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张的新世界观，即他所说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提纲》中并没有系统论述，但通过他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简要性评判，我们能够读出这种新世界观的基本主张。在“我”与世界的关系中，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诉诸感性的直观、唯心主义诉诸抽象的思维不同，新唯物主义推崇的方式是“实践”，是“感性的人的活动”（马克思）或“人的感性活动”（恩格斯）。马克思将实践说成是感性的活动，无疑深受费尔巴哈影响。费尔巴哈的感性范畴，更根本的是与黑格尔哲学的抽象思维、绝对精神、自我意识相对应的，突出的是客观性、物质性、现实性。感性的活动因此就是指客观性的、物质性的、现实性的活动，就是实践活动。感性活动或实践活动可以说就是指现实的人所进行的客观的物质活动，是能够直接生成、改变乃至消灭对象而产生直接现实结果的活动。

“实践”与“实践活动”虽然常可互换，但也不能完全当成一个概念，实践可以理解为对人的所有实践活动的哲学抽象，实践活动可以理解为实践的众多具体表现。可以说，世界是物质的，也是实践的，物质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实践本身也是物质的活动。讲实践的物质性，是为了强调它的客观制约性，避免实践活动本身被抽象化，被看成是主体的思辨或精神活动，或可以随心所欲的活动。理性不是实践活动的本质性要素，而是理论活动或认识活动的本质性要素。但实践活动绝对不是跟着感觉走的任性活动，不是不进行理性思考的、不受理论指导的、不追求精神境界的活动。

唯心主义看重的是（实际上主要是少数哲学家自身的）思辨活动、批判活动、理论活动，对群众所进行的物质生产实践、革命实践活动嗤之以鼻，因此“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直观的唯物主义没有把直观活动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最多只是将其看作对对象进行理解的活动（被动的活动），而不是对对象进行改变的活动（能动的活动），因此是不能理解实践活动的意义的。归根结底，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哲学家所强调的只是认识活动、理论活动的重要性，而且注定只是强调了少数哲学家自身的认识活动、理论活动的重要性。少数哲学家的认识活动过度地拔高理性、思辨、思维甚至将他们神秘化，将他们实体化、主体化、神圣化。马克思恰恰是在哲学领域为实实在在的实践活动辩护（也因此为物质生产、劳动、革命进行辩护）的哲学家。他针对的对象是那些因强调理性、思维、精神、理论作用而自以为是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过度地夸大了它们的因素，忘记了他们的认识本身只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构成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费尔巴哈实际上也谈理论与实践，但两者对应的是“理论的直观”和“实践的直观”，在他看来，“实践的直观，是不洁的、为利己主义所玷污的直观，因为，在这样的直观中，我完全以自私的态度来对待事物；它是一种并非在自身之中得到满足的直观，因为，在这里，我并不把对象看作是跟我自己平等的。与此相反，理论的直观却是充满喜悦的、在自身之中得到满足的、福乐的直观，因为，它热爱和赞美对象。”[8](P235-236)在这种观念下，被利己主义玷污的实践直观显然就被否定了，而保留下来的也只是理论直观，本来看到实践的费尔巴哈却最终抛弃了它。因此，马克思说，费尔巴哈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

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所从事的所有的物质性活动都是马克思所认为的实践活动。自私的经商谋利活动、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的活动，虽然也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性的活动，并不是实践活动。实际上，不仅是费尔巴哈，一些哲学家（也包括追求精神生活的思想家）之所以不满意唯物主义，也是不满意于日常生活中的唯利是图、物质主义、消费至上、感官享受等“过度物质化”的活动，他们认定对唯物主义的推崇会刺激这些行为，会赋予这些行为正当性。应该强调，实践活动是有特定所指的，它强调的是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也就是说是能够推动人的发展、社会进步、历史前进的活动，特指在历史进程中发挥正向积极作用的物质性、客观性、现实性活动，不能认为马克思推崇实践，就认为他把人的一切具体的物质性的活动都给正当化了。

在这种新世界观中，“观”世界的主体不再是在客观世界之外的感性直观者，不再是将客观世界进行理性化、主体化的抽象思维者，不仅是从事直观活动或思维活动的认识主体，也同时是进行感性活动或实践活动的实践主体。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实践活动，直观、思维、认识都是在实践活动之中的，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一部分。人一定是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抽离出来纯认识的主体就会变成纯思辨的主体，而不再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不能只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一定同时是实践与被实践的关系。不能觉得是去理解对象，就纯粹当成认识关系，认识关系不可能脱离实践关系。如果只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无论是直观还是思维，是感性还是理性，主体都不可能真正把握客体，我们都不可能真正理解客观世界。

