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是先秦诸子中的重要一家。无论是杨、墨相提，还是儒、墨并论，墨学都是当时的“显学”。《孟子·滕文公下》曰：“杨、墨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韩非子·显学》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孟子和韩非两人虽然一个将杨、墨同举，一个将儒、墨并论，但在将墨家作为先秦的“显学”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墨家是中国先秦最为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在中国先秦时期被称为“显学”的学派，在后来中国的学术史上竟几近消亡，成为“绝学”。而厘清墨学在中国先秦时期发展演变的轨迹，对于研究中国先秦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墨学在楚国的传播为切入点，藉以考察先秦墨学的基本特点及其流变，为深入探讨中国先秦的诸子学，作出新的尝试。

一、“三墨”的形成及其特点

墨学在先秦时期即已发展出许多不同的派别，《韩非子·显学》篇说：“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这就是长期以来学者称先秦墨家有“三墨”一说的源头。只是韩非既没有说明此“三墨”的形成过程，也没有告诉我们“三墨”各自的特点和划分标准。所以，后世学者在“三墨”的理解上产生了诸多分歧。影响最大的有三说：一是以清代俞樾为代表，因《墨子》书中《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诸篇皆分上、中、下三篇，且三篇“字句小异，而大旨无殊”，故认为“此乃相里、相夫、邓陵三家相传之本不同”，传上、中、下三篇者即为“三墨”①；二是在署名为陶潜的《群辅录》一书之末，有“宋钘、尹文之墨”、“相里勤、五侯之墨”和“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墨”之“三墨”说；三是近人唐迪风、蒙文通以“南方之墨”、“东方之墨”和“秦之墨”为“三墨”之说。此三说中，以俞樾等人之说最无根据，纯出臆测，故早为学术界所否弃。《群辅录》之末“三墨”条曰：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尊于名，不忮于众，此宋钘、尹文之墨；裘褐为衣，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称经而背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此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墨。②对于《群辅录》的说法，孙诒让认为：“此别据《庄子·天下》篇为三墨，与《韩非》书殊异(北齐阳休之所编《陶集》即有此条。宋本《陶集》宋庠《后记》云：八儒三墨二条，此似后人妄加，非陶公本意)。考《庄子》本以宋钘、尹文别为一家，不云亦为墨氏之学。以所举二人学术大略考之，其崇俭、非斗虽与墨氏相近(《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墨翟、宋钘并称)。而师承实迥异，乃强以充三墨之数。而《韩非》所云相夫氏之墨者，反置不取，不知果何据也？宋钘书《汉书·艺文志》在小说家，云‘黄老意’。尹文书在名家，今具存，其《大道上》篇云：‘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又云：‘是道治者，谓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谓之不善人。’则二人皆不治墨氏之术，有明证矣。”

关于“三墨”的另一种说法，是近代史学家蒙文通在其《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一文中提出来的。蒙氏在该文开篇的“《墨子》书备三墨之学”一节中说：

《韩非子·显学》言：“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孙仲颂据《元和姓纂》作伯夫氏)，有邓陵氏之墨。”故墨离为三。三墨之说，世莫能明。故友唐迪风氏，以为《耕柱篇》：“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为义孰为大务？’子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谈辩、说书、从事：三者是三墨也。以《墨》书证墨派，唐氏之说，最为得之。以余之懵瞀，请伸其旨。《庄子·天下》言：“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射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畸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此南方之墨以坚白为辩者也。《吕氏春秋·去宥》言：“东方之墨者谢子(《说苑·杂言》作‘祁射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淮南子·修务》作‘唐姑梁’》)。唐姑果恐王之视谢子贤于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淮南子》作‘固权说以取少主’)王因藏怒以待之。谢子至，说王，王弗听，谢子不说，遂辞而行。”……唐姑果为秦之墨，反对权说，将重实者也。《庄》书所言，视《韩子》有相里、无伯夫，庄不应遗东墨不论，则相里勤为东墨而伯夫自应为秦墨也。盖伯夫为秦墨，为从事一派，不重理论，不在诵《墨经》而倍谲不同之列，故《庄》书遗之，而韩则备详流别，故著之。或秦墨之起稍后，非庄子所知，惟韩子较晚，乃及言之耳。是相里为东墨，伯夫为秦墨，固可无待别为论据也。则三墨者，即南方之墨、东方之墨、秦之墨。秦之墨为从事一派，东方之墨为说书一派，南方之墨为谈辩一派，此墨离为三也。③蒙氏之说，显然较前人的看法更为严密：一是他将墨学归派与《墨子》书中墨子本人对其学派的构成之说结合起来，似为这一学派划分找到了内在依据；二是他从“墨离为三”的现象中，看到了先秦墨学发展中的地域和时代的差异。蒙氏这一观点较此前的看法无疑已更为深入和富有启发性，但客观地讲，蒙氏之说似乎也没有把他以时代和地域探求“三墨”形成的方法贯彻到底。谈辩、说书、从事三派的划分本出自墨子之口，应当反映了墨子时代该学派的构成，怎么会到了后墨子时代的数百年间仍是如此？并且，这种构成还是与南方、齐、秦三个地域恰好对应的，这就更有些让人难以相信了。

如果说“三墨”的划分是先秦墨学史上的一个时代和地域问题的话，那么《墨子·耕柱》篇中原有的谈辩、说书、从事三派，只应代表了墨子在世时墨子学派的构成，而所谓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伯夫氏)之墨、邓陵子之墨，或“宋钘、尹文之墨”、“相里勤、五侯之墨”、“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墨”，乃至蒙文通所谓“南方之墨”、“东方之墨”、“秦之墨”等“三墨”划分，则应只是反映了人们对先秦不同时期应存在着不同墨学的看法。在墨子的时代，墨学可分为谈辩、说书、从事三派；在韩非时代，墨学可分为相里氏、相夫氏、邓陵子三派；在《群辅录》作者的眼中，墨学应分为“宋钘、尹文之墨”、“相里勤、五侯之墨”和“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墨”三派；而在蒙文通氏的眼中，墨学则可分为“南方之墨”、“东方之墨”和“秦之墨”三派，而且这三派还正好是与《墨子·耕柱》篇的谈辩、说书、从事三派对应的。实际上，在不同的时期，墨子的学派不可能都正好就是三派，也不一定只能从某个唯一的角度来对墨学进行划分。《庄子·天下》篇谈墨翟、禽滑釐之后的墨学，就只提到了“相里勤之子、五侯之徒”和“南方之墨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等两派，而不是《韩非子》所说的“三派”；蒙文通的划分也存在着同时以学术和地域两个标准划分的问题。因此，很难简单地说谁的划分就完全正确或完全错误。

综合现有文献和学界对于墨学三派划分的各种观点，笔者认为先秦的墨学应大致经历了墨子时期的墨学、《庄子》书或稷下时期的墨学、《韩非子》时期的墨学等等几个发展阶段。在这几个阶段中，有些时期的墨学正好可以分为三个派别，与“墨离为三”之说吻合；有些则并不吻合。而且，不同时期的墨学，在地理上是否正好可以划为“南方之墨”、“齐之墨”和“秦之墨”，这也并不一定。

