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藏语本体研究，在21世纪初取得了不少进步，但与藏语语音和词汇研究相比，藏语语法研究的成果相对偏少。本文拟对2000年至2013年间学术界用汉文公开发表的藏语语法方面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对其研究特点进行介绍以期引起学界重视，希望更多的学者投入到藏语语法研究的队伍中来。对现有藏语语法研究路径、成果以及研究特点进行总结与回顾，为今后藏语语法研究提供借鉴。

当今的藏语语法研究，不同于传统的藏文文法研究。学者们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对藏语语法进行分析是21世纪初藏语语法研究的新特点。词类研究是语法分析的重要内容，对词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几个实词类别的分类、词性标注、信息提取、语法数据库建设等研究上。在过去的14年中，虚词的研究主要涉及格助词和语尾助词。下文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进行分类说明。

一、动词研究

1.动词分类

动词是藏语句法结构的核心。在过去14年中，关于藏语动分类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主要有：周季文的《论藏语动词》（《中国藏学》2002年第2期、4期）、周毛草的《藏语的行为动词和行为结果动词》（《民族语文》2002年第6期）、多杰东智的《安多藏语动词变化的简化》（《民族语文》2004年第2期）、《安多藏语自主非自主动词与格的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简析安多藏语动词的自主非自主与使动自动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1期）、《藏语安多方言VP+gә ndʑәk句式与自动使动》（《民族语文》2009年第3期）、王志敬的《论词类划分中功能标准与形式标准的结合——从藏语词类划分说起》（《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等。

周季文在《论藏语动词》一文中，根据动词的意义、形态和功能将书面藏语动词从不同角度（指词干本身、不包含后缀或其他附加成分）分为自主动词、不自主动词、结果动词、能否动词与形动词、及物动词与述说动词、不及物动词、情感动词与超越动词、自动动词、使动动词、互动动词与变化动词、判断动词、存在动词、领有动词与丰匮动词、趋向动词与致使动词、助动词、结构动词等小类，周季文先生侧重探讨藏语动词作谓语时与其他句子成分之间的制约关系。该研究成果是目前关于藏语动词分类与其他句子成分间制约关系的比较细致和全面的研究。周毛草在《藏语的行为动词和行为结果动词》一文中认为藏语中存在一类动词，表动作行为和动作结果二者之间对立，二者相对独立封闭一般不与其他词类交叉，形态变化方面只有时的变化，没有命令式；施事者与工具必须带具格助词，行为结果动词在语音上与行为动词有语音上的交替，该研究为学界深入认识藏语动词特点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多杰东智在《安多藏语动词变化的简化》一文中，对安多藏语中动词的形态变化的简化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尽管动词简化模式相同，但导致安多藏语形态简化的原因主要是方言语音的变化和汉语影响。多杰东智的《安多藏语自主非自主动词与格的关系》《简析安多藏语动词的自主非自主与使动自动关系》《藏语安多方言VP+gә ndʑәk句式与自动使动》等3篇文章，探讨了藏语自主与非自主动词、自动使动与其他句法结构的关系。作者认为安多藏语动词的自主非自主范畴、自动使动范畴是动词具有的两个语法范畴，这两个不同的语法范畴互相交叉。王志敬在《论词类划分中功能标准与形式标准的结合——从藏语词类划分说起》一文中认为功能标准适合所有语言分类并以藏语名词和动词为例，指出方法简捷、易于理解、操作，是藏语词类划分的重要选择。

使役动词、助动词、存在动词等都是藏语动词词类下划分出的小类。相关的研究成果有金理新的《汉藏语的使役动词后缀*-d》（《民族语文》2004年第2期）、周炜的《藏语助动词yin的功能及其比较——关于〈米拉日巴传〉判断动词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仁增旺姆的《藏语存在动词的地理分布调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李琳、龙从军的《藏语判断、存在动词识别策略》（《中文信息学报》2013年第4期）等。

