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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苏轼，最先映入人们脑海的印象是：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是写出《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豪放词人；他是写出“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诗人；他是画出《古木怪石图》的画家；他是写出《新岁展庆帖》、《黄州寒食帖》的书法家。

苏轼是宋代文化艺术的集大成者，他在文学、诗词、书法、绘画等领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造诣。不仅如此，苏轼在建筑、水利、医疗、养生、酿酒等方面也有建树，可以说是那个时代里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苏轼的人生，宦海沉浮

其实，与苏轼光彩夺目的文学艺术成就比起来，他跌宕起伏的仕宦之旅也是值得人们细细思量的。在苏轼40年的仕宦之旅中，他任职过的地方就有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宜兴、金陵、登州、颖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常州等十五处。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苏轼出生于四川省眉山县城内纱穀行苏家老宅。苏轼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考中进士，时年苏轼21岁。1061年，25岁的苏东坡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推行新法。由于苏轼的思想和变法主流不相一致，所以他就站到了旧党的一边，对变法持反对态度，所以他也就自然而然地遭到了新党的排挤和打压。

于是，在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由殿中丞被贬为杭州通判，时年苏轼36岁，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转知密州。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担任徐州知州。两年后苏轼又到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市）担任知州，这一年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此时的变法仍然在进行着。

苏轼一到湖州，他就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这本是大臣的基本礼仪，也是官场的一种例行公事。苏轼在表中写有“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还有“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的话语。

这些话被新党的一些人抓住了把柄。其中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从苏轼大量旧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新法的句子，对苏轼加以弹劾。一时间，朝廷上下一片倒苏之声。

同年7月28日，苏轼在湖州上任才刚满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押往都城汴梁，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为什么叫“乌台诗案”呢？

因为“乌台”就是指御史台，这是出自于《汉书·朱博传》中的记载：“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其上。”所以后来的人也把御史台称为“乌台”，又因为苏轼的这件事都是由于御史的弹劾引起的，所以也被称为“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对苏轼来说，就是一场空穴来风的文字狱。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经过多方的营救，包括身在江宁的王安石出面写信营救，苏轼才幸免于难。苏轼出狱后，被贬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团练副使。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4年），支持变法的新党再次主导政坛，苏轼在新党的挤兑下，横遭贬谪。同年四月，苏轼从定州知州任上贬谪到英州。中途又加贬为宁元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又被贬为琼州（今海南省海口市）别驾，昌化（今海南省儋州市）安置，时年苏轼62岁。1100年，苏轼仍以琼州别驾的身份移知廉州（今广西合浦县）。

宋徽宗即位后，大赦天下，身在廉州的苏轼接到诏令，踏上了北归的行程，1101年三月，苏轼由虔州出发，经南昌、当涂、金陵，五月抵达真州（今江苏仪征）。

苏轼经过真州时，暑热难耐，一路舟车劳顿，身心倍感疲惫，他决定在此地休整一下，眼看离心中的诗意栖居地越来越近，所以他的心情也是挺不错的，于是他带着一丝欣慰的心情游览了真州名胜金山寺。

在金山寺的墙壁上，他意外看到了自己的画像，原来这是当时著名画家李公麟绘制的，李公麟的画作形象逼真。

画上的苏东坡手执一根细长藤杖，坐在磐石上，安详的神态中又有一种似醉非醉的意态。“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见到这幅画像的时候大加称赞，他认为这是最像苏轼本人的一幅画像。

苏轼看到自己的画像后，感慨万千。经过多年的边贬谪岁月与艰苦生活，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也感觉生命走到了尽头，他在金山寺的画像下追忆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写下了《自题金山画像》一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六月，苏轼经润州拟到常州居住。靖国元年（1101年）7月28日，苏轼在常州（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去世，享年66岁，一代文豪就此为他的风雨人生画上了句号。

上海博物馆藏《苏轼坐像》，原作为李公麟绘，清代朱野云临摹本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正如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写的那样，苏轼将黄州、惠州、儋州的贬谪生涯视为“功业”，其中有一丝自嘲的味道，其实也写出了贬谪生涯在他一生中的位置。

