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的去工业化程度远高于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2019年法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8%，德国和美国分别为19%和12%

◆ 上世纪70年代，法国提出“后工业社会模式”，认为未来经济发展将步入“后工业时代”

◆ 法国放弃五年经济计划，导致经济及产业政策缺乏战略目标和长远规划布局

◆ 上世纪80年代密特朗和90年代希拉克执政期间，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私有化措施，几乎涉及到所有的国有企业

文/杨成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二战后至上世纪70年代，法国得益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模式和国家力量主导发展的产业政策，在五年中长期计划指引下，工业化建设突飞猛进。据世界银行统计，法国工业增加值在上世纪70年代位列全球第一，领先于美国、英国、德国等工业化国家。但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与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相似，法国开启了产业外迁、去工业化进程，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渐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的去工业化程度远高于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经合组织（OECD）数据显示，从1970年开始法国制造业增加值逐年下降，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70年的23.6%降至2009年的10.6%；2019年法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8%，德国和美国分别为19%和12%。对比其他欧洲国家也不难发现，法国已经成为欧盟成员国中除希腊以外去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遭遇全球化和石油危机冲击

法国产业的空心化有来自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下的共性因素。

上世纪70年代起，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相继施行开放性经济政策，利用低廉原材料、劳动力以及初始市场优势融入世界经济。同时，两次石油危机令油价暴涨，工业成本迅猛增加，欧美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优势无以为继，产业链在全球化浪潮下顺势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法国逐步将研发、营销和分销等活动留在本土，而将价值链中低利润的中间生产环节和分包环节逐步转移到了新兴市场。

油价暴涨导致工业成本迅猛增加，引发法国部分产业向外转移的同时，也对国内部分产业形成巨大冲击。虽然地理位置优越、自然资源丰富，但法国工业资源相对匮乏，仅拥有洛林地区的煤矿和铁矿资源，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在很大程度上，低廉的原材料价格（特别是石油）是战后带动法国工业腾飞的主要因素之一。两次石油危机造成进口原材料价格和产业成本飙升，国内通货膨胀严重，原先以工业为主的发展模式备受质疑，引发部分资源依赖型产业向外转移。

与此同时，来自海外的竞争破坏了法国国内资源型产业的发展。例如对洛林地区的铁矿而言，伴随法国扩大对外开放，来自巴西、澳大利亚、毛里塔尼亚和加拿大等国的高纯度赤铁矿进口激增，海外供给完全满足了国内钢铁冶金业发展的需要，洛林地区的资源需求持续下滑，到上世纪70年代末洛林地区的矿业生产几乎消失殆尽。

此外，融入全球化改变了法国国内的生产方式。法国西面大西洋、南临地中海的区位优势，为其开展国际贸易提供了便利。一些钢铁、化工企业逐步将工厂设于沿海地区，利用沿海区位优势进口海外原材料实现生产制造，在成本和效率上形成对内陆企业的压倒性优势。1963年位于沿海城市敦刻尔克的钢铁联合企业法国优基诺钢铁公司投入生产，利用进口海外铁矿石原料生产制造，与内陆地区的钢铁厂展开同质化竞争，后者最终难逃破产或被兼并的结果。

推行“后工业社会模式”

上世纪70年代，法国提出“后工业社会模式”，认为未来经济发展将步入“后工业时代”，仅需将产业领域中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保留在国内，其他环节应当伴随全球化浪潮分包转移，经济社会将转向以服务业为核心的发展模式。

“后工业社会模式”将服务业摆在核心位置，视高附加值的服务业为后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全球化不仅带动商品的自由流通，同时带动国际人员往来、旅游的繁荣。法国顺势瞄准时机，发挥旅游资源丰富、时尚品牌云集的优势，将巴黎打造成国际时尚浪漫之都，以旅游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命脉。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法国吸引着来自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大规模的国际游客，近年来中国游客也将法国作为赴欧旅游的首选目的地。时至今日，法国依然是全球吸引境外游客最多的国家，旅游业出口创汇规模全球第一。旅游业的发展相继带动了餐饮业、酒店业、航空业的空前繁荣，加之法国闻名于世的奢侈品，也支撑其零售业长盛不衰。

与此同时，城市化加快、职业流动性及地域流动性增强，带动家庭消费多样化发展，民众对卫生、运输及娱乐领域的需求增加，也为经济向服务业转型提供了“土壤”。大型运输公司法国航空以及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贸易集团如家乐福集团、火枪手集团及卡西诺集团，城市服务公司如威望迪、苏伊士及万喜公司等一大批服务业巨头应运而生。

此外，法国金融、物流等高端服务业也得到大力发展。根据《金融时报》在2015年的一项统计，全球排名前十的金融院校中法国占据5家。得益于金融教育的坚实基础，一大批以巴黎银行、兴业银行、里昂信贷为代表的法国金融机构迅速崛起，特别是在全球衍生品业务中占据重要地位；依托毗邻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区位优势，1978年达飞海运创建于马赛，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的集装箱全球承运公司。据欧盟统计局数据库数据，2019年法国服务业占GDP份额达到历史最高的78.85%，制造业份额则降至19.47%。

