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重要媒介之一，为不同民族与国家搭建起了交流互鉴的桥梁。梳理中国文学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译介现象、译介主体活动，或从译介兴起的原因、展开的模式、译介的内容等多方面入手，考察某个具体译者或译本个案，一方面可揭示进行翻译的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社会状况与精神面貌，另一方面也能为今后中国文学的外译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牧田英二、西胁隆夫、川口孝夫等日本学者的不懈努力下，1949年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佳作陆续进入日本学者的视野，成为日本人了解中国少数民族、品鉴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体认中华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渠道。纵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日本之旅，笔者发现藏族文学始终处于领跑地位，同时，中国藏族作家在日本也赢得了颇高的赞誉，“藏族作家旗手扎西达娃等人早已突破少数民族作家这个狭窄范畴，在当代整个中国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近年来，在日本西藏文学研究会（以下简称“藏研会”）的引介下，藏族的文学、电影以及民俗文化正在计划性地、组织性地、能产性地“走进”日本，丰富和拓展了中日文化交流的空间。当代中国藏族文学在日本强劲的传播势头除了其自身特有的艺术魅力和民族文化基因外，藏研会的译介活动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此，本文以中国藏族文学在日本的译介为例，首先纵观中国藏族文学在日本的译介情况，从整体上把握日本对中国藏族文学的译介特点。其次，聚焦于当下日本最为活跃的藏族文学翻译与研究团体——藏研会，通过剖析该团体的译介特点，思考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外译的实践。

一、中国藏族文学的日本译介概览

中国藏族文学在日本先后经历了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两条译介路径。中国藏族民间文学的先行传入在日本开拓了藏族文学生态土壤，为后续传入的藏族作家文学营造了相应的接受大环境。另一方面，中国藏族作家文学的传入又极大地拓展深化了中国藏族文学与日本社会的对话空间。

（一）中国藏族民间文学的日本译介

中国藏族民间文学在日本的译介大体分为以下三条路径。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选集的形式。由小野忍、竹内好等人主持编写的丛书“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的第20卷《少数民族文学集》（平凡社，1963）选录了来自中国19个少数民族的70余篇作品，其中藏族文学作品数量最多，共计21篇。负责该卷编选工作的村松一弥指出，藏族在连接中国南北方少数民族文化方面占据中枢地位，中国少数民族主要的民间传说在藏族文学中都有身影，他认为藏族文学可谓欧亚大陆民间文学的大熔炉。

儿童绘本的形式。该路径的主要推动人是中国文学研究者君岛久子，君岛久子的翻译不仅仅停留在文字的转换上，他还携手日本漫画家，以儿童绘本的形式再现了中国藏族民间故事。如，根据贾芝、孙剑冰编写的《中国民间故事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的第一、二集，与漫画家赤羽末吉合作了绘本《白龙黑龙》（岩波书店，1964），其中收录了藏族民间故事《王子变成狗》。绘本《西藏的解语鸟》（岩波书店，1977）与漫画家太田大八合作完成，译自田海燕编著的藏族民间故事集《金玉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另一方面，除了翻译外，他还以藏族民间故事为原型进行了二次创作。如根据《青稞种子的来历》，携手漫画家后藤仁出版了绘本《藏族民间故事：王子变成狗》（岩波书店，2013），该作品还入选了2014年慕尼黑国际儿童图书馆——国际推荐儿童图书目录。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也从《青稞种子的来历》中获得灵感，创作了全彩绘本《修那之旅》（德间书店，1983）。宫崎骏在后记中写道：“从十多年前第一次读到这则故事以来，我就一直梦想着将其动漫化。但就日本的现状来看，这种朴素的题材可能行不通，或许也只有在中国才能实现吧。不过，在德间书店的鼓励下，我还是决定无论如何要以自己的方式将其影视化。”此外，君岛久子还基于青海贵德发现的《格萨尔王传》手抄本的汉译本，编写了日语版《格萨尔王的故事——奇幻的西藏英雄传》（筑摩書房，1987），作为系列丛书“世界英雄传说”的其中一卷出版。

