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 美国 戏剧 发展

中图分类号： J8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943X（2019）02-0111-12

戏剧作为一种最古老和最传统的艺术形式，在当代美国文学史上似乎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即便被提及，所占篇幅也十分有限，以至于苏珊·哈里斯·斯密斯（Susan Harris Smith）用《美国戏剧：一种不上台面的艺术》（American Drama: The Bastard Art，1997）[Smith, Susan Harris, American Drama: The Bastard Ar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Y. 1997]为题，从文学史、文学批评及大学课程设置等角度，指出了戏剧这门艺术所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其实，如果我们翻检20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的当代美国戏剧画卷，就不难发现，无论是经济大萧条、战争苦难、黑人民权，还是女权运动、金融危机，都通过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或超现实主义等创作方法以独特的人物故事呈现在观众面前；而越战之后最早将同性恋、艾滋病等触及人类伦理道德底线的题材用最鲜活、最直观、最深刻的方式展现出来的，也同样为美国戏剧舞台的一部分。戏剧作品的创作与演出，真实地反映了美国社会思潮、历史发展、社会变革，以及人们的价值取向。万花筒般的当代美国戏剧舞台是一个浓缩的社会，正如马丁·艾斯林在《戏剧剖析》中所说，“人们都认为，舞台反映现实生活。”他又补充道：“哈姆雷特说舞台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自然。而我要说，其实舞台如同一面镜子，反映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舞台以及所有的戏剧作品都可以被视作是一面反映社会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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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19世纪初开始其工业化进程，南北战争结束后步入成熟阶段。作为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进了美国经济的繁荣。战争使美国摆脱了对欧洲的资本依赖，劳动生产率增长了50%以上，而通货膨胀率则近乎于零。此时，市场上新产品、新服务层出不穷，收音机、汽车、住房和电影等新兴产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美国成为消费者的乐土，乐观主义情绪弥漫在社会各个角落，美国进入了所谓的“新时代”。然而，好景不长，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危机惊醒了沉浸在无忧无虑的幸福之中的美国人，更令人堪忧的是欧洲的战争风云也越过大洋，向美洲大陆逼近。1936年，罗斯福总统终于宣布美国进入命运攸关的时期，然而，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才真正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发生在别人家院子里的这场争斗不仅没有制约美国的进一步发展，反而为它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二战之后，美国一跃成为超级大国。它在军事上第一个拥有了核武器，在经济上又持续繁荣了近20年，这些成为影响当代美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因素。战后不久，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对美国利益发起了挑战，使这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其中包括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来自国内的压力。由于政治信仰与价值观的不同，美国和苏联陷入恐惧、怀疑和不信任，这两个超级大国不再寻求和平友好，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对抗，使世界进入冷战期。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及对美国本土的进一步渗透，并争夺世界霸权，美国支持并参与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对内则实行麦卡锡主义，发起反共产党运动，对政府部门及知识界进行了疯狂的大清洗。二战后不久，美国政坛就开始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之后尽管政权更迭、政策变化，但这种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在战后得到了飞速发展，普通民众的收入增加了，享有了受教育的权利，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有所提高。美国人在尽情享受着丰富的物质带来的繁荣、快乐与和谐，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丰富的物质催生了安逸的郊区生活和消费文化，个人主义得到极大的发挥，年轻的肯尼迪总统让这个年轻的国家充满了朝气。在追求成功、强调自我和个性发展的主流价值观背后，涌动着一股股暗流，美国文化界出现了如垮掉一代、摇滚乐等反对保守和传统的艺术运动和艺术形式。美国二战后的艺术思潮就是在美国政坛风起云涌的影响下，在保守与反保守、传统与反传统的对抗中向前演进的。