金理新在《汉藏语的使役动词后缀*-d》一文认为除了*s-前缀之外，*-d后缀在汉藏语中也用来表示使动,后者较早时已渐为*s-前缀所排挤取代，从现存的材料中归纳出来的*-d后缀是例外的形式。周炜在《藏语助动词yin的功能及其比较——关于〈米拉日巴传〉判断动词的思考》一文将藏语文献与现代藏语拉萨方言作比较，考察了藏语助动词yin的功能及藏语判断动词的发展轨迹。仁增旺姆在《藏语存在动词的地理分布调查》一文收集了12种藏语的存在动词词形，其中有5种只在书面语中使用,有7种在各地方言口语中使用。不同的存在动词词形具有一定的地域分布,能够显示不同地区的语音特点。藏语存在动词的整体特点与藏族社会的发展历史及藏语分布地域的广阔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些只保存在书面语中，在现代藏语口语中已找不到使用范例的存在动词词形，应该就是那些在社会统一过程中逐渐失去竞争力的词语。李琳、龙从军的《藏语判断、存在动词识别策略》一文，对藏语判断动词与存在动词的使用频度高，兼类现象频繁，在不同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含义。既可以表示判断、存在和领有意义，也可作为语法标记表达复杂的体貌、示证意义。判断、存在动词的多功能性给藏文文本分词标注、句型识别等工作带来较大的困难。借助藏语语法的研究成果和真实藏文文本，作者对这两类词的上下文语境进行了分析和归纳，进而提出了辨别这两类词的方法即首先考察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在不同语境下的左右特征词，再建立了识别规则库，从肯定与否定两个方面判别其词性并标注。

2.动词名物化

动词的名物化同样是动词研究的热点。周毛草在《安多藏语玛曲话动词的名物化》（《民族语文》2006年第5期）一文中，对玛曲话动词名物化的种类以及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文章指出安多藏语动词名物化语素所含意义不同，表人物、地点、工具等由实词虚化而来。

3.示证范畴和体范畴

动词的示证范畴与体范畴密切关联，相关的研究有：齐卡佳的《白马语与藏语方言的示证范畴》（《民族语文》2008年第3期）、李华平的《信息感知与藏语的示证系统》（《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江荻的《藏语拉萨话的体貌、示证及自我中心范畴》（《语言科学》2005年第1期）等。

齐卡佳在《白马语与藏语方言的示证范畴》一文中认为白马语有藏语三大方言的一些特点，该文以白马语的示证范畴为例，分析了白马语与藏语安多方言和康方言在这一语法范畴上的相似性。李华平在《信息感知与藏语的示证系统》一文中，对藏语的示证系统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从信源的角度看，信息可以分为4种不同的类型。不同的信息类型在语言中可能有不同的示证形式。藏语示证形式分两类，一类用于标记主体直接感知到的第一手信息，另一类用于标记主体接收他人报道的第二手和第三手信息。因此说藏语的示证系统可以分为感知型和报道型，其中感知型又因时体的不同而有不同标记。江荻在《藏语拉萨话的体貌、示证及自我中心范畴》一文中讨论了藏语拉萨话动词的体貌范畴以及句法标记。文章认为拉萨话有9类动词体，分别是将行体、即行体、待行体、实现体、持续体、结果体、方过体、已行体、与境体；示证有4种分别是自知示证、亲知示证、新知示证和推知示证。自我中心范畴表现为动作趋向自我还是趋向他人，或者说话人获益还是受损等等。

4.动词语法化

语法化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藏语语法化研究的成果很少，王志敬的《藏语动词语法化研究》（《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一文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创新。王志敬在文章中认为语法化只有具备语义相宜性和合适的句法环境才能发生。敦煌藏文里的语法化包括3个静态动词和1个动作动词的语法化。3个静态动词语法化为施动持续体标记和状态持续体标记，1个动作动词语法化为受动持续体标记和结果体标记。江荻的《藏语述说动词小句宾语及其标记》（《中文信息学报》2007年第第4期）一文，着重讨论藏语述说动词管控的句子性小句宾语。文章认为小句宾语的标记来源于古代述说类动词zer的语法化，而在现代藏语中作为小句标记的语音和书写形式上都有多个变体。小句宾语内部也有复杂的结构和层次。小句在缺省主语的情况下，动作发出者可以通过表示体貌、情态的语法词以及上下文来确定。该文的价值在于通过对藏语小句宾语的讨论，让人认识到藏语复杂的句法结构。

