所谓通人。而贾侍中逵，则许所从受古学者，故不书其名，必云“贾侍中说”。稽撰其说，“稽”，留止也，稽留而考之也。“譔”，专教也。“譔”音与诠同，诠，具也。稽考诠释，或以说形，或以说音，或以说义，三者之说，皆必取诸通人。其不言“某人说”者，皆根本六艺经传，务得仓颉、史籀造字本意；因形以得其义与音，而不为穿凿。将以理群类，“群类”，谓如许冲所云“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左‘虫’右‘虫’）蟲、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靡不毕载”，皆以文字之说，说其条理也。解廖误，谓说形，说音，说义。有谬误者，皆得解判之也。晓学者，达神恉。“晓”者，明之也。“达”，犹通也。“恉”者，意也。“达神恉”者，使学者皆通憭于文字之形、之音、之义也。“神恉”者，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叚借神妙之恉也。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居”当作“凥”。凡居处字，古用“凥”，后世乃用“居”为之。许从俗也。“厕”犹“置”也。“分别部居，不相襍厕”，谓分别为五百四十部也。周之字书，汉时存者《史籀》十五篇，其体式大约同后代“三仓”。许所引《史篇》三：“姚”下，“匋”下，“奭”下，略如后代《仓颉传》、《仓颉故》。秦之《仓颉》、《爰历》、《博学》合为《仓颉篇》者，每章十五句，每句四字，《训纂》、《滂熹》同之。《凡将》篇每句七字，《急就》同之。其体例皆襍取需用之字，以文理编成有韵之句，与后世《千字文》无异。所谓襍厕也，识字者略识其字，而其形或讹，其音义皆有所未谛；虽有杨雄之《仓颉训纂》、杜林之《仓颉训纂》、《仓颉故》，而散而释之，随字敷演，不得字形之本始，字音字义之所以然。许君以为音生于义，义著于形。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圣人造字，实自像形始。故合所有之字，分别其部为五百四十，每部各建一首，而同首者，则曰“凡某之属皆从某”，于是形立而音义易明。凡字必有所属之首。五百四十字，可以统摄天丅（下）古今之字。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左“井”右“刃”，创）。若网在纲，如裘挈领。讨原以纳流，执要以说详。与《史摘篇》、《仓领篇》、《凡将篇》杂乱无章之体例，不可以道里计。颜黄门曰：“其书檃桰有条例，剖析穷根原。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此冣为知许者矣。葢举一形以统众形，所谓“檃桰有条例”也；就形以说音义，所谓“剖析穷根源”也。是以《史篇》三仓，自汉及唐，递至放失，而《说文》遂专行于世，如左公、毛公之《诗传》、《春秋传》，皆后出，而率循独永久勿替也。按，史游《急就篇》亦曰“分别部居不襍厕”。而其所谓分别者，如姓名为一部，衣服为一部，饮食为一部，器用为一部。《急就》之例如是，胜于李斯、胡母敬、赵高、司马相如、杨雄所作诸篇。散无友纪者，故自述曰“《急就》奇觚，与众异也”。然不无待于训诂。训诂之法，又莫若据形类聚。故同一分别部居，而功用殊矣。万物咸赌，靡不兼载。许冲云：“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左‘虫’右‘虫’）蟲、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靡不毕载。”葢史游之书，以物类为经，而字纬之。许君之书，以字部首为经，而物类纬之也。厥宜不昭，爰明以谕。“谊”，兼字义、字形、字音而言。“昭”，明也。“喻”，告也。许君之书，主就形而为之说解。其篆文则形也。其说解则先释其义，若“元”下云“始也”，“丕”下云“大也”是也。次释其形，若“元”下云“从一、从兀”，“丕”下云“从一、从不”是也。次说其音，若“兀为声”，“不为声”及凡“读若某”皆是也。必先说义者,有义而后有形也。音后于形者,审形乃可知音,即形即音也。合三者以完一篆。说其义而转.注、叚借明矣, 说其形而指事、 象形、 形声、会意明矣，说其音而形声、叚借愈明矣。一字必兼三者，三者必互相求。万字皆兼三者，万字必以三者彼此□（“交”下走之，交）逪（错）互求。“说其义而转注、叚借明”者，就一字为注，合数字则为转注；异字同义为转注，异义同字则为叚借。故就本形以说义，而本义定；本义既定，而他义之为借形可知也。故曰“说其义而转注、叚借明”也。“说其形而指事、象形、形声、会意明”者，说其形则某为指事，某为象形；某为独体之象形，某为合体；某为合二字之会意，某为合二字之形声；某为会意兼有形声，皆可知也。