早期的美国戏剧舞台上演的都是欧洲剧作家的戏剧作品，直到1787年罗伊尔·泰勒（Royall Tyler）创作的讽刺喜剧《攀比》（The Contrast）被搬上舞台，美国本土戏剧才初现端倪。但是到了20世纪初，随着美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铁轨的进一步延伸，美国戏剧创作本土化又与戏剧舞台现代化运动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的态势。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戏剧教育为现代戏剧舞台输送人才，《纽约时报》开辟的戏剧评论专栏及《戏剧艺术》等戏剧评论制度的建立推动着本土戏剧理论的出现，小剧场运动的蓬勃兴起为年轻的本土剧作家提供了实践的舞台，而普利策戏剧奖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美国本土戏剧形成规模和数量。作为世界文学家族中的一支，美国本土戏剧的发展轨迹与世界文学基本同步，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既是世界文学发展史在戏剧舞台上的逻辑演进，也是美国文学在戏剧舞台上的特殊表现。世界文学史上出现的种种思潮与流派，也都能在美国戏剧舞台上或多或少地窥见一二。与欧洲戏剧发展轨迹相同，美国本土戏剧在二战之前是以现实主义戏剧创作为主，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剧作家们开始有意识地在戏剧舞台上以各种后现代派的理论来表现他们的反思与实践。此时，追求商业利润最大化的、代表保守与传统的百老汇戏剧舞台已经无法满足剧作家们创新和实践自己艺术主张的需求了。于是，当代美国戏剧舞台从世纪初的百老汇大街逐渐向外围扩展，延伸到了外百老汇及后来的外外百老汇，形成了一条清晰的、特有的美国戏剧的发展路线图。我们仅从百老汇、外百老汇及外外百老汇上演的剧目中，就能清晰地看到现代美国戏剧发展的脉络，触摸到美国的政治社会变迁以及文化思潮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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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美国戏剧的本土化与现代化运动始于20世纪初。一些具有现代意识的年轻剧作家相聚在一起，成立了以普罗温斯顿剧团（Provincetown Players）和华盛顿广场剧团（Washington Square Players）为代表的演出团体。这些演出剧团创作并上演了本土剧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早期代表作。从创作方法来看，美国戏剧诞生之初，占统治地位的是以亚里士多德理论为主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潮，它们主要通过舞台设计再现真实生活场景，并通过人物的动作、对话及服装等透视人物的心理活动，从而达到反映现实生活和抒发情怀的目的。这些剧作的表现手法迎合了中产阶级观众的审美情趣，反映了他们所熟悉的生活场景以及喜怒哀乐。到了1930年代，经历了经济大萧条的美国社会，劳资矛盾进一步激化，此时的戏剧舞台出现了以埃尔默·赖斯（Elmer Rice）、克利福德·奥德兹（Clifford Odets）、莉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和乔治·S·考夫曼（George S. Kaufman）等一批深刻反映时代特征与社会问题的优秀剧作家。他们虽然也尝试过如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艺术形式，但是现实主义依然是主要的创作方法。

二战之后，尤金·奥尼尔虽然饱受病痛折磨，但他之前创作的几部剧作被陆续搬上了舞台并获得巨大成功，大师地位牢不可破。这其中有《送冰的人来了》(The Iceman Cometh)、《月照不幸人》（The Moon for the Misbegotten）、《诗人的气质》（A Touch of the Poet）和《进入长夜的漫漫旅程》（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该剧在1957年获得普利策戏剧奖。这些奥尼尔后期代表作是二战以后百老汇经常上演的剧目，在美国戏剧史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以阿瑟·密勒（Arthur Miller）和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剧场也已崭露头角，成长起来，极大地丰富了美国本土戏剧舞台。阿瑟·密勒继承了尤金·奥尼尔的衣钵，用现实主义手法，将美国社会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家庭与个人所造成的影响展现在观众面前。他的《都是我的儿子》（All My Sons）和《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在艺术上属于佳构剧范式，在一天时间里揭露一个家庭悲剧的前因、酝酿、发展与爆发，把战争苦难、美国梦破灭、道德正义的失衡、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以及万花筒般的社会众生相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后者更是与奥尼尔的《进入长夜的漫漫旅程》和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A Street Car Named Desire）一同被誉为当代美国剧坛的百年经典。之后，密勒的另外一些剧作如《严峻考验》（The Crucible）、《秋天以后》（After the Fall）和《代价》（The Price）等也颇受世人关注。