在墨子时代，墨学尚处于形成期。因此，墨子所谓“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既可以看作是对当时墨学流派的一种划分，更应视为是墨学的创始人——墨翟对本学派发展的一种规划。墨子设计的墨学应当是由谈辩者、说书者和从事者三派组成，而且这三派还应如参加筑墙工程建设一样，既各尽所能，又互相协作，这样才能完成筑墙工作。至于说墨子所说的谈辩者、说书者、从事者是指哪些人，他们各有怎样的特点，墨子本人既没有说明，历代的注者也都是语焉不详，我们今天就不好乱加揣测了。因此蒙文通以“南方之墨为谈辩一派”，以“东方之墨为说书一派”，以“秦之墨为从事一派”，并认为谈辩一派的特点是“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说书一派的特点是所谓“奋于权说”，而从事一派的特点则是“反对权说，将重实者也”。这一说法臆测的成分太多，且于史实难合。例如，蒙氏把“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的南方之墨视为“谈辩一派”，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知道，坚白、同异之辩是名家公孙龙、魏牟等人提出的命题，那么所谓“南方之墨者”“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自应在名家公孙龙、魏牟“坚白离、别异同”观念出现之后。——如果说墨学中存在属于名家的“谈辩”一派的话，这一派只能出现于后墨子时代，根本不可能跑到墨子时代去。又如“说书”一派，蒙氏引《吕氏春秋·去宥》中“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为说，认为其中的谢子就是“说书一派”的代表，其特点是“奋于权说”，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奋于权说”应该是与所谓“说书”根本不同的。从字面上看，“权说”应是权谋诡辩，有纵横家的作风，甚至有些接近于“谈辩者”。故“秦之墨者”唐姑果对秦惠王言谢子也只是说：“谢子，东方之辩士。”而所谓“说书者”的“书”，当指先王典籍，尤指“六艺”(六经)而言。《吕氏春秋·博志》曰：“盖闻孔丘、墨翟昼日讽颂习业。”《淮南子·主术训》曰：“孔、墨皆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同书《要略》篇曰：“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吕氏春秋·贵义》亦曰“子墨子南游使卫，载书甚多”，而“其书引《诗》、《书》之辞亦特多”④。引书，亦必解说之，故有“说书一派”。《墨子·经下》常用“说在某”指示对《经下》某一概念、术语的解释在《经说下》的某处，故可知此“说书”并非口头的“奋于权说”，而实乃是对“六经”以及《墨经》等的解说。《墨子》书中的《经说》上、下，应即是“说书者”之所为。再如蒙氏把“从事者一派”与“秦之墨”划上等号，这也是不能成立的。“秦之墨”固然有“重实”的特点，但他们的出现应该“稍后，非庄子所知”⑤，就更非墨子本人所能知，怎么能直接就说“从事一派”就是“秦之墨”呢？所以说，墨子时代的墨学可能有“谈辩”、“说书”、“从事”三派，但这三派和后来所谓“墨离为三”的“三墨”并不是一回事，更不能说它们是所谓“南方之墨”、“东方之墨”和“秦之墨”。

先秦墨学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庄子》所论或稷下墨学的时期。这一时期也可能如《群辅录》所云，存在着“三墨”，其最大的特点有二：一是墨家和名辩学说有合流的倾向；二是墨学已流入秦地，出现了所谓“秦墨”。《庄子·天下》叙墨学源流曰：

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釐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循……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庄子·天下》的作者叙墨学的发展，不在求全，而重在明墨学的源流。从墨学源头来说，一般人自然会认为墨学即始于墨子，但由《天下》言，实应谓始于墨翟、禽滑釐二人。

禽滑釐，《汉书·古今人表》作“禽屈釐”⑥，与墨翟的其他弟子“我子”、“田俅子”、“随巢子”、“胡非子”一起，紧接“墨翟”，排在“赵襄子”、“知过”之后，“魏文侯”之前。根据《史记·六国年表》，赵襄子即位于周定王十二年(前457)，卒于周威烈王元年(前425)；魏文侯即位于周威烈王二年(前424)，《史记·儒林列传》谓其与田子方、段干木、吴起受业于子夏。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所附《诸子生卒年世约数》以墨翟生卒年为前480－前390年，禽滑釐生卒年为前470－前400年，少墨翟十岁。但这种推测并不合理，因为禽滑离既受学于子夏和墨翟，子夏生卒年为前507－前420年，墨子的生卒年怎么会晚于子夏，为公元前480－前390，而禽滑釐又怎么会更晚到了公元前470－前400年了呢？墨子早年亦“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故他至少得与七十子子夏之伦年辈相近。可能和墨子一样，禽滑釐也觉得从儒家子夏那里难以找到满意的人生答案，故弃儒而从墨。而“墨子学派”此时应尚未正式形成，更谈不上确立其在社会上的学术地位了。禽滑釐公开脱离儒学阵营而归于墨子门下，极大地提升了墨子的学术人气和知名度，这时墨学才成其为一个学派，故《庄子·天下》曰：“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釐闻其风而悦之。”把禽滑釐也作为墨学的创始人，这是很有道理的。

墨翟、禽滑釐确立了墨子学派之后，有更多人皈依于墨子门下，成为墨子的弟子，以致形成了孟子所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局面。据《墨子》、《吕氏春秋》及《史记》、《汉书》等书记载，直接受业于墨子本人的弟子就有高石子、高何、县子硕(又作“县子石”)、治徒娱、公尚过、弦唐子、耕柱子、魏越、随巢子、胡非子、管黔滶、高孙子、跌鼻、曹公子、胜绰、鼓轻生子等人，还有受业于禽滑釐的许犯、索庐参等⑦。但这些人差不多都只是“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者，并没有什么理论建树，所以历来言墨学者都不把他们作为“墨学”的独立的一代。这样做，如果从纯粹的师承关系来讲，也许并不妥当，但如果从学术思想的发展来看，却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这些人只是如参加了某一宗教团体的信徒一样，遵守教规，并按时到宗教场所去参加一些宗教活动，至于什么理论和学术思想，那就不是他们所要考虑的了。这样的一个群体自然构不成墨学史上的独立代系，也就很自然地要被谈论墨学思想史的人所忽略。

“秦墨”的出现，据何炳棣先生的多方考索，认为应始于“(秦)献公即位后的第四年，即墨者首任巨子孟胜及其弟子集体死楚阳城君之难的那一年”⑧。但由于“秦墨”多实干的作风，他们除了留下了《墨子·备城门》等十一篇关于攻守之术的文字外，并无任何理论著述，很难探讨其哲学思想。

真正构成“墨学”第二代传人的，是战国中期稷下学派中的墨家学者，如宋钘、尹文等。《群辅录》以“宋钘、尹文之墨”与“相里勤、五侯子之墨”和“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墨”并称“三墨”，当以此。

宋钘、尹文，蒙文通在《杨朱学派考》中，把他们与慎到、田骈、接子、季真等稷下学派人物都视为“北方道家杨朱学派”，郭沫若则将他们与环渊、老聃、田骈、慎到分为三组，称为“稷下道家三派”，并认为《管子》中的《心术》等篇，“毫无疑问是宋钘、尹文一派的遗著”⑨。因为在蒙文通那里，稷下学派的学者都被归入了以杨朱为代表的“北方道家”，所以他认为杨朱学派和北方道家或“稷下道家”，有时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郭沫若的观点虽然影响很大，近年却遭到了学术界强烈的批评，批评者认为郭氏此说是“经不起推敲”的，“未免过于牵强”，因为“根据《庄子·天下篇》的材料，如果给宋(钘)、尹(文)划分学派，归在墨家倒是比归在道家合适得多”⑩。

在蒙、郭二氏之说中，主要是郭沫若以《管子·心术》等篇“为宋、尹遗著”缺乏根据，显得牵强，至于将宋、尹归入“稷下道家”还是墨家学派，其实是并不矛盾或冲突的。因为所谓“稷下道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黄老道家”或“稷下黄老道家”，其学术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所概括的：“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因此，当时游学稷下的学者，虽然有很多人被明确归入了不同的学派，如孟子、荀子归为儒家，邹衍、邹奭归为阴阳家，慎到、田骈或归法家等等，但同时又被合称为“稷下学派”中人，或笼统地称为“稷下道家”。因为当时的中国学术本有走向融合的趋势，所以才有稷下学者的这种特点。宋钘、尹文二人的学术，在稷下儒、道、阴阳诸家最为兴旺的局面下，更多地显示出墨家特色，这是独树一帜的，因而才有人如《群辅录》的作者和今天的部分学者那样，把他们视为“宋钘、尹文之墨”。这无疑是很有道理的。而如蒙文通、郭沫若那样，把他们视为“北方之墨”或“稷下道家”，实际上只是沿袭了以往对稷下学的笼统说法而已。