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的形式。除了文本的翻译和二次创作外，中国藏族民间文学在日本民俗界也备受瞩目。1971年民俗学学者伊藤清司和他的学生百田弥荣子合译了藏族民间故事《斑竹姑娘》，在中日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日本最古老的物语文学《竹取物语》的溯源争论，百田弥荣子、伊藤清司、君岛久子、关敬吾及孟宪仁等诸多学者加入了这场学术辩论，由此出现了两则故事“同型同源”的主张。斧原孝守在对日本民间故事《饭团滚啊滚》做溯源考察时指出，该故事的类似版本在日本周边还未发现，不过在青藏高原的藏族等民族之间却有流传。此外，加藤千代围绕藏族民歌《文成公主》，考察了西藏的民歌与传说。

（二）中国藏族作家文学的日本译介

本文讨论的中国藏族作家文学主要指当代藏族作家文学。中国当代藏族作家文学在日本的译介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牧田英二在《中国边境文学：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介绍了19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及其作品，其中包括扎西达娃和丹珠昂奔两位藏族作家。除了生平介绍外，还解说了两位作家的代表作《归途小夜曲》《朝佛》《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扎西达娃），《草原上的传说》（丹珠昂奔）。牧田英二指出，日本人普遍关注的仍然是神秘的西藏，包括神秘的布达拉宫、藏传佛教的寺院、僧侣和信徒的宗教活动、饲养牦牛和山羊的游牧民生活以及酥油茶、青稞糌粑等饮食习惯，深感日本社会对同时代的藏族青年、作家以及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关注度不够。根据作家在创作中使用的文字，中国当代藏族作家文学的日本译介又分化出两条路径，一是汉语创作的文学，即汉语藏族文学；另一个是用藏语创作的文学，即藏语藏族文学。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牧田英二等汉学家的努力下，汉语藏族文学以文学刊物、作品集以及专著等形式开启了日本之旅。如文学期刊《季刊中国当代小说》中收录了扎西达娃的《没有星光的夜》（1987，第2期），《古宅》（1988，第5期），《世界之邀》（1989，第9期），《夏天酸溜溜的日子》（1990，第14期），《冥》（2003，第62期）；色波的《圆形日子》（1991，第6期）；丹珠昂奔的《白雪山、红雪山》（1995，第33、34期）；阿来的《蘑菇》（1992，第21期），《鱼》（2001，第56期），《阿古顿巴》（2002，第59期），这些作品均由牧田英二翻译。作品集主要有中国藏族作家作品集、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集、中国作家作品集三种形式。丛书“发现与探险的中国文学”的第8卷《风马之耀——新西藏文学》（JICC出版社，1991）中收录了由牧田英二翻译的扎西达娃的作品《没有星光的夜》《古宅》《世纪之邀》《去拉萨的路上》《风马之耀》《朝佛》；色波的《竹笛・啜泣和梦》《圆形日子》《在这里上船》《幻鸣》，该书的出版对汉语藏族文学在日本的传播颇具影响。由川口孝夫编译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选》（未来社，1989）收录了扎西达娃的《沉寂的正午》《江那边》《去拉萨的路上》；多吉才旦的《走向新的草场》。此外，由桑岛道夫编选的中国作家作品集《中国新锐作家短篇小说选：9位邻人的声音》（勉诚出版，2012）中收录了次仁罗布的《阿米日嘎》。阿来是首位出版长篇日译本的中国当代藏族作家，其代表作《尘埃落定》（近代文艺社，2004）由西海枝裕美、西海枝美和合译完成，《空山》（勉诚出版，2012）由山口守翻译。

2000年之后，藏语藏族文学的日译活动呈现出蓬勃上升的态势，虽然起步较晚，但在日本的传播速度已赶超汉语藏族文学。不仅是当代，中国古代藏语藏族文学的经典个人佳作被陆续译成日文，如萨迦·班智达的《萨迦格言集》（今枝由郎译，岩波文库，2002），藏族行者密勒日巴的道歌《苦行诗圣密勒日巴：喜马拉雅山光》（河口慧海译，慧文社，2010）以及仓央嘉措的诗集《仓央嘉措恋爱彷徨集》（今枝由郎译，TRANSVIEW，2007），《仓央嘉措情诗》（今枝由郎、海老原志穗译，岩波文库，2023）。