放弃中长期五年经济计划

法国放弃中长期五年经济计划，经济及产业政策缺乏战略目标和长远规划布局，是产业空心化的重要因素。

法国是第一个提出经济五年计划的西方大国，11个发展计划贯穿二战后经济的发展，一度被其他西方国家效仿借鉴。

1946年法国成立国家计划署并于1947年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经济发展目标和量化指标，引导产业按既定目标发展，成为调节法国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

在五年经济计划的引导下，法国政府的公共投资、刺激性增长政策、产业政策以及科技政策得以顺利推动。例如，第一个五年计划优先发展的煤炭、电力、钢铁、水泥、交通等8个产业部门在1947至1952年期间实现了从87%到115%的产量增幅。又如，在第五个五年计划中强化发展尖端产业并将国家投资分配到地方，带动了地方产业集群的规模发展，盘活地方就业，宏观经济得以实现年均增长5%的目标。

后来，兴起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新自由主义逐渐影响了法国，经济计划受到法国社会的抵触和排斥。法国政府行政力度降低，对价格管控、产业规划的主导权丧失。1997年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在执行过程中被迫取消，国家计划署也转变为一个研究性质的机构，五年计划最终被放弃。

产业顶层规划的缺失让政策制订者和企业失去远景目标，“看选票”的决策者和“看利润”的企业家更倾向于追求短期回报，少有人重视投入高、见效慢的制造业。

国有经济未能做大做强

从二战后的百废待兴到成为工业强国，法国仅用了30年时间，从经济史学家的角度看，这段时间被誉为“黄金三十年”。其间，空中客车、阿尔斯通、阿尔卡特、苏伊士、法国电力、雷诺等一大批国有企业横空出世，在细分产业领域迅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被誉为法国的“工业之花”。

上世纪80年代后，法国的私有化运动大幅削弱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地位，未能将国有经济继续做大做强。

国有企业是法国产业的基石。相对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法国国有化的比重更大，政府不仅控制能源和交通行业，还控制信贷发放和主要工业，尤其是基础性公共部门，这一点与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截然相反。

在重振战后经济的过程中，法国国有企业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法国工业突破国际市场的门槛、实现技术突破的重要载体，也是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的重要工具和传导途径，成功造就了高铁、航天航空、民用核能、电信等领域的“工业之花”以及领先全球的工业技术。

为避免国有企业在市场上形成垄断或成为公共服务的指定提供者，上世纪80年代密特朗和90年代希拉克执政期间，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私有化措施，几乎涉及到所有的国有企业。

一方面，大部分企业实现了私有化，如法国圣戈班集团、巴黎银行、巴黎国民银行、法国电信公司等行业翘楚。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加速，使政府失去对产业的控制权和主导权。

另一方面，由于法国大型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支持，企业被私有化后普遍面临国内市场份额被外来竞争者瓜分、国际市场竞争力不足的窘境。“工业之花”级国有企业是法国产业价值链的中心，其全球竞争力相对下降反映出法国整体工业能力的衰落。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趁火打劫”加速了法国产业空心化的形成。21世纪以来，法国阿尔卡特和阿尔斯通在国际舞台相继崛起，取得全球电信业和全球电力、轨道交通设备龙头供应商地位。由于在国际竞争中对美国企业构成利益威胁，二者相继被美国政府长臂管辖巧取豪夺，背负天价罚款和债务，核心业务被美国企业收购，损失惨重，也严重影响了法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此外，法国在融入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向欧盟让渡国家主权，原有的产业竞争优势被瓦解。事实上，在融入欧盟之前法国经济并非一帆风顺，其间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失业加剧、产业竞争力不足等挑战，但凭借独立的公共投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法国政府可以灵活运用货币贬值、财政扩张等经济手段加以应对。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联盟条约》）规定了3%的财政赤字和60%的公共债务红线，要求成员国严格遵守财政纪律，此举缩小了法国的财政政策空间。1999年欧元正式使用，法郎按照固定汇率兑换为欧元，法国也失去了利用贬值法郎提升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重视公平竞争、施行竞争政策的欧盟对法国国有企业施加了一系列限制措施，法国企业普遍受到欧盟反垄断政策的约束，此外还面临着德国等邻国的同质化竞争。可以说，融入欧洲一体化后，法国企业的成本不减反增，以至于在欧盟内部的竞争力也呈现下降的趋势。

自21世纪初，呼吁产业回迁、再工业化的声音在法国经济界层出不穷。起初产业回迁的主要目的是为政客兑现选举承诺或为其连任制造短暂的经济繁荣数据，多数案例是以临时补贴或增加临时就业的暂时性措施为主。直到2010年“工业振兴计划”、2013年“再工业化”政策的实施，法国政府才逐渐开始系统性应对产业空心化问题，并试图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加以解决。新冠肺炎疫情更是暴露法国生产能力低下和对全球产业链的过度依赖，总统马克龙甚至将其提升到危及经济主权的高度，随之提出产业链回迁的战略设想。但在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去工业化进程后，面对经济下行、财政堪忧、失业加剧的宏观经济，想要彻底解决产业空心化问题，恐怕是说易行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