从学术思想方面来看，《庄子·天下》篇和《群辅录》将宋钘、尹文归于墨家而不归入道家，似更凸显了此二人在“稷下学”中的特点和地位。《庄子·天下》篇叙宋、尹之学曰：“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说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曰‘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根据这段文字来看，宋钘、尹文的学术思想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宋钘、尹文学说宽于待人、严于律己，“见侮不辱”，“设不斗争”。《荀子·正论》曰：“子宋子曰：明见侮不辱，使人不斗。”《韩非子·显学》曰：“宋荣子之义，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吕氏春秋·正名》载尹文与齐王论士曰：“(民)深见侮而不敢斗者，是全王之令也。”今本《尹文子·大道上》亦曰：“见侮不辱，见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斗，此仁君之德，可以为主矣。”这些都说明了宋钘、尹文学派持有“非攻”、“无斗”的观点。与一般墨者的“非攻”之说相比较，宋钘、尹文的深刻之处是，它不仅一般地提倡“非攻”、“无斗”，还充分揭示了“非攻”、“无斗”之说的心理基础和根源，即只要你心中把一切世俗的所谓“羞辱”，不视为无可忍受的“羞辱”，那你也就不会再为之“斗争”，天下自然就会无“攻”无“斗”了。

其二，宋钘、尹文学说还有主张“接万物以别宥为始”和“僈差等”的特点。宋、尹认为，认识事物应以去掉主观的成见和偏见为出发点，一切平等地对待。《尸子·广泽》曰：“料(钘)子贵别宥。”《吕氏春秋·去宥》曰：“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昼为昏，以白为黑，以尧为桀……故凡人必别宥然后知，别宥则能全其天矣。”陈奇猷以为此“盖亦料子、宋钘、尹文等流派之说也”(11)。可见，“别宥”确是宋钘、尹文学说的又一特点。

其三，宋钘、尹文对人性的认识，在当时“性善”、“性恶”的争论中，观点独树一帜，即认为人之“情欲寡浅”。《荀子·天论》曰：“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杨倞注：“宋子，名钘，宋人也，与孟子同时。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欲为寡，而皆以己之情为多，过也。’”如果说宋、尹“见侮不辱，使人不斗”，是就他们自己而言，指的是他们能不与人“斗”，或使人不与己“斗”的话，那么“情欲寡浅”之说，则应该是就全社会的人或所有人而言的了。在宋钘、尹文看来，人们之所以要互相斗争，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人们都认为人的情欲“多”，难以满足，所以要“斗(争)”。但实际上这是不对的，人的本性不是“欲多”而是“欲寡”，只要全社会的人都能认识到人之“情欲寡浅”这一点，则社会上的“斗争”之火自然就会熄灭。因此，《庄子·天下》篇才以为“情欲寡浅”和“禁攻寝兵”只是内外之别，实质上是一回事。

宋钘、尹文学说的上述特点，显然与墨子的“爱无等差”的平等思想及“节用”、“非攻”的理论最为相近，这在稷下学宫中是十分特殊的，故不能不引起后世学者的注意，把他们归入到墨家学派中去了。但有人认为，“从现存材料来看，宋、尹二人的学术思想虽然存在着某些联系，但却很微弱，而二者的区别却是十分突出的，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因此不存在什么“宋、尹学派”。而且，“《天下》(篇)叙述评论的只是宋钘的思想，属于墨学的支裔流亚，其中见侮不辱、禁攻救斗的思想影响了尹文，但尹文关心的主要不是这些，他的学术思想已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是一个突出名法的黄老学者”(12)。

论者的这一看法自然是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的，但也有失偏颇，至少是与稷下学的学术背景脱节的。因为将宋钘、尹文的学说合在一起，将他们二人都称为“墨家学者”，其实只是着眼于宋、尹二人及其学说与墨家思想的相同点而言的，着眼于宋、尹二人学术在整个稷下学宫中共同特点而言的，而并不是为对宋、尹学术作出全面的评述，更不是有意要抹杀宋、尹二人的学术差异，无视宋钘主要“属于墨学的支裔流亚”，而尹文的“学术思想已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是一个突出名、法的黄老学者”这一事实。如果说宋钘重“情欲寡浅”和“禁攻寝兵”，因而“属于墨学的支裔流亚”的话，那么尹文的学术思想也并非与宋钘“大相径庭”或与墨家毫无关系。《尹文子》中的“见侮不辱，见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斗”诸说已见上引。既同于墨子的“非攻”、“无斗”之义；其“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的观点，又何尝不与后期墨家名辩学说一致？故吕思勉既称《吕氏春秋·正名》载尹文说齐王事可信，又以为“尹文之说，极致谨于名实之间，而亦及见侮不斗”，“知庄子以宋钘、尹文并列为不诬矣”(13)。钱穆亦以宋钘为墨徒，并说：“尹文实承墨氏之绪，其《名书》开公孙龙之辩，无为容下，标道家之的。《韩非子·内储说上》载尹文与齐王论治国以赏罚为利器，则通于法家之囿也。兼名墨，启道法，此稷下学风。”(14)这些都告诉我们，尹文学术思想中具有的名家特色，实际正是他被归于墨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提醒我们，对于稷下学者是不能以先秦早期纯粹的儒、墨、道、法、名等诸子学派来看待的。此时的孟子、荀子都是一代名儒，却也被一些人称为“稷下学者”，孟子的“心气论”确曾受到过“管子学派”的影响(15)，荀子则有道家的“虚壹而静”和法家的“隆礼重法”的思想，很难说他们都是“醇儒”。田骈、慎到，《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他们“学黄老道德之术”，但《汉书·艺文志》却将“《田子》二十五篇”入道家，而将“《慎子》四十二篇”入法家。名家公孙龙亦曾说赵惠王偃兵(《吕氏春秋·审应》)，说燕昭王偃兵(《吕氏春秋·应言》)，且曰：“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而吕思勉又云：名家之学“纵不必即出于墨，而名家之学，关系极密，则无可疑矣”。要言之，在稷下学宫中，诸子学术的基本特点是诸子走向融合，概而称之，可曰“稷下学派”或“稷下黄老道家”；析而名之，儒学特色著者名之曰“儒”，墨学之特色著者名之曰“墨”，道家、法家、阴阳家特色著者，名之曰“道”、曰“法”、曰“阴阳”……，实则彼此多有吸收交融。宋钘、尹文之学，既有道家、名家的特色，又有墨家和法家的成分，而在《庄子·天下》篇和《群辅录》二书的作者看来，他们的墨学特色尤为显著，故将二人与墨者并列，视为先秦所谓“三墨”之一，如此而已。上文孙诒让曾以《尹文子·大道上》中有“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等语而否定尹文为墨家，却不知此篇同时也否定了名、法、儒诸家，但人们却常常以尹文属之名家，这不也是自相矛盾的吗？他到底是不是“名、法”家呢？

二、墨学在楚国的传播及楚地的墨家学者

“三墨”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或第三个派别，应该是《庄子·天下》篇和《群辅录》中的“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和“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苦获、已齿、邓陵子既名“南方之墨者”，当为楚国墨者。相里勤，成玄英《疏》称之为“南方之墨师也”，则相里勤与五侯之徒或亦得为楚人。所以，如果从地域来看，墨学的第一代学者当为墨翟、禽滑釐，乃东方宋或鲁人；墨学的第二代学者则为齐之稷下墨者；第三代墨者则为远离墨子故里的“楚墨”和“秦墨”。当然，从文献来看，尽管我们把楚国或“南方之墨者”的形成作为墨学发展史上的第三代或第三阶段，但这并不是说此时楚国才出现墨者，也不是说楚国墨学自身的发展就只有这一阶段或这一代墨者。