目前，中国当代藏语藏族文学可以说是在日本最受瞩目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其译介活动主要由藏研会来主持。藏研会成立于2004年，由5位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成员组成，分别是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下文简称为“东外研所”）教授星泉，日本振兴学会、东外研所特别研究员海老原志穗，筑波大学人文社会系助教岩田启介，日本大学文理学部汉语中国文化学科教授大川谦作，日本藏语文学翻译家三浦顺子。藏研会最初以读书会的形式学习与翻译中国藏语藏族文学，自2008年开始，研究会成员陆续在译介中国文学的日本刊物——《火锅子》上翻译发表端智嘉、德本加、万玛才旦等中国当代藏语藏族作家的文学作品，随后又陆续出版了多部译著。

端智嘉的《藏族当代文学的曙光：这里也有一颗剧烈跳动的心》（东外研所，2012）是日本出版的首部中国当代藏语藏族作家的译著。据星泉记载，译著出版后，藏研会随即以“走进当代西藏的文学世界”为主题，在东京外国语大学“开放学院”平台上举办了系列讲座，主要介绍品鉴了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实力派作家及作品。2013年年初，星泉等3名成员在考察安多藏区的途中采访了万玛才旦等作家，从中深感文学与电影联动的方式更有助于日本人了解藏族文化的多元风貌，于是推出了“万玛才旦企划项目”。该项目是在科研项目“通过文学和电影记录保存生动的藏语”下开展的，主要工作是基于中国藏语藏族文学和电影剧本编写藏语学习教材，以及组织中国藏族电影在日本放映等。经过多方协作，2013年12月7日至12月11日，万玛才旦的4部电影作品《草原》（2004）、《静静的嘛呢石》（2005）、《寻找智美更登》（2007）、《老狗》（2011）分别在东京映画美学校和东外研所放映。另一方面，电影的成功放映又促成了杂志《当代西藏文学与电影SERNYA》（以下简称“杂志SERNYA”）的创刊以及博客“当下西藏文学和电影制作”的开通。目前，藏研会除了陆续翻译出版藏语藏族文学作品外，还以杂志SERNYA以及网站SERNYAWeb为据点，积极推动中国当代藏族文学和电影在日本的传播。

从整体上看，日本对中国藏族文学进行了积极且面面观式的译介活动，不仅关注了古老的民间故事，更聚焦了新兴的当代佳作，不仅聆听了汉语藏族作家的声音，更传播了藏语藏族作家的心声。译者身份既有民俗学学者的付出，也有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贡献，更有藏学学者的努力，当然也少不了漫画家的锦上添花。在对中国藏族作家的审视方面，既有中国藏族作家内部的细查，也有在中国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中的考量，还有在中国当代作家更宏大背景下的研究。此外，日本对中国藏族文学的译介并不拘泥在文字的转换上，还常辅以图像、电影等多媒体符号来促进中国藏族文学在日本文化背景下的再生与生命力的延展，使得中国藏族文学在日本的文化语境中再度确定了文本的生命和自我价值。

二、藏研会译介活动的特点

藏研会之所以能拓宽深化中国藏族文学与日本文学界、学术界乃至日本社会的对话空间，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最积极的第一读者。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处于由原作者和读者构建的中间位置，既是原作的读者，也是译作的作者。要想在目的语语境下获得更广泛的读者群体，译者必须先成为“最积极、最主动、最富于创造意识和钻研精神的读者”。据网站SERNYAWeb记载，藏研会的5位成员都对藏族文学及电影抱有浓厚的兴趣。如星泉对中国当代藏族文学的形成过程很感兴趣，她在2001年就撰文探讨过端智嘉对中国藏族当代文学的影响力；海老原志穗喜欢阅读中国当代藏族诗歌；岩田启介期待通过中国当代藏族文学和电影更深入地了解藏族文化。此外，大川谦作在西藏大学留学期间通过阅读端智嘉的作品，深感藏族文学与文化的密切联系，并决定要将这部佳作尽快介绍给日本读者。