“说其声而形声、叚借愈明”者，形声必用此声为形，叚借必用此声为义。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汉田何以《易》授丁宽，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喜授白光、翟牧；后汉洼丹、觟阳鸿、任安、范升、杨政，皆传孟氏《易》。而虞翻自其高祖光，至翻五世，皆治孟《易》，故仲翔（虞翻字仲翔）孟学为尤邃。孟《易》者，许君《易》学之宗也。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孔氏者，许书学之宗也。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閒献王博士。毛氏者，许学《诗》之宗也。　　高堂生博士《礼》十七篇，而《礼》古经五十六卷，出壁中，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许不言谁氏者，许《礼》学无所主也。古谓之《礼》，唐以后谓之《仪礼》。不言《记》者，言《礼》以该《记》也。《周官经》六篇，王莽时刘歆置博士。古谓之《周官经》，许、郑亦谓之《周礼》。不言谁氏者，许《周礼》学无所主也。《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出壁中及张苍家。左氏者，许《春秋》学之宗也。《论语》不言谁氏者，学无所主也。《孝经》亦不言谁氏者，学无所主也。许冲以为鲁国三老所献，议郎卫宏所校。以上为班《志》之“六艺”九种，而不言“乐”者，以《礼》、《周官》该“乐”也。“偁”者，扬也；扬者，举也。许书内多举诸经以为证，以为“明谕”、“厥谊”之助。皆古文也。此反对上文“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而言。所谓万物兼载爰明以谕者，皆合于《仓颉》“古文”，不谬于《史籀》“大篆”。不言“大篆”者，言“古文”以该“大篆”也。所说之义，皆“古文”“大篆”之义；所说之形，皆“古文”“大篆”之形；所说之音，皆“古文”“大篆”之音，故曰“皆古文也”。然则所偁“六艺”，皆以言“古文”“大篆”。即六艺之外所偁载籍，如老子、淮南王、伊尹、韩非、司马法之类，六艺孟氏、孔氏、毛氏、左氏外；所偁诸家，如《韩诗》、《鲁诗》、《公羊》、《春秋》之类，亦皆“古文”“大篆”之字形、字音、字义也。上文“万物咸覩，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喻”，正谓全书皆发挥“古文”；言“其偁《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谓全书中明谕厥谊，往往取证于诸经，非谓偁引诸经皆壁中“古文”本也。《易》孟氏，非壁中明矣。古书之言古文者有二，一谓壁中经籍，一谓仓颉所制文字。虽命名本相因，而学士当区别，如“古文”《尚书》、“古文”《礼》，此等犹言古本，非必古本字字皆《古籀》。今本则绝无《古籀》字也。且如许书未尝不用《鲁诗》、《公羊传》、今文《礼》。然则云“皆古文”者，谓其中所说字形、字音、字义皆合《仓颉》、《古籀》，非谓皆用壁中古本明矣。所说字形、字音、字义皆合《仓颉》、《古籀》，则《周礼》保氏所教“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叚借”字例之条，大明于天下。“俗儒啚夫”、“迷误不谕”者，可昭然其谕矣。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此用《论语子路篇》语。“葢阙”，叠韵字。凡《论语》言“如”，或单字，“孛如”、“躩如”是；或重字，“申申如”、“夭夭如”是；或叠韵双声字，“踧踖如”、“鞠躬如”、“葢阙如”是。“葢”旧音如“割”。《汉书儒林传》曰：“疑者，丘葢不言。”苏林曰：“‘丘葢’者，不言所不知之意也。”如淳曰：“齐俗以不言所不知为‘丘葢’。”“丘盖”，荀卿书作“区葢”。“丘”、“区”、“阙”三字，双声。许全书中多箸“阙”字，有形、音、义者全阙者，有三者中阙其二、阙其一者，分别观之。书凡言“阙”者十有四，容有后人增竄者。如“單”下：“大也，从吅、□（‘單’去上‘吅’）。吅，亦声。阙。”此谓“从□（‘單’去上‘吅’）”之形不可解也。“□（上‘口’，下‘巴’反180度），从反邑”，“□（‘√’内上下重‘屮’），从反‘丮’”，“□（‘卪’反180度），从反卪”，“卯，从卪、□（‘卪’反180度）”，“□（左右两‘水’），从二水”，“□（品字形三‘泉’），从三泉”，皆云“阙”，谓其音读缺也。“□（‘爨’下掏空，注入‘氐’）”下直云“阙”，谓形、义、音皆缺也。“戠”下云“阙，从戈，从音。”谓其义及读若缺也。