事实上，在先秦墨学的几百年历史上，楚国墨学的发展也是源远流长的。墨家的创始人墨翟虽为鲁人或宋人，亦尝周游列国，其一生活动的范围，东为齐、鲁，南到宋、楚，北抵郑、卫。《神仙传》说他年八十二入周狄山学道，但未言此山何在；又说墨子汉武帝时尚在，仍“周游五岳”。此显为虚妄之言。因为战国时周王朝统治范围已止于洛邑附近，则周狄山当在东周范围之内，墨翟应终身不过函谷关。墨子虽不是楚人，但他的一生到过楚国多次。《墨子·公输》记墨子为制止公输班为楚造云梯攻宋，“起于鲁，行十日十夜至于郢”，这是最著名的一次。《墨子·贵义》载“墨子南游于楚，见楚献惠王，献惠王以老辞，使穆贺见子墨子”。毕沅注曰：“《文选》引本书云：‘墨子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恐是此间脱文。”孙诒让以为墨子止楚攻宋，“鲍彪《战国策注》谓当宋景公时，至为疏谬。惟(余知古)《渚宫旧事》载于惠王时、墨子献书之前，最为近之”。这实际是把墨子两次见楚惠王当同一件事，并不妥当。墨子见楚惠王，至少有两次是可以肯定的：一次应在楚惠王十一年，他来楚国并非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是通过公输班的引见而见到楚惠王的；另一次在楚惠王末年，是他自我引见。鲍彪注《战国策·宋卫策》系止楚攻宋事于宋景公下，孙氏以为“疏谬”，但这与孙氏所谓此事“惟《渚宫旧事》载于惠王时，墨子献书之前”，其实并不冲突。考《史记》之《宋微子世家》及《楚世家》，楚惠王之世皆无攻宋之事，但宋景公三十七年(楚惠王十一年，公元前478年)，楚惠王灭陈之后，似有一次曾引起宋国恐慌的未遂攻宋行动。《史记·宋微子世家》载：“(宋景公)三十七年，楚惠王灭陈。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岁。’景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于是候之，果徙三度。”《吕氏春秋·制乐》所载略同。荧惑，火星之别名。《史记·天官书》曰：“察刚气以处荧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礼失，罚出荧惑，荧惑失行是也。出则有兵，入则兵散。以其舍命国。荧惑为勃乱，残贼、疾、丧、饥、兵。”张守节《正义》曰：“若荧人惑守房、心，及房、心自生芒角，则王者恶之也。”又引《天官占》曰：“荧惑为执法之星，其行无常，以其舍命国：为残贼，为疾，为丧，为兵。”此处宋景公所忧“荧惑守心”，紧接“楚惠灭陈”之“兵事”后，则景公所忧亦当为“兵”也。据此，则可知在楚惠王十一年灭陈之后，楚国应曾酝酿过一次“攻宋”的军事行动，但这次军事行动最终并没有付诸实施。其所以如此，应该说就是得力于墨翟的劝阻。但可能宋国的史官并不知晓此事的原委(也可能是墨子所谓“臣之弟子禽滑离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其实只是墨子的缓兵之计，而并非实情，——以墨翟得知楚将攻宋、急匆匆自鲁至郢而论，墨翟所言或亦兵权谋也)，故史官便将此事完全归功于宋景公的德言感动了上苍，而埋没了墨子的止战之功。《墨子·公输》篇末亦曰：“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可见宋人皆不知情。

墨子第二次见楚惠王是在楚惠王的晚年。墨子向楚惠王献书，其实并未见到楚惠王本人。唐人余知古《渚宫旧事》卷二云，此事在“楚惠王五十年”，孙诒让《墨子间诂》曰：“楚惠王在位五十七年，墨子献书在五十年，年齿已高，故以老辞。余知古之说盖可信也。”与前一次匆匆至郢止楚攻宋不同，墨子此次至楚是为了向楚惠王宣传自己的主张，故而事前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吕氏春秋·贵因》曰：“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因也。”(16)指的应是此次见楚惠王。殆因上次见面，墨子知道楚王好锦绣歌乐，不喜“贱人”之粗衣恶食，然尚能接受自己的建议，停止攻宋，似有接受墨家学说之可能(其实，楚惠王停止攻宋，更有可能是受了楚庄王“止戈为武”观点的影响，这一点墨子可能既不知道，也不愿承认)，故他把自己的著作编辑成书而呈献(要知道，先秦时诸子无自编著作成书之例)。既而又投楚王之所好，“锦衣吹笙”以求见；而且，在献书之后，他还一直在楚国等待惠王的接见。楚惠王虽然读了墨子的著作，并称之为“良书”，但他并没有接见墨子，更没有实践墨子学说的念头，只是派了一位名叫穆贺的大臣去见墨子，这实际上是回绝了墨子。但墨子仍未死心，他不仅以自己的学说说服了穆贺，而且还以草药、粢盛为喻，说明自己的学说对于治国的重大意义。即使如此，楚惠王也没有真正明白墨子的用意，更不用说采用墨子的主张了。据《渚宫旧事》卷二记载，楚惠王在听到臣下的进谏后，乃使鲁阳文君追墨子，“以书社五里封之”。墨子追求的是实行其“道”，本不为荣华富贵，故“不受而去”。

墨子除了自己曾两次到过楚国之外，还曾把他的弟子安排到楚国去。墨子的大弟子禽滑釐是否曾到过楚国，因文献乏载，不得而知。可知者，仅《墨子·公输》篇墨子使禽滑釐等三百人，“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以待楚寇矣”。《墨子》一书曾明确记载由墨子派到楚国的弟子是耕柱子。《墨子·耕柱》篇曰：

子墨子游耕柱子于楚(17)，二三子过之，金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耕柱子处楚无益矣。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知)也。”毋几何，而遗十金于子墨子，曰：“后生不敢死，有十金于此，愿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知)也。”毕沅注：“游，谓游扬其名而使之仕。”可见，墨子不是让耕柱子一般地到楚国漫游，而是让耕柱子在楚国扬名做官。从耕柱子招待过往墨者，并献十金于墨子来看，耕柱子在楚国必为“禄仕”矣。而由耕柱子游楚而“二三子过之”来看，则当时游楚的墨家弟子应不在少数，只是没有留下姓名而已。

从总体上来看，墨子安排“游楚”的墨者在学术上的影响并不算大，因此也就不能算是墨学在楚国传播的真正成功。真正代表墨子时期墨学在楚国成功传播的，应该是墨子以其学说征服了一位楚国的贵族——鲁阳文君。

鲁阳文君，又称鲁阳文子，《墨子·耕柱》篇“子墨子谓鲁阳文君”。孙诒让《间诂》曰：“毕云：‘《文选注》云贾逵《国语注》曰：“鲁阳文子，楚平王之孙，司马子期之子，鲁阳公。”即此人也。’其地在鲁山之阳。《地理志》云：‘南阳鲁阳有鲁山’，师古曰：‘即《淮南》所谓鲁阳公与韩战，日反三舍者也。’苏云：‘鲁阳文君，即鲁阳文子也。《国语·楚语》曰：“惠王以梁与鲁阳文子，文子辞，与之鲁阳。”是文子当楚惠王时，与墨子世相值。’”孙诒让还进一步推断说，此鲁阳文君即《左传》所载哀公十六年公叶子高定“白公之乱”后任司马之职、哀公十九年追侵楚之越师的公孙宽(18)。《国语·楚语下》及《墨子》之《耕柱》、《鲁问》二篇皆言及鲁阳文君之事，《国语·楚语下》曰：

惠王以梁与鲁阳文子，文子辞曰：“梁险而在北境，惧子孙之有贰者也。”夫事君无憾，憾则惧逼，逼则惧贰。夫盈而不逼，憾而不贰者，臣能自寿，不知其他。纵臣而得全其首领以没，惧子孙之以梁之险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孙，施及楚国，敢不从子？”与之鲁阳。《国语·楚语下》的这段记载，不仅告诉了我们鲁阳文君称号的由来，亦有助于我们了解鲁阳文君之为人，这也是他何以较早地接受了墨家的学说，成为墨子的信徒的原因。——他有墨家所倡导的“仁”的品性，他之所以不接受位于楚之北境的“梁”，而选择了属于“内地”的鲁阳作为封地，可以看出他不同于一般人的“仁爱”(《墨子·经说下》：“仁，仁爱也”)。他的“仁爱”不仅是爱自己——“得全其首领以没”，而且还“不忘子孙，施及楚国”——子孙既不会因“盈而逼”，“憾而有贰”，楚王王位也不会受到威胁。这与墨家的“兼爱”思想是相通的。

