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途径之一, 就是分析在海外有效传播的中国文学作品。莫言是海外翻译出版作品最多的中国当代作家, 在国外获得很多奖项[1]。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文学在海外得到了更有效的传播。学者鲍晓英《从莫言英译作品看中国文学走出去》一文中, 通过分析莫言作品在国外获奖情况、世界图书馆馆藏量、普通受众数量和销售量等数据, 指出莫言英译作品体现了极佳的译介效果[1]。可以说, 莫言获奖, 译者起着关键作用。

葛浩文是莫言作品的唯一英译者, 其翻译极具个性化, 在英译中对原作进行了删节、改译等。那么, 葛浩文对原著是否“忠实”?“不忠实”的翻译策略是不是中国文学译介的正确模式?事实上, 葛浩文的个性化翻译是创造性叛逆这一理论的体现。本文选取莫言长篇小说《生死疲劳》英译本, 通过分析葛浩文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 探讨其作品的译介风格和特点, 思考创造性叛逆与“忠实”原则的辩证关系, 希望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有益的参考。

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工作, 好的译者总是竭尽全力地用自己的艺术才能去再现原作, 但是当译者把原作引入一个新的接受环境时, 信息的丢失、增添和变形不可避免。因此, 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 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2]。谢天振教授将这一理论引入译介学, 认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有多种表现, 其中之一是个性化翻译, 也就是说, “译者, 尤其是优秀的译者, 在从事文学翻译时都有自己信奉的翻译原则, 并且还有其独特的追求目标”[3]。《生死疲劳》小说语言独特, 译者在翻译该作品时面临诸多挑战。葛浩文作为一位优秀的译者, 也有着自己的翻译原则, 《生死疲劳》英译本中, 原文本中许多情节、人物皆被删去, 变通、重写、删节贯穿于译本始终。在此主要考察文本中的个性化翻译, 通过阐述译者对原文本的忠实、背叛和删减这三个方面, 佐以实例, 来认识和剖析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

2002年葛浩文曾这样阐述自己的翻译原则:“知道自己忠实服务于两种语言的作者和读者，这种满足感让我愉快地将各种水平的中文作品翻译成可读性强、容易理解甚至畅销的英文作品。”[4]忠实是译者的首要任务, 这一原则在《生死疲劳》英译本中也得以体现。例如原文中有一些极具中国地方特色的方言, 葛浩文经常不吝笔墨, 在形式和文化上都忠实于原文。如译者把原作中“带丫把的”译为“it’s got that thing between its legs”, 此举在不影响读者理解的前提下, 传递了汉语方言中富有地方特色的俗语表达, 如此更能激起读者的兴趣, 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 进而达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再如把原文中的“尸骨未寒”译成“my bones weren’t even cold”, 也是译者忠实于原文的佐证。此直译且未加注释, 使得译文保留了中国特色, 而且没有超出译文读者能够理解的范围。

葛浩文对原文的忠实并非总是逐字逐句的翻译, 而是在不影响读者理解的前提下的“忠实”。译者相信, 译入语国家的读者不仅有能力, 而且有意愿接受异国文化意象, 因此译者尽可能地传递这种异国风情。例如《生死疲劳》英译本中, 葛浩文没有把“兔子不吃窝边草”翻译成相似的谚语A villain doesn’t harm his neighbors, 而是译成A rabbit doesn’t eat the grass around its burrow, 尽量在内容和形式上忠实于原文。原文中“头顶一摞绿帽子”被译为“the cuckold in his green hat”, 这样传达了原文的信息, 也引入了新的文化意象。可以说, 这样的“忠实”是创造性的“忠实”, 是译者观念指导下的选择。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和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 文学翻译中对原文的“背叛”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 在葛浩文的《写作生活》(The Writing Life)中也有提及。他说:“感谢意大利人提醒我们, 翻译就是背叛……根据我的经验, 当人们被赋予用另一种语言重写原作的任务时, 作者应该宽恕他们, 因为翻译的本质就是重写。”[4]

翻译实践也已经表明, 尽管人们希望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原文, 然而语言和文学本身的特点决定了, 人们的目标和文学翻译实际达到的效果之中存在差距。因此, 优秀的文学翻译也不能仅仅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 而是对原作的重写和再创造。

