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1世纪以来，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威斯敏斯特宫是英格兰国王举行加冕仪式的重要场地。教堂内的仪式空间赋予了国王在宗教和政治上的神圣性，在威斯敏斯特宫举行的加冕礼晚宴等活动则为仪式涂上浓重的世俗色彩。在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为适应宗教教义和仪式行为向国教会转变的需要，大教堂内的圣徒神龛、人物造像等物件多被破坏，礼拜堂的功能等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国家政治生活的连续性，也明确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英格兰国家对内、对外政策及社会思潮的转变。仪式空间的变化是中世纪英格兰政治文化演进的重要窗口。

宗教仪式在中世纪英格兰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为满足举行基督教仪式的需要，教堂开始作为仪式空间被大量兴建，成为教士和俗众的日常宗教活动中心。教堂的整体空间布局，内部各种仪式用具的摆放方式，祭坛和讲道坛的位置，屏风、壁画、彩绘玻璃等装饰物上描绘的人物和宗教故事内容等，无不传递着某一宗教派别的教义特征和精神理念，发挥着向普通信众宣讲教义、教化行为的作用。在此意义上，仪式空间往往与仪式行为本身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构成理解宗教思想的重要环节。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学者们在探讨宗教仪式问题时，通常会将举行仪式的空间作为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国外有很多学者深入研究了仪式空间对展现仪式本身的意涵乃至宗教教义及其变化所发挥的作用。国内也有学者关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文化功用，并从历史角度做了梳理，突出了其世俗性变化特征。事实上，自诺曼征服以来，英格兰国王加冕礼的举行就与威斯敏斯特建筑群(主要包括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威斯敏斯特宫)紧密联系在一起。到了宗教改革时期，改革者秉持新的宗教理念，对仪式行为提出了改变的诉求，并引发了宗教仪式空间的相应变化。本文力图围绕英格兰国王加冕礼这一重要的政治、宗教仪式，以举行仪式的主要场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威斯敏斯特宫为聚焦点，着重梳理自11、12世纪建成以来至宗教改革时期，大教堂和宫殿为举行加冕仪式发生了哪些显著变化，体现出怎样的宗教和政治理念，并评估其变化幅度及历史影响，借以探讨仪式空间对烘托仪式行为本身意涵的重要作用，同时亦希望增添一种理解英格兰中世纪政治文化以及宗教改革的新视角。

一、加冕礼与威斯敏斯特建筑群的肇建

加冕礼(Coronation)是欧洲君主制国家始自中世纪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与宗教仪式，在公元8—9世纪逐渐形成规范的礼仪。撒克逊时期英格兰的首都为温切斯特，加冕礼通常是在温切斯特大教堂内举行。国王在此戴上王冠，财宝被保存在这座大教堂内，象征着权力的归属。诺曼征服前后，英格兰的政治中心移至伦敦，加冕礼地点也相应地转移至此。

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至中世纪末期，英格兰的国王加冕礼一般包括四个阶段，至少延续四天：第一阶段发生在君主进驻伦敦塔时，标志着国王对伦敦的控制；第二阶段是贵族、大臣及王室随员以盛大的队列从伦敦塔走出，穿过伦敦城的主要街道，抵达威斯敏斯特宫；第三阶段通常是在星期日，国王从威斯敏斯特宫步行前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并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内举行正式的加冕仪式；第四阶段是在威斯敏斯特宫举行盛大国宴。而其他庆祝活动则被安排在加冕之后的其余几天里，有时还会延续到下一周。

在整个国王加冕礼中，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内举行的活动可谓重中之重，包括了国王被推选(election)、涂油(anointing)和佩戴王权象征物(investment with the regalia)等核心环节。可以说，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是国王加冕礼中当之无愧的核心仪式空间，而这一空间的建造则可上溯至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

