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期,出现一定程度的“去工业化”调整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后，英美两国利用自身的工业生产先发优势，推动制造业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降低自身在初级制造业中的产业产品，并提高在高附加值产品生产领域的先发优势，不断深化自身的去工业化进程。但英美的去工业化仍为两国带来不少问题，例如英国经济增长动能缺失以及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未来中国需要吸取英美两国去工业化进程中的教训，通过本土的区域性产业转移以及科技强国战略，避免重蹈英美过度去工业化和过度金融化的覆辙。

英美两国率先进行去工业化，其背后的共性原因与我们此前谈到的原因较为类似从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来看，全球制造业比重从1997年的17.5%下滑至2018年的15.3%；高收入国家的下滑速度比全球平均速度更多，从1997年的17.5%下滑至2018年的14%。而英美两国作为高收入国家的代表，其制造业占比下滑速度又远超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美国制造业比重从1997年的16.1%下滑至2018年的11.3%，下滑幅度超过30%。英国制造业的比重从1990年的16.7%下滑至2018年的8.8%（图1）,降幅超过50%。由于英美开启去工业化进程的时间较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且去工业化程度较深，可以将英国和美国视作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两个典型代表。

首先，企业盈利下滑是导致去工业化出现的直接原因。在英美陆续完成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提高导致原有供需格局出现明显的生产过剩与资本过剩，企业难以在既有行业再次进行投资扩张。 在此背景下，由于海外直接投资更容易获得高额利润,英美两国本土制造业发展的动力逐步减弱,经济结构逐渐向去工业化的状态靠拢。

第二，技术革新引起的制造业生产率的变化，推动去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从1960年的0.72上升至1990年的0.86，英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从1960年的0.72上升至1990年的0.87（图2）。由于几轮工业革命带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劳动生产率在此过程中大幅提高。在生产率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原有产业链无法吸收这么多劳动力，新增劳动力则逐渐流向新兴行业，最终体现为劳动力结构层面的去工业化。

第三，居民收入的提高导致需求模式出现变化，服务型需求的出现促进了资源的重新分配。从居民收入表现来看，美国平均时薪从1965年的2.58美元上涨至1980年的6.57美元，英国平均周薪从1965年的18.9英镑上涨至1980年的111.7英镑（图3）。由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对包括金融与地产在内的服务型需求大幅增加。在需求对供给的牵引作用下，新兴产业不断向服务化转型，去工业化速度也因此进一步加快。

第四，经济金融化加速了英美两国的去工业化进程，对冲了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美国金融保险、房地产与租赁业的行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60年的14.2%上涨至1990年的18.1%（2020年22.3%）（图5），去工业化阶段也是美国经济金融化的主要阶段。由于英美两国的主权货币优势明显，且拥有伦敦和纽约这两大金融中心的优势地位，资本家为了追寻新的利润增长点,纷纷将新增资本投入到以金融业为主的虚拟经济领域。通过在虚拟经济领域的不断发展,资本可以在避开资源及生产周期的外在束缚,通过加杠杆不断实现资本增值。对企业而言，这一操作可以在实体生产低迷的情况下依然保持高额利润；对居民而言，虚拟经济的发展也可以提供新增就业岗位，一定程度上对冲去工业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第五，经济全球化推进国际贸易发展，去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英美对外进口占比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断增加：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之前，美国从1960年的4%的低位上升到2000年14%，英国从1960年的21%的上升到2000年27%。在2000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英美的海外市场进一步扩大，美国对外进口占比从2000年的14%的上升到2012年17%，英国从2000年的27%的上升到2012年31%（图4）。总的来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新兴市场的廉价劳动力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参与到了全球生产分配环节中，大大降低了国际市场产品及服务价格。利用自身的工业革命先发优势，英美两国对外进口更多的技术含量偏低的工业制成品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与服务，去工业化进程因此加快。