例如, 小说《生死疲劳》中有许多称谓语如“爷们”“伙计”, 它们很难被译成完全对等的英语, 葛浩文对其创造性地“重写”也体现了他独特的翻译思想。在此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例如, 在原小说中, 作者描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场景, 小说中杨七贩卖皮衣, 涉嫌投机倒把, 因此被红卫兵“四大金刚”管教批斗。原文中的“爷们”这一称呼, 分别被译为“boys”和“brothers”, 前者表现了杨七的轻蔑和嘲弄, 后者则表现了他听到枪声受到的惊吓。葛浩文的翻译更好地传递了原作者的意图, 可以说是一种深度忠实。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如“伙计”根据不同的语境被译为“gentleman”“buddy”“old friend”; “掌柜的”根据句意被译为“You are the head of the household”“my husband”“the old gentleman”“sir”等等。

再如, 译者将原文中“伙计, 闭上你那张乌鸦嘴吧”译成“Buddy, keep that beak of yours shut!”就是省略了“乌鸦”这一意象, 这样使译文既流畅, 又保留了原文的文化特色。把原文中“熬大鹰一样熬我”译成“the way they’re stewing me like I was a bird of prey”, 此举省略“鹰”的意象, 增加“stew”“prey”, 一删一添, 准确传递了原文中主人公蓝脸的倔强和不屈。

由此可见, 译者对原文的“背叛”并非随意删减, 而是以“创造性”为前提的, 是根据目标语的特征, 充分了解文化及接受语境而加以变化的。可以说, 葛浩文译作忠实原文, 却又不囿于原文。葛浩文如此阐述自己的翻译原则:“英文和中文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的两种语言, 真要逐字翻译, 不但让人读不下去, 而且更会对不起原著和作者。”[6]因此, 译者没有采取逐字逐句的直译, 而是突破了语言之间的隔阂, 达到了意义的忠实。有学者评论说, 葛浩文的译作选词精当, 语言生动形象, “读葛浩文的翻译小说仿似读英文原创小说, 却并无置身美国社会的感觉”[7]。这样的“背叛”使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在异域得以更好地传播, 从而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葛浩文在翻译《生死疲劳》时, 对作品进行了删减, 这在字数上就可见一斑。原作是一部约49万字的长篇小说, 译文中约5万汉字被删除。这些删减是译者个性化翻译的表现, 也是译者观念和翻译原则指导下的选择。由于“为读者翻译”是葛浩文对于文学翻译一贯持有的立场和态度, 他曾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我认为一个做翻译的, 责任可大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对得起读者, 而不是作者。”[8]因此, 在这样的翻译原则指导下, 他并没有拘泥于传统的直译或意译二分法, 也对原文做了一些删减。

被删减的内容有的是一些场景描写、心理描写以及相对次要的、不影响原小说情节发展的人物和事件, 以及许多文化信息及文化负载词, 例如在原作中提及的“神话传说中的共工头撞不周山, 令天柱折地维缺的原因”, 译者就未对中国神话“共工氏头撞不周山”做出文化背景解释, 而是选择有意漏译, 在目标文本中将其删除。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譬如“西游记”“小妖红孩儿”“封神演义”“哪吒”“天山童姥”等皆被译者删除。因为在葛浩文看来，“捕捉原文的风格、节奏和意象才是译者面临的实质任务和挑战。”[9]

这些对原文的删减和节译是葛浩文“为读者翻译”和个性化翻译理念下的选择, 是译者创造性叛逆的表现。这些删减使得译文故事情节更加紧凑, 语言更加简单明了, 容易被译语读者接受。

《生死疲劳》英译本具有创造性叛逆的特点, 鲜明地反映了葛浩文的个性化翻译特色。作为一个富有才华和责任心的译者, 他借助自己的创造性劳动, 将原作中新鲜的文化意象尽可能完整地呈现给读者, 同时考虑到译文的可读性, 对原文中难以被读者接受的部分进行了一定的简化。如此个性化翻译, 包括对原文的忠实、背叛、重写和删减, 正是创造性叛逆的体现。这是由译者的翻译观念和原则决定的, 反映了不同语言、文化在交流过程中所受到的碰撞。正如谢天振教授指出:“就译者而言, 尤其是一个认真、负责的译者, 他主观上确实在努力追求尽可能百分之百地忠实原文, 尽可能百分之百地把原文的信息体现在译文中, 然而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 译文与原文之间必定存在着差距。这个差距也就注定了翻译中必定存在着‘创造性叛逆’这个事实。”[10]