据传说，埃塞克斯国王塞伯特(Saeberht)于公元7世纪在被称为托尼岛(Thorney Island)的地方(今威斯敏斯特一带)建造起一座教堂。之后，圣邓斯坦在公元10世纪又兴建了本笃会修道院。卡努特(1016—1035年在位)的儿子哈迪卡努特(Hardicanute)死后葬在该修道院内，使威斯敏斯特具有了王家性质。而真正给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带来决定性影响的则是忏悔者爱德华。他在位期间，诺曼人已成为欧洲的主导力量。爱德华的母亲是诺曼人，而其本人曾于登上王位之前，在诺曼底流亡了25年。正是在那里，爱德华第一次见到了罗马式建筑(Romanesque)，并激发出要在自己的国家建造一座大教堂的愿望。他从11世纪40年代开始，在原有的本笃会修道院建筑基础上，仿照诺曼底的瑞米耶日教堂(Jumieges Abbey)开始兴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并于1065年末，即诺曼征服前夕基本完工。待到11世纪80年代全部完工后，大教堂总长度超过320英尺，拥有三座靠东的后殿和两座西边的尖塔，是当时英格兰最大的教堂，也是中世纪早期欧洲最大的建筑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忏悔者爱德华而不是征服者威廉最早将诺曼文化带到了英格兰。

就在大教堂基本完工后不久，忏悔者爱德华于1066年1月6日去世，并葬于此地，遂成为第一位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英格兰国王。由于爱德华没有子嗣，王位由其内兄弟哈罗德二世继承，并马上在大教堂内举行了加冕仪式。这是目前有据可查的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内举行的第一场国王加冕礼。从这时开始，大教堂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愈发紧密，具有了明确的国家性质，一跃成为“王国内的王冠”，“凭借特权而显得比其他教堂更加光芒四射”。

诺曼征服后，威廉击败哈罗德成为英格兰的新主人。他决定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加冕礼，一来希望借此抵消哈罗德二世加冕的影响，二来在忏悔者爱德华埋葬地进行加冕，旨在强调其作为爱德华继承人的正当性。

1066年12月25日圣诞节，威廉的加冕礼正式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根据中世纪英格兰加冕礼第二修订本(the Second Recension)的记载，国王要出现在支持他的众多王国权贵中。威廉的加冕礼接续了此项程序，并对其做了明显改造。首先，“第二修订本”中似乎并未指明此项行为的具体地点，而此时该仪式被移至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内；其次，人们在教堂内(教堂中央高塔下方)设立起一座高台(pulpitum)，使这一行为得以在高处进行，而那些权贵则被集中在高台下方观看。仪式上，国王从高台的角落里走出，“展现”在众人面前，并接受众人的欢呼。这一空间位置上的变化，意在强调威廉是被本土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和占领者诺曼人共同“推举”的。同时，威廉也向盎格鲁一撒克逊权贵明确传递出一幅国王高高在上的主从关系图景。

到了加冕的环节，撒克逊大主教埃尔德雷德(Ealdred)为威廉戴上王冠。据记载，当时在混乱中夹杂着从教堂外发出的反对之声，驻守的军人则发出支持的共鸣掩盖了反对的声音。因此，威廉戴上王冠后正式表示支持的欢呼声是从大教堂外发出的。这一声音发出空间上的分野，更像是威廉依靠外力压制英格兰内部反对势力的隐喻。但不论怎样，新设置的这一高台一直被延续下来，在爱德华一世之前都未发生改变。

中世纪英格兰国王加冕礼的第四阶段是在威斯敏斯特宫举行盛大同宴。而这一宫殿建筑则可追踪至1097年。威廉二世在这一年决定在忏悔者爱德华的宫殿附近修建一座新的大厅，即威斯敏斯特大厅(Westminster Hall)，以作为忏悔者爱德华宫殿的延伸部分。这个大厅于1099年基本建成并投入使用，其长度为240英尺，宽67英尺6英寸，高92英尺，是当时英格兰乃至西欧面积最大的厅堂。这一庞大建筑在加冕礼中的主要用途即在于，可以容纳数量众多的权臣显贵参加宴会。该宫殿在建成后仍不断扩建，于1167年又出现了一个面积较小的“新厅”。此后，在加冕礼举行前，两个厅都要被重新涂成白色，目的是使进入此地的人们充满喜悦和快乐的心情。另外，为了准备加冕礼，人们还要在教堂庭院一带搭建临时性厨房和其他室内办公用房，支起大锅，并在靠近大厅人口处建起马厩，以满足更多出席者的需要，这也使仪式的尾声阶段具有了民众庆典活动的氛围。