诉诸实践把握世界，并不是否定理性的作用和价值，而是反对永恒理性、绝对精神的支配，反对的是人的理性万能论，否定的是存在某种永恒的精神，把一切对象和人本身都看作是一幅哲学图景中的一部分。不要从人的实践中抽离出一个绝对正确的理性，我们所需要的理性应该是实践活动中的理性，而不是离开实践、离开日常生活过程中的理性。不是说一讲实践，就不再需要理性、理论、精神，不是说要以实践的方式理解世界，就不需要感性直观、抽象思维。新唯物主义并不否定人的理性、感性、观念、意识、精神的作用，而且把人的理性、感性、观念、意识看作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历史的生成的。

有必要强调的是，我们今天讲新唯物主义，绝不能先将新唯物主义归为唯物主义，将其与唯心主义彻底分割，再进一步强调它不是一般的唯物主义，是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新唯物主义是对旧唯物主义与能动的唯心主义的综合超越，它不是选择一方抛弃一方，而是集两者之所长去之所短。

诉诸实践来把握客观世界，新唯物主义面对的客体不是像唯心主义一样设定的“思想客体”，不是像费尔巴哈以及之前的唯物主义者所设定的感性客体，而是一种“实践客体”（马克思并没有明确用这一词语）。这个“实践客体”不是与人绝对无关的纯粹客观的事物，也不是作为人的精神、绝对理性的存在。它本身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而且一旦进入人的视野，只要我们看到、观察到、接触到的事物，就必然有一定的主体性。主体与客体不是二元对立的。同样，人从事客观性的实践活动，人的主体性会受到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不能进行脱离现实的抽象思辨。实践的主体不同于纯粹认识的主体，认识的主体可以让自己的思想无止境，可以天马行空、信马由缰（实际上也受客观历史条件决定）；而作为实践主体，我们既要尊重客观事物的客观性，也必须要看到人面对客观事物的主体性，看到我们能够通过实践活动去改造它。

以实践的方式来把握世界，会看到世界本身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费尔巴哈在马克思看来就是“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4](P528)这里争论的难题在于，马克思是否承认与人无关的自然界的存在，他是否只讲有人所到的“人化世界”？毕竟科学已经发现了曾经没有人存在的世界，而且至今还有人迹未至的、不是作为人的实践活动产物的“自在世界”。其实，“人化世界”和“自在世界”，本身都是人在世界上出现后才有的称呼，他们都是有“人”的世界。没有人的世界，也无所谓“人化”还是“自在”。“人化世界”和“自在世界”本身就是人对世界的把握理解的结果，未经人化的所谓的自在世界至少是已经进入人的思维中的世界，也是另一种人化世界，它虽不是人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所到之处，却是在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观念、理论或思想所到之处。

以实践的方式把握世界，才能看清楚世界的真实面貌。这是一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的境界。山和水是存在的，客观世界是存在的，但我们并不是在山水之外，我们本身也是山水的一部分。什么是世界？“我们”就是世界。世界不在我们之外，不纯粹是我们的对象。我们也不是世界的旁观者，我们本身就在世界中。“我们”与“世界”之分只有在认识论、知识论或思想、理论的层面上才有意义。从现实性上，不仅我们的各个领域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形成的各种关系（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构成我们的世界，我们的身体本身以及我们的思维活动、理性活动也构成我们所面对的世界。

这个世界的整体图景，不是通过抽象理性、绝对精神、自我意识的运转呈现出来的，不是通过人的感性直观出来的，而是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来完成的。感性世界即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世界，它不是先于人而存在的、没有人的活动的自在世界，不是被人的理性设定的精神世界，而是随着人的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历史性的、客观性的、现实性的世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不仅仅是一种观世界的“认识论”问题，本身也是“历史观”问题。它把在我之外的客观世界变成一个我在其中的世界，把见物不见人的世界还原成了人始终存在的世界，把静止的固定化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变化的具有社会历史性的世界，把一个片段化的、碎片化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具有总体性的世界，把一个我们去认识的世界变成了一个我们去改变的世界。这是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是新唯物主义之“新”的根本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