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之谜”解答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其所研究的最关乎本质的问题就是“资本”问题。马克思倾其一生的巨著《资本论》，就是以“资本”命名的，由此可见“资本”在马克思的研究中的地位。但资本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其地位、作用和命运又怎样？在马克思之前，这些问题在古典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那里虽有所论及，但并未得到深入、合理的说明。马克思哲学围绕展开的中心词就是“资本”。而资本就是市民社会的现实王国的统治者，它以资本逻辑的方式隐蔽地左右着人的身心。所以，欲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必须抓住“资本”。无论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是对现代社会的考察，马克思都会不约而同地聚焦在“资本”这个现代社会的内在灵魂和核心原则上，资本乃是解开现代社会秘密的一把“钥匙”。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通过研究和揭示资本的“秘密”，来断言资产阶级的命运和共产主义的前途的。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之谜”的解答；而对“历史之谜”解答的关键，又在于对“资本之谜”的揭示；对“资本之谜”的揭示，需要“面向资本本身”——回到资本的现实生活关系——对资本进行“现象学”的揭示和显现，从而使“隐形者显形”(德里达语)，借此“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9页)。马克思的这一做法，被德里达称为“现象学的‘花招’”和对“商品的现象学洞识”，并强调“现象学在马克思那里同样起作用”。(德里达，第178、208页)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现象学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论域和思路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即都是把作为还原剩余的世界现象当作直接起点，而后去探询构造这个世界现象的“根据”。(参见丁耘，第273页)只不过先验现象学认为世界的根据是以“意向关系”为基本存在方式的“先验自我”，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世界的根据是作为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和基点的“资本”。胡塞尔在现象学的意义上曾强调“原社会学”是“一门使社会现象直接地被给予，并且根据这些现象的本质来进行研究的社会科学”(胡塞尔，第20页)。若按这一理解，我们完全可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一门使“资本现象”直接地被给予，并且根据这些现象的本质来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社会科学——“资本现象学”。而在此意义上，悉尼·胡克也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价值、价格和利润这些“神秘东西”的产物。(参见胡克，第154页)这也就是说，马克思把历史唯物主义引进了现象学或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现象学的意蕴。

二、资本本质的“现象学显现”

无论是在胡塞尔先验现象学“方法”的意义上，还是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本质”的意义上，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揭示和批判都具有“现象学”的基本含义：通过剥离(还原)现象(假象)而逐步呈现事物的真实本质。而资本的本质就隐藏在它的变化多端的表象的后面。正是通过现象学的视角，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直接进入到资本现象的内在本质结构中，并对之做出某种规律性的、但又不脱离直接经验的把握，从而实现了资本从“现象”到“本质”的“现象学显现”。

1.资本作为“物”

在马克思之前，提出和关注资本的主要是古典经济学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亚当·斯密的资本理论。斯密对资本的理解是：资本是为了生产而积蓄起来的物质资产。在斯密那里，资本本质上体现的还只是一种“物”，好像与人的“劳动”无关，更缺乏应有的“社会关系”内涵。针对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本质的这一指认，马克思强调“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他们“只看到了资本的物质，而忽视了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12、211页)在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视野中，这个作为资本的“物”是能增殖的、能带来利润的、为资本家所拥有的、占统治地位的、超历史的东西。 “把表现在物中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当作这些物本身的物质自然属性，这是我们在打开随便一本优秀的经济学指南时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一种颠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56页)。所以，将资本物质化，确立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自然性、永恒性和绝对性，完成对资本关系的意识形态遮蔽，这是所有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资本关系和资本利益的代言人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共同的理论取向，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自然主义态度。对此马克思指出：“单纯从资本的物质方面来理解资本，把资本看成生产工具，完全抛开使生产工具变为资本的经济形式，这就使经济学家们纠缠在种种困难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89 页)。