《墨子》中的《耕柱》和《鲁问》两篇中共有六则子墨子和鲁阳文君的对话，其中有五则是墨子向鲁阳文君宣传其“非攻”思想的，最后一则是子墨子与鲁阳文君讨论何谓“忠臣”的问题。墨子提出了他的“尚同”的“忠臣”观：“若以翟之所谓忠臣者，上有过则微之以谏，己有善则访之上，而无敢以告。匡其邪而入其善，尚同而无下比，美善在上而怨仇在下，安乐在上而忧戚在臣。此翟之所谓忠臣者也。”(《尚贤中》的“贤人”观与之同)而根据《鲁问》篇中的“鲁阳文君将以攻郑，子墨子闻而止之”诸语，可知他之所以对鲁阳文君宣传其“非攻”主张，很可能是针对鲁阳文君的那次军事行动而发的，并且，与上次止楚攻宋不同，墨子这次劝说不是临事远道匆匆而至，而是与鲁阳文君如师友般地交谈。这说明他应该是早已久住鲁阳文君宫中，而鲁阳文君亦应已服膺于墨子之学说矣。

另外，《贵义》篇中那位被楚惠王派去见墨子的穆贺，大概也差不多接受了墨子的学说，因为此篇说穆贺见到墨子后，“子墨子说穆贺，穆贺大悦”，心悦诚服地表示“子之言则成(诚)善矣”，完全接受了墨子的主张，只是差一个拜师的仪式了。

以上是文献有确切记载的受墨子派遣到楚国的墨学弟子和因亲受墨子的教导而归服墨学的楚地士人，而文献虽没有明文记载为墨子委派“游楚”或皈依墨学的墨者，则还有为阳城君死难的孟胜、徐弱等183人。据《吕氏春秋·上德》篇，此事发生于楚悼王卒，吴起变法失败被杀、楚肃王即位之时，即楚悼王二十一年(前381)之次年，亦即楚肃王元年(前380)。《吕氏春秋·上德》曰：

墨者钜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钜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头前于孟胜。因使二人传钜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二人)以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钜子于我矣，不听。”遂反死之。

阳城君与鲁阳文君一样，都是楚国的封君。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惑阳城，迷下蔡”，《文选》卷十九李善注曰：“阳城、下蔡，二县名，盖楚之贵介公子所封，故取以喻焉。”据此，阳城君当与鲁阳文君相类似。钜子，《庄子·天下》篇作“巨子”，曰：“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向秀曰：“墨家号其道理成者为钜子，若儒家之硕儒。”郭象注：“巨子最能辨其所是以成其行。”孙诒让认为墨家的第一个钜(巨)子为禽滑釐，胡适认为可能在墨子死后约三四十年方有钜子，梁启超认为钜子应产生于墨子死后一二年。钱穆则认为钜子应为墨子生前所定，不一定非得等到墨子死后；他又将墨子的生卒年定为公元前408－前390年，将禽滑釐的生卒年定为公元前470－前400年。如果依此推断，则禽滑釐生不得为钜子，孟胜为阳城君死难时(前481)已为钜子，则他“殆为(墨子)嫡传钜子”，而与耕柱子为同辈矣。

孟胜的籍贯无考，《汉书·艺文志》也没有著录他的著作，仅就《吕氏春秋·上德》所载来看，他特别重“义”，忠实地继承了墨子“贵义”的思想。《墨子·贵义》云：“子墨子曰：‘万事莫贵于义。’”又曰：“从事于义，必为圣人。”孟胜为“行墨者之义”而舍生赴死者，可见其是把“行义”视为比生命更为重要的，故得为墨家“钜子”。徐弱等183人皆是孟胜的弟子，于墨子至少得为再传弟子，这是墨家在楚国的第二代传人。

在楚国的第一、二代墨者之中，有没有本土籍的墨者，文献乏载，不可确考。然依理推之，则应有其人。墨子之于鲁阳文君、孟胜之于阳城君，皆“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可谓亦师亦友亦君臣，而鲁阳文君、阳城君二人，则当为楚人之墨家弟子也。

《汉书·艺文志》“墨家”有“《胡非子》三篇”，班固原注：“墨翟弟子。”梁玉绳曰：“胡非，复姓。《广韵》云：‘胡公之后，有公子非，因以为氏。’则胡非子齐人也。”《隋书·经籍志》亦有《胡非子》一卷，原注：“非，似墨翟弟子。”这个被认为是“墨翟弟子”的胡非子，虽然先秦载籍中无言及其人者，但后世却有其书传世。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从《太平御览》中辑得《胡非子》佚文曰：

屈将子好勇，见胡非而问曰：“闻先生非斗。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胡非曰：“吾闻勇有五等。夫负长剑，赴蓁薄，折兕虎，搏熊罴，猎徒之勇也。负长剑，赴深泉，折蛟龙，搏鼋鼍，渔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鹤立而望，颜色不变，陶匠之勇也。若迕视必杀，立刑之勇也。昔齐桓公伐鲁，鲁曹刿闻之，触齐军见桓公曰：‘臣闻君辱臣死。君退师则可；不退，则臣以血溅军矣！’桓公惧。管仲曰：‘许之盟而退。’夫曹刿，匹夫。一怒而却齐侯之师，此君子之勇。晏婴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乱，亦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将何处？”屈将悦，称“善”，乃解长剑，释危冠而请为弟子焉。胡非子其人，班固说他是“墨翟弟子”，《隋志》则将这一说法改为“似墨翟弟子”；梁玉绳本以之为“齐人”，“复姓胡非”，但后代却有人认为，由今存《胡非子》的佚文来看，胡非子姓胡，当生活于“战国初期”。其“论勇文字的结构、语言形式与莫敖子华《对楚威王》、庄辛《说剑》、宋玉《对楚王问》颇为相近”，“应为楚人”(19)。看来，他到底是哪国人，是否就是墨翟的弟子，这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胡非子“非斗”，历代史志都将《胡非子》一书归入墨家，说明他确实是一位墨家学者。但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先秦墨家有“三墨”之分，而且这种划分还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而应该是一个动态和发展的过程——墨子时代、庄子时代和韩非子时代，三个时代的墨学各有不同。而如果以此种观点来看所谓胡非子为“墨翟弟子”，或胡非子为亲受教于墨翟的“楚人”诸说，就会发现这些说法是大可商榷的。因为我们知道，墨子本人是强烈反对侵略战争、主张“非攻”的，《墨子》中的《非攻》上、中、下三篇及《公输》、《鲁问》、《耕柱》诸篇，都有明确的“非攻”思想。《墨子·非攻上》在论有人“入人园圃”、“攘人犬豕”、“取人牛马”、“取戈剑人”诸事之后，曰：“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非攻中》又说：“饰攻战者”给整个国家和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非攻下》则认为“于此为坚兵利甲，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将“灭鬼神之主，废灭先王，贼虐万民，百姓离散”，“上不中天之利”，“中不中鬼之利”，“下不中人之利,”，可谓有百害无一利。这也就是说，在墨子本人或墨家最原初的“非攻”思想中，其所反对的并非一般的“攻”或“斗”，而是特指诸侯国之间的侵略和兼并战争。

