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雅尔塔体系，形成了苏联较为有利的世界军事政治格局，但战 后初期苏联对外战略的理论和策略没有顺应变化了的情况，因而在很多领域内很快陷入僵 局，甚至被动。斯大林逝世之后不久，苏联对外战略的调整就开始了。调整范围不仅包括对 北约集团，而且牵动了对东欧阵营内国家以及不发达国家的方针政策。在赫鲁晓夫执政初 期，对外战略调整主要侧重于理论观念的更新和权衡利弊的策略考虑。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 之后，这种调整才楔入了苏美实力对此这一现实因素。导弹危机期间剑拔弩张的对峙及其结 果对苏联战略调整的影响在于，它打破了50年代下半期苏联对自己军事势力的过高估计， 而5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理论和策略方针的变化，又与导弹危机的教训相结合，使苏联对外 战略才比较全面地演变成了以缓和为特征的和平渗透战略，并且直到1975华苏联武装入侵安 哥拉之前一直作为全球战略起着作用。(笔者认为，“缓和战略”在此之后只是苏联对欧洲战 略，不再具有全球战略的性质。)因而，可以认为苏联“缓和战略”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三 个阶段：①1954—1564年，理论基础和策略原则提出和实践上表现为“和平渗透”的阶段。 ②]964—1970年，新战略逐步全面展开的阶段。③1971年初苏共二十四大以后理论纲领和策略 纲领全面成熟，并在实践上有所演变的阶段。本文旨在探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外战略的理论 和策略原则及其具体方针政策的形成过程和特征，同时试图说明苏联“缓和战略”的起源。 雅尔塔体系所造成的战后世界格局，使苏联的影响扩及欧亚两大陆，使苏联成了战前无 法比拟的世界强国。然而，这个新时期开始以后，苏联对外战略的理论和策略并没有做出应 有的调整；

　　(一)继续加紧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增强国防能力。理论立足点是帝国主义重新划 分势力范围，争夺世界市场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的矛头迟早要指向苏联。在提高国防 能力方面，“大概还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也许还要长些”，才会使“我们祖国有了不会 发生任何意外事故的保障”。 [1] 这与战前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战争问题的观点基本上是相 同的。

　　(二)继续建立安全带，这与战前的差别是由直接出兵合并转向帮助当地共产党建立政 权，进而组织这些共产党国家的联合政治(共产党情报局)经济(经互会)机构，使这些国 家在军事上与苏联一体化，严惩异己力量(如对南共联盟的批判)。

　　(三)利用大战成果、在非共产党国家建立军事基地，如驻军奥地利，占据中国东北铁 路和军港，作为进一步发展势力范围的准备。同时在苏德开战前占领的别国领土无意归还 外，战后又合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外喀尔巴阡地区，东普鲁士的科尼斯堡地区和日本的北方 岛屿等。并力图在南高加索边界蚕食土耳其领土。 [2]

　　(四)对美国一西欧集团(1949午以后的北约集团)采取强硬的一体化对抗，对英法和 美国不加区分，在外交问题上锱铢必较，寸步不让。同时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如 不介入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这与战前对英法和德国不加区别，并极力避免与德国直接冲突 大同小异。对西南欧共产党的夺权斗争也以是否会触怒西方集团，危及阵营既得利益来决定 取舍，如战后初期，斯大林曾指令法意共产党停止夺权军事行动，1948年初指令希腊共产党 停止国内战争，以防英美海军染指巴尔干半岛。这与战争期间为了不触痛英美而解散共产国 际又有某些类似。1947年6月，以日丹诺夫在会上讲话为蓝本的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宣言，更加 清楚地说明了一切为保护阵营也即苏联既得利益的战略目的。

　　(五)对阵营外不发达国家民族民主革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到1955年以前，基本上没有给予阵营外国家任何经济技术援助，而且对欧洲以外的共产党国 家援助也极少。