5.动词的语法信息库

伴随着国家对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处理的重视，全国各地尤其是民族类院校藏语文信息化处理获得国家立项的科研项目和重点实验室基础建设同比增长比较多，动词又是句法结构的核心，因此说依托于现代语言学理论，借助于信息技术，分析处理藏语语法是今后藏语语法研究的大势所趋。相关的研究成果有：江荻的《现代藏语谓语动词的识别与信息提取》（《语言计算与基于内容的文本处理——全国第七届计算语言学联合学术会议论文集》2003年）、才让加、吉太加的《藏语语料库的词性分类方法研究》（《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索南尖措、高定国的《信息处理用藏文动词的分类》（《西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年第2期）、羊本才让、多拉的《藏语动词语法信息库构建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年第3期）、廖艳莎、杨阳蕊、李永宏、于宏志、华侃等人的《藏文单音节动词的形态变化及类型统计》（《科技信息》2009年第5期）等。江荻的《现代藏语谓语动词的识别与信息提取》一文依据现代藏语句法上的形式特征，切分谓词组块中的动词、助动词、动词后缀、语气词等结构成分，并利用各项词表在切词过程中抽取蕴含在谓词中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信息，为进一步识别其他句法组块和展开句子文本的分词铺垫基础。才让加、吉太加在《藏语语料库的词性分类方法研究》一文根据藏语语料库建设的实际需求，提出了一个基于语料库的藏语词类标注和分类方法，为藏语语料库建设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标准和方法。索南尖措、高定国的《信息处理用藏文动词的分类》一文，将藏语动词在传统分法基础上细分为使动动词、自主动词、不自主动词、自动动词、判断动词、存在动词、情态助动词等7类，并对藏语中具有黏着性和屈折性变化的动词予以举例说明，为藏文信息处理过程中切分动词提供依据。羊本才让、多拉在《藏语动词语法信息库构建研究》一文中运用计算语言学的相关技术，提出构建藏语动词语法信息库的方法、收词原则、数据来源,分类标准、字段的设置与相应的标记集，并给出样例，为藏文信息处理中的语言知识库的建设提供有力参考。廖艳莎等人的《藏文单音节动词的形态变化及类型统计》一文采用统计学的研究方法，建立了藏文单音节动词词库，并对每一个动词形态变化类型进行标注。根据动词形态同形方式的不同，对4种4式和3种3式动词简化模式进行统计，从实证的角度对藏文动词的屈折变化进行量化分析，得出其简化规律，为藏语语音和词汇的演变提供基础性的研究。

二、助词

在过去的10多年中，关于藏语助词研究的成果主要有马进武的《藏语语法之词格探微》（《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周毛草的《古藏语做格助词在现代方言中的表现》（《民族语文》2011年第2期）和《藏语虚词na、la在安多方言中的表现》（《民族语文》2013年第6期）、李华平的《藏语语尾研究的成就与发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多拉的《藏语语义理解中功能性虚词研究》（《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4期）、闻静的《藏缅语定语助词的演变链》（《民族语文》2011年第5期）、才让三智、多拉的《信息处理中藏语虚词“na”和“la”的标注研究》（《电脑知识与技术》2011年第10期）、王志敬的《敦煌藏文与格标记la相关句法成分的辨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从藏语格标记看结构语言学的局限性》（《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扎西加、顿珠次仁的《自然语言处理用藏语格助词的语法信息研究》（《中文信息学报》2010年第5期）、南措吉、达哇彭措的《藏语方言格助词演变对比研究——以拉萨话和同仁话为例》（《科技信息》2011年第19期）等。

马进武在《藏语语法之词格探微》一文中认为藏语语法中有8种区分格。作者对以往藏汉对照语法中对8格的误解作了纠正阐明了相关词性的各种变化规律，确立了词性区分格的科学理论体系。周毛草的《古藏语做格助词在现代方言中的表现》一文，结合古藏文文献讨论藏语作格助词在藏语安多方言、康方言、卫藏方言中的表现。周毛草在《藏语虚词na、la在安多方言中的表现》一文中，用丰富的藏语安多方言释例，说明了藏语虚词na和la在今安多方言中的表现。李华平在《藏语语尾研究的成就与发展》中，对我国现代藏语语尾的研究进行了总结，文章对现有研究成果中藏语语尾的属性、功能和类型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学术界语尾的共时与历时进行了总结，认为藏语语言学与哲学研究相结合，标志着语尾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多拉在《藏语语义理解中功能性虚词研究》一文中，认为虚词不能停留在词类层面的标记,应对其进行句法和语义范畴的标记。文章从语义关系和藏语虚词功能、功能性虚词分类等方面探讨了藏语虚词的功能标记问题。闻静的《藏缅语定语助词的演变链》一文，应用“演变链”理论，采用语言比较法、词源比较法，通过对藏缅语定语助词不同特点的排列，构拟出一条反映定语助词演变规律的演变链。才让三智、多拉在《信息处理中藏语虚词“na”和“la”的标注研究》一文中认为藏文信息处理已经从最初字处理转向了自然语言处理的阶段。现如今正逐步向句法分析、语句分析、自动文摘、自动分类和机器翻译迈进。但是这些都基于词的层面上研究处理,而词则受许多格标记和虚词的制约。因此，在藏文信息处理中对格标记的分词标注更是一件棘手和复杂的事。该文通过研究藏文中的兼类虚词“na”和“la”，提出了在不同的语境中，处理和解决这类词性的标注问题。王志敬在《敦煌藏文与格标记la相关句法成分的辨析》一文中认为，藏语是格标记活跃的语言，文章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对与格标记la进行分析研究；在《从藏语格标记看结构语言学的局限性》一文中作者则认为在藏语语法中格标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诸如使动词成分羡余,使句子中名词性成分容量提升，造成句法成分的多重性等，在以格标记为核心的名词句中，结构语言学直接成分分析法的局限性凸现,而语言逻辑却占有一席之地。扎西加、顿珠次仁的《自然语言处理用藏语格助词的语法信息研究》一文探讨了藏语格助词的语法信息、语义信息、功能结构等内容，为建立藏语格助词的语法属性库提供详实的参数，该研究对于分析与描述句子，观察句子歧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南措吉、达哇彭措在《藏语方言格助词演变对比研究——以拉萨话和同仁话为例》一文中，把拉萨话和同仁话及书面语的格助词进行了比较，说明格助词la，gi，nas，gis和na等在不同藏语方言中的变化。