二、亨利三世和爱德华一世时期仪式空间的改变与重建

在忏悔者爱德华建造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之后的两个多世纪里，大教堂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到亨利三世在位时期(1216—1272)，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不仅被扩建，而且是在大量拆除原有建筑的基础上进行了重建。这一重建工程，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日后大教堂的风貌。

亨利三世9岁时，在格洛斯特大教堂匆忙戴上了一枚金质戒指，完成了加冕。之所以未在首都举行加冕礼，是因为当时伦敦尚被法国人所控制。但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在亨利心目中的位置极为重要。当他返回伦敦后，专门取得教皇的特许，于1220年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再一次举行了加冕和涂油礼。此后，他便开始对大教堂进行改建，起初幅度不大，只新增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圣母堂。从l245年开始，他启动了对大教堂的全面重建工作。受其妻子普罗旺斯的埃利诺的影响，亨利三世将目光转向法国，意欲模仿亚眠和兰斯大教堂进行改建。顺应当时欧洲大陆建筑向哥特式转变的潮流，重建后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也具有了高高的屋顶、精致的拱廊和窗户上的棂条窗花格等哥特式盛饰时期的标志性元素。教堂东端的后殿以及耳堂也被重修，空间得以扩大，以满足举行加冕礼时安排临时性的座位。此外，亨利在教堂中央高塔下方设置了高台，以在加冕礼中突出王权的重要性。教堂内的雕塑和装饰物品也极尽奢华，如在耳堂朝南和朝北的窗户上，满是大朵玫瑰的图案；南面耳堂带有四层的连拱饰，跨越一朵占满整个山墙的玫瑰图案。亨利力图以这种法式风格与其表兄弟——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兴建的教堂，一较高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作为英格兰中世纪最具政治性的建筑之一，继续被深深地打上了其对手法国的烙印。

亨利三世去世后，葬于大教堂内原为忏悔者爱德华坟墓的基址上，以彰显其与忏悔者爱德华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建筑史上享有同样地位。其子爱德华继位为王，史称爱德华一世。他具有极强的政治野心，一心要征服威尔士乃至苏格兰，进而将整个不列颠岛归于其统治之下。爱德华一世对加冕礼的演进做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举动，即为日后英王加冕礼增添了一块富有神秘色彩的“斯康石”(the Stone of Scone)。

关于此块石头的材质与形制，由于当时人几乎未留下多少文字记录，而后人的描述则多种多样，一时很难断定。根据现有考古挖掘和相关文献记录，学者们对其最初的形制有如下几种猜测：1．自然露出地表的一块大圆石；2．一块未成形或粗具形状的方块石；3．一块粗具正方形的石头，组成一个由很多独立方块石或厚石板松散堆积起来的王座；4．可能被包含在木质的苏格兰王座下方；5．只是爱德华一世拥有的一块方块石，并非苏格兰加冕王座的组成部分。尽管有如此众多的猜测，不过很多学者还是倾向于认为这是一块粗具形状的方块石。

之所以说其神秘，主要是由于苏格兰人、英格兰人、爱尔兰人各自流传着关于这块石头的很多传说。例如有人将其为来自爱尔兰的“命运之石”(Lia Fail)。据传说，这块石头具有预言的能力：如果一个王室血统的人坐于其上被加冕，石头会发出雷霆般的恐怖声音；如果所推举的国王是假冒的，石头就会静默无声。也就是说，只有名正言顺的国王坐在上面，石头才会发声。这一预言性礼物对于那些掌控了国家权力机构的人而言当然是极富价值的。

