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马克思主义对柯罗齐的影响，最初是相当大的，后来却等于是一种“历史研究的简单原则”，参阅贝·柯罗齐的《唯物主义史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1900年初版：《柯罗齐全集》第2卷第4节）。关于对金蒂雷的影响，见《马克思的哲学：批判研究》，比萨，1899年版。在这本书里金蒂雷对青年马克思推崇备至，不过他的解释是充满了唯心主义的。至于对索列尔，在他后来的工团主义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痕迹，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都是一目了然的，甚至在他的激烈的论战文章中也清晰可辨。然而对柏格森或实用主义者却不能这样说，因为在他们的文章中即使提到马克思主义，也只是把它看作是整个现存思想的一部分。

[3] 马克斯·阿德勒（1873—1937），奥地利社会学家，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他同奥托·鲍威尔和鲁道夫·希法亭都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从1904年形成）的主要代表人物。奥地利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着第二国际的“正统”思想，既反对列宁又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特别强调马克思著作的科学方面，结果抛弃了革命的实践这个要素。由于他们断章取义地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只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想寻求这些规律的价值以及各种政治选择的原因，不过不是从辩证法本身的内在规律中去寻求，而是在康德的先验伦理中去寻求。

[4] 这两个人都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巴拉托诺（1875—1947），他曾被改良主义的社会党领柚屠拉梯说成是“我党领导集团中的哲学家”。关于这位巴拉托诺，葛兰西写道（见1922年1月17 日的《新秩序》）：“阿德尔基·巴拉托诺右派阁下的革命词藻是盖世无双的，只有教育家阿德尔基·巴拉托诺教授的哲学词藻能与之相媲美。……巴拉托诺的深居简出的生活，他的理解能力；他的想象活动，表明他是一条只会死啃书本和报纸来吸收政治文化和哲学文化的绦虫。”

[5] 葛兰西的原稿中，这个词用的是英文。

[6] 迪亚姆布里尼·帕拉齐先生，《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哲学思想》，波洛尼亚，无出版日期〔1923年〕。

[7] 这个学派的成员有：加埃唐诺·萨耳韦米尼，乔亚切诺·沃尔培，尼古拉·罗多利科和罗慕洛·卡齐斯。在法西斯上台后，这个学派瓦解，社会党人萨耳韦米尼被流放，而沃尔培则成为御用历史学家。

[8] 马里奥·米西罗利（1886—），历史学家，记者和编者。他的形象似乎对葛兰西有一种特殊的魅力，《狱中札记》处处提到他。在某种意义上葛兰西把他看作意大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由于天生的机灵和浅薄，也由于意大利知识分子生涯的普遍状况，使他得以不必经常运用他那颇高的天分，不管他怎样声名显赫，也无非是一名甘愿受知识界和政治界风气之害的牺牲品罢了。

[9] 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和进步》一文最初发表于1903年3月14日的《前进报》上，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 20周年而作。

[10] 在这里葛兰西似乎对1923年由法西斯政权的教育大臣、唯心主义哲学家乔万尼·金蒂雷主持实施的意大利学制改革特别关切。使中学里的人道主义教育颇受影响的“金蒂雷改革”的主要特点是，企图把他所认为的意大利国家发展最终目标的“高级文化”来一个彻底的综合。

[11] 此处 occasionale（意大利文）并非作时间上的“暂时”解，而是指“非有机的”或“外表的”暂时。

[12] 贝·柯罗齐：《意大利巴罗克式时代史》，1929年第1版，《柯罗齐全集》第3卷第 23篇。葛兰西说引自《柯罗齐全集》版第11页，实际上引文出处在第12页上。

[13] 引自《Versaglia》一诗第50—52行（乔·卡杜奇；《抑扬格和抒情诗》（《Giambi ed Epodi》）。葛兰西在手稿里宣称卡杜奇吸收了海涅的思想，其实这个思想最早来自黑格尔；葛兰西在1932年5月30日致塔齐娅娜·舒赫特的信中（见《狱中书信》，第629页）写道：“黑格尔在讲授哲学史的过程中发现了法国革命同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等人的哲学之间的渊源。”

[14] 此处意大利原文为popolaresco，是popolare（民众的，民间的）的派生词，文中用以指“民粹派”与该词的原义不尽相符，“民粹派”一词的意大利文应为populista。

[15] 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比作“倒立着的”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常用的形象说法（如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以及较早的《神圣家族》第8章第4节；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第4节），实际上这是套用黑格尔本人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的说法，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6] 盖多·德·鲁吉埃罗：《文艺复兴、改革、反改革》，巴里，1930年版。

[17] 鹿特丹的埃拉斯默（1465—1536），荷兰人道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他对路德从伦理上和神学上批判天主教机构虽抱同感，却不打算整个投身于改革阵营，究竟是出于原则的考虑还是个人安危的考虑，不清楚。

[18] 指欧洲史上从拿破仑失败及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起，到1848年革命止的那个时期。

[19] 文钦卓·焦贝蒂是“复兴运动”时期一位主要的稳键派，与蒲鲁东是一类人物，而葛兰西对他颇有好感，乍看之下令人深感意外。然而作者在另一处（手稿第185页）说得很清楚，说他们两人是一丘之貉，这指的是他们各自在法国工人阶级运动中和“比较落后的”意大利自由主义—民族运动中的地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上，焦贝蒂就莫名其妙地成了一位比较激进的人物。在蒲鲁东身上，保守的因素与日俱增而有压倒雅各宾气质（借用葛兰西语）之势，而在焦贝蒂身上，趋势正好相反。焦贝蒂在逝世前一年即1851年撰写《Rinnovamento civile del，Italia》《恢复意大利文明》）一书时，正是在1848年革命的失败和随之而来血流成河的镇压以后，所以他在该书中终于采取了赞成同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成联盟、大力恢复和加强民众力量的立场，这一立场，就其所处的时代和国家而论，比起蒲鲁东那种毫无辩证法可言的、在空想社会主义与承认资产阶级秩序（制度）之间摇摆不定的立场来，不知要高明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