三、名词、数词、量词

在过去的10多年来，关于藏语名词、数词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主要有：黄行、孙宏开、江荻、张济川、唐黎明等的《现代藏语名词组块的类型及形式标记特征》（《全国第八届计算语言学联合学术会议（JSCL—2005）论文集》，南京）、仁增旺姆的《“克”(khal)在下迭部藏语中引起的数词系统及相关演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德吉梅朵的《面向藏语语料库建设的数量词的分类研究》（《剑南文学》2013年第1期）等。

黄行等在《现代藏语名词组块的类型及形式标记特征》一文中，针对现代藏语名词组块的构成与结构，对名词组块做了初步定义，并根据名词组块的句法功能开展了名词组块的分类研究，提出名词组块的形式标记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词格、派生词缀、名物化标记等显性标记，二是代词、数词、指示词等可穷尽性词类作为自指标记，三是名词、形容词等构词词缀作为隐性标记。名词组块识别的基本策略可依靠右边界开展。仁增旺姆在《“克”(khal)在下迭部藏语中引起的数词系统及相关演变》一文中，指出在迭部藏语的一些土语中，“克”(khal)从一个度量衡单位词，改变其原有的词性进入到数词系统中充当了重要角色，改变了当地藏语数词的进位方式，增添了一种新的数词系统类型，该研究对于青藏高原东麓藏语方言数词系统的演变具有重要价值。德吉梅朵的《面向藏语语料库建设的数量词的分类研究》一文针对藏文信息处理领域的实际需要，尝试归纳藏语的数量词和有关分类及应用，并指出它的词形、词义的基本变化规律，以及特点和作用。

四、句法研究

藏语是词形变化丰富的语言，词类与句法的关系非常密切。相关的研究有：江荻的《现代藏语组块分词的方法与过程》（《民族语文》2003年第4期）、《现代藏语动词的句法语义分类及相关语法句式》（《中文信息学报》2006年第1期）、龙从军、江荻的《现代藏语带助动词的谓语组块及其识别》（《第二届全国学生计算语言学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第8月）、王志敬的《敦煌藏文与标记vi相关的句法转换》（《语言研究》2010年第2期）、《敦煌藏文空格结构的消失研究》（《语言研究》2012年第4期）、李华平的《藏语测度句的功能与形式》（《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伦巴尔·旦增拉宗的《拉萨口语中带有动词语尾‘bafyinv’的句式分析》（《西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等。

江荻在《现代藏语组块分词的方法与过程》一文重点描述了现代藏语句法的形式标记和类型，定义出各类句法组块，以藏语形式句法特征为基础提出藏语组块分析和块内分词的组块自动分词方法，并对低层组块进行功能性归并，使其与高层句法成分形成相对一致关系，为句法关系树分析奠定基础；《现代藏语动词的句法语义分类及相关语法句式》一文突破了传统藏文文法关于动词分类的简单描述，建立起以句法语义为纲要的动词类别和相关句法规则。该文区分了藏语12大类动词，各类动词都有不同论元数量和不同句法性质的要求。动词的句法语义类别划分能够较细致和全面反映各种类型藏语句式的语法结构框架，包括句子的语序、词格标记和句法助词。动词的句法语义分类结果可以直接应用于藏语语法信息词典的构建，是藏语计算处理的重要基础。龙从军、江荻在《现代藏语带助动词的谓语组块及其识别》一文中，在现代藏语组块分析的前提下，讨论带助动词的谓语组块中助动词的自动识别策略。文章首先介绍了藏语助动词的功能以及在各类句法结构中的分布特征，根据这些句法分布特征提出了助动词的基本识别算法以及识别中可利用的句法规则。王志敬在《敦煌藏文与标记vi相关的句法转换》和《敦煌藏文空格结构的消失研究》二文中，运用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对敦煌藏文文献的语法现象进行分析。在前面的文章中，王志敬对敦煌藏文动名词(G)、动词和名词在分布上的特点进行了说明；vi兼名词性修饰语标记(记作vi1)和宾语标记(vi2)。N、vi和G构成的格式“N+vi+G”具有双重性，当vi为vi1时,格式“N+vi1+G”为表层结构；当vi为vi2时，格式“N+vi2+G”为深层结构，通过添加法转换为表层结构，从而把双重格式“N+vi+G”分化开来。在《敦煌藏文空格结构的消失研究》一文中，作者认为在敦煌藏文里，相邻成分未必都是直接成分，两个相邻的非直接成分之间必然存在空格，构成空格结构。空格结构是古老藏语的产物，其或因动词消失而消失，或因添加动词而消失。空格结构因标记而生，标记随空格结构的消失而亡。空格结构的演进是按照公式“平衡—失衡—再平衡”进行的。测度句是藏语中很常见的一种句型。李华平在《藏语测度句的功能与形式》一文中，认为藏语测度句是以主观表达形式来表现说话者主观认知的，其功能与形式统一于语言的主观性之中。藏语测度句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的不确定认识，测度语尾通过归一度值的不确定性来体现认知意义。伦巴尔·旦增拉宗的《拉萨口语中带有动词语尾“bafyinv”的句式分析》一文认为：拉萨口语中的动词语尾bafyinv与语序、人称、动词、时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总结了“bafyinv”句式的规律。