第二，扎实的双语能力。“翻译是先锋，语言是利器”，扎实的双语能力是译作质量的根本保障。藏研会的5位成员都从事着与藏语相关的工作。据日本科研人员信息网researchmap介绍，星泉专攻藏语语法、藏语辞典编纂以及现代藏语和古藏语的比较研究，主持编写了藏日双语融媒辞典——《西藏畜牧文化辞典》（星泉等，东外研所，2020）；海老原志穗主攻安多藏语等西藏方言的研究，主持编写了《安多藏语的发音与会话》《安多藏语读本》《安多藏语词汇集》等多部学习教材；岩田启介主要研究清朝时期的中国西藏史，能研读藏文、满文古籍；大川谦作专攻西藏现代史研究，曾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藏文版）上发表藏语论文。

他们对双语的驾驭优势使藏研会可直接将源语言文本转换成目的语言文本，而不受汉语“中转枢纽”的约束。此前，有多位日本译者指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日语”这一文字转换路径的局限性。如，村松一弥就提倡日本学者作品翻译要直接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成日语，而非从汉语重译。牧田英二指出，尽管中国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藏族、朝鲜族等民族都拥有自己丰富的文学世界，但因为自己不懂这些民族的语言，只得将他们的文学作品局限在汉语范围内，只得透过汉语译本窥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由此担心自己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认识存在片面性。黄忠廉等人指出，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由各民族的语言直接外译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的捷径，而行走在其中的懂得中国各少数民族语言的外国译者能够畅行无阻地推进翻译工作，其译作往往可引发中国民族文化在国外的研究热潮，藏研会即属于该类型译者。另一方面，对藏语的掌握还能避免由于文化差异可能引起的翻译舍弃和折中策略，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原作风格的磨损。如，在用日语片假名给端智嘉作品中的人名和地名注音时，藏研会就考虑到了方言差异，从而保留了原作的地域色彩。

第三，跨学科的知识储备。文化是文学生长的精神土壤，译者是翻译活动中最活跃且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异语言异文化间的“转渡人”。译者对原作品文化语境的体认度将关系译作在异文化语境下的再生与生命力的延续，而充分的体认度根植于多元且大量的知识储备。藏研会是一支覆盖语言学、历史学与文化学的跨学科翻译团队，学科多元化的译者模式一方面能加强对原作中的文化细节以及文化差异的敏感度，从而确保原作中的文化因子在语言转换过程中实现更完整的移植。另一方面，译者也可以在双语言、双文化以及跨学科视角的协调下，译出更流畅、更贴合读者文化语境和阅读习惯的译文，在解释差异、协调差异的过程中，为原作者和读者、原语文化语境和目的语言文化语境的交流互动开辟一条通道。如，藏研会基于文化差异，向日本读者解读端智嘉作品中不易理解的谚语。

合译能弥补个人能力的局限性，能“合集体的力量和智慧于一体去竭力接近作者和原作”。藏研会表示，文学作品的合译的确会因为译者间不同的文体偏好而出现分歧，但合译的许多优势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合译能让不同兴趣、不同专业领域的译者产生紧密的连带感，不仅能让译者们相互查漏补缺，减少误译，还能让译者们在相互学习、拓宽知识面的过程中实现高效率的分工合作。合译是目前中国文学作品外译过程中比较推介的翻译方式，近年来在日本备受瞩目的中国科幻小说《三体》系列就是在日本科幻小说翻译家和汉学家的合译下完成的。

第四，多元化的译介策略。“译介主体的能动作用是影响译作在目的语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而恰当的翻译策略是保证译作被顺利接受的重要条件。”藏研会通过多元化的译介策略，一方面重视原作文本到译作文本的转换，同时对译作在日本文化语境中的传播也大下功夫。SERNYAWeb是藏研会传播藏族文学和电影的重要平台，包含“杂志SERNYA”“阅览室”“放映室”以及“用语集”4个分区，集中呈现了藏研会多元化的译介策略。