但墨子的这一“非攻”思想，到了先秦墨学发展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却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就是它已由当初侧重于反对诸侯之间兼并战争，变成了不只是反对诸侯间的兼并和侵略战争，同时也反对民间的行侠“私斗”。而且到了战国中后期，这种思想还有不反对大国对小国、强国对弱国的兼并战争，而只反对民间“私斗”的倾向。这一点，只要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上文讨论关于“宋钘、尹文之墨”的有关论据就可知道了。我们之所以说宋钘、尹文属墨家，乃依据《庄子·天下》篇中对宋、尹学术的述评，但正是这一依据，其中关于宋、尹主张非攻的文字是耐人寻味的。其言曰：“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以往的论者基本上都简单地把它等同于墨者的“非攻”思想，但仔细分析，二者其实是有些不同的。上文讲过，墨子的“非攻”主要反对诸侯间的兼并或侵略战争。而宋钘、尹文则不同，他们不仅反对兼并战争——“禁攻寝兵，救世之战”，还要止息个人之间的“私斗”——“见侮不辱，救民之斗”。上文引《吕氏春秋·正名》载尹文与齐王“论士”，亦以“深见侮而不斗”为“士”，可见其所倡为“非斗”而不是“非攻”。《荀子·正论》曰：“人皆以侮为辱，故斗也；知见侮之不为辱，则不斗矣。”很显然，这里说的也是个人之间逞一时之气的“私斗”，而不是指国家间的攻伐。而正因为宋钘、尹文的“非斗”思想已与墨子之“非攻”不尽相同，故墨子所游说的对象，不是诸侯国的君主，则是王公贵戚；而宋钘、尹文之“周行天下，上说下教”，“上下见厌而强见也”。即不仅要游说君主、王公贵戚，对一般人也要施以“说教”，“强聒而不舍”，也要他们“见侮不辱，设不斗争”。而且，就是在这一点上，同属墨家的宋钘、尹文二人也有所不同。宋钘既反对“私斗”，也反对诸侯间的兼并战争；尹文则更多地强调名实互核，形名互检，以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君主的统治，而几乎并不反对兼并战争。今人或以为尹文不属墨家，而应归之名法，并举《尹文子》所谓：“农桑以时，仓廪充实，兵甲劲利，封疆修理，强国也。”“君子非乐于有言，有益于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欲有为，有益于事，不得不为。故所言者，不出于兵法权术；所为者，不出于农稼军阵。”其原因正在于此。故《管子·立政九败》曰：“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把“非攻”、“兼爱”看作强国政治的障碍。而荀子、韩非子师徒之论宋钘，前者但称其“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明见侮不辱，使人不斗”，等等；后者亦仅曰“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云云。因为荀况、韩非时的儒、法都是仅仅反对“私斗”(《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显学》：“夫斩首之劳不赏，而家斗之勇尊显，索民之疾战距敌而无私斗，不可得也。”尤为显例)，而不再反对诸侯间的兼并战争。以往的学者或把宋钘、尹文视为师生关系，将其思想等而同之，称为“宋、尹学派”；或对宋、尹二人细加区别，视为“差别巨大”。之所以有如此相反的看法，这其实乃是因为对墨家思想的演变缺乏深刻了解的结果。

明白了这一层关系，我们再看有关胡非子的生活年代和籍贯问题。胡非子“非斗”，但他对所谓“猎徒之勇”、“渔人之勇”、“陶者之勇”、“立刑之勇”、“君子之勇”皆不反对，而尤为赞赏“君子之勇”，可见他实际仅非“私斗”，而不非“公斗”——为君主、为国家而战斗。这种“非斗”的思想观念，显然与宋钘的既反对“私斗”，又反对诸侯间“兵战”的观点有间，而更接近于《尹文子》的观点。宋钘、尹文皆是齐之稷下学者，《孟子·告子下》载：“宋(即宋钘——引者)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吾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据此，宋钘至少当与孟子年岁相当，且其学说是明确反对诸侯兼并战争的。钱穆以墨子生卒年在公元前480－前390年，上文我们已曾指出其可能嫌晚，而钱氏进而又定宋钘生卒年为公元前360－前290年，尹文为公元前350－285年。依此，则宋钘、尹文皆不得见墨子，只能算“墨学”史上的再传或第三、四代的墨者。从胡非子的观点来看，他接近于尹文而稍异于宋钘。故其年岁难以与墨子相接，不得直接师承墨翟而为“墨翟弟子”。至于他的籍贯，则与大多数稷下学者一样，为“齐人”的可能性大，说他“应为楚人”，只能是出于臆测。

胡非子所传承的既然是一种大致与尹文相近的墨学思想，那么拜其为师的楚人屈将子，其年辈自不会比胡非子更早，如果参照《庄子·天下》篇和《群辅录》对墨学谱系的记载来看，则他们在“三墨”中的位置，似乎比相里勤、五侯之子及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都要晚。而且，综合《庄子·天下》篇和《韩非子·显学》篇来看，当时与楚国第二代墨者耕柱子、孟胜(及其弟子徐弱等)相接的，是“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和“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而不是胡非子及拜其为师的屈将子等人。胡非子很可能只是如《吕氏春秋·首时》篇中的田鸠、《顺说》篇中的田赞，是曾在楚国游学的墨者，而屈将子则是个别散在于楚国民间的墨者，不能算是楚国墨学的代表。真正算得上楚国第三代墨学的代表的，只能是“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和“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

相里勤，姓相里，名勤。相里勤之籍贯无考，成玄英《庄子疏》以相里勤为“南方之墨师也”。这说明相里勤即使不是楚国人，也一定长时间居住在楚国，他的弟子“五侯之徒”必定都是楚国人，而他亦得和其弟子“五侯之徒”，因与“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论争，而并列为楚国第三代墨学的重要代表人物。《韩非子·显学》中的“三墨”有“相里氏之墨”和“邓陵氏之墨”，学术界一般认为“相里氏”即是相里勤。“相里氏之墨”既是与“邓陵氏之墨”相讼不决的“别墨”，这就说明庄子、韩非子对所谓“三墨”的划分，只是对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墨学的划分；也说明相里勤及其弟子“五侯之徒”和“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都是战国中后期墨家的代表人物。而在此时，楚国乃是中国墨学的一个中心。此后，中国的墨学由于楚国的覆灭和秦国的统一天下，最终走向衰歇了。

三、楚地墨学的基本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墨子学说的基本特点和理想，如《庄子·天下》篇所云，是“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度数，以绳墨自处而备万世之急”。其基本的思想主张，则如《汉书·艺文志》所云：“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但正如上文我们所指出的，墨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而在不同发展阶段，墨者的思想主张是各有侧重的。在墨子本人那里，可能是同时强调“兼爱”、“贵俭”、“上贤”、“右鬼”、“非命”、“上同”，并且是知行合一的，即《庄子·天下》篇所谓墨子“独能任”，“虽枯槁不舍也”。但在墨子后学那里，则因其所处时代不同而表现各异。如《墨子·备梯》云：“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大概他是《庄子·天下》篇“以裘褐为衣，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的那种墨者。《尸子·广泽》、《吕氏春秋·不二》都用“墨子贵兼”来说明墨学的思想特点，则说明作者所知道的墨者，都是侧重于“兼爱”思想主张的墨者。故《墨子·鲁问》谓“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陵，则语之兼爱、非攻”。宋钘、尹文、胡非子等人，历代的墨学研究者多将其列入“墨家”。但《汉志》却将宋钘、尹文、胡非子的著作分列于“小说家”、“名家”和“墨家”，这就说明三人的思想主张即使可以一同归于“墨家”，其侧重点也是存在明显不同的。

所以，墨学在楚国的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思想特点各异。在墨子本人将墨学输入楚国之际，他重点宣传的是其“非攻”思想，以求“备世之急”。但到了楚国墨学的第二代传人那里，则主要是崇尚“墨家之义”，直至舍生取“义”。至于在楚国传播的齐墨家既“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又有“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的非私斗的思想，且只有屈将子等个别信徒，并未成为楚国墨学的主流。而且，上述墨学应主要属于东方墨学在楚国的传播，而并不能算是楚国墨学自己的创造性成果。真正能构成楚国墨学创造性理论成果的，是楚地墨者“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与“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在综合了墨家原有的“谈辩”思想及楚地道家的道论、公孙龙子的名辩学说之后，所形成的“别墨”学说，这也构成了战国楚国墨学的基本特点。根据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楚国墨学这一学术特点主要体现于今本《墨子》一书中的《经》上、下和《经说》上、下，以及《大取》、《小取》共六篇之中。