五、藏语语法比较研究

在过去的10多年中，藏语语法的比较研究，不仅涉及汉藏语系内部语法的比较研究，还涉及到非汉藏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藏语语法研究对整个汉藏语系语言语法比较研究起着促进作用。本文根据研究对象进行初步分类。

涉及格助词比较研究的成果主要有：贾拉森的《再论蒙古语和藏语某些格形式比较》（《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杨金萍的《日语、藏语格助词功能之比较》（《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贾拉森在《再论蒙古语和藏语某些格形式比较》一文中认为蒙古语和藏语两种语言的格在语音形式、典型语音成分、内部种类、结构、意义等方面很相似,但是在概念、分类、功能等一系列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杨金萍的《日语、藏语格助词功能之比较》一文对处于不同语系之中的藏语和日语格助词的句法功能进行了比较，认为日语和藏语的格助词存在类型学上的共性。

语态与句式的表达在汉藏语系语言里的表述不尽相同，相关研究的成果有：杨华堂的《藏语被动语态及与英语、汉语被动语态的对比研究》（《甘肃高师学报》2013年第4期）和戴庆厦的《汉藏语被动句的类型学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1期）等。上述2篇文章，对藏语被动句式进行了探讨。戴庆厦一文，对汉藏语诸语言被动意义的表述进行了比较研究。文章认为尽管汉藏语系多数语言在语义上都有被动表述,汉藏语被动表述的特点，对类型学研究有着特殊价值。

涉及句法成分的比较研究代表性的有王志敬的《藏汉语词类与句法成分的对应关系与发生学关系》（《西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一文，该文分别比较了甲骨文、敦煌古藏文、现代汉语、现代藏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等实词词类与句法成分对应关系的异同，认为古今藏汉语的词类与句法对应关系充分说明了藏汉语在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

涉及动词“体”范畴的比较研究有：王志敬的《论藏汉语同源持续体标记》（《语言研究》2007年第3期）、伍和忠的《汉语和汉藏语系其他语言“经验体”的标记》（《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１期）、金理新的《汉藏语的完成体后缀～*-s》（《民族语文》2005年第2期）等。王志敬在其文中，根据汉语西北方言“给”字时间层次的差异，分析了动词“给_2”的位移，确定了原始汉语的“主—宾—谓”语序，证明持续体标记“给_3”和藏语bsdad_2、bzhag_2具有同源关系。伍和忠在其文中，对汉藏系语言的“经验体”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汉语(包括各地方言)的“体”范畴中的“经验体”主要用助词“过”附加于谓词性成分之后表示,标记成分有的是借用汉语的“过”,有的是与汉语同源的成分,可分“k-”、“t-”两组,它们之间有密切的关系。金理新在《汉藏语的完成体后缀～*-s》一文中认为藏语动词完成体附加-s后缀。上古汉语动词也有未完成体跟完成体之分，动词的完成体也附加*-s后缀。