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仕途上最为重要的三个转折点，这三个地方也给苏轼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苏轼在仕途贬谪的岁月里，他并没有因为仕途的坎坷而变得意志消沉，相反，他在贬谪的岁月里，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在任职的每一个地方，他都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为当地的教育文卫事业都做出了值得让人点赞的成就。

尤其是在贬谪的岁月里，苏轼因为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他的文学创作达到了另一个高峰，他的大量文学作品也正是在贬谪的岁月里创作出来的。

毋庸置疑，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仕宦生涯的低谷期， 却成就了苏轼思想性格、心态的最高峰，也成就了苏轼文学成就的最高峰。

有峰有谷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人生。苏轼在黄州期间曾写过一首《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的词，这首词最能表达苏轼第一次遭遇仕途“滑铁卢”的处境与心态：

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词作上片借夜晚的风和落叶渲染了贬谪的悲凉心境；下片又含蓄委婉地暗示了这种悲凉心境的原因：横遭贬谪以及别人的不理解。

词作最后两句将贬谪的心态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既有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又有对国事的忧虑，渴望被朝廷理解、重用的心情，还有自己难耐的孤寂与落寞和不被世人理解的苦痛。

黄冈市苏轼雕塑像

苏轼初遭贬谪的心态既是正常的，也是普遍的，亦或是那个时代或者历史上的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心理。但是苏轼和他们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因为苏轼在贬谪之后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悲苦之情。

苏轼虽然也表达了孤寂与落寞之情，却没有任何的幽怨。相反，苏轼却有一种审美的诗意境界，这是苏轼豁达乐观心态的体现。

苏轼初到黄州时，眼看青春逝去，却为取得心中达则兼济天下的士大夫人生目标，在这举目无亲、形格势禁的荆楚之地，他悲哀地写道：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苏轼《黄州寒食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再如苏轼初到黄州时写的这首《初到黄洲》诗，同样映射出苏轼彼时彼刻的悲凉、孤寂的心态：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但是，擅长逆境求生的苏轼并没有绝望。

有人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仍然爱它。

苏轼就是如此，他总有一种力量，超越于逆境和悲哀之上，把他乡变故乡。近五年的生活，黄州早已成为他生命里的另一重“故乡”。

这种心态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就是一种美的享受，此时豁达乐观的心态已经升华为苏轼的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于是乎，黄州反而成为他一生中创作最旺盛、生命质量最高的一个时期。

苏轼在黄州期间，遍游黄州山水，在游览黄州赤鼻矶时，他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而苏轼的千古名作《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几乎就是他彼时彼刻的心境的复刻。

在这首词中，苏轼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来表现内心对自由的渴望，逍遥物外的意志的同时，又以“何时忘却营营”吐露出自己无法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首词分上下两片，上片侧重叙事，交代了作者雪堂夜饮归临皋住所的客观环境氛围，以及词人自身的主观精神状态。下片是词人的内心独白，表现了苏轼“听江声”时的情绪波动、心境变化。

全词真实细腻地反映出作者在遭遇挫折、身处逆境、心情沮丧、情绪低落的情况下，在一个特定的夜晚，徜徉于江边，寄情于自然，适时地调整心态，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达观地面对现实世界的心理转变过程。

苏轼到黄州后，在沙湖买田耕种，亲自躬耕，因为这块地位于城东，而且是一块坡地，所以苏轼便以这块地的方位和特点为名，将此地命名为“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这也就是后世将苏轼称为苏东坡的原因。

有一次他去田间地头劳作时，正好中途遇雨，于是就写下了这首词很有哲理的《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词中名句“一蓑烟雨任平生”象征着此时此刻的风雨、人生的风雨，但苏轼要表达的却是人的一生任凭风吹雨打，而始终那样从容、镇定，他用旷达、乐观的心态对待人生。所以，这一句就是苏轼人生观的写照。

一蓑烟雨任平生，既是写景，也是表达人生的哲理，真实的人生不就是这样的吗？有冷有暖，有苦涩也有甘甜，在寒冷中有温暖，在逆境中又有一丝希望，在忧患中又有一份喜悦。

显然，风雨中的苏轼已经走向超旷的人生境界：忘物以自适。尽力排除外界干扰，不去在意是非荣辱，不为外物所累和支配，而是反过来抵御住一切纷扰和打击。

所以他的生活中也不会再出现无所适从的慌乱感，而且这种人生态度一直陪着他，甚至在他晚年谪居惠州、儋州时，这种人生态度再一次发挥了它的作用，给苏轼提供了安全感，让他在兜兜转转中寻到一个安放心灵的空间，这个空间足以温柔地托住苏轼饱尝辛酸的甚至摇摇欲坠的躯体与灵魂。