不过，斯密在分析利润时，也还是部分地揭示出了资本的真实本质：资本是雇主用于购买劳动，从而占有劳动成果并获得利润的财富。 “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从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劳动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便把资本投在劳动人民身上，以原材料与生活资料供给他们，叫他们劳作”(斯密，第43页)。斯密的这一见解同他的劳动价值论、利润论相一致，实际上已经接触到资本与劳动力相结合而获取价值这样一个实质性问题，从而触及了资本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一种社会生产关系问题。而这正是后来马克思在古典经济学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和揭示出来的资本的秘密和实质。

2.资本作为“社会关系”

在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本质“物化”理解的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对物化现象的剥离，进一步揭示出了资本的更为真实的“社会关系”本质。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等同于“积累起来的劳动”——物化劳动的观点，认为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强调生产资料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才成为资本。为此，马克思还用形象的比喻对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进行了说明：“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继续强调：“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518、204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多次明确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1975年，第1卷，第834页)，“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同上，第3卷，第920页)。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的指认是前后一贯的。而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其实质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而且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下，积累起来的、物化的劳动才能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才能变成资本。也就是说，只有在“死劳动”——“物”支配 “活劳动”——“人”的颠倒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里，资本才真正存在。因此，“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4页)。在此意义上，资本本质上就是一种“颠倒”的社会关系。而这一社会关系实质上就是颠倒的“主客体关系”。在这里，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已经体现出了“资本”与近代“主体性哲学”的“联姻”与“合谋”：资本已经从“物”变成了大写的“人”——“主体性资本”——资本的人格化或人格化的资本。(参见张雄，第28页)在马克思看来，“主体性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生存根基，它的实质是人的主体地位的异化，它是虚假的和颠倒的主体性，根本上是对人的真实主体性的消解，是对工人和资本家各自主体性的双重消解。

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资本论》的主要课题，就在于通过对“价值形态”之现象学透视，“来打破与经济学或货币经济的历史一样有历史的、古老的‘偏见’”，揭开“货币形态的谜”；恰恰在此处，才存在着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或黑格尔之间的根本“差异”。(柄谷行人，第15页)而马克思对资本的这一社会关系本质的现象学揭示，正是马克思高于和超越之前和同时代思想家的伟大之处。

3.资本作为“权力”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作为一种颠倒的社会关系，同时又是一种支配一切的“权力”。资本之所以是资本，就在于它能“增殖自身”，而资本为了增殖自身，就必须与雇佣劳动之间处于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具体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资本通过支配和控制雇佣劳动，获取一定量的剩余价值而增殖自身。所以资本“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马克思，1975年，第1卷，第584页)，即对剩余价值的掠夺权和控制权。这是资本与生俱来的权力，是资本生存的根本目的，也是资本存在的根本理由。对马克思来说，资本行使权力的真正起始点就是生产劳动。因为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68页)因此，可以说“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马克思，1985年，第21页)，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权力，它影响和决定着其他一切社会关系。而资本的这种支配力量，在颠倒的、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中，却反过来成了一种“普照的光”，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5、 44页)在此意义上，资本成了万物的尺度：资本是万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万物不存在的尺度，一切都必须在资本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资本摇身变成了现实中万能的上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专门通过论述货币的力量来揭示资本的巨大“权力”：货币作为“万能之物”，具有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使冰炭化为胶漆的“神力”，人的力量的大小完全是由货币来决定的；但“货币就已是个性的普遍颠倒：它把个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赋予个性以与它们的特性相矛盾的特性”，因此，货币是作为“颠倒黑白的力量”而出现的。(马克思，1985年，第111、112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的权力又具体表现为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等价交换原则。这一原则以一种强大的同一性逻辑，迫使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行为都被纳入到以增殖资本为目的的交换关系当中：生产是为了交换，而交换是为了增殖资本，甚至工人也“仅仅为增殖资本而生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6 页)。对资本这种同一性力量对个人的统治作用，马尔库塞曾深刻指出：“在此过程中，目的与手段似乎易位了：异化劳动时间占用了个人需要的时间，从而也规定了需要本身。逻各斯表现为统治的逻辑。”(马尔库塞，2005年，第84页)而马克思正是运用现象学的“还原”，揭示出等价交换原则的表象背后隐藏着剥削的本质，进而展示了“权力”是如何从生产者那里抢夺过来，又以货币或资本的形式作为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异己力量对他们进行控制的，从而通过资本现象学——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道路，将这一人的本质和人的关系真正还给了人自己。