《墨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今存刘向《别录》及刘歆《七略》佚篇均无有《墨子叙录》遗文，故此书之成书经过不得而知。但《墨子》书云：“墨子献书惠王，王受而读之，曰良书也。”(20)据此，墨子在世时或许即曾编辑过自己的著作，而这可能就是《墨经》。故毕沅注《经》上、下曰：“此翟自著，故号曰经。”孙星衍《墨子注后叙》以《亲士》、《修身》等六篇，“皆翟自著”，则只是一种臆测。《晋书·隐逸传》载鲁胜《墨辩注叙》云：“《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则先秦应已有《墨辩》之编，而鲁胜注书或依原书旧名；汪中《墨子序》谓“《经》上至《小取》六篇，当时谓之《墨经》”，庄周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以坚白、异同之辨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者也”，则显然是将《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视为《墨经》，且以此《墨经》六篇为楚国墨者所编著也。笔者以为，依《庄子·天下》篇言，楚国墨者“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和“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已“俱诵《墨经》”，则《墨经》自不当出于此代“楚墨”之手明矣。《文心雕龙·宗经》曰：“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这是从文章的内容界定“经”的，是一个价值判断，很有道理，但也很难说是一个人人认同的普遍真理。《庄子·天道》篇说孔子“十二经以说”；《天运》篇记孔子之言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此即儒家之“经”。而《墨子》引《诗经》、《尚书》、《春秋》却无一称“经”。因此，可以说在先秦诸子中每一学派的“经”，必定都是与“说”、“传”、“解”相对的概念。凡出自一个学派的开创者或前辈大师的作品就被尊为“经”，后世学者阐发这些“经”的作品则是“说”(“传”、“解”等)。章太炎也认为“经”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名实固有施易，世异变而人殊化，非徒方书称经云尔。”(21)儒家有“六经”，各“经”皆有“传”、“解”、“说”、“注”等；《墨子》中有《经》上、下，又有《经说》上、下；《管子》中《版法》、《明法》等篇，无“经”名，但又有《牧民解》、《形势解》、《版法解》、《明法解》等，则已具有“经”之地位；而《韩非子》一书除《解老》、《喻老》尊《老子》为“经”，而名自己作品为“解说”之作外，又于内外《储说》各篇自分“经”、“说”。

依此而论，《墨子》书中除《经》上、下两篇可称《墨经》之外，其余《经说》上、下和《大取》、《小取》(22)，实皆只是对“经”的解说，应称为“解”、“说”、“传”、“论”等等。《墨经》除《经》上、下两篇称“经”确定无疑外，其余《经说》上、下和《大取》、《小取》，绝不可能包含在“经”中。故“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与“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固无与于《墨经》的编著，而论其学术思想及其特点自应排除墨翟自著之《墨经》，而依《经说》上、下和《大取》、《小取》及《庄子·天下》篇来进行考察。若依《庄子·天下》篇来看，楚国墨学的特点，殆略可归为三端：

其一，“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为别墨”。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墨经》当为墨翟所亲手编订过的或前期墨家钜子的著作。一般认为，楚墨所诵《墨经》即今《墨子》中之《经》上、下篇(23)。但今本《墨子》中《经》既分为上、下二篇，《经说》亦有上、下二篇(24)。又有《大取》、《小取》与之相应，——《经》上、下的内容既有同有异，其行文格式差异甚大。如《经上》有释“坚白”的命题，《经下》亦有同样条目；又，《经上》曰“知，接也”，“智，明也”，“辩，争彼也”等等，而《经下》也讨论这些概念，只是《经上》、《经下》的行文格式差异巨大。《经上》提出某个概念后，紧接着便予以解说，但《经下》则基本不予解释，而用“说在某”指示其解说之处。而且，《经上》、《经说上》与《经下》、《经说下》中解说同一命题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亦似各有不同。如《经上》曰：“坚白，不相外也。”《经说上》亦解释说：“坚白异处不相盈(25)，相非，是相外也。”而《经下》曰：“坚白，说在因。”(26)《经说下》则解释说：“无坚得白，必相盈也。”这即是说，在考察“坚白石”的时候，“视之但见石之白，不见石之坚，而坚之性自含于白中”(27)。显然，《经上》、《经说上》与《经下》、《经说下》对所持“坚白石”之论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不仅是各不相同，而且似乎是正好相反的。前者强调“坚”和“白”两种属性的分离，即“异处不相盈”或“相外”，后者则强调了“坚”和“白”两种属性的不可分离，即“必相盈”。这样就使持论的双方在“坚白石”问题上形成了“离坚白”与“盈坚白”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今本《墨子》中的《经》和《经说》皆分上、下，不能简单作只是作品内容或篇幅上的一种划分，而实际也应是楚国墨学中“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与“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的结果和见证。而这，也可以说正是此时楚国墨学的显著特点之一，即他们已形成了自己不同的宗派。

其二，“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上文我们在分析楚国墨学“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的特点时，已经指出楚国墨学中《经上》和《经说上》、《经下》和《经说下》两派在坚白之论上互相对立的言论。实际上，楚国墨学中的“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与“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不止是在“坚白”论上有“离坚白”和“盈坚白”的对立，还有在“异同”论上的“合异为同”和“离同为异”的悖反。而且，根据《庄子·天下》篇的记载，持论双方还经常互相攻击、诋毁对方——“或独唱而寡和，或宾主而往来，以有无、是非之辩相毁，用无伦次之辞相应。”这就使当时的楚国形成了空前活跃的学术争鸣气氛，此可谓当时楚国墨学的另一特点。

其三，“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上文已经指出，“巨子”即“钜子”，乃墨家中之“其道理成者”，亦即后世禅宗中某一禅系之传衣钵者；墨家中的第一位嫡传“巨子”似为在楚地“传道”的墨者——孟胜。孟胜传“巨子”于宋人田襄子。此外，传世文献中仅出现过秦国人墨者“巨子”。《庄子·天下》篇云：“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则此时墨家之“巨子”已不止一个，“别墨”亦应各有“巨子”，自传衣钵，故众人皆跃跃欲试，希望自己继承其位。试想如果同早期墨家那样，“巨子”为墨翟亲授，墨翟在世，谁敢轻言继承“巨子”之位？即使果有其人，亦当仅为少数，不得言“皆愿”。此亦与后世禅宗传授衣钵相似。禅宗自达摩东来，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代代衣钵相传，只认祖师一人。六祖慧能之后，禅宗“一花开五叶”，演化出“五家七宗”，每家每宗自各有其祖师，各家各宗亦必各有其所传衣钵。楚国墨家既已分裂出各派“别墨”，互相诋毁、攻击，如《韩非子·显学》所言，皆以己为“真墨”学，那么，他们必定会推拥出自己的“巨子”，以之为“圣人”，而“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也，这也可以说是当时楚国墨学的第三个重要特点。

楚国的墨学之所以会形成《庄子·天下》篇所说的如上特点，与墨学自身的发展及楚国思想史的状况是分不开的。从墨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墨子在世的时候，墨学就已有所谓“谈辩”一派，其中已包含了后来“名辩”学派的因子。故清代以来，学者多以“名家之学，出于墨氏”(28)。稷下学派中宋钘、尹文、田巴等乃以名辩者著称之墨者，可见名、墨合流乃战国中后期学术发展的一大趋势。楚国墨学在当时“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正是战国中后期墨学发展特点的体现。

