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30年代是斯大林模式成型的重要时期。在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苏联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予以消灭”不仅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20世纪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如同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所引起的争论一样,在如何看待消灭富农这一历史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因此,对“富农问题”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具有较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苏联;富农;分期;人道主义

　　【作者简介】谭继军,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D1; 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 (2006) 01-0044-06

一

　　苏联工业化进程开始之后,农业问题日益为苏联党和政府所关注。如何对待富农,党内党外都有不同的争论。但在斯大林提出“消灭富农”的口号以后,这样的争论很快就被一个声音取代了。在消灭富农的过程中,虽然有过一些有关富农问题的报道和文章,但也多是时事宣传性强,无甚学术价值。1930年8月,苏联报刊保密检查总局通过了《保守国家机密的简要条例与细则(绝密)》,进一步加强了对消灭富农过程报道的限制(其中明文规定禁止发布剥夺富农、迁移富农以及富农骚乱的消息及图片影像资 料)[1](p286)。因此,在苏联严格实行书报检查制度的情况下,对消灭富农这一敏感政治问题的研究不可能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

　　直至1940年М·Я·扎列斯基出版《苏维埃国家的农村政策》一书,苏联学术界才开始对消灭富农的问题进行学术意义上的研究。扎列斯基在论及苏维埃国家的税收政策与消灭富农的关系时指出,对富农的税收政策不仅限制了富农户的增长,而且直接导致了对富农户的剥夺,这是一个颇有学术价值的研究结论。此后又出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其中,В·А·阿布拉莫夫的著作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消灭富农的问题,但由于史料局限,关于消灭富农的过程仅截止到1930年。

二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农业集体化运动研究中的一些“禁区”逐渐被打破。1957年,青年历史学家В·П·丹尼洛夫出版《创造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物质前提》一书,开了批评传统观点的先河。随后一些相关论文和专著相继问世。60-70年代,是苏联研究富农问题的一个高峰期,一些历史学家如Н·А·伊弗尼茨基、Н·Я·古辛、Н·Л·罗冈林娜、В·А·希多洛夫、А·И·奥斯曼诺夫等,利用一些新资料(包括一些档案材料),对30年代消灭富农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一些研究者还采用了所谓“麻雀解剖法”,将特定的区域作为研究的重点,并逐渐形成了较为明晰的学术倾向和学术观点。

　　1·关于消灭富农的政策依据

　　针对西方学者提出的苏联政府消灭富农政策“没有政策依据”的论点,苏联学者进行了反论证,他们认为, (1)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提出消灭富农政策的理论基础,认为在农村不消除雇佣劳动和人剥削人的现象就不能保障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新的生产关系的转变,就不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2)国际形势的严峻、苏联农业的落后、农村阶级矛盾的激化是苏联政府提出消灭富农政策的主要依据[2]。

　　首先,关于被消灭前富农的社会属性问题:一些西方学者认为, 20年代苏联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并不突出,贫农与中农,中农与富农户的界线并不明显。L·夏皮罗(Leonard Schapiro)在分析了1928年苏联农村的社会结构后指出,“在贫农、中农和富农之间没有准确的界线,并且富农也没有剥削他人的劳动”[3](p55)。在1971年第二版的《苏共党史》中,他仍坚持认为,“苏联的富农不再从事贷款和抵押,他们同家人一起耕种土地。说得清楚一些,这3·9%的富农通常是那些更为勤劳、耕作更为熟练的农民”[4](p367)。法国学者R·盖诺尔特(R·Girault)、M·费罗(M·Ferro)也持类似的观点。按照P·戈切尔(R·Gocher)说法,富农最多只是布尔什维克神话般的想象。美国苏联问题专家施·费兹巴特里克(Sh·Fitzpatrick )进而认为,富农的名称是一种政策性的编造,因为“每一位反对集体化的人都会被认为是富农”[5](p158)。因此,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苏联消灭富农的社会前提是不存在的,被消灭的名义上是富农,但实际上是一些富裕的农民;苏联党和政府挑起了反对所有农民的国内战争。

　　苏联学者们的观点则截然相反,认为20年代的苏联农村存在阶级分化,富农的数量占了农户总数的3%-5%甚至更高;他们出租土地、采用雇佣劳动,是苏联社会的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富农的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是与苏联农业集体化背道而驰的,消灭富农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我国学者对20年代苏联富农的社会属性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苏联时期的富农有其独有的特点:他们没有完全从农民中分离出来,他们既是劳动者同时也采用雇佣劳动,不过富农的经营活动已受到苏维埃政府的监督限制。所以,“苏联富农同西方发达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农场主有很大的不同”[6](p77)。对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农”而言,“小资产阶级个体劳动者属性占主导地位”[7](p24)。