田纳西·威廉斯，这位具有浪漫情怀的巨匠用诗一般的语言、细腻的笔触，浪漫的柔情，塑造了一批生活在南方的、无法跟上现代工业发展步伐的传统女性。包括《欲望号街车》中无法守住家族庄园前来投奔妹妹的布兰奇，还有《玻璃动物园》（The Glass Menagerie）中生活在回忆中的母亲阿曼达和脆弱得如同易碎的玻璃动物一样的女儿劳拉，还有《热铁皮屋顶上的猫》（Cat on a Hot Tin Roof）中为了争夺遗产愿意忍受同性恋丈夫的玛吉。威廉斯笔下的男性群像同样富有诗意，悲惨命运让人扼腕同情。他们中有《甜蜜的青春鸟》（Sweet Bird of Youth）中四处流浪的逃亡者钱斯和《琴神下凡》（Orpheus Descending）中的瓦·泽维尔，还有不被世俗所接纳的那些同性恋，如《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中的斯基珀、布里克和《去夏突至》（Suddenly Last Summer）中的塞巴斯蒂安。剧作家通过这一系列的经典形象，将灵与肉、传统与现代、南方与北方的矛盾与冲突用最直观的方式展现在了戏剧舞台上。他的创作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一批年轻的剧作家，其中就有威廉·英奇（William Inge），一位与他志趣相投，内心同样敏感脆弱的剧作家。

阿瑟·密勒和田纳西·威廉斯在二战后美国戏剧史上的霸主地位一直无人可以取代，直到1960年代爱德华·阿尔比的出现。阿尔比深受欧洲先锋派剧作家如塞穆尔·贝克特和尤金·尤内斯库（Eugene Ionesco）影响。他创作的《动物园的故事》（The Zoo Story）、《美国梦》（The American Dream）和《谁害怕弗吉尼亚·沃尔夫》（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使他成为美国先锋派戏剧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在沉寂了30年之后，阿尔比又带着《三个高个儿女人》（Three Tall Women）重返美国剧坛，并一举斩获当年的普利策戏剧奖，成为与罗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一样荣获三次普利策戏剧奖的剧作家。

从美国地域文化的横断面来看，美国当代戏剧舞台上既有表现南方文化的田纳西·威廉斯和莉莲·海尔曼，也有集中细腻地将中西部风情小镇搬上舞台的威廉·英奇，还有山姆·谢泼德，他将描写西部传说、塑造西部人物、寻找西部神话、探讨西部价值观在当代的意义作为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从戏剧的题材角度去分析，除了有表现劳资矛盾、社会问题、种族歧视、男女平等等题材的剧作外，反对战争也是当代美国戏剧舞台上的一个重要内容。虽然美国本土并没有遭受过炮火的蹂躏，但是逃离战火的难民和战场上归来的老兵们所遭受到的心灵创伤依然能触动剧作家的情感，即便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依然还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于是，我们在舞台上看到了反映伊拉克战争的荒诞剧《巴格达动物园的孟加拉虎》（Bengal Tiger at the Baghdad Zoo）和表现艾略特家族从祖辈开始参加朝鲜战争、越战和伊拉克战争以及战争给他们造成的创伤的《艾略特三部曲》（Elliot Trilogy），其中《一勺水》（Water by the Spoonful）获得2012年普利策戏剧奖。从戏剧形式上来考察，美国人特有的性格和文化注定了喜剧是最能引起观众共鸣的一个种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百老汇常青树——尼尔·西蒙（Neil Simon）身上得到印证。这位喜剧大师一生创作了30多部幽默、滑稽、讽刺、温情的都市喜剧佳构，盛演不衰，票房价值极高，成为百老汇商业戏剧无人比拟的摇钱树。尼尔·西蒙一生获得过26个奖次的提名，其中有三次是托尼最佳剧作奖，不仅是当代美国获奖最多的剧作家，他的喜剧艺术成就也被誉为美国都市尤其是纽约文化的代表。

