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堂墨染百家书

——苏轼论砚与墨（节选）

解小青

    《东坡文集》载有砚铭二十八则，每一则都笔触精准，切题而发。苏东坡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的主要代表，天骨开张，无论长枪大戟的铺陈扬厉，还是短匕小刃的精准打力，都纵横如意，字字珠玉。砚铭对于他来说，无疑属于后者，言简意赅，雅意深致。

    苏轼砚铭，细腻深情，却不妨碍其超迈意境；审音用字，句法调度，读来非常舒服，不见其晦涩幽峭；行文之间，娓娓道来，不见其生掉书袋。朋友得佳砚，往往求铭于轼，如米黼石钟山砚铭、黄鲁直铜雀砚铭、王定国砚铭、周炳文瓢砚铭、陈公密子石砚铭等等，叙物赋情、言志载道，皆得心赏。“古今佳砚，固贵质美工良，而鉴赏品题，因人增重。”这是《西清砚谱》序言句。一方小小的砚台，传世而不朽，历劫而如常，实用意义之外，承载更多的是其寓意。首先，石质坚泽如玉，石之美者谓之玉。《礼记·聘义》曰：“君子比德于玉”，引发后世“以砚观德”的传统，玉德金声，一寓于斯。苏轼《端砚铭》曰：“匪以玩物，维以观德。”其《王平甫砚铭》曰：“中和所熏，不水而滋。正直所冰，不寒而澌。”王颐有自然端砚砚之成于片石上稍稍加磨治而已铭曰》：“其色马肝，其声磬，其文水中月，真宝石也！而其德则正，其形天合。其于人也略是，故可使而不可役也。”

    这里既可见苏轼之儒学境界，亦可体会其以砚鉴人、以物名志的心意。正如《菜根谭》所讲，“人生只为欲字所累，便如马如牛听人羁络；为鹰为犬任物鞭笞。若果一念清明，澹然无欲，天地也不能转动我，鬼神也不能役使我，况一切区区事物乎？”人有好物之癖，但不可为物所累；作人更是，要如玉之润、砚之坚，不可为俗世所役。砚，离不开使用者，所谓“允也其物，展也其人”，斯人斯物，皆带深情。苏轼砚铭中常常表达出睹物怀人的感念之情，如《邓公砚铭》：“思我魏公文而厚，思我邓公德而寿。”

    轼友王巩（定国，约一〇四八—一一一七），魏国文正公之孙，得其外祖张邓公之砚，故为其作此铭。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时，王定国亦受到牵连且被贬得最远。苏轼《王定国诗集叙》曰：“今定国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五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病几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书相闻。”

    内疚之诲，却不妨碍两人高情逸志，王定国清平丰融，很是感染苏轼。苏轼作此铭，怀想先德令名，想来亦是对定国和自己的坚定激励。王定国曾感慨：“子瞻今去国万里，然与研俱乎？绍圣乙亥春至广陵，吴说以笔工得子瞻书《吴研铭》，览之怅然。平生交游，十年升沉，惟子瞻为耐久。何日复相从，以研墨纸笔为适也！”心心念念，真知己之言。

    苏轼还善于发掘新砚，为砚命名，如“凤咮砚”：“太原王颐以为砚，余名之曰凤咮。然其产不富。”轼言此砚质“声如铜，色如铁。性滑坚，善凝墨。弃不取，长太息”，此砚一经苏轼发现，“坐令龙尾羞牛后”，名声大振。再如丹石砚，轼言：“唐氏谱天下砚，而独不知兹石之所出，余盖知之。”之于人，遇与不遇，冥冥之中，亦是天缘。苏轼《天石砚铭》序中讲述了一方受之天成的传奇砚：

    轼年十二时，于所居纱縠行宅隙地中，与群儿凿地为戏。得异石，如鱼肤温莹，作浅碧色。表里皆细银星，扣之铿然，试以为砚，甚发墨，顾无贮水处，先君曰：“‘是天砚也。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耳。’因以赐轼，曰：‘是文字之祥也。’”轼宝而用之。

    元丰二年（一〇七九）秋，苏轼因“乌台诗案”获罪，家眷流离，书籍散乱，后贬黄州，想着这方砚早已不可复得。不料想，“（元丰）七年（一〇八四）七月，舟行至当涂，发书笥，忽复见之。甚喜，以付迨、过。其匣虽不工，乃先君手刻其受砚处，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读来感人，一砚传三代，质小任重，是“文脉”的传承。