关于中动结构的研究成果有：杨华堂、才让卓玛等的《英、汉、藏语中动结构的典型性和非典型性》（《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和《藏语中动结构认知》（《甘肃高师学报》2013年第3期）2篇论文。杨华堂、才让卓玛在《藏语被动语态及与英语、汉语被动语态的对比研究》一文中首先探讨了藏语被动语态的特点，然后将它和英语、汉语的被动语态进行对比，发现藏语和英语、汉语的被动语态都有标志特征，但在表现形式、语音、使用频率方面和被动类型等方面的存在不同；认为藏语中动结构可分为典型性和非典型性2种，典型的中动结构是受事做主语并且有修饰语，非典型的中动结构是用工具、处所和材料等间接格成分作语法主语。在《藏语中动结构认知》一文中，作者首先通过英语和汉语分析了最佳的角色调配是中动结构构成的原因，然后分析了中动结构受事作主语及后跟修饰语的特点。根据这个特点分析了藏语存在中动结构的语言基础。

语序类型以及语法类型的相关成果主要有：李宇明的《拷贝型量词及其在汉藏语系量词发展中的地位》（《中国语文》2000年第1期）、蒋颖的《汉藏语名量词起源的类型学分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2期）、格桑央京的《汉语藏语疑问句对比》（《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和王诗文的《汉、藏语句子结构对比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4期)。李微微、华侃的《浅析汉、藏、英语言中的定语位置关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刘丹青的《汉藏语言的若干语序类型学课题》（《民族语文》，2002年第5期）、戴庆厦的《关于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的一些理论方法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等。

李宇明在其《拷贝型量词及其在汉藏语系量词发展中的地位》一文中认为拷贝型量词主要分布在一些藏缅语族语言中,在先秦汉语和侗台语族的一些语言中有遗迹。量词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语法化过程，拷贝型量词是最原始的个体量词,拷贝型量词被通用的个体量词代替，是量词语法化过程的完成,标志着名量词发展的成熟。蒋颖在《汉藏语名量词起源的类型学分析》一文中，分析了汉藏语名量词存在共性特征，其类型学动因主要有3个：即语言类型的动因、韵律的动因和语言接触的动因。格桑央京在《汉语藏语疑问句对比》一文中，从语言的发生学、类型学、语言接触等多个视角对同源异流的汉语、藏语疑问句进行分析和比对,认为汉藏语的疑问句既有共同特点又有各自独立特征。王诗文在《汉、藏语句子结构对比研究》一文中，对汉藏两种语言的句子结构进行了比较，探究二者的特点所在。李微微、华侃的《浅析汉、藏、英语言中的定语位置关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汉语是一种典型的靠严格的词序来表意的分析型语言，文章通过比照汉、藏、英这3种语言定语的词序排列原则，阐述这3种语言的定语是如何体现基本句法关系的。刘丹青在《汉藏语言的若干语序类型学课题》一文中，以语序类型学理论为依据,结合汉藏语讨论了SOV、SVO、VSO语序的类型、介词的类型、连词的类型、领属定语、形容词定语与关系从句、指称类“定语”等问题。戴庆厦在《关于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的一些理论方法问题》一文中，就汉藏语系语法比较研究的重要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汉藏语的语法比较研究可以为历史比较提供证据，为语言类型学研究提供材料，为语言教学提供理论方法上的支持。

涉及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的其他成果有：张建民、华侃的《再论汉语语法的神摄——兼与藏缅语比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洪波的《上古汉语～*-s后缀的指派旁格功能》（《民族语文》2009年第4期）、李华平的《藏缅语人称标记的语法功能》（《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5期）、向柏霖的《嘉戎语、藏语及上古汉语的-s后缀》（《民族语文》2003年第1期）、宋金兰的《汉藏语形态变体的分化》（《民族语文》2002年第1期）。

张建民、华侃在《再论汉语语法的神摄——兼与藏缅语比较》一文中认为：汉语与藏缅语确有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但这并不能成为汉语和藏缅语相似语法特点的唯一解释。文章通过比较汉语语法神摄与藏缅语语法格摄的异同，发现汉语语法的神摄和藏缅语语法的格摄大抵属发生学上的同源异流关系。二者处在原始汉藏语分化的不同层次；其相似的语法神摄，有的属于同源同流，有的则是类型学上的异源同流，而有的则是借代关系。洪波在《上古汉语～*-s后缀的指派旁格功能》文中认为：“去声别义”一般认为跟*-s后缀有关，文章通过跟藏文-s后缀的比较，提出上古汉语*-s后缀跟藏语-s后缀一样，除了名词化功能和完成体功能之外还有一种指派新论元的功能。李华平在《藏缅语人称标记的语法功能》文中认为：藏缅语人称标记主要表达人称一致功能，在部分语言中还可以表达强调功能和主观功能。一致功能以代词化为主要特征，主要表达语法一致关系。藏缅语各语言人称标记的语法功能在各个语言中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向柏霖在《嘉戎语、藏语及上古汉语的-s后缀》一文对嘉戎语的名词化-s后缀进行了初步考察,试图通过亲属语言比较分析-s后缀的原始语法功能。认为-s后缀最早仅有受事名词化的功能,但经过历史演变形成了几种新的功能。最后,文章认为嘉戎语名词化的-s后缀和过去时的-s后缀来历不同。宋金兰在《汉藏语形态变体的分化》一文中认为形态变体的分化是伴随着汉藏语形态的简化及消亡而出现的一种构造同源派生词的手段。从形态变体的分化这一角度来研究，可以合理地解释汉藏语系语言里的异形同源词和同族词。