从戏剧思潮及戏剧流派的纵向发展演变来看，当代美国戏剧从诞生之初就与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各种文化思潮相互碰撞、交流。20世纪前半叶美国戏剧的主流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伴随着政治、社会与文化领域的各种运动与思潮，戏剧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这其中有1950年代开始走向成熟的美国黑人戏剧，有伴随着女权主义运动一起成长的女性戏剧以及在V日运动中逐渐被人们认识与接纳的同性恋戏剧。在这个丰富多彩的流派变迁中，值得注意的不仅有在移民大潮中涌现出的少数族裔剧作家，如华裔剧作家黄哲伦等，还有在1950年代开始出现的、向传统戏剧的理念和创作方法发出挑战的流动剧团，如生活剧场，以及那些热衷于为先锋剧作家提供实验场所的咖啡屋和车库，它们都是美国当代戏剧发展的别致标签。这些在外百老汇和外外百老汇执着地尝试和实践自己的艺术主张的流动剧团和剧作家们，与光鲜闪耀的百老汇主流剧作家们一起，把当代美国戏剧舞台装点得花团锦簇，千姿百态，也使得美国戏剧能够在二战后的世界戏剧大家庭里扮演着引领者角色，从而与好莱坞电影联袂而行，成为美国当代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国际传播的重要渠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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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曾经在他的《文学思想的意义》（The Meaning of a Literature Idea）[Trilling，Lionel, The Meaning of a Literature Idea, The American Quarterl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all 1949.]一文中指出，美国现代文化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怀疑的情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进入冷战时期。一方面美国的军事和经济跃升成为世界超级强国，另一方面，约瑟夫·麦卡锡议员“内部颠覆”论在美国知识界产生极大的震荡，在1930年代赞同并支持马克思主义的那些知识分子作家纷纷改变自己的立场，或赞美“美国生活方式”，或对1950年代盛行的文化与政治持更加怀疑的态度。保守主义观点认为戏剧的作用是感化和宣泄，是要把可能导致个体反抗和暴力，以及可能会威胁到社会秩序或政权更迭的潜在因素控制在剧院里。然而，对于生活在这个时期的人们而言，战乱、不安定和以及来自内部的和外部的异化，使得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建构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人们希望通过重塑人性、宗教和情感等，赋予这个世界以新的价值和意义。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与暴行从根本上摧毁了人们对真理的信念，而冷战的开始和政治迫害的加剧，使剧作家们开始在剧作中对美国梦提出质疑。资本主义的理想被所谓的自我奋斗、财富和权利所抛弃并破灭。