《說文解字》第十五卷下

此“十四篇”，

《后汉书 儒林传》亦云“许慎作《说文解字》十四篇，传于世”，葢许不云“十五卷”也。慎子冲乃合《十四篇》及《叙》，偁“十五卷”以献。此后序录家，或云“十四篇”，或云“十五卷”，所以不同也。

五百四十部也。

林罕《字源偏旁小说增一部序》云“五百四十一字”，《郭忠恕与梦英书》云“见寄偏旁五百三十九字”，张美和撰吴均《增补复古编序》“《说文》以五百四十二字为部”，容相传部数，稍有异同，要异者甚□（“微”去左“彳”），可存而不论也。

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

今依大徐本所载，字数覈之，正文九千四百卅一，增多者七十八文；重文千二百七十九，增多者百一十六文。此由列代有沾注者，今难尽为识别；而亦时可裁伪，去太去甚，略见注中。

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

今依大徐所载，说解字数，凡十二万二千六百九十九，较少万七百四十二字。此可证说解中，历代妄删字夺去字，至于如此之多。篆文多于本始，说解少于厥初，其增损皆由后人，今未可强说耳。《大史公自序》内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实兼《自序》言之。”然则，许云“解说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者，实兼《叙》言之。

其建首也,立“一”为耑。

耑物，初生之题也；引申为凡始之偁，谓始于《一部》。

窃卬景行，

《诗》曰：“高山卬止，景行行止。”《八篇》云：“卬望欲有所庶及也。”引《诗》“高山卬止”此又檃括二句而偁之。“景行”，大道也。

敢涉圣门

 “圣门”，谓凡造“六艺”之五帝、三王、周公、孔子、左氏及仓颉、史籀之门庭也。

其宏（弘）如何，节彼南山；

言大道、圣门之大，比于南山之高峻也。“节”，高峻皃。《山部》曰：“□（上‘卪’下‘山’），高山之卪也。”《诗》之“节”，葢“卪”之叚借字。

欲罢不能，

罢犹置也。

既竭愚才。

此六句，自言用功等于颜苦孔之卓也。

惜道之味，

 “甘”下曰：“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

闻疑载疑；

《谷梁传》曰：《春秋》“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少仪》曰：“毋身质言语。”注云：“闻疑则传疑。”《水经注》曰：“闻疑书疑。”立乎后汉，以说古文字之形音义，其不能无疑者众矣。闻疑而载之于书，以俟后世贤人君子，所以卫道也。如不为此，则“六书”之学绝矣。司马氏不为史记，则孔子、《左氏》、《春秋》之学绝矣。皆干城大道，勇敢而为之者也；皆不以小疵揜其大醇。