首先，英国去工业化速度更快。我们观察到，在加速去工业化期间，英国的制造业占GDP比重从1973年的25%迅速下滑至1990年的17%，下滑幅度达32%；美国的制造业占GDP比重从1970年的21%下滑至1990年的17%（图6），下滑幅度达19%（小于英国的下滑幅度）。在此过程中，英国实际GDP增速（5年平均）从1973年的4.0%下滑至1993年的1.0%，美国实际GDP增速（5年平均）则从1973年的3.4%下滑至1993年的2.4%。不难看出，由于去工业化速度的不同，英美两国的经济增长状况也不尽相同，去工业化速度更快的英国受到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从节奏上看，英美两国在去工业化上仍存在一定差异

其次，去工业化进程中，英国劳动力结构变动更加剧烈。英国就业率在去工业化期间迅速下滑，从1973年的61%下滑至1993年的56%，下滑幅度接近10%；而美国就业率却与英国的下滑趋势截然相反，从1973年的57%上升至1993年的62%（图7），上涨幅度接近9%。结合上文，英国在去工业化期间，无论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还是就业表现，均出现了双双下滑。这意味着英国的第三产业尚未完全做好对过剩劳动力的吸收，这也间接导致了英国后期的产业空心化问题。而美国的去工业化仅仅对制造业占GDP比重造成了影响，并没有对就业带来过多的负面拖累。也意味着美国的过剩劳动力在去工业化的潮流下，顺利实现了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变。

为什么英美的去工业化节奏并不相同？根据Rowthorn和Wells的研究，可以将去工业化的表现分为积极去工业化与消极去工业化，衡量二者区别的关键因素的劳动力结构的变化。Rowthorn和Wells认为，积极去工业化往往对应着充分就业以及经济持续增长；而消极去工业化出现时，由于产出下滑或者生产力提高，制造业的劳动力难以倍服务业完全吸收，从而导致失业率出现攀升。从这一角度来看，美国的去工业化伴随着充分就业，是积极去工业化的体现，经济在经历去工业化后仍然保持一定的增长动能；而英国的去工业化却导致就业率大幅下滑，是消极去工业化的体现，并不利于之后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反而会因为失业率的提升而加剧贫富差距问题，从长周期的角度削弱经济增长潜力。

二战后，英国对美国的依附性提升，对工业实力的追求有所下滑。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战后的英国贸易逆差巨大,工业基础已受到削弱,驻海外机构过于庞大,这一切意味着英国急切需要美国提供援助。在《英美经济合作协定》签订后，英国成为马歇尔计划中受援最多的国家。由于自身国际地位的下滑，二战之后，英国在政策重心上已经从“日不落帝国”与“大英帝国”的追求转换为对美国的依附性追求。在此背景下，英国本土是否需要保留一定的制造业以维持一定的工业实力便成了非核心因素。也就是说，只要英美两国保持盟友合作关系，英国完全可以高枕无忧的将初级制造业转移出本国，这也侧面佐证了为何英国制造业占比下滑速度如此之快。

而美国则不然，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需要时刻维持自身的制造业硬实力以保持一定的国际地位。美国的去工业化与贸易逆差表现，只是美国构建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一环，并不是美国自身工业竞争力下滑的结果。即便美国顺应本土经济发展趋势，在大结构上进行了去工业化，但仍在国内保留了研发实力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因此，美国的去工业化仅仅体现为向要素成本更低的新兴市场国家进口更多的技术含量偏低的工业制成品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与服务。通过推动制造业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美国不断降低自身在初级制造业中的产业产品，并不断加深在高附加值产品生产领域的先发优势。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的去工业化只是表象，强工业化才是美国的政策重心与发展本质。

中国在吸取英美经验教训的同时进行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

一方面，英镑和美元在国际货币的舞台上先后扮演了重要角色，推动两国的去工业化进程。首先，随着19世纪后期大英帝国的崛起，80%-90%的国际贸易均用英镑进行结算，伦敦成为了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和贸易航运中心。在国际金本位体系的推动下，英镑成为人类史上第一只主权性质的国际储备货币。在货币优势下，由于海外殖民地的依附性贸易更容易获得高额利润,英国本土制造业发展的动力逐步减弱,经济结构逐渐向去工业化的状态靠拢。而英国在制造业产出下降后，劳动力从高生产率的制造业部门流向低生产率的服务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在此过程中受到影响，英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因此削弱。