　　其次,关于消灭富农的直接动因:这涉及两个最具争议的问题,一是消灭富农是当时农民“自发行动”的必然结果,还是苏维埃政府政治宣传、组织工作的结果?二是富农的破坏活动激化了社会矛盾,还是苏维埃政府的农村政策激化了社会矛盾,并运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消除社会矛盾的源头——个体私有经济以及这种经济成分的代表即富农?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消灭富农的源动力不可能来自基层,消灭富农主要依靠的是行政手段。M·列文(M·Lewin)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者,他对消灭富农的必然性以及当时苏联农村阶级斗争的尖锐性提出了疑问,认为是苏联党和政府人为地激化了农村的阶级矛盾。布·维尼亚库尔、德·纳库等苏联问题专家也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论。[8](p106)M·列文、L·夏皮罗等还认为,消灭富农纯属国家政权机构所为,贫农、中农并没有介入这次运动。而苏联学者认为,贫农、中农是消灭富农的主体。在全盘集体化运动的推动下,广大贫农、中农的政治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他们的自发行动是联共(布)中央提出消灭富农的根本动因。苏联学者也强调了党团组织在消灭富农中的组织作用。6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学者对村苏维埃的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这些研究的基点仍然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学说基础上的,认为专政力量的强化并不是推进农村社会主义进程的结果,而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必然结果。在富农的反抗与消灭富农二者关系问题上,苏联学者一般都比较强调农村阶级斗争的激化与消灭富农的内在关系,认为富农的恐怖活动是导致消灭富农政策出台的重要因素。直到70年代末,苏联绝大多数史学家仍然认为,随着农村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新的生产关系的确立,富农进行反攻的态势不断加强,他们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他们进行公开的反对集体农庄的宣传活动,破坏集体农庄的经济基础,肆无忌惮地进行各类恐怖活动,仅1930年1—2月份,就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1678次武装袭击事件[9](p40)。而西方学者则认为,斯大林的农村政策导致了农村政局的动荡,而农村暴力活动的增加又促成了极端政策的出台。

　　2·关于消灭富农过程中的人道主义问题

　　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学者认为,苏联消灭富农的做法是惨无人道的、灭绝人性的。西德学者埃·冈尼施认为,苏联富农的命运“注定是饥饿、死亡”。格·拉乌赫(西德)认为,苏联富农的命运是一场“无穷的灾难”[10](p276)。苏联学者则认为,苏联政府对于富农是区别对待的,对被剥夺的富农并没有采取从肉体上加以消灭的措施;相反,国家对于富农的改造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不仅改善了“特殊移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而且还颁布法律恢复了“特殊移民”的公民权[2]。关于富农消灭的数量是 西方学者借以论证斯大林体制非人道的重要方面。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再加上统计方法上的差异,被消灭的富农的数量问题一直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消灭富农的过程中仅仅被流放的人数就达到了500万,其中有四分之一的流放者死于途中[11](pp311-312)。而苏联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统计数字,但却没有二、三类富农死亡人数的统计①。1933年联共(布)一月全会宣称, 1930年初至1932年底被迁出到边远地区的富农有240757户,连同家庭成员一起约100至150万人。据伊甫尼茨基的统计, 1929-1930年全国被划为富农的有70·81万户,另有约20-25万户富农“自我消灭了”。1931年间全国被剥夺的富农户又有20万。总的说来,到1932年底,被消灭的富农有110-120万户,约550-600万人。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苏联史学界关于消灭富农问题的研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研究的内容还是研究的深度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总的来说,苏联学者否认这场政治运动是一次以行政命令方式、自上而下推进的政治运动。由于受苏联国内政治形势以及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相关的研究工作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术研究的公正性和客观性。首先,受政治环境的制约,新资料的运用是有限的,有关消灭富农的重要文件并未公开,这就很难较为全面地反映出联共(布)中央消灭富农的政策及后果。其次,出于政治原因的考虑,对一些消灭富农过程中的许多具体问题缺乏研究,如地方政权“过火”行为的程度、富农恐怖活动的性质、富农迁移过程中的生产生活状况等。再次,虽然在研究的过程中已逐渐涉及到有关政权组织、党的组织、村苏维埃作用的问题,但对专政机构的作用涉及很少。总之, 60-70年代苏联史学界对消灭富农问题的研究仍没有脱离原有的理论框架,他们还是强调消灭富农的社会必然性、手段的合理性以及改造富农的人道主义倾向。

　　而对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也需要作客观、具体的分析。

　　首先,他们已经看到这场大规模消灭富农运动不是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富农经济所具有的活力与其灭亡并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或者说苏联2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现状并没有产生突破原有生产关系的源动力。因此他们认为,这场空前规模的农村社会的剧烈动荡是外在的行政力量使然。这是一种值得关注的观点。但同时也应看到,西方学者在论述类似观点的时候不同程度地具有以下的倾向: (1)由于受“冷战”思维的影响,在论及历史敏感问题时,西方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抵制、排斥和反对苏联的政治倾向。(2)没有把消灭富农与斯大林整体战略调整联系起来,致使他们的观点以及对观点的论述具有单纯揭露和批判斯大林模式建立过程的残酷性和非人道主义的倾向。(3)对以行政方式消灭富农的做法,多以抽象、孤立不变的方法进行评价,没有将其纳入具体的历史过程来看待行政命令的变化过程,未能通过这一过程的变化透视斯大林消灭富农的战略和策略以及斯大林模式的本质和特点。