　　总之，可以把斯大林的战后对外战略称之为“阵对抗战略”，这个战略的下列特征是非 常明显的；加速东欧各国共产党政府中掌握全权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迅速实现与苏联的政 治经济军事一体化，不是靠苏联单独与西方集团对抗，而是依靠社会主义阵营的联合对抗， 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抉择以保护社会主义阵营的既得利益为原则；对阵营外反帝力量重视：不 够，对不发达国家的政策以他们不反对苏联为基本目标。作为当时苏联军事战略的“积极防 御”也是建立在阵营联合对抗的基础上的。因而，这时的对外战略实际上是以往的理论原则 和策略原则以阵营为基础的战略构想相结合的产物，或者说基本上是把苏联的战前对外战略 扩大为战后整个阵营的对外战略。

　　这个战略没有适应下列变化了的新情况；1)资本主义不再是唯一的世界体系，它们彼 此间战争的可能性，因担心社会主义阵营坐收渔利，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而大为减低。社 会主义阵营力量的日趋增长，也使两个阵营间战争的可能性受到抑制。2)各资本主义发达国 家已为反苏反社会主义阵营而联合起来。当它们竭力阻挡苏联实现自己的政治军事意图时， 不再象战前那样被自己内部矛盾所牵制，使苏联有可能直接迅速地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如 1939一1940年苏联在东欧建立安全带的计划)。3)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各民族人民 的民族意识空前提高，尤其是执政的各国共产党要求平等自治的愿望，成了各党之间关系的 新因素。4)帝国主义阵营在大战中被削弱，使很多不发达国家迅速摆脱殖民枷锁，成了…。 支重要的国际政治力量。因而大战结束后，苏联对外战略虽然取得了重大成果(例如，军事 技术和国防力量迅速发展，使苏联成为世界强国，在东欧形成了较为巩固的与西方对峙的新 阵营，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由东欧一隅扩及到欧亚两个大陆，并成为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 力量)，但仍然很快在一些领域内陷入不利状态和僵局：

　　(一)苏联国民经济继续处于严重的比例失调，并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加剧：“1952年的 工业产量将为1940年的2．3倍”，而“消费品工业……1952年的产量大约将比1940年增长百 60％”。 [3]

　　(二)在东欧各国实行高压政策，以解放者恩人自居，损害了这些国家的利益。1948年 开始的反南共联盟及在各国党内肃清铁托分子的运动，不但削弱了阵营的团结，造成了巴尔 干半岛局势的紧张，而且使南斯拉夫在经济上更多地依靠西方援助。如仅在1950年，美国即 多次向南提供实物和贷款援助， [4] 而且力图把南斯拉夫拉入西方集团，这也使苏联得不 偿失。

　　(三)边界领土渗透和在异国建立军事基地，损害了有关国家的利益，使他们采取了敌 视苏联的政策。如1952年土耳其与希腊一起加入反社会主义阵营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四)对西欧的僵硬政策，不仅无助于战后遗留问题的解决，而且看来也没有得到西欧 各国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从战争结束到1953年，只有意大利共产党的人数有所增加，“在英 国，共产党员的人数从4．5万人下降到3．3万人，并且失去了在众议院仅有的两个席位。在法 国，从1947年的90．7万人下降到1953年的50．6万人。在丹麦，党只人数从4。5万人跌落到1．6 万人。在挪威从4万人下降到7千人，在西德从20万人下降到7．5万人，并且在荷兰，瑞典 和瑞士下降了一半”。5西欧各国政府更加依赖美国，并在1949年成立军事联盟——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

　　(五)由于对战后新独立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估计偏低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它们在 政治经济上的同情和支持也远远不够。客观上使美国拉拢这些国家，拼凑反共体系更加容易 得手。如1950年10月的《美泰(国)军事协定》，1951年8月的《美菲(律宾)共同防御条 约》，同年9月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安全条约》，后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1954年9月 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虽然这个条约没有发挥什么作用)，1955年9月又在西亚建立了巴 格达条约组织”。这使苏联在不发达国家处于较为被动的状态。