紧随其后的是，二战使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政治实力重新洗牌，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纽约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依靠美元的全球货币优势（图8），美国可以在本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参与全球制造业的生产分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美国中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的资本投资收益率高于在国内进行本土资本投资的收益率，由此而带来的美国直接投资的净输出，最终导致美国本土制造业发展不断收缩。而美国制造业的萎缩所对应的就是就是金融业的迅速发展，美国需要用经济金融化以对冲去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在虚拟经济过度深化的过程中,金融泡沫不断扩大 最终引发次贷危机。

虽然国际货币的优势地位有利于英美两国对外赚取高额利益，但过分依赖货币优势，也使英国面临过度去工业化的产业结构问题，本土经济结构稍面临供应链链条缺失、产业走向空心化的风险，经济长期增长动能偏弱；而美国虽然依靠经济金融化以及其他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冲了部分去工业化的负面影响，但在此过程中，美国经济面临过度金融化的风险，金融泡沫的疯狂累加加剧了美国经济结构的脆弱性，使美国成为悬在全球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对于中国而言，需要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避免重蹈英美过度去工业化及过度金融化的覆辙。未来中国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需要通过推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以避免产业空心化的问题。未来中国可以继续以科技强国为主导，充分依托科技创新，持续推进产业链升级。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发挥中国在部分高端制造业领域已经形成的先发优势，推进相关产品的产能优势输出。

但经济体大小的不同并未影响英美去工业化的最终结果。从去工业化的地理学现象----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来看，产品的生命周期在不同技术水平的区域里，发生的时间和过程是不一样的，期间存在一个较大的差距和时差。从英国的角度看，英国则受制于自身国土面积偏小，一旦要素成本上升，只能选择向要素成本更低且对初级制成品需求更大的海外市场进行产业转移，最终表现为范围更大的普遍性去工业化。从美国的角度看，美国因为自身国土面积较大，在产品生命周期这一时差出现时，本可以借助于自身的大国需求以及国内其他区域偏低的要素成本，向国内落后地区进行产业转移。但美国并没有根据本国的区域发展差异，将制造业在本国范围内进行区域性的产业转移；反而依赖自身的美元优势，直接将本土产业转移至海外，过于简单和直接的对本国经济结构进行了调整。奥巴马和特朗普执政时期不断呼吁的“制造业回流美国”正是对这一错误决策的买单。另一方面，经济体大小的不同影响去工业化的节奏。英美两国在经济体量上具有明显的差异，美国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国，而英国则经常被定义为小型经济体：首先，从经济总量来看，世界银行核算下的1970年美国与英国的GDP分别为10733亿美元与 1301亿美元，人均GDP分别为5234亿美元与2347亿美元，美国的经济总量几乎是英国的数倍。其次，从国土面积来看，美国国土面积为9834000 平方公里，英国国土面积仅有242495平方公里，二者相差近4倍。由于美国经济总量较大，能更好的分散去工业化的负面影响；而英国则受制于偏小的经济体量，难以在去工业化开始后平衡好各实体部门的发展。

中国作为大型经济体，在去工业化的过程中，更应该侧重本国内部的产业区域转移，而不是贸然将产业转移的目光投向海外。早在2010年我们就提出了《一个中国，三个经济体》的说法，认为中国作为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家，地区间差异巨大（2019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分别为97737元、53544元与53568元，图9），可以通过在东中西地区复制80年代的亚洲雁行模式来进行产业升级和转移。对此也有所体现：“促进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未来具有良好工业基础东部地区在人材、技术、资金的支持下，制造业更多转向具有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新兴产业，而传统制造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更多利用中西部相对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从而确保国内具备完整的产业链可以应对任何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

（本文作者章俊为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负责人，共同作者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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