杂志SERNYA区公开了杂志SERNYA1—7期的目录。杂志SERNYA包含“特辑”和“当代西藏文学”这两大固定栏目。截至目前共推出了7个特辑：万玛才旦、纪录片《英雄谷》、牧民的生活与文化1、牧民的生活与文化2、读次仁顿珠、异界的呼声、在多语言中绽放的西藏文学。《当代西藏文学》栏目主要刊载中国当代藏语藏族文学作品的日文版，以诗歌和小说为主。目前刊载的诗歌共计25首，来自夏雄央巴、德吉卓玛、居格桑、江瀑、松秀吉、梅朵吉、岗讯、加布青德卓等，其中10首以藏日双语的形式呈现，部分译作还配有插图，译者除了藏研会成员外，还有一位藏族译者拉加本。小说共计21篇，来自万玛才旦、次仁顿珠、拉先加、扎巴、加布青德卓、才项南杰、诺尔章等，部分译作配有插图。

除了文学作品外，还刊载评述类、采访类的文章。其中，与电影、纪录片相关的文章数量最多，共计34篇，包括电影介绍、影评、导演采访、电影原著解读等。目前涉及的电影、纪录片共计15部，包括万玛才旦导演的《五彩神箭》（2014），《塔洛》（2016）以及上文中提及的4部作品；松太加导演的《太阳总在左边》（2011），《河》（2015），《草原的河》（2017），《阿拉姜色》（2018）；卡先加导演的《英雄谷》（2013）；斗拉加、多吉才让导演的《冬虫夏草》（2014）；张杨导演的《冈仁波齐》（2017）；白斌导演的《猎人与骷髅怪》。还有一部由东外研所制作的短片《藏族牧民的一天》（2017），系科研项目“藏族畜牧文化辞典编纂共同研究”的部分成果，由藏族青年导演卡先加负责拍摄。此外，期刊还设专栏邀请中国藏族作家谈论自己对日本或日本文学的看法，如拉先加、次仁顿珠和加布青德卓分别撰文《一个藏族人眼里的日本》《芥川龙之介与西藏文学》《日本人和日本文学》。

杂志SERNYA关注的内容遍及藏族文学所根植的更广泛的文化语境，包括藏族的传统民俗、古典音乐、牧民生活、谚语及文学批评等，题材的多元性要求不同学科领域间的对话与互动。据笔者统计，截至最新一期（第7期），该杂志的撰稿人共计39位。他们大多来自大学等教育研究机构，其中，日本国内的单位有大谷大学、驹泽大学、关西大学、东京大学、骏河台大学、关西学院大学、广岛大学、大东文化大学、京都大学、滋贺县立大学、带广畜产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大学、静冈大学、北星学园大学、立教大学、明治大学、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也包括中国的青海师范大学和法国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等日本以外的科研机构，其中有多位学者系日本藏学学会、国际藏学学会的会员。撰稿人的科研背景除了藏学研究、藏语研究外，还有专攻中国哲学、中国文学的学者，如，中国文学研究者、阿来《空山》的日译者山口守也是撰稿人之一。另外，部分撰稿人还有中国留学经历，如京都大学藏语、藏学、西夏史学学者井内真帆先后在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南民族大学藏学学院、青海民族大学宗喀巴研究院进修并从事科研工作。

阅览室区主要介绍了藏研会迄今为止出版的9部译著，包括7部作家专著，1部小说集和1部诗集。专著除了上文提及的端智嘉的日译本外，还有万玛才旦的《当代西藏文学：寻找智美更登》（星泉、大川谦作译，勉诚出版，2013），《万玛才旦作品集：气球》（大川谦作译，春阳堂书店，2020）；拉先加的《藏族文学的新时代：等待下雪》（星泉译，勉诚出版，2015），《路上的阳光》（星泉译，书四侃侃房，2022）；德本加的《哈巴狗收养记》（海老原志穗、大川谦作等译，东京外国语大学出版会，2015）；次仁顿珠的《斗争的西藏文学：黑狐谷》（海老原志穗、大川谦作等译，勉诚出版，2017）（笔者对上述6部作品名称的翻译均参考自汉译本）。小说集《西藏幻想奇谭》（星泉等译，春阳堂书店，2022），收录了10位作家的14篇小说，包括60后作家德本加、万玛才旦、次仁顿珠、次仁罗布、才加；70后作家仁旦嘉措、赤桑华；80后作家艾・尼玛次仁和才项南杰；90后作家赤列索巴。《西藏女性诗集》收录了7位作家的27首诗作，包括松秀吉、德吉卓玛、我杰吉、华毛、多赛拉毛、梅朵吉和曲美。从最新出版的《西藏幻想奇谭》和《西藏女性诗集》可以看出，藏研会近期开始积极关注中国新生代的藏族作家和藏族女性作家。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出版的《西藏女性诗集》是藏研会乃至整个日本文学界首次推出的中国女性作家诗集。除了译著介绍外，阅览区还登载了有关译著的座谈会记录以及三场不同主题的访谈实录，主题涉及译者、作家和电影。其中一场访谈翻译自《青海湖》2016年第3期刊载的万玛才旦和德本加的对谈《我的前世可能是一条狗》。