正是因为这种内核的精神力量，让他拥有了随遇而安、不自怨自艾的心态，所以苏轼后来贬谪到到惠州，一到这里喜欢上了这个地方，也喜欢上了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还有这个地方美味的特产水果。

在《惠州一绝·食荔枝》一诗中，苏轼欣慰地写道：“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棵, 不辞长作岭南人。”可以说，这是苏轼为惠州荔枝所写的最生动的广告文案了。

当苏轼晚年贬谪儋州，乘船渡过琼州海峡时写下《六月二十夜渡海》一诗，在悲观绝望的境遇中，苏轼仍不失乐观和豁达，诗中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将苏轼彼时彼刻的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

苏轼在儋州三年，度过了“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离开这个地方时，他在《别海南黎民表》中又写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

苏轼的字里行间处处表达了这种豁达乐观的心态，古语说“既来之，则安之”，苏轼随遇而安、豁达、积极、向上、乐观的心态，让他从贬谪的低谷甚至阴影中走了出来。

苏轼有着极强的自我调节的能力。

在黄州时期，他渐渐地从贬谪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内心的失落和痛苦实现了超越。在此期间，他还从我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中汲取了精神力量，用以消弭“乌台诗案”给自己带来的精神打击。

苏轼从小就好读《庄子》，苏轼去世后，苏辙给哥哥写的墓志铭《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写道：“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庄子》），得吾心矣。”可见苏轼是深得《庄子》核心哲学思想的精髓的。

苏轼在贬谪期间用庄子的哲学思想来修身养性：一来可以静心修养，以便实现对现实的超越，提升精神境界；二来可以达到养生的目的。

苏轼不仅重视思想的修养，而且还重视养生，人们常说苏轼喜欢美食，这是不无道理的。这样可以让他在贬谪的岁月里保证了身体的健康。

在苏轼到惠州，以至后来到儋州，他的这种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状态逐渐地反映了出来，这与其思想不断提升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追求一种不为世俗所累的境界，向往一种既入世又洒脱的生活。

如苏轼到儋州之后，生活条件是相当清苦的，他以为自己在有生之年无法再回到家乡，在《到昌化军谢表》中，苏轼写道：“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还无期，死有余责。”

苏轼到了海南情况比想象的还要艰苦，连书籍都看不到，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与程秀才书》中，苏轼写道：“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即使条件如此清苦，但是苏轼还是慢慢地适应了这里的条件，并逐渐安定下来。在海南一住就是三年之久，并且喜欢上了那个地方。

河南开封府苏轼塑像

苏轼海南儋州时，说动当地开办医院。这是继杭州的官办医院“安乐坊”之后，经苏轼努力而创办的，面向百姓的，中国医疗史上的第二个官办医院。

在儋州的时候，苏轼凭借自己的知识，在儋州讲学授课，传播中原文化，培养出海南岛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姜唐佐。

这其中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原来苏轼离开海南前，在姜唐佐的扇子上写了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说将来姜唐佐考中进士，就给他补齐这首诗。

三年后姜唐佐果然金榜题名，可是此时苏轼已经去世。后来姜唐佐在河南汝阳遇见苏辙（苏轼的弟弟），姜唐佐说起苏轼在儋州的往事，苏辙听后心中五味杂陈，便替兄长为姜唐佐续写了后半首，

苏辙原诗为《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今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力长。”

苏东坡在海南呆了三年，一纸调令跨越琼州海峡，召苏轼回京，海南百姓不舍其归，置酒相送，苏轼作《别海南黎民表》劝慰别离之苦：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苏轼就是如此，他总有一种力量，超越于逆境和悲哀之上，把他乡变成故乡。三年的儋州生活体验，早已让这里成为他生命里的第二故乡。

苏轼“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真切表达体现了他对当地人民的真情，诚如他致苏辙诗中所云：“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苏轼在海南儋州浇洒心血，他感叹“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人们也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儋州至今还有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甚至连语言，都有“东坡话”。