而此时，在大西洋的另一端，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和阿尔托（Antonnin Artaud）的戏剧理论正在影响着一代欧洲剧作家，他们开创了一种被马丁·埃斯林称为“荒诞派戏剧”新的表现形式，即用语言对现实进行诠释和解构，而非简单的呈现，对真实和现实提出疑问。尤金·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The Bald Soprano）、《课程》（The Lesson），塞米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和让·热内（Jean Genet）的《阳台》（The Balcony）等剧作在欧洲掀起了一股反主流文化的浪潮。《等待戈多》1955年在伦敦上演，次年被介绍到了美国，与美国的政治文化生态环境产生了强烈共鸣。1959年，将荒诞派戏剧介绍到美国的导演霍伯特·布劳(Herbert Blau)，把贝克特和尤奈斯库等荒诞派剧作家的作品搬上舞台，还译介了安东尼·阿尔托的《戏剧及其重影》(The Theatre and its Double)。正是在欧洲先锋派戏剧的影响下，美国激进的戏剧家对亚里斯多德的戏剧理论发出挑战，他们通过非特定剧场中的舞台设计，打破了舞台与观众之间的界限，混淆了演员、人物与现实中真实人物间的界限，用后现代的语汇，对现实的本性提出质疑，创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剧场。在这个剧场里，观众参与进来，从观看演出到参与其中，一同思考有关存在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真实感受，是要激发人们思考我是谁，我们如何适应这个变化多端的社会。然而，尽管当代美国戏剧舞台上出现了大量的反现实主义的实验戏剧，现实主义的戏剧流派并没有被击溃，而是在表现方式上注入了一些反主流文化的因素。此时美国荒诞戏剧最具代表性的剧作家有爱德华·阿尔比、阿瑟·考比特（Arthur Kopit）和金-克劳德·范·伊太林（JeanClaude van Itallie）等人。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戏剧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那些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处于社会边缘的小人物，剧作家们更关注社会阶级、种族、性别及性的问题，关注真实与经验的个性和多样性。这些多角度的关注、社会政治的认同以及戏剧形式上的实验性成为当代美国戏剧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戏剧的政治色彩愈加浓烈。外百老汇和外外百老汇蓬勃发展，为纽约城涌现出的许多演出团体和戏剧新人提供了便利的实验场所。剧作家和演出团体在内容和形式上试图颠覆传统的戏剧样式，更多地加入了即兴表演的成分。他们为了让观众有真实感，冲决了演员与观众、角色与自我的藩篱，打破了现实主义戏剧中的把演员与观众隔离开的“第四堵墙”，将表演的场所搬到了咖啡屋、农舍、学校操场，甚至大街上。他们摒弃经典“剧场”的、要有文本的、传统的表现方式以及语言逻辑，要求演员拥抱发自内心的、更自然的表演，同时也要有更多的肢体动作。这些身体的动作和自然的场景就是指剧中的“事件”，而它们正是盛行于20世纪60、70年代的荒诞派戏剧的核心。在这些众多的、实践着各自主张的演出团体和剧作家中，代表性的有生活剧团（The Living Theatre）、表演团（The Performance Group）和开放剧团（The Open Theatre）等。到了1970和1980年代，此前出现的表演革新已经在美国剧场留下了烙印，越来越多新的剧作加入了反现实主义元素。一个更加表现自我、全新的叙事方式、解构的人物、以及碎片化的语言，成为了当代美国戏剧的一部分。这些后现代派作品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因素结合起来，以表现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许多艺术家热衷于反抗传统的叙述模式，将目光投向表现事物的表层，关注理性与秩序，把现实用更加主观的、更加灵活的方式表现出来。他们在不断地试探戏剧的边界，探索一些“意思”是如何通过语言和表演来表现出来，因此，影视的、多媒体的、美术的，甚至现代科技的手段，都成为戏剧家钟爱的舞台介质。其中著名的如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的《沙滩上的爱因斯坦》（Einstein on the Beach, 1976)。他们的共同点是想通过表演、通过对真实和人工的区分，也就是存在（being） 和表演、演员与人物、真实性与角色扮演的区分，来构建剧作家心目中社会的和政治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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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批美国戏剧家用现代的语汇对现实的本质提出质疑的时候，黑人剧作家——当代美国文艺界的一个独特群体，则以一种执拗坚韧的姿态，专注而又极富感染力的才情，悲悯伤感的情感底色，呼应着黑人民权运动发展，成为当代美国戏剧的重要景观。二战以后，民众反对战争与种族歧视，要求男女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各种抗议、集会和游行，美国的年轻一代对传统的价值观也产生了怀疑，他们追求更加自我、开放以及更具个性化的生活方式。1950年代中期开始的抵制种族隔离制度运动在蒙哥马利市初战告捷后，反对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政策的民权运动在全美各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至1963年8月达到顶峰。这年8月，25万民众聚集在华盛顿林肯纪念馆前的广场，马丁·路德·金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此次集会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就是迫使美国国会在1964年通过了《公民权利法案》，次年通过了《选举权利法案》，以立法的形式赋予了美国黑人平等的公民权利。正是在这种政治环境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下，美国黑人戏剧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到1950年代趋于成熟，出现了大批优秀的黑人剧作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洛兰·汉斯伯雷（Lorraine Hansberry），她的《阳光下的一粒葡萄干》(A Raisin in the Sun)于1959年登上百老汇戏剧舞台，标志着黑人剧作家获得美国正统戏剧界的承认。

其他较为成功的黑人剧作家还有爱丽丝·柴尔德里斯（Alice Childress）、威廉姆·布兰奇（William Branch）和罗夫登·米歇尔（Loften Michelle）等。到1960年代，伴随着民权运动与“黑人艺术运动”的蓬勃开展，出现了以阿米里·巴拉克（Amiri Baraka）为代表的主张武装反抗的黑人剧作家。他们这时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反抗种族歧视，表现黑人对平等、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呼吁要建立美国黑人剧场，一个全面击溃白人势力的革命剧场。巴拉克与艾德·布林斯（Ed Bullins）和罗恩·米尔纳（Ron Milner）一起，把戏剧当作一种武器，来唤醒人们对种族平等以及美国文化中社会改革的意识。为此，巴拉克创作了如《贩奴船》（Dutchman）、《奴隶》（The Slave）等用暴力反抗种族歧视的剧作。在黑人戏剧运动中，黑人女剧作家的艺术成就更加突出。其中的先驱有1960年代的艾德里安·肯尼迪（Adrienne Kennedy）和1970年代的尼托扎克·尚格(Ntozake Shange)。她们通过更加表现主义的、更富有诗意的戏剧手法，撕下遮掩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面纱。这些剧作引领着一大批后来者，如奥古斯特·威尔逊（August Wilson）和苏珊-萝莉·帕克斯（SuzanLori Parks），前者1982年创作的《瑞尼大妈的黑臀舞曲》(Ma Raineys Black Bottom, 1984)赢得广泛赞誉，成为美国黑人戏剧史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美国黑人戏剧一直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并存，它们交织在一起，表现了黑人族群复杂的文化与个人情感。黑人剧作家尽管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但他们的舞台依旧很狭窄，很难融入到主流社会。1980年代兴起并在1990年代盛行的大众说唱艺术日益成为美国黑人文化的象征，影响了一批当代美国剧作家，并成为当下美国黑人戏剧的特征之一。