由此可见, 由于中英文在语言、文化上都存在着巨大差异, 《生死疲劳》译文中的创造性叛逆必然客观存在, 这是由语言文化差异和译者的主体性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忠实”是翻译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 莫言获奖之后, 一些学者对葛浩文的翻译展开讨论, 对这一准则提出质疑, 认为葛浩文没有逐字逐句翻译, 而且并不遵从传统的“忠实”原则。

笔者认为这一说法过于简单化和片面化。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 翻译的忠实不能仅体现在语言和文字层面, 文学翻译更是如此。文学翻译中的忠实不仅有文字忠实, 也有意义忠实和审美忠实等, 因此翻译中的忠实原则应该有着不同的层面。

如上文所述, 葛浩文的翻译是在“忠实”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 莫言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御用”译者葛浩文:“葛教授经常为了一个字, 为了我在小说中写到的他不熟悉的一件东西, 而反复磋商……由此可见, 葛教授不但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翻译家, 而且还是一个作风严谨的翻译家。”[11]应该说, 葛氏译作不可谓不“忠实”。但是, 如此“忠实”并非逐字逐句的忠实, 而是译者借助自己出色的双语能力和文学鉴赏力, 试着重现原作中的艺术形象, 传递陌生的文化意象, 力求翻译成与原作同样的艺术品。在这一过程中, 对原文中的“叛逆”不可避免, 这一“叛逆”, 是字面上的叛逆, 是“创造性”修饰下的叛逆, 是译者在新的文化与美学体系中创造性的阐释。正如茅盾所说:“(文学翻译)是把译者和原作者合二为一, 好像原作者用另一国文字写自己的作品……这是一种很困难的工作。但是文学翻译的主要任务, 既然在于把原作的精神、面貌忠实地复制出来, 那么, 这种艺术创造性的翻译就完全是必要的。”[12]葛浩文《生死疲劳》英译本正是非常出色地重现了原作的艺术特色, 这也使该小说成为莫言小说中获国际大奖最多的作品。

因此，这样的“叛逆”并不是“忠实”的对立面, 而是一种深度的忠实——意义和审美上的忠实。

中国文学如何实现在海外有效传播, 是现阶段研究的焦点问题, 葛浩文英译作品的成功, 在中国文学英译策略和中国文学作品英译的阶段性方面都有所启示。

如上文所述, 在个性化翻译原则指导下, 《生死疲劳》英译本中有“忠实”, 也有对原文创造性的“叛逆”和删减, 可以看出, 葛浩文不拘泥于传统的直译、意译二分法, 突破了归化和异化的二元对立, 译文语言地道流畅, 读起来像英语原创小说, 却又传递了异国的文化意象。葛浩文坚持为读者翻译, 因此他在翻译策略上有所选择, 为的是让读者能够接受陌生而有着异国情调的中国文学作品, 这样使得优秀的文学作品进入异域翻译文学领域, 实现了中国文学的有效传播。

翻译的传播和接受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问题, 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 译文中的创造性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例如, 我国早期翻译家林纾采用译述的方法翻译西方文学作品, 就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必然产物, 其翻译文学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中国文学翻译史做出卓越的贡献。今天, 西方文学在我国的传播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 忠于原著的翻译不会有碍读者接受, 而是成为了翻译的基本要求。而中国文学在西方国家的译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作品被译介的中国当代作家有150多位, 只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3%……在美国的文学市场上, 翻译作品所占比例大概只有3%左右, 而在3%的份额中, 中国当代小说更是微乎其微”[13]。在这样的接受语境下, 译者必须考虑到接受国的文化语境、读者的期待视野和阅读习惯等因素, 才能使中国文学在海外更好地得以传播。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国门, 更多的中国文化得以对外传播。然而, 同西方文化相比, 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 因此中国文学想要“走出去”, 译作就必须考虑到译入语语言环境中的特殊的文化和普通读者的接受性的问题。

葛浩文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与运用带有译者的主体意识, 在如此翻译原则的指导下, 他的译作既符合西方社会的文学标准, 又符合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的期待。在目前特定的历史时期, 这样的译作是主客观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 随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增强, 中国文化和文学地位的提高, 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模式也会在实践中得到实施、改变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