苏轼传世书法《渡海帖》

其实，从苏轼初次遭遇仕途滑铁卢——贬谪黄州，再到后来被贬到惠州、儋州，苏轼经历了一个渐变式的心态调整过程与自我治愈过程。

苏轼在初贬到黄州时，内心还是有一定的起伏的：激愤不平的情绪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体现，但是这种心态随着苏轼极强的自我调节而逐渐消失，思想也逐渐实现了自我超越。

在惠州与儋州期间，苏轼的思想比起在黄州来更加成熟与稳定，更加从容淡定。他能坦然地面对生活与工作，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成为了他克服困难、面对生活的强劲动力。

在长期的贬谪生活中，苏轼学会了从更高一层的角度看问题，这极大地缓解了自身所承担的种种压力，他的胸怀也更加宽广了，视野也更加开阔了。他不再计较于荣辱得失、境遇的好坏。

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经历了仕途的兜兜转转，苏轼已经能用旷达与乐观的心态对待人生中的沉浮荣辱了。

苏轼在每一个地方都能很好地和当地的同事和百姓融合在一起，找到归属感，找到精神的家园，从而获得精神层面上的畅适与自足。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也就是苏轼在世的最后一年，他从贬谪之地海南岛获赦北归，五月一日舟至金陵(今江苏南京)，遇见老朋友法芝和尚，作《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

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

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

作此诗后不久，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病逝于常州。所以，苏轼虽以“归鸿”自喻，但苏轼写下“何处不归鸿”的时候，内心还是有一丝欣慰与喜悦的。

苏轼的士大夫精神和家国情怀

苏轼在贬谪的时候，虽然没有多少权利去做更多的事情，但他却竭尽所能地、力所能及地去做更多的事情。

在苏轼兜兜转转、步履不停的仕宦生涯中，他每到一处，都是恪尽职守的，他在每一处也取得了与他的身份相匹配的政绩。《宋史·苏轼传》中如是评价苏轼斐然的政绩：“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

苏轼的一生，不是在贬谪就是贬谪的路上，这句话虽然不太准确，但苏轼仕途履历表上的贬谪时间明显大于升迁时间。其实，苏轼的仕途之路上也有高光时刻，比如他做过北宋一线城市杭州的市长，还当过徐州的市长。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在徐州知州（相当于市长）任上，当时黄河决口，作为市长的苏轼亲自率领军民护堤守城、抢险抗洪，最终堵住了黄河决口，守住了徐州一城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苏轼曾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通判杭州，又于元佑四年（公元1089）知杭州，共到杭州两次，前后加起来只有五六年，可是却做了很多关乎民生的大事。

苏轼在杭州做的第一件关乎民生的大事情就是清理运河淤泥。

京杭大运河与钱塘江交汇，钱塘江的水带进许多淤泥，杭州城内的运河淤泥每隔四五年就要挖一次出来，否则河床升高，影响船运。

清理淤泥的同时，另一个问题接踵而来，那就是淤泥一挖出来就被堆在居民门口，脏乱不堪，恶臭难闻，直接影响了居民生活环境。

于是，苏轼想办法把钱塘江的水先引入人口稀少的茅山运河，经过茅山运河流了三四里地，淤泥沉淀下来，再流到市中心的运河里的水就是干净的了。

市中心运河的河位比茅山运河低四尺，苏轼又在余杭那里开了一条新运河，让它与西湖的水相通，这样就永久保证了运河的水位。

苏轼首创的这套办法使得运河的水深到八尺，老百姓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苏轼还解决了杭州的城市饮水问题。

在苏轼此之前，人们主要利用修建水库，把西湖的水引入城中，但是管道损害严重，居民们只能吃带咸味的水，西湖的淡水则需要花钱买。

苏轼新建两个新水库，用陶瓷管代替以前的竹子管道，淡水由一个水库引向另外一个水库，这个工程建成以后，杭州居民家家都能吃上清冽的淡水了。

杭州西湖

对于西湖的疏浚与治理，堪称苏轼仕途履历表上的杰作。

苏轼第一次来杭州时，西湖上杂草丛生，淤泥阻塞的面积已经有十分之三，第二次来杭州时，西湖上的淤塞已经有一半了。

苏轼看到在唐代就已成为风景名胜的西湖如今却是风光惨淡，他非常伤心，于是向高太后写了一封奏折：如果再不治理，过不了多久西湖就会被野草遮蔽，而城中的居民再没有淡水可以吃了。