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现象学”

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意义上，以赛亚·伯林曾明确强调“像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也把历史看作为一种现象学”(伯林，第249页)；梅洛-庞蒂则认为“《资本论》是具体的精神现象学”(Merleau-Ponty，p.133)。对此，马克思本人也认可俄国学者对自己《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使用的“现象学方法” 的评价：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 (变化的规律和发展的规律)。(参见马克思，1975年，第1卷，第23、20页)只不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颠倒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秩序，反其道而行，从本质(抽象)到现象(具体)。当然，这不是指从哲学到科学，而是指从直接的本质哲学转到另一种哲学概念——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人的生存状况是通过资本主义的体验达到的，这种体验揭示了无产阶级是怎样在历史中形成的、历史又是如何展现资本的本性和逻辑的。在此，历史唯物主义实质上就是把附加在资本身上的各种真实的假象一点点剥离开来的过程：马克思首先建立了决定商品世界的抽象关系(例如商品、交换价格、金钱、工资)，并从这些抽象关系回到资本主义完全发展的内容(将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结构倾向)。所以，从现象学的视角出发，历史唯物主义既不是一门抽象的思辨哲学，也不是一门仅仅基于感性经验的实证科学，而是一门“关于人的真正的感性现象学”。(参见张廷国，第26页)而这一“感性现象学”，又是通过对“资本” 的现象学揭示和批判来实现的。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马克思的“资本现象学”。

1.反对“主体性资本”：破除“抽象”对人的统治

本来在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人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但马克思却看到了相反的情形：“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6页)，反而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但这个“抽象”到底是什么呢？按马克思紧接着的解释，“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11页)由此可见，抽象就是现实社会中的作为物质关系而存在的商品、货币和资本。这正如科西克所言：“到了19世纪，至上的实在不再以超验的上帝的身份在天国实行统治；而是下降到地上，以超验的‘经济’(即拜物教化的人类物质产品)的身份实行统治。”(科西克，第85页)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与古典经济学的丝丝缕缕的关联：正是那个抽象的 “一”(本质)——绝对精神幻化成了“资本”——“主体性资本”在现实经济中作为“普照的光”的统治地位。(参见张一兵，2004年，第143页)而马克思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现象学的主要目的，就是恢复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以取代现象学还原中先验主体——“资本”的主体性地位。

在马克思看来，“抽象”之所以能成为统治与资本的主体本性有关。资本的主体本性就是无限增殖自身，而为了增殖自身，就必须把一切都纳入到资本的强大的同一性逻辑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主体性力量”是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市场交换体系具体体现出来的。“交换价值”和“交换原则”成了压倒一切的主宰力量，在它的无坚不摧的强大同一性“暴政”下，人与物的一切关系都被颠倒了：不是人支配和使用物，而是物反过来控制和奴役人，人的一切棱角和个性都被夷平了，世界被彻底“同一化”了。这其实正是马克思“桌子跳舞”的隐喻的真实意蕴：主体性资本的同一化魔力颠倒、控制了一切。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抽象”本来只是为了标示诸种感性活动之感性结果之间的同一性，以便确立商品的一般交换价值，但现在它却成了主体，其他事物反而成了它的客体，成了被它所构造的东西，这就是 “资本原理”。(参见王德峰，第46页)在此意义上，科西克认为“抽象”成为统治就是一个颠倒的“伪主体”：“物统治人、产品统治生产者、神秘的主体统治真实的主体、客体统治主体。”(科西克，第2页)对此，国外学者沃克也形象地把资本的抽象统治比喻作“抽象的病毒”：“资本是抽象的病毒。它进入所有的社会关系，破坏这些社会关系。它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病毒形态。它将每一个定性的和特殊的关系转变成一个定量的和普遍的关系。”(转引自吉布森-格雷汉姆，第 179页)而资本作为“抽象的病毒”，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痼疾。所以马尔库塞强调“抽象是资本主义自己的杰作”(马尔库塞，2007年，第265 页)。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一部资本主义的历史，也就是一部抽象的历史”(张一兵，2004年，第2页)。