这块“斯康石”原属苏格兰王室，被保存于苏格兰国王加冕礼举行地司康修道院内。有记载表明，在13世纪末之前，苏格兰国王加冕时会坐于其上，如苏格兰同王亚历山大三世就曾在其1249年的加冕礼中使用过。1296年，爱德华一世北征苏格兰，攻下爱丁堡后继续向北进军阿伯丁。在从珀斯返回途中，他路过司康修道院，夺取了国王宝座(其中包括宝座的组成部分“斯康石”)，后经爱丁堡被运回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宫。爱德华一世下令制作一把铜椅，将石头置于其下。而要制作铜椅，就先得制作出一个木质模具或样式。这项工作由国王御用工匠沃尔特承担。但是，由于同王在佛兰德斯的战事中耗资巨大，制作铜椅的工作遂于1297年夏季停止，工匠只制作了一把木质椅子，完成于1297年夏至1300年3月间，并和“斯康石”一起被放置在圣爱德华神龛祭坛旁边。

在此后的数十年里，“斯康石”作为英格兰人取得伟大胜利的象征物而被保存，但它和木椅并未与英格兰国王加冕礼发生多少联系。在爱德华二世和爱德华三世的加冕札记录中，都没有提及此物。由于这件物品被长期置于英格兰国王的宫殿内，遂导致英苏两国政治关系也因此变得紧密又复杂起来。英格兰与苏格兰双方就“斯康石”问题多次交涉，并在1324年和1328年还就归还事宜举行过谈判，后成为两国问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

直到“斯康石”来到英格兰一个多世纪后的1399年，即亨利四世的加冕礼时，文献记录中才第一次明确提到仪式上使用了木椅及下方的石头。而这一座椅通常是被放在祭坛前方。到了理查三世加冕礼时，木椅被覆盖上了一块华贵的织锦，并被置于高台(即前文提到的在教堂中央支起的舞台)之上，更加突显了坐在垫有斯康石的宝座之上的国王，具有无可争议的合法性。由于在加冕礼上木椅与其他物件一道被使用的缘故，所以这把椅子被称作“圣爱德华椅”，同时亦被称为“加冕椅”，此后便成为英王加冕礼中不可或缺的物件。

不仅是大教堂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显著变化，威斯敏斯特宫作为王国行政中心的地位也在不断加强。最先是国库在12世纪迁往威斯敏斯特宫。此后，由于约翰统治时期(1199—1216)英格兰失去了在欧洲大陆的大片领地，所以国王不再四处巡游，威斯敏斯特宫作为金雀花王朝行政中心的角色进一步突显。随后，高等民事法院(Court of Common Pleas)和王座法院(Court of King’s Bench)也分别于l3世纪和14世纪来到此地。

作为王室居住地，亨利三世进一步扩建了威斯敏斯特宫，以显示其王家的显赫地位。其中，最重要的改变发生在绘厅(Painted Chamber)。

绘厅是国王主要的卧室，有26英尺宽，8O多英尺长，30英尺高。根据英王加冕礼文献的第四次修订本(即《王家实录》)的规定，英格兰国王要在这个房间完成其加冕守夜(Coronationvigil)。在亨利三世私室的卧榻上方，挂有一幅展现国王登基、手握鸽子权杖、由坎特伯雷和约克大主教为其戴上王冠的壁画，而非圣灵降临时为国王涂油的画面。与大教堂内的宗教氛围不同，这里更多地展现出国王的世俗权威。

为了参加典礼的世俗人群的需要，到爱德华二世举行加冕礼时，威斯敏斯特宫较小的厅里出现了一个喷泉，可以喷出红色和白色的酒，以及一种含有香料的饮品。此外，宫内很多房间都挂上了带有王家纹章图案的挂毯等饰品。这一时期的加冕礼也不再满足于举行仪式和晚宴，还包括其后数天的马上长矛比武等活动。例如爱德华一世的庆典活动就延续了14天，爱德华二世加冕礼时共搭建了40个炉灶，召集了一小群厨师。可见，这一时期发生在大教堂外的加冕礼庆祝活动，世俗性色彩更为强烈了。

