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当下对现代服务业有各种纷繁芜杂的定义，但从本质来看，现代服务业就是为各类自然人和法人提供创造性解决方案，满足现代社会自然人、产业和企业多元化高诉求消费的服务部门。 　　城市，不论是所谓的一二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不论是发达地区的城市还是欠发达地区的城市，服务腹地都是其基本职能之一。不同之处在于，不同能级的城市拥有不同尺度的腹地和市场，全球城市向全世界提供服务，县城是县域范围的服务基地。但是，不论从经济角度还是社会角度都不能排除三四线城市或欠发达地区城市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学术界已经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有学者根据形成阶段驱动力的不同，将集聚区划分为原生型集聚模式和嵌入型集聚模式。前者自发集聚形成，典型的如上海同济现代建筑设计街；后者由要素驱动形成，典型的如日本东京的六本木新城、伦敦的金丝雀码头、新加坡的新达城、北京的华贸中心。本文关注的是后一种类型，即政府如何引导、激励特定的现代服务业企业集聚到城市的特定区位？政府这一行动成败的关键是什么？需要哪些前置条件？需要哪些具体驱动要素？ 　　一、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兴衰 　　一般而言，现代服务业可大致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基础服务，包括通信服务和信息服务等；第二，生产和市场服务，包括金融、物流、法律、广告、会计、房地产、批发、电子商务、农业支撑服务，以及中介和咨询等专业服务；第三，个人消费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健康、餐饮、住宿、文化娱乐、旅游休憩、商品零售等；第四，公共服务，包括政府的公共管理服务、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医疗以及公益性信息服务等。 　　2007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指出“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不仅如此，对于城市发展攸关的是，服务业发展多元化程度和质量是吸引、挽留自然人和法人的重要因素。一个自然人和法人不愿入驻的城市，或者企图逃离的城市注定是一座走向衰败的城市。反之，则是一座走向繁荣的城市。 　　因此，对于不同层级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而言，问题的核心不是“是否需要、是否发展现代服务业”，而是发展“哪种类型、哪种能级的现代服务业”。从这种意义上说，现代服务业发展是否深入，已成为当前经济形势下城市兴衰的关键所在。 　　二、城市愿景与现代服务业发展 　　计成在《园冶》“兴造论”中指出，“世之兴造，专主鸠匠，独不闻三分匠、七分主人之谚乎？”意思是讲园林的艺术高度主要取决于主人，而专业人士则起辅助作用。城市决策者，特别是发展政体国家的城市决策者对于城市发展的走向、轨迹和前景有着重大的影响。一个基于城市资源禀赋，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城市愿景将为城市的永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尽管城市愿景的实现，以及城市发展和跃迁是多因之果，但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背景下，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注定是不可或缺的环节。不同城市基于资源禀赋和城市愿景的差异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方面也各有不同。 　　1．发展诉求差异 　　发展特定部门的现代服务业，对于有的城市来说是目标诉求，对于另一些城市来说则是工具诉求。同样是发展酒店业，在丽江更接近目标诉求，而在上海则更接近工具诉求。 　　2．发展门类差异 　　尽管每座城市都试图全面发展现代服务业，但基于不同的城市愿景，发展不同门类的服务业对于不同城市有着不同的战略意义。对于上海这一亚太地区正在崛起的全球城市，发展金融、物流、法律、广告、会计等生产和市场服务会强化城市的基本职能，使城市更加趋近于设定的愿景；而对于丽江，发展健餐饮、住宿、文化娱乐、旅游休憩等消费服务则是实现城市愿景的重要途径。 　　三、经济发展与载体建设 　　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方式并非一成不变，其会随着城市发展愿景和外部经济条件的演变而不断调整。在调整过程中，城市规划布局与经济发展如何相得益彰，是城市发展要考虑的首要因素。 　　1．经济发展与物质空间 　　经济发展和物质空间，或者经济发展和城市化（urbanism）一直以来就被认为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悖论。实证研究表明，至少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而言，t时间的物质空间创造或改善是经济活动发生的原因（之一），而t+1 时间的经济活动又会触发物质空间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羸弱的基础设施已经影响到了上海的城市形象和发展基础。一些对上海的投资环境作过考察的外国学者及厂商认为，在中国各开放口岸中，上海的经济地理条件、职工的技术素质、产业配套能力和“资本边际效率”等都是最好的。但是，这些优势却被某些不足抵消了。这些不足主要是指基础设施“陈旧落后”，“不能适应现代化企业活动的基本要求”。 　　在经济学中，一种商品价格的上升使另一种商品的需求增加，那么后者就被称为“替代品”（substitutes）。替代效应是指一种投入品价格的上升将导致厂商用其他投入品来代替这种投入品。在有多种生产要素的情况下，成本最小化原理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一种投入品价格的上升，相对价格的变化会导致厂商用较便宜的投入品替代这种昂贵的生产要素。当其他要素的成本（政治成本或经济成本）高企时，物质空间作为一种城市可控的要素对其他稀缺或“昂贵”要素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上海市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上海市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制造业开发区酝酿于1981年，先于上海成为沿海开放城市（1984年）。在当时，上海市还无权享受其他特区城市享受的诸种优惠政策。在政策优势缺位的背景下，为了吸引外商投资，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格外重视空间载体的建设，试图在特定空间内配置完备的跨国企业生产制造所需要的要素，打造能够满足跨国企业运作需求的适宜环境。在这一阶段，优惠政策是稀缺的、“昂贵的”，城市政府在无法获得政策这一“要素”时，便用物质空间作为替代。 　　2．城市空间要素概念的导入 　　城市空间要素是城市物质空间的基本构成单元。城市空间要素是指同时具有如下特征的城市开发：（1）该要素是城市范围内的物质实体；（2）该要素的创设需要对城市土地进行开发；（3）空间（spatial）层面的布局与物质（physical）层面的规模和质量将决定或严重影响该要素主体功能的发挥。 　　根据生产和生活用途可以将城市空间要素划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生产性城市空间要素、生活性城市空间要素和支撑性城市空间要素。生产性城市空间要素是指服务于法人，直接参与或直接服务于生产经营过程的各种城市空间要素，这里的生产包括实物的生产，也包括服务的生产，此类要素主要包括写字楼和厂房等。生活性城市空间要素是指服务于自然人，旨在满足生活需求、提升生活质量的各种城市空间要素，主要包括住宅、文化设施和休憩设施等。生活性空间要素的配置状况是影响城市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不只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同样已经意识到城市生活质量对于城市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支撑性城市空间要素是指既服务法人，也服务自然人；既服务生产经营也满足生活需求的各种城市空间要素，如城市道路、机场、酒店、会展设施等。 　　3．城市空间要素与载体 　　城市空间要素不仅是城市区位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城市政府相对容易掌控的区位优势。 　　相对于尺度上更为宏观的地域层面和行动上更具惯性的操作层面，城市政府对于在地段层面进行的物质（空间）范畴的干预具有相对确定的处置权。伴随着干预在方式和空间两个维度的扩展，城市政府的可控性呈逐渐下降趋势，城市政府的操作不能突破许多由国家或上级政府设定的尺度或“红线”：比如，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哪些城市享受怎样的优惠政策并不为城市政府所能左右，尽管它可以为之努力，但最终的决策权并不在城市；比如，虽然悉尼市政府非常急于吸引全球活动，但它却不能向国际企业提供税收方面的激励，因为税收作为联邦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并不受城市政府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