放映室区以文字、图像、视频相结合的方式详细介绍了几部藏族电影。术语集区登载了日本读者在阅读藏语原版文学作品时常见的、由文化差异引起的难解词汇，部分术语附有《西藏畜牧文化辞典》的超链接。

通过对SERNYAWeb的考察，藏研会的译介策略有以下两大特点。

第一，积极的跨学科互动。翻译活动本身就具有跨学科性和综合性，因此，要想实现译作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命的延续，就需要凝结不同学科领域的智慧与力量，需要积极开展跨学科对话。藏研会的跨学科互动首先体现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上，目前出版的9部译作有7部是由成员合译完成的，有关合译的优势在上文中已探讨，此处不再赘述。其次体现在对译作的传播上。藏研会对译作的传播不是静态封闭的小范围活动，而是动态开放的多渠道、多广角宣传。翻译“不仅是一种静态的结果，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包含了原作、原作者、译作、译者以及读者在内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系统”。藏研会通过建立网站和创办杂志，一方面为原作者、译者、读者以及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搭建了多元开放的交流互动平台，使得我国的藏族文化与日本文化在相互接触、碰撞与交流的过程中实现对彼此差异的理解与欣赏，促进跨文化交流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原作者、译者、读者以及学术界也能在借鉴与对话的过程中，不断激活思想、开阔视野，达到丰富自己，有所创新的目的。

第二，超文本的多模态翻译。为了保留和再现藏族文学所根植的原初的生命气息和丰富的文化语境，藏研会采用了以文字辅以图像、音频、视频等多模态符号联动的译介方式，这样做一方面能避免单一文本可能带来的审美疲劳，另一方面又贴合了日本读者的阅读习惯，为读者开启了多元且有效的阅读和阐发空间。

以上从译者对译介对象的态度，译者的语言能力、知识储备以及译介策略等层面剖析了藏研会对中国藏族文学的译介特点，发现藏研会在这几个层面都占有相应的优势，因而能计划性地、组织性地不断推进藏族文学和电影在日本的传播。

三、关于藏研会译介活动的启示与思考

近年来，中国文学整体在日本遭受冷遇，而在市场营利上不占优势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日译情况更不乐观，在这种局面下，中国藏族文学在日本传播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以及范围之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藏研会的四大翻译利器，即对中国藏族文学的深情共鸣、扎实的双语能力、跨学科的知识储备以及多元化的译介策略。关于当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所面临的挑战，许钧总结出了三点：缺少有能力的译者、出版渠道受限、译文质量尚待提高。而藏研会能够灵活运用四大翻译利器，积极迎接这些挑战，从这一层面来看，藏研会的译介模式也可为中国文学的外译工作提供借鉴。但是，高效的翻译模式主要是助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海外传播的外在因素，内在因素才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国门、在异文化语境下生命不息的原动力。此外，藏研会是一支完全由日本人组建的翻译团体，译者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会不自觉地渗透进译本当中，直接影响日本读者对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解读，鉴于此，笔者提出三点思考。

（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的内在因素——作品自身的价值

文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沟通人类心灵，引发精神共鸣，互学互鉴，相互丰富”。优秀的文学佳作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既包含特有的民族基因，又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藏族文学之所以在日本经久不衰，能打动不同时代的日本译者和读者，就在于其自身所具有的超越本民族乃至中国文化疆域的普世情怀和跨越国境的生命力，从而能打破文化壁垒，赢得广泛共鸣，促发他者的异域阐释。正如藏研会负责人星泉所言：“无论如何，作品自身的魅力始终是首位，这也是我们最想传达给读者的。而于我们自身来说，能和活跃在当下文坛的藏族作家对话交流，本身就令人兴奋。”纵然译者与译介对象最初的相遇带有偶然性，但作品的价值是永恒的，只要赋予作品扎根民族、放眼世界的文学审美和人文关怀，总能遇到知音般的译者。