三、宗教改革时期加冕礼仪式空间的巨变

营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工程在14世纪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至14世纪末，即理查二世在位期间(1377—1399)，重新开始了建造中殿的工作。到其被废黜之前，围墙、拱廊支墩和西端殿宇中最低矮的部分都已建成。此后，由于王室收人减少，修建大教堂的工作被再一次延宕。至1441年，国王又开始建造主祭坛后的屏风；到爱德华四世时期，再次开始营建中殿。

亨利·都铎(亨利七世)在玫瑰战争取胜后，建立起都铎王朝。他一度希望凭借其在战争中的英勇表现而被封为圣徒，遂从1503年开始在大教堂内原为圣母堂的位置建造他的礼拜堂。这座礼拜堂是英格兰最雅致的厅堂之一。墙面整体上南垂直的窗户组成，以最薄的墙墩支撑。顶部为伞形拱顶，由带有卷叶饰凸雕的拱肋分割开。屋顶的悬饰极为精美，仿佛悬浮于空中。墙上满是雕像，总共达一百多个，其中一些是圣徒或国王形象，还有一些则为小动物形象，而纹章标志则被镶嵌在拱顶之问。虽然亨利七世被封圣的愿望落空，但其建造的礼拜堂却是中世纪英格兰顶峰阶段的一座历史、宗教与神话的画廊，也体现出了从哥特式向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文化转向。此外，在1500年至1528年问，西边的两座塔也高过了教堂屋顶的水平线。至此，大教堂作为加冕礼仪式空间，达到了自亨利三世重建以来最完整的样貌。

16世纪30年代，王权与教权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并导致亨利八世最终下令解散修道院。这一举动不仅意味着教士要将财产交给国王，并结束修道院生活，而且对英国人的宗教信仰也发生了深远影响。对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而言，这种冲击最初体现在教堂内的各种器物摆放方面。出于反对传统天主教信仰中的偶像崇拜和迷信色彩，改革派权臣克伦威尔曾下令，所有神龛、造像和圣物都必须从教堂里移除出去。在此总方针下，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内的圣爱德华神龛在1536年7月遭到破坏，里边所有珍贵的物件都被拿走，金质的圣物箱则被熔毁，只剩下了神龛的底座。其棺椁也在宗教改革期间遭受了类似的命运。圣爱德华椅由于没有多少物质价值，所以基本无损地被留在空空荡荡的神龛小礼拜堂里。在毁坏旧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教堂内还增加了一些新物品，最醒目的即为英语《圣经》。根据1538年的法令，教士要在所有教堂内的显眼之处摆放《圣经》，以为礼拜仪式所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也不例外。而这种摆放物件的变化，正彰显出英格兰宗教改革借文字(抽象)代替图像(具象)以去除天主教会权威性的特征。

1540年1月16日，威斯敏斯特修道院院长和托马斯·克伦威尔，协同一位改革派建筑官员以及24位修士签署了《放弃契据》(the Deed of Surrender)，标志着大教堂正式被解散。同年12月17日，国王发布特许状，在威斯敏斯特成立了主教辖区，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作为主教座堂。但是，这一新的主教座堂在财务上捉襟见肘，不得不卖掉一些财产，包括铃、葬礼用的铜管乐器以及其他一些金属制品以维持运转。

1547年，亨利八世去世后，其子爱德华六世于2月20日继承王位。加冕椅仍被保存在圣爱德华礼拜堂内，此时则再次被搬出来在仪式上使用。1549年，一位激进的改革者担任了主持牧师，开始破坏教堂内的每个造像，而且还延伸到对修道院图书馆的破坏。1550年1月29日，国王颁发特许状，废止了威斯敏斯特的主教辖区地位。伦敦与威斯敏斯特再次合并为一个主教教区。不过，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仍保有主教座堂的地位，但要处于伦敦主教区的保护之下。