美国女性剧作家尽管在美国本土戏剧萌芽时期便一直伴随左右，但是她们却要付出超常的努力才能为自己争取到一席之地。在20世纪初，曾参与创办普罗温斯顿剧社的苏珊·葛莱斯佩尔（Susan Glaspell）尽管著作颇丰，并斩获过普利策戏剧奖，但是她在美国戏剧本土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直到近年才被认可。伴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女性剧作家所关注的议题，从男女平等发展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她们对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份认同。于是，在1960年代之前的美国戏剧舞台上，我们看到了苏珊·葛莱斯佩尔、蕾切尔·克罗瑟斯（Rachel Crothers）、莉莲·海尔曼、洛兰·汉斯伯雷等女性主义剧作家，她们为争得妇女的权利摇旗呐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既有的世界格局，世界进入了一个多变的时代。此时，传统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传统与反传统之间的斗争愈发激烈，各种主义和思潮轮番登场，既让人眼花缭乱，也给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女性带来了释放意愿和心声的机会。伴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与种族、阶级和性相关的主题成为年轻一代剧作家关注的焦点，而越南战争的爆发，让更多的女性剧作家自觉地投入到反对战争的热潮中，妇女解放和为妇女争取平等独立的诉求已经不再是她们剧中唯一的主题了。这个时期出现的梅根·特利（Megan Terry）、 玛利亚·艾琳·福恩斯(Maria Irene Fornes)和尼托扎克·尚格等女权主义剧作家，开始将目光投向政治，挑战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积极投身先锋戏剧实践。在她们的笔下，女性具有了新的特点，那就是坚强、聪慧和独立。例如，从1950年代末开始其创作生涯的梅根·特利到1970年代初就已经有20多部戏剧作品问世，被誉为“美国戏剧之母”。其剧中人物、时间、地点和动作常常在急速地变换着，舞台上的演员也可以根据剧情的需要转换性别和角色，这一特点在其《走近西蒙娜》（Approaching Simone）[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 1909.2.3-1943.8.23）犹太人，神秘主义者、宗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深刻地影响着战后的欧洲思潮。]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其他较有代表性的剧作还有玛利亚·艾琳·福恩斯（Maria Irene Fornes）的《菲芙和她的朋友们》(Fefu and her Friends)和尚格的《献给有色姑娘们》（for colored girls who have considered suicide/when the rainbow is enuf）。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女性剧作家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一点仅从普利策戏剧奖的获奖名单上便可以看出。在普利策戏剧奖设立以来的百年历史中，有16次把这个代表了戏剧创作最高荣誉的奖项颁给了15位女性剧作家，而其中的11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生的。