从楚国思想界的发展状况来看，楚国是老庄道家的大本营，但《老子》开篇即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其实就是名辩的内容。《庄子》书中亦多庄子与惠施之辩说。这就为名辩学在楚国的繁衍、兴盛提供了契机。墨家最早的“巨子”出现在楚国，战国中后期又不断有具名辩色彩的墨者田鸠、田赞、胡非子等游学于楚，在楚国形成不同的墨学流派，并在各派间发生学术思想的碰撞。《庄子·天下》篇曰：“南方有畸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1956年信阳长台关1号墓还出土了下葬于战国中期的楚简《墨子》佚篇(29)，亦很有“谈辩者”的作风。这既可知当时楚国墨学的兴盛，亦可知楚国人对名辩学说的热情，学名家之学者必不在少数。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楚国的墨学又怎能不染上名家的习气，而“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呢？

从整个先秦墨学的历史发展来看，楚国墨学的上述特点和成果，对整个先秦中国墨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这种贡献，一方面在于它成功实现了墨学与名、道等诸子的融合，使墨学的发展走向高潮，形成自己的不同宗派，极大地促进了楚国学术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的繁荣；另一方面则在于它使楚国一度成为墨学的中心，成为了中国墨学交流中的“东方墨学”走向西部秦晋而形成“秦墨”的重要管道。

在我们上文所引蒙文通的《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一文中，蒙氏曾以墨家“三墨”乃指“南方之墨”、“东方之墨”和“秦之墨”，以《韩非子·显学》中的“相夫氏又称伯夫氏之墨”为“秦墨”；何炳棣亦以为“墨者与统一之前的秦国有密切关系”，秦墨在秦国由弱变强、直到最后统一中国的进程中的贡献，可谓“国史上的‘大事因缘’”(30)。传世载籍亦有零星“秦墨”的事迹，如《吕氏春秋·去私》篇中的“秦墨钜子”腹、《去宥》篇中的“秦之墨者唐姑果”等。值得注意的是，据上述史料记载，很多“秦墨”似乎都并不是秦籍人士，而是“东方之墨”，如《吕氏春秋·首时》篇中的田鸠、《去宥》篇中的“谢子”以及《去私》篇中的“墨者钜子腹”(31)等等。而且这些活动于秦地的“秦墨”，似乎又都先有一番游学楚国的经历，再取道楚国而到秦国。《吕氏春秋·首时》篇曰：“墨者有田鸠欲见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见。客有言之于楚王者，往见楚王。楚王说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至，因见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艺文类聚》卷六十八引《墨子》也有此段文字，文末一句作“吾不识秦之道，乃当由楚也”。这说明当时墨者的赴秦，并不由中原或三晋之地，而是经由南方的楚国，——楚国在先秦墨学的传播史上实起着某种桥梁或中介的作用，而楚国墨学则是此时中国墨学的交会点和融合点，它先将东、西、南、北各地的墨学吸纳、融汇并进行加工，再向四周传播和输送自己新鲜的墨学。故《墨子》书中，尚可偶见楚地方言。如《墨子·非攻上》“道路辽远，粮食不继傺”，毕沅注引王逸《楚辞章句》曰：“傺，住也。楚人谓住曰傺。”又引扬雄《方言》卷七曰：“傺，逗也。南楚谓之傺。(郭璞注：‘逗，即今住字也。’)”今本《墨子》书中自《备城门》以下至《集守》共十一篇，学者历来认为是“秦墨”的作品，但就是在这些“秦墨”之作中，也不时夹杂了一些楚言楚语。《墨子·备城门》“楛、赵、、榆，可”，孙诒让注：“《方言》(卷五)曰：杠，南楚之间谓之赵。郭注云：‘赵’，当作‘桃’；声之转也。”《墨子·号令》“令骑若使者、操节闭关者皆以执毚”，孙诒让注：“此字误，前《耕柱》篇‘白若之龟’，‘龟’旧本作‘毚’。疑此亦当为‘龟’之讹。……《说文·土部》云：‘楚爵有执圭。’‘圭’、‘龟’音相近而讹。”这些似可进一步证实“秦墨”的确应该是经由楚国输入的，楚国墨学在中国先秦墨学史上确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注释】

①俞樾：《俞序》，孙诒让：《墨子间诂》(上)，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页。下文所引《墨子间诂》，皆出自此版本，不再一一出注。

②陶潜：《群辅录》，陶宗仪：《说郛》卷五十七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蒙文通：《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蒙文通文集》第1卷《古学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第211－212页。

④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9页。

⑤蒙文通：《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蒙文通文集》第1卷《古学甄微》，第212页。

⑥《汉书·古今人表》“禽屈釐”颜师古注：“即禽滑釐者是也。屈音其勿反，又音丘勿反。”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938页。

⑦此据孙诒让《墨子间沽·墨学传授考》所列。孙氏所列诸人中，有的人，如胡非子，并未受业于墨子本人，笔者于下文有考辨。

⑧何炳棣：《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光明日报》2010年6月3日第10版。按：墨者孟胜弟子死阳城君之难，事在公元前381年。

⑨参见蒙文通：《杨朱学派考》，《蒙文通文集》第1卷《古学甄微》；郭沫若：《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十批判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郭沫若：《宋钘、尹文遗著考》，《青铜时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按：蒙文通《杨朱学派考》以《管子》中《白业》、《心术》诸篇为田骈、慎到所作。

⑩参见白奚：《宋、尹学派与稷下学》，《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11)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1014页。

(12)以上皆见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第195页。

(13)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110页。

(14)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35、440页。

(15)郭沫若、侯外庐等人均有孟子袭取稷下道、气论之说。

(16)墨子“锦衣吹笙”以见楚王，与其“节用”主张不符，故历来学者以“因也”释之。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曰：“《墨子·公输》述公输盘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说楚王以救宋，孙诒让《间诂》考定所见者为楚惠王，云《吕氏春秋》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疑即此事，盖以救宋之急权为之也。甚是。”笔者以为孙、陈之说有误。因墨子为救宋见楚王乃因公输班引见，《公输》篇已有明文，墨子不需如此。

(17)原文为“子墨子游荆耕柱子于楚”，孙诒让《墨子间诂》引王念孙曰：“‘耕柱子’上不当有‘荆’字……‘荆’盖‘耕’字之误而衍。”今据以改正。

(18)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有《墨子游鲁阳考》，以墨子见鲁阳文子时为八十岁，且终于鲁阳。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207－208页。

(19)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59页。

(20)《文选·谢朓〈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李善注，见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70页。

(21)章太炎：《原经》，《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7页。

(22)按：孙诒让《墨子间诂》认为《大取》、《小取》的“取”，“与取譬之取同”。若依此，则“譬”与《韩非子·喻老》篇之“喻”同义，亦即“解说”之意。

(23)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110页。

(24)谭戒甫认为：“《经上》、《经说上》……太半当为三子(指‘三墨’)传述而又有精进者焉；若《经下》《说下》类多三子(‘三墨’)日修所得，则非墨子所见者矣。”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00－101页。

(25)原文作“坚异处不相盈”，孙诒让《墨子间诂》以为“坚”下当有“白”，今据以补。

(26)胡适云：“因疑作盈。”胡适：《先秦名学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193页。

(27)孙诒让《墨子间诂》又云：“疑‘必’当为‘不’。”殆以《经说上》“必相盈”与《经说下》有矛盾，欲弥合之。

(28)参见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第92－103页。清代以来，以名家出于墨子者多有。如陈澧(《东塾读书志·诸子》)、孙诒让(《籀高述林卷十》)、梁启超(《墨子学案》)、邓云昭(《墨经正义·别墨考》)等皆有此说。此见其同，而未见其异，名家远源于邓析之流，早于墨子。

(29)李学勤：《长台关墨子中的〈墨子〉佚篇》，《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27－333页。

(30)何炳棣：《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光明日报》2010年6月3日第10－11版。

(31)按：田鸠，即《汉志》之“田俅子”，《吕氏春秋·首时》高诱注：“田鸠，齐人，学墨子术。”谢子，高诱注为“关东人”，但原文明言其为“东方之墨者”，故应为齐人。腹，历代无言其籍贯，此处姑定为齐人。

（原载《文史哲》2013年5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