演赞其志，

 “演”，长流也。故凡推广之曰“演”，文王演《周易》是也。“赞”者，见也。《易》曰：“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孔子赞《周易》是也。“志”者，识也。古“志”“识”同字。“演赞其志”谓推演赞明，惜道载疑，所知识者也。

次列微辞，

 “次”犹叙也，“列”犹敶也。“微”同“□（‘微’去左‘彳’）”者，眇也。“眇”者，今之“妙”字。凡粗者为恶，精者为妙。《易》曰：“眇万物而为言。”《文赋》曰：“眇众虑而为言。”“辞”者说也。“次列微辞”，谓叙敶其□（“微”去左“彳”）眇之说解也。《说文解字》，皆微辞也。于文言“说”，于字言“解”者，互言之。“说”者，说释也；“解”者，判也。

知此者稀。

 “稀”，犹少也。自许而前，自许而后，知此道味者少矣。刘歆作《七略》，班固述《艺文志》，学者所奉为高山景行者也；而《六艺略》中，以《孝经》、《尔雅》、《小尔雅》、《古今字》为“《孝经》家”，以《史籀》、《八体》、《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训纂别字》、《仓颉传》、《仓颉训纂》、《仓颉故》为“小学家”。于“《小学》家”言《周官》“六书”：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叚借是矣，而不知《尔雅》三卷、《小尔雅》一篇、《古今字》一卷。此与“《小学》家”之《仓颉传》、杨雄《仓颉训纂》、杜林《仓颉训纂》、《仓颉故》同为训诂之书，皆古“六书”之所谓转注、叚借者，不当画而二之，当合此为《小学》类，而以《孝经》、《五经杂议》、《弟子职》、《说》合于“《论语》家”为一家。“六艺”九种，《易》为八种，庶经与传分别井然，不当分合舛缪，一至于斯也。且曰“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叚借六者，造字之本”，此语实为巨缪——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者，造字之法也；转注、叚借者用字之法也。有《史籀》、《八体》、《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训纂》、《别字》等篇以著指事、象形、形声、会意之文字；乃有《仓颉传》、《仓颉训纂》、《仓颉故》等篇，又自古有《尔雅》三卷二十篇、《小尔雅》一篇、《古今字》一卷皆所以说转注、叚借之用者，其不当岐视明矣。一而二之，至令学者胶柱鼓瑟。谓《小学》专为字形，“六书”为六样字形；而《尔雅》之学，乃别一事。晦盲沈痼，莫能箴其膏肓，起其废疾。许说之迥异于班者，终古曾莫之知。故知许所云“知此者稀”者，信也。许以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当《尔雅》、《史籀篇》、《仓颉篇》之字形，以每字之义当《尔雅》、《仓颉传》、《仓颉故》之训释，以“象某形”、“从某形”、“从某声”说其形，以“某声”、“读若某”说其音，二者补古人所未备。其书以形为主，经之为五百四十部；以义纬之，又以音纬之。后儒苟取其义之相同、相近者，各比其类为一书，其条理精密，胜于《尔雅》远矣；后儒苟各类其同声者，介以三百篇古音之部分如是为一书，周、秦、汉之韵具在此矣。故许一书，可以为三书。〇刘、班之以《尔雅》、《小尔雅》、《古今字》别于《史籀篇》、《仓颉篇》及释《仓颉篇》者；葢谓《尔雅》、《小尔雅》所言者六经古字古义，《仓颉传》、《仓颉训纂》、《仓颉故》所言者今字今义，实有不同。不知古今非有异字，《尔雅》、《小尔雅》所列之字，未尝出《史籀》十五篇、《仓颉》、《凡将》等篇外也；但同此字，而古今用者不同。叚借依托致緐，故又有说《古今字》之书，班既以《古今字》一卷附于《尔雅》矣，则应合诸“《小学》家”显然也。又况《尔雅》、《小尔雅》、《古今字》三者，皆以统摄“六艺”，附之小学则当，专附之《孝经》则不当。若《五经杂议》十八篇、《弟子职》一篇、《说》三篇皆非《小学》之言，亦非《孝经》之诂。《孝经》于“六艺”，名经而实传。故宜以《孝经》及《说孝经》各篇及《五经杂议》十八篇、《子职一篇》、《说》三篇合于“《论语》家”，为学者幼少所习之传。