“性”是20世纪美国戏剧的一个重要话题，我们可以在奥尼尔的《榆树下的欲望》(Desire Under the Elms)、威廉斯《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等剧中找到有力的佐证。而同性恋题材在二战之前的美国剧坛则属于禁忌类话题，它和左派意识形态话语一起，被非美行动委员会视为有损美国价值观，列入查禁的黑名单。剧作家不愿意涉足，剧团不敢排演，观众也不愿在舞台上看到这些情节与形象。这种情况与同性恋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和人们对它的认知度是一致的。美国戏剧舞台上较早反映同性恋题材的剧作是莉莲·海尔曼1934年创作的《儿童时期》（Childrens Hour）。该剧尽管隐晦地描写了发生在两位女教师之间暧昧的同性爱恋，依然“如同晴天霹雳震惊了百老汇”[Wilmeth, Don B. & Miller, Tice L (eds.), Cambridge Guide to American Theatr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10.]，在芝加哥、波士顿等地遭到禁演。二战后，以外外百老汇为代表的先锋戏剧兴起，尤其是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促进了剧作家对同性恋、女权主义，以及后来的吸毒、艾滋病等题材的大胆描写，“一时间构成了当代戏剧舞台的重要景观”[Fisher, James (ed.), We Will Be Citizens: New Essays on Gay and Lesbian Drama,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 Co., 2008.]。他们希望在“性”“性别”和个人感情方面获得尊严、平等、空间和社会尊重，其创作顽强地反抗社会偏见和生活陋习，激烈地攻击传统道德伦理，执拗地向公众展示自己的情感、生活、苦闷和热望。在这场同性恋者为自己争取权益的运动中，乔·西农（Joe Cino）的“西农咖啡屋”的作用至关重要，它标志着外外百老汇开始形成，成为不被主流文化接受的，特别是同性恋剧作家交流、实践他们的艺术主张的主要场所。而美国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对当代美国同性恋戏剧的发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其中在外百老汇公演了一千多场的《圈子里的哥儿们》(The Boys in the Band) 在同性恋戏剧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而哈维·菲尔斯坦（Harvey Fierstein）的描写男同性恋生活的《感伤恋歌三部曲》(Torch Song Trilogy) 进入百老汇并获得1983年托尼奖，则标志着同性恋戏剧已经为主流商业舞台所接纳。

1980年代，医学发现艾滋病在同性恋者中传播，是导致同性恋人群死亡的重要因素。从此，同性恋戏剧创作开始关注艾滋病所造成社会歧视和恐惧，描述同性恋患者的身心痛苦与哀哀无告的惨境，艾滋病再难与同性恋剥离开来，成为同性恋戏剧创作中的一个孪生题材。最初，这类戏剧题材最初多集中于对某一患者在艾滋病魔影下的痛苦症状的描述以及走向死亡时的悲情展示，叹息命运和生活对这些畸零人群的不公正。随着全社会对艾滋病的重视和医学救助的深入，戏剧创作又开始重点描写艾滋病人与死神抗争的精神，批评政府机构的冷漠与缺乏人道主义的救援方案。威廉·霍夫曼（William M. Hoffman）是第一个将艾滋病危机搬上舞台的男同性恋剧作家，此外，还有女性剧作家葆拉·沃格尔（Paula Vogel）等，而托尼·库什纳（Tony Kushner）的《美国天使》（Angels in America）和麦克纳利（Terrence McNally）的《爱! 勇敢! 同情!》（Love! Valor! Compassion!）等描写同性恋和艾滋病的剧作再次获得美国戏剧大奖，标志着当今社会对同性恋这个群体的认知度越来越高，他们的作品日益被商业戏剧舞台所接受。

当代美国戏剧的发展呈现出波浪式的递进风貌，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流变若即若离而又息息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解体，新的世界格局固然形成，但这似乎并没有给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平衡和安宁，反而因为利益分配不均和资源掠夺的加剧导致局部战争不断爆发，宗教矛盾与意识形态的冲突愈发激烈。这些都以不同的题材样式丰富和影响着美国当代戏剧思潮与流派。比如战争导致的难民潮成为剧作家们新的关注点，911恐怖袭击的场面也出现在百老汇舞台。从艺术形式上看，即兴艺术更加流行，为戏剧表演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现了如“单人独白”和“纪实戏剧”等新的戏剧式样。这些反主流艺术通过挑战权威，对传统势力形成的社会结构，以及性别、种族和阶级等固有的观念发起冲击。进入新世纪以来，无论是社会观念还是传播媒介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美国最保守的地区马塞诸萨州在2004年就承认了同性恋的合法婚姻，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人们也不再谈“艾”色变。再比如，网络时代人们的交流和阅读方式已今非昔比，年轻人还会去剧场看戏吗？当代美国戏剧史的历程告诉我们，每当某一个时期特有的主题和社会问题消失之后，必然会有新的主题和社会问题凸显在戏剧家面前。责任和良知一定会驱使着他们编织出新的故事，塑造出新的人物，探索出新的表现形式，革新和装置出新的舞台，吸引着新一代的观众进入剧场。我们也坚信，当代美国戏剧的思潮和流派也一定会与时俱进，真实而又全面地反映着社会生活的变迁，以其更加多样的形式、更加丰富的内容和更加独特的视角为丰富世界戏剧理论做出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类一般项目“当代美国戏剧思潮研究”（项目编号：13BB0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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