     与墨为入，与水为出。砚之于墨，如鸟之双翼。佳砚遇良墨，才能沉着飞翥两兼善。苏轼对墨的精究，自然也在意料之中了。

    苏轼自言：“余蓄墨数百挺，暇日辄出品试之，终无黑者，其间不过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间佳物，自是难得。”虽有百挺，一见佳墨，仍心痒难熬。《书求墨》帖云：“吾有佳墨七十丸，而犹求取不已，不近愚耶！”乡友石扬休（昌言，九九五—一〇五七）平生好殖财，蓄藏李廷珪墨，不许人磨，苏轼戏云：“子不磨墨，墨将磨子。”轼《书石昌言爱墨》记：“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无恙，可以为好事者之戒。”

    人不磨墨墨磨人，文人的一生时光尽消磨其中：“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风霜侵发齿。非人磨墨墨磨人，瓶应未罄罍先耻。”文人笔墨，纵有“列屋闲居清且美”的享受，更感其“寒窗冷研冰生水”之清苦寂寥。

    苏轼赏墨，强调要有“光”：“世人论墨，多贵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为弃物；若黑而不光，索然无神采，亦复无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儿目精，乃为佳也。” 

    视墨如人，要有光，才能显出神采。好墨坚如角石，叩之朗然，年越久而光彩如新，肤理坚密，芳馥如射。有典籍记载，苏轼还曾自创墨法。宋人何薳（一〇七七—一一四五）《记墨》云：

    近世士人游戏翰墨，因其资地高韵，创意出奇，如韦仲将、张永所制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制，亦以意加减，指授善工而为之耳。如东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铭曰“海南松煤东坡法墨”者是也。

     宋代词人叶梦得（一〇七七—一一四八）《避暑录话》卷二载：“宣和初，有潘衡者卖墨江西，自言尝为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争趋之。”潘衡，金华人。善制墨。苏轼尝云，潘衡初来儋耳，起灶作墨，得烟丰而墨不甚精，因教其远突宽笼，得烟几减半，而墨乃弥黑，其文曰“海南松煤东坡法墨”皆精者也。正因为收藏爱好的“平常心”，苏轼论墨，也颇有生活趣味。他常常将“墨”与“茶”本不相干的两物拿来作对比。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时嫌漆白，方求白时嫌雪黑，物转颠倒。其《书茶墨相反》言：茶欲其白，常患其黑。墨则反是。然墨磨隔宿则色暗，茶碾过日则香减，颇相似也。茶以新为贵，墨以古为佳，又相反矣。茶可于口，墨可于目。蔡君谟老病不能饮，则烹而玩之。吕行甫好藏墨而不能书，则时磨而小啜之。此又可以发来者之一笑也。

    苏轼还曾与司马光（一〇一九—一〇八六）讨论此事。《记温公论茶墨》载：司马温公尝曰：茶与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予曰：二物之质诚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谓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操同也。譬如贤人君子，妍丑黔皙之不同，其德操韫藏，实无以异。公笑以为是。

    其中深意，不言而喻，读来依然令人感怀。再回到李公择，他抢人墨，但遇到新奇者也会赠予苏轼。轼《记李公择惠墨》言：李公择惠此墨半丸，其印文云“张力刚”，岂墨匠姓名耶？云得之高丽使者。其墨鲜光而净，岂减李廷珪父子乎！试复观之，劝君不好书，而自论墨拳拳如此，乃知此病吾辈同之，可以一笑。

    当时不仅高丽，日本亦有墨，如柿蒂形等等。可见，制墨工艺在宋代已经不限文人之间，即使不擅书法的高丽国人，也在“论墨拳拳”。不由得使苏轼联想到身边那些不懂而好之者，忍不住一笑。从另一个角度看，可知“文房四宝”作为传统文人文化精粹，经过五代南唐，至宋代达到巅峰，崇尚文玩之雅趣成为传统文人生活和交往中“身份”的象征。

    葛延之拜谒东坡时，东坡曾讲：“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不独作文之要，此亦东坡之藏鉴观。再大而思之，世间万物，岂不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