1553年5月，大教堂内所剩不多的物品被国王指派的官员拉走。教堂内的祭坛也已消失。但是，当爱德华六世于当年去世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命运再一次发生逆转。天主教的坚定信仰者玛丽一世于当年10月1日加冕，如同中世纪历任国王那样，在大教堂的交叉甬道中央立了一个高台，上面摆放有圣爱德华椅，国王坐在上面接受群臣欢呼。而到了1556年9月7日，由世俗牧师管理的大教堂即被解散，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又重新回到本笃会修士的控制下。天主教士恢复了忏悔者爱德华的神龛，使礼拜堂再次发挥展现信徒虔诚性的用途。

1558年11月17日，玛丽去世，大教堂又到了一个转折点。伊丽莎白一世女王于1559年1月15日加冕。有图像记录显示，加冕椅再次被放置在教堂交叉甬道中树立起的两层台子上。低台为正方形，拾十一级台阶而上。而高台为八角形，比低台又高出六级台阶。加冕椅居于交叉甬道的中心，比地面高出八到十英尺。有学者认为，第二层的八角形高台与教堂中央上方的八角形塔楼有关，外部光线可以直接从上方照到位于舞台中央的君主，更加凸显出伊丽莎白一世发出的夺目光芒。

尽管大教堂内的加冕礼为伊丽莎白一世稳固其王权发挥了作用，但由于新教思想重新在英格兰占据主导地位，时为本笃会修道院性质的大教堂于1559年7月10日被再次解散。1560年5月21日，伊丽莎白一世将大教堂作为威斯敏斯特的圣彼得牧师会教堂予以重建，成为王家专用教堂，只对国王而不是任何主教负责。圣爱德华神龛因其宗教和礼仪地位亦再次被清除。1561年，女王下令将大教堂内所有石质祭坛销毁，而且很多位于教堂内两侧的小礼拜堂也都失去了礼拜用途。

威斯敏斯特宫的地位在此期问发生了很大变化。早在1529年，亨利八世借铲除红衣主教沃尔塞之机，接收了主教在伦敦的居所——约克宫，后来又翻新。1533年，在安·博林完成加冕后，这里便成为新王后的住所。在亨利八世和安·博林的厚爱下，约克宫几乎成为当时西欧最大的王宫。白厅作为新出现的大宫殿，也日益贵族化，成为进行世俗表演和娱乐的舞台。再加上都铎时期新建的其他宫殿，如里奇蒙宫和格林威治宫等，这些都导致威斯敏斯特宫的地位不复从前。但是，威斯敏斯特宫依然是国库、普通法法院、遗嘱事件法庭(Prerogative Courts)、议会高等法庭以及其他四个新的财政法庭的办公地点。很多重要的国家审判案件都发生在这里，如l535年审判托马斯·莫尔和大主教费舍尔，1536年审判安·博林，1552年审判萨默塞特公爵等。同时，就加冕礼举行地来说，威斯敏斯特宫的地位也基本没有变化。亦即，都铎时期的国王在正式加冕礼当天依然是从威斯敏斯特宫前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其后的加冕礼晚宴也依然在威斯敏斯特宫举行。

空间具有收集记忆、经历、历史和故事的能力，而教堂正是一种典型的空间处所。无论从数量或规模来看，教堂建筑在中世纪英格兰都得到了空前发展。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自11世纪以来就扮演着王家教堂的角色。如果说圣保罗大教堂是伦敦的堂区教堂的话，那么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则属于国家教堂。这一定位，很大程度上是南其作为国王加冕礼举行地而决定的。教堂内的仪式空间为赋予国王在宗教和政治上的神圣性而发挥作用，不仅可以强化国王与国内各贵族、大臣的等级差别，展现宗教信仰与政治局势的变化，而且还能体现出英格兰与苏格兰、法国等国家的政治、文化关系演变；而加冕礼晚宴等活动的举行地威斯敏斯特宫，则为加冕仪式涂上愈发浓重的世俗统治色彩。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教堂内“那些帷子和木质屏风可以戏剧性地改变某个空间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威斯敏斯特建筑群作为仪式空间所发生的诸种变化，不仅代表了国家政治生活的连续性，也明确体现出中世纪英格兰在国家层面的对内、对外政策及社会思潮的转变，是展示中世纪与近代早期英格兰政治文化演进的重要窗口。

张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