　　从40年代的最后一年开始，苏联对外政策出现了一些新内容。1949年11月，共产党情 报局发起了和平宣传运动。1952年9月，苏联政府提出有关德国问题的新建议，修改了原有 的一些条件。但这只是以往战略造成的不利后果面前的一种策略变化。1952年9月，斯大林 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书中，仍然强调了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特别强调了德国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过了15到20年的功夫”，又开始了新的战争。 [6] 这与1946年的演讲中 要人民为在三个五年计划中加紧发展军事工业的提法是相呼应的。马林科夫在一个月后召开 的苏共第十九大上所做的报告，仍然多次把英法与美国联系在一起，指责它们“竟然彻头彻 尾地与美帝国主义串通一气”。 [7] 然而，上述在僵持关系中寻求松动的新方针，肯定给斯大林 的后继者提供了启示，使他们看到了对苏联对外战略进行调整的可能途径。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对外战略的理论纲领和策略原则开始逐步改变和修正，这种变化成 为50年代中末期新战略开始形成的思想理论因素。

　　1954年3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指出：“苏联政府认为，在日前国际形势中，没 有任何争端是不能以和平方式解决的。” [8] 同年4月，他又谈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平 共处是可能的，既然存在着两种制度，那就必须加强它们之间的事务联系，而不应该挑起互 相间的敌视和仇恨”。 [9] 1955午2月，赫鲁晓夫在接见一批美国记者时谈到：“改变我们两国之 间的关系的力量是会有的，健康的理智是会占优势的”。 [10]

　　国际事务中的一些新格局直接促进了新理论和策略方针的提出：苏联对外关系中的现时 状态给苏联带来的损失；1953午朝鲜停战和1954午法国从越南撤军，使人们看到了由于各自 力量的消长，东西方集团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表明国 际政治舞台出现了两大阵营以外的第三支力量。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战后苏 共对外战略理论观点的变化得到了集中的扼要的表述：

　　(一)“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导致战争爆发的两个国际条件都已“不复存在”： (1)帝国主义是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2)对战争不感兴趣的社会和政治力量都是软弱 的，组织得不好的，因而不能使帝国主义者放弃战争”。“目前，情况已根本改变，国际社会 主义阵营出现了”，反对战争的各国人民也在“今天成了一支巨大的力量”。 [11] 这是对斯大林 “战争不可避免论”的最大修正。

　　(二)两个阵营间的和平条约和协议对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强调互不侵犯条约 的意义，缔结这样的条约将有助于消除国际关系中现存的猜疑和不信任，并且有助于促进国 际局势的正常化”。“在若干重大国际问题上，大国立场有可能接近”。 [12] 这与以往两个阵营矛 盾不可调和的观点是不同的。

　　(三) “我们坚决主张和平共处，主张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进行经济竞赛”。“我们确信 共产主义胜利的根据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 [13]

　　(四)承认广大不发达国家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战争的巨大国际力量，能够给予帝国主 义战争势力以“有力打击”。 [14]

　　(五)在理论上承认社会主义各国间的平等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特点是它们在政 治上和经济上的完全独立自主”。 [15]

　　(六)调整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现在“已经不需要象苏联从前那样发展重工业的一切部 门，苏联过去之所以要那样做，因为它在很长的时间内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处在资本 主义包围之中。……这就有可能腾出大量的资金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16]