果然，苏轼的这份奏折立竿见影，因为他的奏折被高太后批准了，治理西湖的专项款随后也到位了。苏轼和工人费时四个月，将西湖的杂草淤泥清理干净。

但是这么多的草和淤泥该怎么处理呢？苏轼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用这些水草和淤泥在湖面筑一道长堤，这样既解决了垃圾的问题，又缩短了湖岸南北之间的距离，更留给后世一道杨柳莺莺、风景如画的苏堤。

为了让西湖不再杂草丛生，苏轼让居民在西湖种菱角，从而发展了西湖的养殖业。

影视剧照·苏轼

苏轼来杭州的第一年，收成不好，米价开始猛涨。苏轼颇有远见地把米存放在仓库，以抑制米价或应付荒年。

第二年五月份，杭州又遇到特大暴雨，暴雨一连下了好多天，似乎没有停止的意思。苏轼到处买米，并且写信奏请朝廷拨米给杭州，还请求朝廷同意他们用绸缎来代替大米完成每年的进贡。

苏轼深信一分预防胜过十分救济，所以他不停地呼吁买米、存米，甚至七次上表朝廷请求拨款。

苏轼在杭州当市长时，会把一些药方贴出来，让老百姓用。他吩咐搭建粥棚，为穷苦的病人煮粥，还派医生一个坊一个坊地跑，给病人治病，还给无钱治病的人免费熬药。后来，苏轼在众安桥那里建了一个医院，名字叫“安乐坊”。

值得一提的是，安乐坊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

安乐坊三年之内治疗了一千多个病人。苏轼还亲自主持配制了“圣散子”这味药方，价格便宜，疗效显著，救了不少传染病人。

苏轼在惠州时，关注民生，凡事亲力亲为，声名卓著，在百姓而具有影响力。

惠州有一片第四低洼的地方，每逢雨季，水位上涨，给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于是，苏轼设法把闹水患的沼泽地改造为人工湖，又在湖上架起两座桥以方便人们往来，苏轼也亲切地给这个湖泊命名为“西湖”。惠州西湖因苏轼而得名，也因苏轼而扬名。

一次，苏轼在游赏完惠州西湖后，诗兴大发，写下了一次游湖后醉意地写道：梦想平生消未尽，满林烟月照西湖；在《赠昙秀》一诗中，苏轼也是兴致盎然地写下了赞美惠州西湖的名句“西湖北望三千里，大堤冉冉横秋水”。

经过苏轼诗文传扬，惠州西湖几乎成为与杭州西湖、阜阳西湖可以媲美的风景名胜了。也可以说，苏轼的诗文是惠州西湖最早的旅游宣传文案了。

苏轼还帮助惠州地方改革了纳税制度，以有利百姓。他在惠州还教会农民使用新农具“秧马”种稻，以减轻辛苦，提高效率。苏轼还帮助惠州严肃军纪，安定民居，解决长期存在的军民纠纷。

其间，苏轼还去广州游玩了几天，在广州，苏轼发明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管“自来水”——他用竹筒连接法，把罗浮山清泉引入城中，让广州人的饮水再也没有苦涩味。

苏轼凡事亲力亲为，他也为一方的建设做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土人情，开阔了苏轼的眼界，让他饱经沧桑、历尽忧患，也升华了苏轼的人生境界。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感悟。

苏轼的家国情怀番外篇

苏轼热爱生活，热爱家园，不辞辛苦，是一位有担当的人。

他在黄州时亲自参与田间劳作，解决了家里人的温饱问题，在庄稼成熟之后，一家人吃上了二红饭。生活虽然清苦，但是苏轼能够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

庄稼成熟，苏轼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他写下了小品文《二红饭》，文中记录了收获的情况：“今年东坡收大麦二十余石。”苏轼在文中还记述了用两种杂粮做饭的事情：“今日令庖人杂小豆作饭，尤有味。”