六、藏语语法综合性研究

在过去的10多年中，涉及藏语语法研究的专著有：周季文、谢后芳《藏语拉萨话语法》（民族出版社，2003年）、张济川的《藏语词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周毛草的《玛曲藏语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仁增旺姆的《迭部藏语语音和词汇》（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

《藏语拉萨话语法》一书是周季文、谢后芳共同编写的一步教学语法，该书的体系是在现代语言学语法理论基础上参照传统藏文文法建立起来的。全书共分13章。第1章为《概说》，扼要说明语法分析的一般方法和本书所用的主要术语。后面的12章以词法为纲，句法分散贯穿其中。第2章为《名词》。第3—7章以5章的篇幅讲动词，是本书的重点。其中第3章《动词》是动词的总论，第4章《判断动词与存在动词》、第5章《普通动词（上）》、第6章《普通动词（下）》、第7章《助动词与诸小类动词》是动词的分论。第8章为《形容词与副词》，第9章为《数词与量词》，第10章为《代词》，第11章为《语气词》。以上第2—11章的10章中，贯穿的是章句句法。第12章为《连词与复句》，贯穿的是复句句法。最后的第13章《助词》，可以说是虚词用法的总结，其内容与前面的第2—12章基本是重复的，不同的是叙述方式，前面的是以从内容到形式为主，后面的是以从形式到内容为主。

《藏语词族研究》一书，是张济川先生多年潜心研究藏语同族词基础上撰写的一部力作，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部详细系统介绍藏语词族的专著。该书共分词族篇、形态篇和声韵篇3大部分，在形态篇中，涉及构形法、语态、时态和语气等研究内容。在我国，汉语词族的研究已有数年的历史，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藏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字系统不同，可以利用的资料不同，研究藏语词族不能照搬汉语词族研究的办法，必须寻找其他途径。作者凭借多年的研究经验和良好的藏文修养，将藏语的词族研究与藏语言的形态研究、声韵研究相结合。该书的问世，不仅使读者对藏语的构词法、构形法以及历史上藏语言重要的语音变化有更深的认识，同时为藏语词族研究探索出了一条可行之路。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藏语词汇学研究以及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进入到更高的阶段。该书不仅对藏语支内部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大有帮助，对藏语语音学、藏语词汇学等多学科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同时为藏缅语族乃至汉藏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语言材料。

周毛草的《玛曲藏语研究》一书，全书分导论、语音、词汇、语法4章，并在书后附有常用词和长篇语料。该书的第3章词汇和第4章语法部分，对玛曲话的语法作了详实的剖析，对语法的形式、意义和功能都有充分的论述，总结出一系列的结构规则。

仁增旺姆的《迭部藏语语音和词汇》一书对分布于甘肃南部迭部一带的藏语方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写。全书共分5章，第1章绪论部分介绍了迭部地区的人文概况以及迭部藏语的研究情况。第2章电尕话概况介绍了电尕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情况。第3章旺藏话概况，介绍了旺藏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情况。第4章介绍了洛大话概况。第5章比较研究，对上述3个方言点之间的异同进行了比较。作者在进行方言土语的比较研究时，将之与古藏文进行了比较，显示了古今藏语的语音差别，揭示了许多独特的语音演变现象，这些语音特点很可能是远古藏语的遗存，有的可能是后来的共同创新。这些材料不仅对藏语史的研究很有价值，对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的研究也有一定价值。

认真整理学术界前辈关于藏语语法研究的成果，同样是藏语语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的研究有周炜的《当代藏语语法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一文，将上世纪藏语语法研究阶段以80年代为分界线，分为80年代以前的藏语语法研究和80年代以后的藏语语法研究，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藏语语法研究进行了分类评析。

七、藏语语法研究的特点及意义

由上文梳理可以看出，当前我国藏语语法研究的突出特点是：

一是共时研究与历时比较并重从上面动词和格助词等论述可以看出，藏语语法研究更多地是将传统藏文文法与现代藏语方言语法结合起来，做到了历时与共时并重。比如，藏文传统文法历来对格助词的研究都极为重视，比如周毛草的《古藏语做格助词在现代方言中的表现》和《藏语虚词na、la在安多方言中的表现》将历时和共时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