　　(七)战争观念出现变化。同意“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的观点。 [17] 在这些理论原则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不同以往的苏联对外战略的新政策和新策略：以“战 争可以避免”论和“和平共处”论为理论纲领，重点立足于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和平国际环 境，用和平运动，和平渗透方式扩大苏联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变立足于战争为立足于建设， 利用最高首脑会晤，探讨各大国、各集团之间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共同点，利用北约集团内 部可以利用的矛盾，分而对之，以积极对话来谋取苏联对外战略的进展，变少接触为多会 谈；调整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国的关系，变高压政策为允许一定程度的各存己见；逐步开 始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和军事援助，希望更多地介入亚非事务，成为两大洲不发达 国家的带头人，变不重视为积极介入。为贯彻这个新的对外战略原则，苏联主要采取了下列 行动。 在欧洲和国际事务中采取缓和矛盾的政策。1955年5月，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申请加入北 约被拒绝后，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同时宣布愿意接纳任何国家加入，并再次倡议建立欧洲 集体安全条约。1955午7月18日在日内瓦召开的苏美英法四大国首脑会议，是1945年波茨坦 会谈后十年来第一次最高级会晤，也是赫鲁晓夫“首脑会晤外交”的发展，虽无重要建树， 但开始了战后与西方大国的真正对话。苏联还多次呼吁裁军，限制核武器，在国际舆论上产 生一定的影响。

　　利用—切可能性分化西方集团，争取中立国。1955年，在苏联的积极促进下，达成了对 奥地利和约，苏联军队同时撤出奥地利。同年又与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苏联在对奥和约问题上向西方作了很大让步，不再坚持奥地利和德国问题一揽子解决的方案。1956年4月， 赫鲁晓夫与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访问英国，两国联合宣言表示愿意为和平共同努力。1956 年1月26日，苏联与芬兰签订赫尔辛基议定书，将波卡拉半岛及地区财产移交给芬兰，这 是归还二战期间占领的西方国家领i的少见事例。苏联在这方面的努力显然没有白费，西欧 国家不仅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来谋．求经济自主，政治军事独立倾向也有所发展(例如在法 国)，而且“尤其使美国感到恼火的是，西欧，特别是西德，法国和意大利，把价值约10亿美 元的战略物资装备运到了苏联”。 [18] 改善与东欧各国的关系。1953年6月，苏南两国即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1955年5月 赫鲁晓夫率领党政代表团访南， 6月初双方共同发表了《贝尔格莱德宣言》，强调了互相尊 重，互不以任何理由干涉内政的原则。1956年6月20日铁托回访时，双方再度发表联合声 明：“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不同的，……任何一方都不得有 强迫对方接受它的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形象的见解的任何倾向”。 [19] 在同年10月30日苏联 政府关于与社会主义各国关系的宣言中再次重申了这些原则。这无疑给当时社会主义各国、 各党之间的关系中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1956午12月到1957年5月，苏联与波兰，民主德 国、罗马尼亚，匈牙利签订了新的双边关系条约；通过这些条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关系有 了改进。1995年5月，苏联还将早已商定但迟迟没有实施的事情付诸实行，如从中国旅顺口 军港撤出全部苏军。 对不发达国家迅速开展多种形式的援助。1955年，苏联与埃及和叙利亚签订了经援与军 援协定。1955年11—12月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了印度、缅甸及阿富汗，与三国政府 发表了联合声明，答应给予巨额经济援助。1956年10月苏伊士运河事件中，苏联捍卫了埃及 的利益，在不发达国家中形成了一定影响。1957年苏联和伊朗在莫斯科签订了边界条约，表 明苏联愿与毗邻的弱小国家建立睦邻关系的立场。 国内政策也有较大幅度的变化。1955年8月12白，苏联政府在美英法对苏提出的裁军建 议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回答前，宣布单方面裁军。1955年至1960年，苏联军队人数从576．3万 人裁减到362．3万人。 [20] 美国记者斯特朗也曾以赞赏的口吻写道：苏联“沉着地把几个坦克 制造厂改装成拖拉机制造厂，……并且第六次削减了消费品价格”。 [21]