在黄州，苏轼还致力于开发猪肉的吃法，但主要还是为了解决一家人迫在眉睫的温饱问题，因为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是不屑于食用猪肉的。

为此，苏轼还专门写下《猪肉颂》：“净洗铛，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苏轼在贬谪生涯中仍不忘国事, 是非常忠诚的， 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家国之事。比如在贬谪黄时期间，他写下的诗作《谢陈季常惠一暗巾》：

夫子胸中万斛宽，此巾何事小团团。

半升仅漉渊明酒，二寸才容子夏冠。

好带黄金双得胜，可怜白苎一生酸。

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山取可汗。

苏轼书影绘像

在和朋友的唱和诗《次韵王郁林》中，苏轼这样写到：

平生多难非天意，此去残年尽主恩。

误辱使君相抆拭， 宁闻老鹤更乘轩。

在词作《满庭芳》中，苏轼更或是直言不讳地写到：“老去君恩未报, 空回首、 弹铗悲歌。”

再如上文提到的徐州抗洪，杭州治理西湖登政绩斐然的事情，都是苏轼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爱国爱民的表现。

苏轼虽然仕途坎坷，但是在贬谪期间，他的忠君报国的思想、为国家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的想法、甚至建功立业的想法从未间断，这正是苏轼对家国忠诚的表现。苏轼一生足迹走遍大半个中国，或是游宦，或是贬逐，但他对所到之地总是怀着第二故乡的感情，这又反映出他随遇而安的旷达人生观。

河南开封苏轼塑像

苏轼的诗词文学在西方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力量。

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李高洁出版了《苏东坡文轩》，翻译苏轼的16篇名作及前后《赤壁赋》《喜雨亭记》，也包括苏轼生平、作品和文化背景的简介。

曾经任职英国驻福州领事馆的韦纳先生为《苏东坡文轩》作序，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本书的读者，一定会体验到当年济慈初读却泼门译荷马的那种惊喜的感觉。”这或许是苏轼精神在国外也得到认可的一个原因吧。

苏轼的命运和作品在欧洲，特别是法国，激起了专家和读者的兴趣，他们将苏轼视为不仅推动中国，更推动世界进步的思想家。

法国最出名的汉学家成安妮女士说，苏轼体现了“文化和道义方面的人道精神”，而这正是“极具批判精神并富有渊博学识的、不再是苛刻的评论家而更是对万物都好奇的智者”的文人所追求的精神。

还有一位法国作家、著名汉学家，帕特里克卡雷，他很喜欢苏轼，他将苏轼在黄州时期的生活经历写成小说，书名为《永垂不朽》。

2000年千禧年伊始，位于法国巴黎的《世界报》编辑部里，主编让·皮埃尔·朗日里耶和他的同事们决定用一种创新的方式，迎接新千年的到来。他们决定用专栏的形式，写一组文章，讲述近一千年来世界知名的重要人物的生活故事。

这家报纸的编辑部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整理自公元1000年一直影响到公元2000年的重要人物的备选名单，这真是一份浩如烟海的名单，他们在这份名单里整理、遴选出12位重要人物，并编辑成册，名为“千年英雄”。这些文章于2000年7月份发表。

中国北宋文学家苏轼的名字赫然位列“千年英雄”名录，而苏轼是唯一入选这份名录的中国人。

小话诗词

苏轼的超脱，其实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悟，这是强有力的生活态度，这种进退自如、兼收并蓄的人生哲学，为后世的知识分子开拓了一个身心兼顾的广阔的精神空间。

在人生的低谷期，苏轼不自怨自艾，不躺平摆烂，不遁世消沉，不隐居山林，尽最大可能去升华自己提升自己，以士大夫的家国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激励自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人生的高光时刻，苏轼更是将士大夫家国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发挥到极致——徐州抗洪，身先士卒；徐州抗旱，义无反顾；疏浚杭州西湖，让西湖成为真正的“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名胜。

苏轼的这一切，都是家国情怀的体现。

林语堂先生对苏轼有过一段精彩的评价：“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他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须视情况之所宜而异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

从这个层面来说，林语堂先生对苏轼的评价是中肯而贴切的，“发乎内心”四个字就是苏轼赤子情怀和家国天下之情交织在一起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