（二）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直接译成外语既是捷径也有隐患

从文本文字的转换来看，中国藏语藏族文学的日译不同于以往用汉语书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掌握，能拉近外国译者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距离，同时让外国译者在翻译时间、翻译内容以及翻译方法等问题上充分发挥主体性。例如，有些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外译本的出版时间甚至要早于汉译本，如拉先加《等待下雪》的藏文版首发于2012年，星泉的日译本出版于2015年，而龙仁青的汉译本直到2018年才问世。此外，星泉在与拉先加沟通后，将原作的书名《西藏的孩子们》改译成了《等待下雪》，龙仁青的汉译本也沿用了修改后的书名。黄忠廉等人将“民族语言直接外译”的译介模式视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海外传播的捷径，但是，此处的“捷径”是更有益于外国译者，还是更有益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这一问题有待思考。翻译作为一项跨文化交流活动，绝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行为；更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字活动，一种文本间话语符号的转换和替代，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环境里的改造、变形或再创作”。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在意识形态层面本身就具有敏感性，因此，掌握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外国译者能否主动跨越文化藩篱，淡化意识形态与利益的冲突就显得颇为重要。然而，通过对既有译本的分析，发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海外的误读现象屡见不鲜，如魏清光等人指出阿来《尘埃落定》的英译本中至少存在10处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误读，包括严重歪曲小说主题、篡改民俗文化符号、颠覆制度文化等。《尘埃落定》是用汉语创作的，因而在研判译文质量、指纠误译行为等方面能引起译学界更积极广泛的参与，但由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书写的作品，其译介质量的评判和监督只能依靠同时掌握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汉语以及外语的研究者，而目前的译学界有多少研究者能担任这项工作还有待考量。

（三）加强培养高质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外译人才

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海外传播已成必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外译事业也急需译学界的积极响应。但目前国内的外语或翻译类的研究队伍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文学的外译问题重视度不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具有丰厚的文化内涵，为确保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能原汁原味地走出国门，需要同时深谙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华民族文化以及外语的译者加入文学外译事业中，从中国少数民族中走出的、外语能力扎实的译者是本民族文学外译工作中最理想的译者，但目前该类型的译者数量匮乏，供不应求。为推动下一阶段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海外传播工作，应大力加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外译队伍的建设，培养一批高质量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外译实践和研究人才。当然，在翻译事业中，各种类型译者的共同合力是实现立体、全面、准确地传达“中国声音”的助推器。因此，在重视本土译者培养的同时，还应加强同外国译者的积极互动，力求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在中外译者的相互碰撞、切磋与调和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四、结语

以中国藏族文学的日本译介传播为例，本文在回顾过去、聚焦当下的视野中，体察了迄今为止，日本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所做的积极且面面观式的译介活动。在译介的对象上，既有新古之分的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也有文字之别的汉语文学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在译者的身份上，汇集了民俗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者、民族学者以及漫画家等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专业人员；在对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定位上，既有在特定民族内部的细查，也有在中国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中的考量，更有在中国当代作家更宏大背景下的俯瞰；在译作形态上，多采用文本辅以图像、音频、视频等多模态符号的形式，为读者提供了多样的阅读和阐释空间。另一方面，近年来，掌握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外国译者以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兴趣为出发点，以驾驭源语言和目的语的能力为利器，以跨学科的知识储备为后盾，在多元化翻译策略的协调下，为原作、原作者、译作、译者、学术界以及读者搭建了多元开放的互动平台，使得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在异文化语境下再度确立了文本的生命与自我价值。展望未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的内在因素取决于其是否有扎根于本民族、心系全人类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由外国译者直接译成目的语优势与隐患并存，国内译学界应谨慎研判译文质量。此外，为了促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更好地“走出去”，译学界要大力加强培养高质量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外译人才，同时也要重视和外国译者的积极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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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辑：和彦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