二是新理论与藏语语法研究实际相结合根据藏语自身特点，运用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分析藏语语法现象是当今藏语语法研究的新特点。比如，王志敬在《敦煌藏文与标记vi相关的句法转换》《敦煌藏文空格结构的消失研究》《藏汉语词类与句法成分的对应关系与发生学关系》《敦煌藏文与格标记la相关句法成分的辨析》《论藏汉语同源持续体标记》等文章中，分别运用转换生成语法与形态句法理论，讨论了深层语义关系在表层句法结构上的表现。王志敬先生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本世纪初结合藏语自身特点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进行的有益尝试，代表了藏语语法研究的较高成就。

三是新技术手段的运用，是藏语语法研究创新的动力之源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在藏语语法研究领域的应用，带动了藏语语法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实现了藏语语法研究的跨越性发展。首先引进很多新的研究方法，比如，数量统计方法、词形标注、语法信息库的创建等对于藏语语法研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在过去的10多年间，伴随着国家对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的重视以及学术界对藏语语法研究的关注，涉及藏语语法信息处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参见前文“动词语法信息库建设和助词研究”部分），这些研究成果无论是对具体语言单位的属性标注、还是语言结构规则的算法、还是基本语法语料库和知识库的创建，都会对藏语语法研究的深入提供语料和技术支持。因此说，计算机技术在藏语语法研究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语法结构信息的计量研究过去一直比较薄弱，随着各类语言信息库的创建，藏语语法的计量研究成果势必越来越多。

四是语法研究内部层次极为不平衡涉及动词与助词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而名词、数词、量词、形容词、副词等词类研究内容少人关注，有的甚至是无人关注。句法层面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对藏语语法进行深入剖析的研究成果很少。造成目前局面的因素很多，首先，藏语方言语法描写研究不够深入，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藏语方言研究的语法专著很少，基础描写不够直接导致研究无法深入。其次是缺乏具备现代语言学理论知识背景的藏语语法研究人才。藏语语法研究要想在学术界占有话语权，就必须提高研究人员自身的从业素质。此外，藏语后备研究人才缺乏，也是藏语语法研究不能呈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今，研究人员自身知识结构和研究兴趣所致，藏语语法研究得不到学术界重视，全国范围内从事藏语语言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希望这一现象引起学术界重视，让藏语文研究走得更远更好。

五是新的语法体系尚未建立 21世纪初，藏语语法研究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基本上是参照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和国内汉语语法研究体系。建立在印欧语系语言研究基础之上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如何指导我国的藏语语法研究，仍是目前藏语语法学界关注的焦点和难题。藏语语法结构特点不同于印欧语系语言，藏语与汉语在语法类型上差距也很大，探索出符合藏语语法特点的理论研究之路是当务之急。上个世纪胡坦[1]先生曾经批判地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分析藏语语法现象，本世纪初，王志敬先生也在尝试运用结构主义和形态句法理论研究藏语语法现象，二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对于藏语语法研究来说意义重大。尽管学术前辈们在不断尝试探索，但这些研究距离建立藏语语法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鉴于藏语语法体系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新一代的藏语研究学者，任重而道远。

六是藏语方言语法描写成果少在过去的10多年中，学术界公开发表的藏语方言语法研究的论著很少，目前知道的有周毛草的《玛曲藏语研究》和仁增旺姆的《迭部藏语语音和词汇》。上述两部专著都是关于藏语方言的综合研究，只是在部分章节中涉及到藏语语法描写。方言语法描写的缺失，严重制约了藏语语法研究的发展进程。笔者在此呼吁加强藏语方言语法的描写,建立藏语语法比较研究的语料库,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藏语语法研究之路。

七是藏语语法研究的意义语言作为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民族文化发展和传承的基础。语法作为语言结构中最稳定的要素，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自然和文化信息；深入研究藏语语法，对于藏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对提高民族文化意识，创建和谐的语言关系意义重大。深入研究藏语语法，为科学制定语言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对策性建议，为保护我国丰富多彩的藏语文化资源，为人类了解藏族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服务。

八、结语

藏语语法研究发展到21世纪，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上述内容是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过去14年来藏语语法研究成果进行的分类评析，有些研究内容有交叉，笔者不便将其硬性处理归入某一领域，为行文便利，将其列入与之最接近的研究领域，鉴于刊布藏语语法研究的刊物涉及面宽，如有遗漏，还请方家海涵。

本文所收研究成果仅限于首次公开发表，不涉及再版的研究成果。

[1]参见胡坦：《藏语研究文论》［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

（作者：尹蔚彬   摘自：《中国藏学》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