傥昭所尤，

 “傥”，许书无此字。《汉书》“党可徼幸”，叚党为之，或然之□（上“司”下“言”，词）也。“尤”者，“訧”之叚借字；《毛传》曰“訧，过也”，许曰“訧，辠也”。言此道既尟知者，则稽譔此书，虽以自信，容或明昭过误之处，莫为諟正乎。

庶有达者，理而董之。

 “庶”，冀也。“达者”，通人也。“理”，犹治也。“董”，督也，正也。督者，如衣之循其裻缝也。“董”与“裻”双声，“督”与“裻”叠韵。非通人不能治之；非通人治之，不能正其讹缺。自有《说文》以来，世世不废；而不融会其全书者，仅同耳食；强为注解者，往往眯目而道白黑。其它《字林》、《字苑》、《字统》今皆不传；《玉篇》虽在，亦非原书。要之，无此等书，无妨也；无《说文解字》，则仓籀造字之精意、周孔传经之大恉，薶缊不传于终古矣。玉裁之先百三公，自河南随宋南渡，居金坛县。十六代至先王父讳文，食贫力学，善诲后进不倦，著《书法心得录》，生先考讳世续，事父母至孝；卅二岁丧亲，终其身每祭必泣，以赤贫好学，厉行授徒，严课程，善开导，谓“食人之食，而训其子弟必求无媿于心”。每诵先王父诗句云“不种砚田无乐事，不撑铁骨莫支贫”，以是律己，敎四子，务读经书，勿溺时艺。嘉庆六年生玄孙义正，恩赐七叶衍祥扁，并拜白金黄缎之赐。八年，年九十四终于苏，反葬于金坛大坝头，著有《物恒堂制义》。长子即玉裁也，年十三，学使者博野尹公讳会一，录取博士弟子，授以朱子小学，生平敬守是书；年二十六举于乡，历任贵州玉屏、四川巫山知县；四十六，以父年已七十一，遂引疾归养；五十五，避横朔，奉父迁居苏州阊门外下津桥。始年二十八时，识东原戴先生于京师，好其学，师事之，遂成《六书音均表》五卷、《古文尚书撰异》卅二卷、《诗经小学》卅卷、《毛诗故训传略说》卅卷；复以向来治说文解字者，多不能通其条毌，考其文理，因悉心校其讹字，为之注，凡三十卷。谓许以形为主，因形以说音说义。其所说义，与他书绝不同者。他书多叚借，则字多非本义；许惟就字说其本义。知何者为本义，乃知何者为叚借，则本义乃叚借之权衡也。故《说文》，《尔雅》，相为表里。治《说文》而后，《尔雅》及传注明；《说文》、《尔雅》及传注明而后，谓之通《小学》，而后可通经之大义。始为《说文解字》读五百四十卷，既乃檃桰之成此注。发轫于乾隆丙申，落成于嘉庆丁卯。剖析既緐，疵颣不免。召陵或许其知己，达者仍俟诸后人。〇自“其建首也”至末，皆用韵语。端分毌联原，此合古音弟十三、十四部也；冥明中滂方，此合古音弟九、弟十、弟十一部也；传年申神辛藩灵濒门山，此合古音弟十二、弟十三、弟十四部。而灵读为令善字，如易传之真清，有时合用也。能才疑辞尤之，此古音之弟一部也。汉人用韵，自元成至桓灵，大氐同此。“一”之下曰：“道立于一，化成万物。”“亥”之下曰：“亥而生子，复从一起。”于“六书”每事为二句，亦皆韵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