在马克思资本现象学的视野中，作为“抽象”统治人的“资本”，实质乃是一种启蒙的主体性神话所造成的强大的“主体性逻辑”的“感性显现”；资本本质上就是颠倒的“人的世界及其历史”在时空中的展开，它与主体性哲学具有内在无法割舍的“姻亲”关系：资本是主体性哲学的动力和世俗根基，而主体性哲学则是资本的灵魂和理论框架。在这里，资本的主体性本质与主体性哲学的资本本质是内在统一的。在主体性资本的控制下，人的发展采取了物的发展的形式，人类历史不再是人本身的历史，而是资本发展的历史。对此，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马克思，1985年，第47、48页)在这里，正是主体性资本导致了人的异化——“主体性的颠倒”——对人的本质的扭曲：物与物的关系赢得了对人与人的关系的主宰地位；这种颠倒的表象作为历史规律把人约定在物的必然王国中，那个抽象的“看不见的手”完全把人的逻辑淹没在主体性资本的总体发展之中了。而马克思的资本现象学所要做的，正是通过解剖和批判资本主义，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具体的“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在反对主体性资本“颠倒主体性”的意义上，意大利“现象学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伯奇强调：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实质就是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颠倒主体性”的现实和意识形态，通过对人的能动的活动改造人的生活和历史，使人过一种真正人的生活。(参见李惠斌，1992年，第66页)对此，海德格尔高度评价马克思的“资本现象学”——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异化的批判和揭示优于和高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 383页)海德格尔的这一评价，实际上揭示和论证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其资本现象学的内在相通性：资本现象学奠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历史唯物主义通过资本现象学而具体呈现和展开。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运用现象学的还原和批判，“抽象”出资本的全部现实生活关系，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从而推翻奴役人的一切现实关系，在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建立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里，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2.反对“实证主义”：破除普遍永恒资本的“幻象”

古典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普遍对资本持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态度，认为资本的生存和增殖是自然的、非历史的普遍永恒存在。但马克思却敏锐地认识到，古典经济学家们对资本本质的这一指认，使“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因而“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11、24页)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运用“历史性”和“现象学”的方法和视域，揭示出资本的“自反性”，最终破除普遍永恒资本非历史性的实证主义“幻象”，从而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这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言：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马克思，1975年，第1卷，第8页)这实际上表明马克思反对一切对“资本”的实证主义理解。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无限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的秘密，就在于资本是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占有他人劳动而使自己的价值增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68页)的。也就是说，资本之所以能够无限增殖，是因为资本作为“死劳动”占有和控制了工人的“活劳动”所致： “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马克思，1975年，第1卷，第260页)。因此，资本的形成和增殖绝不像古典经济学家们所说的是由于商品的“交换”和“流通”，而是由于商品的“生产”，也即广大工人的劳动。若没有工人的活劳动，资本就只能是死的、僵化的抽象物。对此，马克思还专门用一个形象的比喻作了深刻的说明：“劳动是酵母，它被投入资本，使资本发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56页)。但是，当资本家“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商品的死的物质合并在一起时，他就把价值，把过去的、物化的、死的劳动变为资本，变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变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马克思，1975年，第1卷，第221页)。而资本作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里控制一切的魔力，这种魔力致使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物，在兴妖作怪” (同上，第3卷，第938页)。而在资本的“作怪”下，整个社会必然处于永不停息的动荡不安之中，因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所以，生产的不断革命，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使“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254页)在此情势之下，一切稳定的价值信念必然变得不确定了，一切可靠的价值准则都被动摇了，任何想找到一个坚实的价值立足点的希望，在资本裹挟一切的骚动力量面前，都被无情地击碎了。由此导致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资本”了。这其实正是马克思的资本现象学所揭示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基点的资本逻辑的 “自反性”——“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同上，第256、257页)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按其本质而言具有一种力量：它能把人所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变成自己的反面。