　　1959年初召开的苏共二十—大进一步肯定和阐述了新的对外战略。然而，在50年代下 半期，虽然苏共在理论上和策略上基本完成了对斯大林对外战略的修正，提出了“三和”作 为新的对外战略的理论纲领，从而形成了“和平渗透战略”的基本原则，并且在很大程度上 通过具体政策付诸实施，但这种战略转变，在50年代结束时，还没有全部完成。 本文同意将赫鲁晓夫对外战略称之为“和平渗透战略”，但应该指出，在赫鲁晓夫执政年 代，以1962年10月导弹危机为标志划分的前后两个阶段；新战略的实施情况是存在较大差异 的，这样才能说明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外战略转变的全貌。

　　倡导以谈判与协商来解决一切国际冲突的苏联，在下列事件中频繁使用了武力威胁或切 实动用了军队，1956年11月，苏联政府以火箭攻击相威胁，警告英法中止在·埃及的军事行 动，1957年10月，比约成员国土耳其与叙利亚关系紧张时，1958年8月至9月间金门海峡危 机时期，苏联都曾扬言要动用核武器；1958年11月，苏联准备以武力封锁西柏林来压迫美国 同意举行首脑会谈；1961年8月，苏联又与美国因封锁西柏林发生武装对峙。正是在这个时 期，苏联形成了新的军事战略，即认为核武器将贬低甚至取代一切传统的常规武器，成为决 定战争胜负的唯一物质力量的火箭核战略。苏联首先掌握了世界上第一颗氢弹，第一枚洲际 导弹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等情况，使他们在50年代下半期一直认为其军事实力已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号军事强国。这些都成了在大力提倡国际缓和时期频繁进行威胁的重要因素。 这个时期，在军事技术方面，苏联确实稍微领先了一步，这是苏联采用核武器的心理基础和 物质基础。

　　1953年9月，苏联宣布掌握了氢弹，此后7个月，美国于1954年3月进行了首次氢弹试 验，1957年8月26日，塔斯社宣布苏联洲际导弹试验成功， 5个月后的1958年1月10日，美 国才宣布掌握洲际导弹；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近四个月后的1958 年1月31日，美国才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甚至在60年代初，在宇航技术方面仍 然如此；1961年4月，苏联发射了第一个载人宇宙飞船“东方一号”，飞行—个半小时，同年 5月，美国发射了自己的第一个载人飞船，只飞行了15分钟，1961年8月，苏联发射了“东 方二号”载人飞船，绕地球航行了l?周，1962年2月美国发射的“友谊七号”载人飞船，只 航行了3周。赫鲁晓夫当时对此颇为得意。在1959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他说：“十分明 显，苏联既然能把火箭发射到几十万公里的宇宙空间，也就能把强大的火箭百发百中地发射 到地球上的任何一点”。“现在”，是“我们在发展火箭技术方面占优势的时候”。 [22] 在1960年1月 举行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赫鲁晓夫再次表达了他对苏联核力量踌躇满志的心理。 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初，美国利用U一2高空侦察机，成功地进行了几次间谍飞行，

　　对苏联的战略核武器的部薯进行全面侦察，拍卞了大量间谍照片。U一2事件之后，美国情 报部门很快还获悉，苏联在数月前即发现美国侦察机的飞行，但由于其高度而束手无策。这 些情况使西方迅速改变了由于苏联在战略核力量上的夸口所得出的如下估计：“美国不仅目前 在军事上落后于苏联，而且在以后的10年或20年中也将继续落后”。在重新估计了苏联的核能 力后，1961年秋美国国防部公开宣布：“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导弹差距’，美国仍然拥有相当大 的战略优势”。 [23] 这种局面的两个关键原因在于，暂时处于微弱劣势的美国利用自己的雄厚经 济实力急起直追，而苏联则希望在解决了火箭的固体燃料问题以代替第一代液体燃料之后， 再成批生产洲际导弹。同时，苏联在导弹制导技术方面也落后于美国。