　　其次,西方学者在研究消灭富农的问题上,相对而言,眼界比较开阔,并非常注意一些比较尖锐的细节问题,如被消灭富农的人数、富农的遭遇、富农(农民)的暴动等。不可否认,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对全面、客观地认识消灭富农的全过程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但也应指出的是: (1)他们所运用的历史资料仅仅是真实反映这段历史文献材料的一个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有限的一个部分。(2)他们考察问题的角度是西方资产阶级所谓“人权、自由”的价值观,因而所得出的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三

　　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公开性、民主化进程在苏联的推进,苏联学界在对全盘集体化进行重新评价的同时,对“消灭富农”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这些研究进展体现在: (1)对富农经济的性质、特点进行了探讨。普遍认为,俄国的富农有别于西欧各国的富农,他们没有从农民的胚胎中脱离出来,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习惯并亲自参加劳动[12]。(2)苏联学者们在消灭富农的问题上形成了三种基本的观点:一是肯定派(“保守派”),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有人的牺牲”,富农问题研究专家Н·Л·罗纲林娜即属于这一派别;二是中派(“赫鲁晓夫时期集体化历史学家”),他们对消灭富农的残暴性持否定态度,认为“1927-1929年在苏联社会存在不危害社会主义建设的选择”;三是激进派(“激进-改革派”),他们主要是一些作家和农业专家。他们否定农业集体化,认为20-30年代被消灭的富农是一些经济能手,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其中以作家亚·索尔仁尼琴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在《古拉格群岛——农瘟》一章中指出,集体化和消灭富农敲掉了俄罗斯的“脊梁骨”[13](p442)。(3)伴随着重评斯大林的思潮,对被消灭富农的人数的估计已接近或超过西方学者的估计,披露过去富农悲惨经历的文学报道、自传体小说、回忆录等大量充斥各类报刊杂志。

　　在苏联解体以后,大量档案材料和历史文献的公布使消灭富农问题的研究又处于新的“起跑线”上。站在新的“起跑线”上,作为史学工作者首先面临的还是弄清基本史实的问题。目前的史料来源可谓是五花八门,其中大量反映当时普通百姓个人境况的申斥信件的公布,为全面、客观地认识消灭富农的全过程提供了事实依据。近年来,俄罗斯学界在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的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出版了:《契卡-格别乌眼中的北方农民的政治情绪:契卡-格别乌信息通报资料集(1921-1927)》(瑟克特夫卡尔, 1995年版),《契卡-格别乌:内务部眼中的苏联农村(1918-1939)》(1918-1923年卷和1923-1929年卷已相继出版, 1929-1939年卷也在编辑过程中),《1927-1939年苏联农村的悲剧: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资料文献集)》(1927-1929卷、1929-1930年卷及1930-1933年卷已陆续出版),《1929-1930年的梁赞农村:“胜利冲昏头脑”资料文献集》(莫斯科1998年版)等。但就目前俄罗斯学界的研究进展情况来看,用(苏联)俄罗斯农民问题权威专家Н·А·伊甫尼茨基的话来说,“很少有学者利用这些材料”[14](p587)。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在收集、整理苏联档案文献的基础上也出版了12卷本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其中第6卷选编了部份消灭富农的文献资料。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各国学界对苏联消灭富农问题研究的大致脉络。在新的学术背景下,为了更好地总结20世纪苏维埃国家由兴至衰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认为有许多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包括:斯大林在消灭富农过程中的作用,格别乌在消灭富农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各级党的组织、政权组织在消灭富农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肉体上和社会属性上被消灭富农的数量,消灭富农的近期后果和长期后果,剥夺、迁移、安置迁移富农(后称为特殊移民)的真实情况等等。透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剖析,或许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以及斯大林模式的实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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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俄]В·А·Сидров:ЛиквидациявСССРкулачествакаккласса\ВопросыИстории 1964·№10·

　　[3][美]Leonard Schapiro: The Commusist Party of the Soivet Union·L·1960·

　　[4][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联党史》,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5] [美] Sh·Fitzpatrick: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Soviet Union, 1921 -1934·Newyork,1979·

　　[6]李宗禹等:《斯大林模式研究》,中央编译局1999年版。

　　[7]金雁:《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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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Историясоветскогокрестьянстваиколхозного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вСССР》·М·,1963г·

　　[11][俄]贾斯尼:《苏联的社会化农业:计划和结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49年英文版。

　　[12]《苏联历史》1989年第5期。

　　[13][俄]亚·索尔仁尼琴著:《古拉格群岛》,北京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

　　[14][俄]Г·Н·Севостьянов:РоссиявXXвека,М·,2002г·

　　(责任编辑:黄登学)

　　注释：

　　①1929-1933年在全国范围内被逮捕送进集中营的第一类富农即被处决的富农有519600人,参见(俄)《肯塔夫尔》1990年第3-4期,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