但对资本的这种自反性力量，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甚至是马克思之后的一些理论家或经济学家，却没有认清它的实质，而是仅将其看做是资本的天性和普遍本质。马克思认为这种对资本的非历史的实证主义态度，必然使资本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马克思资本现象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揭开古典经济学家罩在资本“身上”的这一非历史性的“神秘面纱”：资本的自我增殖必将导致资本逻辑的自我否定和自我瓦解——进而资本主义最终将自取灭亡。通过对资本的现象学透视和分析，马克思逐渐认识到资本为了使自身无限增殖，就必须要求资本为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明确的界限，但这种界限又是和资本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资本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而正是这一矛盾，决定了“资本的本质”就是“自相排斥”，也即“资本必然自己排斥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08、409页)正因如此，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同上，第393-394页)——资本在运动中创造了未来它自己被废弃的条件。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有过明确的断言：“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马克思，1975年，第 1卷，第831-832页)。在此意义上，国外学者戈德利尔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在于他通过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的分析，“真实地再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或观念上的各种“事实”，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带有的那种“虚幻性”。(参见张一兵，1999年，第578页)

应该说，对资本的非历史性和实证主义态度的现象学呈现和批判，是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的终生事业。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现象学就是“在批判性”和“反实证主义”方面最为彻底的革命世界观。而且只有这样的“现象学”才能使我们透过资本的“实物世界”看清真正人间的现实，才能使我们透过客体化了的所谓静止不动的结构，揭示出人类自主活动的“可能性”。也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才能这么深刻地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把它理解为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并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势必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那个历史倾向”(罗森塔尔主编，第184 页)。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强调资本绝不是“超历史的永恒存在”，而是“现实的历史性存在”。马克思正是运用现象学还原法，把物的实体或使用价值放在括号内，才为我们呈现出资本“幽灵般的现实性”(马克思语)——揭示出“资本之谜”。所以说，马克思的资本现象学在本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非历史的实证主义“幻象”的彻底历史反动。对此，美国女学者罗瑟琳·鲍嫪曾指出，马克思在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时运用的正是“现象学的方法”：从对现有的范畴和现实的怀疑入手，进而把它们还原于生活世界，探索它们的根据和历史前提，它的实质是“反实证主义”。(参见李惠斌，1991年，第58页)也就是说，作为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它蕴含和体现了与现象学相一致的“反实证主义”的旨趣和方法。也只有在这一“现象学”的意义上，我们才会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批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马克思，1985年，第118页)。在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早在资本的时代就实现了“现象学的革命”。

四、结语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以与古典经济学家或哲学家完全不同的方式思考资本的本质及其可能性的，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现象学分析相结合的“资本现象学”。在资本逻辑全球扩张的今天，人不是摆脱了而是更深地陷入资本的全面宰制之中，人在今天更加需要扬弃资本，获取自由。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现象学——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术”，来瓦解资本的逻辑而最终超越资本主义。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但没有过时，反而随着资本逻辑逐渐趋向其历史极限，越发显示出其不朽的生命力。因此，事实是资本逻辑的发展，一方面为20世纪的资本神话和野蛮状态提供了最广泛、最深刻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已经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已经作为一种潜能或秘密，包含着在后来的发展中随处可见的倒退的萌芽了”。(吴晓明，第17页)所以，今天强调从“资本现象学”的视野来透视资本主义的历史“前途”和把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真实的批判和解放意蕴，更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0年

微信编辑：赵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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