　　U一2事件之后，1961年8月至10月在柏林的武力对峙也毫无结果，使苏联领导人在西 方的强硬态度和重新估价核格局的舆论中认识到自己的相对实力。此时，苏联对外战略中军 事战略的某些原则也开始出现变化。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认为，当时苏联在 “发展火箭技术方面占优势”，这是苏联“能够击退任何敌人的任何侵略”的保证。 [24] 在1961 年了月，他的看法则有所改变，他把战略均等作为新原则，认为“相等的军事力量”是国际 政治事务中谋求“相等的权利与机会”的军事基础。 [25] 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上 说：美国总统不久前讲，“我们是势均力敌，就算同意他的说法，以战争相威胁也是显然不明 智的”。并且提出了“人民是争取和平的决定性力量” [26] 的新口号。承认均势实际上意味着苏 联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核劣势。

　　在古巴设置中程导弹是苏联弥补自己战略核力量，寻求核均势的重要措施。运往古巴的 中程导弹发射架大约有40件，由于地理位置的变化，对美国来说，它们相当于设置在苏联本 土上的洲际导弹。1963年1月19日，赫鲁晓夫在民主德国强调说，苏联撤走在古巴导弹后， 美国仍处在80枚至120枚其它导弹射程内。这表明当时苏联拥有的洲际导弹数量。因而，古 巴行动如果成功，实际上使苏联的战略核力量提高了31％到50％。古巴行动暴露后，苏联的 退却清楚不过地暴露了苏联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的劣势。根据美国总统向国会提出的1962年初 到1963年6月的军事预算，美国要在这段时间内使自己的各种洲际导弹达到800枚。此后，苏联 的武力威胁手段基本消声匿迹。

　　可以认为，赫鲁晓夫时期的两种军事态势都是建立在火箭核战略同一军事战略基础上 的。导弹危机前的炫耀武力和军事威胁是基于自己火箭核力量处于优势的估计，而导弹危机 后谋求战略均势的守势，则是在认识到自己的核力量的劣势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此外，国内 经济情况的不妙(1962年和1963年两年工业增长率不到3％，1963年农业又大欠收)，国内要 求进一步发展消费工业的压力，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化，都成了促使赫鲁晓夫全面奉 行和平渗透战略的附加因素。

　　1963年8月5日，苏美英签署了《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同时，苏联更加起劲地提 出普遍裁军，削减军费的建议，积极开展与西欧国家(例如法国和西德)的对话。至此，以 缓和为特征的和平渗透战略才被全面贯彻。赫鲁晓夫在1964年6月的一次讲话中，清楚地指 出了其战略口的：“为保证社会主义力量最终占胜资本主义力量，为了在和平竞赛中赢得胜 利，和平是不可缺少的”。 [27]

　　应该指出，就苏美当时的实力对比和国际政治军事格局来说，苏联的和平渗透战略，保 护了自己，扩大了影响，对西方各国以抵制共产主义扩张为口号煽动扩军备战浪潮，在舆论 上策略上处于主动，因而多少对其形成了一些遏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解 决或部分解决了战后遗留下的一些问题，基本上奠定了后来苏联在欧洲奉行“缓和战略”的 理论和策略原则，为后来签定欧洲集体安全条约，解决德国问题创造了条件。

　　同样也应该指出，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外战略的某些方面，也无疑在国际政治中起了消 极作用：过分夸大了国际事务中几个大国的作用，过分夸大苏联在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以我为中心，以我划线，过分夸大两个阵营的矛盾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主导性影响，在一定 程度上贬低和低估了不发达国家、不结盟国家所起的积极作用；过分夸大局部战争转化成世 界大战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对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持一定程度的不支持态度，领导 地位所造成的老子党积习和新癖，使这时期的苏共领导未能真正对其他执政党的内外政策奉 行不干涉不攻击的原则。

　　战后几十年来，特别是70年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既不可能用外来 力量消灭，又不可能在军备竞赛中垮台，对战略优势的无休止的争夺，不但浪费和滥用了大 量物资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且使世界处于经常的动荡不安，和平受到威胁的状态中，这促使 我们在今天认真思考和平战略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