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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开讲#

编辑|观星

议会批准征税权或议会征税权并非产生于13世纪末议会制度确立后，而是根源于1215年《大宪章》对国王特别财政税收的征税限制。

贯穿于整个议会形成到确立的过程并在议会确立后显现雏形。

《大宪章》对国王特别财政税收的征税限制使税收同意观念形成并发展成一种税收同意授予权，税收同意得以从贵族个别同意发展为体现全体臣民的共同同意。

根植于大会议从贵族政治议事机构向国民政治议事机构的发展。

大会议越来越多的呈现“国民性”、“公共性”、“广泛性”而进化为议会后，在限制国王征税问题上一直酝酿发展的税收同意也逐步实现从理论到实体权利的具象化。

一、征税权的发展

13世纪议会批准征税权的发展主要体现、落实在1225年重新颁布的《大宪章》、1258年《牛津条例》、1297年《宪章确认书》三个重要封建法律文件上。

它们通过促进大会议向代议制议会的演变为议会批准征税权确立了法律权威、提供了组织基础和制度基础。

1225年，贵族大会议通过了亨利三世向全体臣民征收1/15动产税的征税诉求，作为政治交换的代价，国王必须同意政府重新颁布《大宪章》和《王室森林宪章》。

1225年《大宪章》与1215年《大宪章》相比，在内容上并无太大变动，但对于大会议税收同意授予权的权威起到了重要的维护作用。

通常大会议在商讨国王的征税诉求是否符合共同利益和共同需要的问题上，每个被召集参加的纳税人代表均可根据个人的意志来决定是否授予税收同意。

1220年土地税卡鲁卡奇的征收令状上，强调此次征税已经取得了贵族大会议的税收同意的授予。

但是仍有贵族以未出席大会议、未参与税收同意授予为由拒绝纳税。

1225年《大宪章》重新颁布后，规定“当大会议批准征税后，该决定对王国全体臣民有效。

”在此加强了税收同意对全体臣民的约束力，对大会议的税收同意授予权的权威起到了维护的作用。

为了减少、杜绝大会议批准征税后纳税人代表出尔反尔的拒绝纳税的行为。

1232年1/40、1237年1/13动产税的征收令状中，也反复重申已取得大会议的税收同意授予，并强调该税收同意对包括村庄里的农奴在内的所有阶层的臣民有效。

1242年的补助性盾牌钱的征收上，更是强调此次征税取得了国王的直系封臣们和他们的次级附庸们的共同同意。

到1295年爱德华一世召开“模范议会”时，税收同意授予权为议会批准征税权所代替。

在税收同意转变为王国的共同同意的基础上，凡事通过全体同意的税收均代表着王国的利益和需要。

因此所有的纳税人代表和纳税人必须在遵循“出席者大于缺席者、多数人大于少数人”原则的前提下履行税收义务。

12世纪50年代亨利三世以教皇的名义远征西西里，向大会议提出征收动产税的诉求，被贵族们以不符合王国的共同利益而拒绝同意。

于是国王选择向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借款而欠下高达13万多马克的债务。

1257年迫于教皇的威胁和施压，国王不得不想办法偿付巨额的欠款，决定次年召开大会议向大贵族们求救。

然而亨利三世的希望完全落空，贵族们不仅拒绝征税同意，而且带领骑士武力冲入王宫，迫使国王驱逐普瓦图宠臣并同意实行改革。

1258年6月在牛津召开的大会议上，贵族们先是指责了国王屡次违反《大宪章》的各种行为，要求重申《大宪章》的相关规定。

然后组成委员会迫使国王签署并接受了贵族委员会的“请愿书”，即《牛津条例》。

《牛津条例》除了重申《大宪章》基本条款和内容以外，在大会议召开事宜、增设行政机构、调整官员制度及加强地方管理等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和要求。

《牛津条例》就大会议召开程序、参与人员及机构职能给出了详细的阐述，规定国王每年必须召开三次大会议，

分别在米迦勒节后第8天、圣烛节后第2天和6月1日。

大会议负责王国的重要事务，没有大会议的同意授予，国王不得进行对外战争，不得随意没收地产、分配土地，不得征税。

从国王大会议的原有成员和公共世俗贵族中各选举12名代表，共同负责王国事务和大会议事务，再从上述24人中选举出4名大会议决策者。

由4名大会议决策者就王国事务进行决策后，24名贵族代表再给出个人的同意授予。大会议通过的法令法规拥有最高权威，任何法律不能与大会议的法令相悖。

上述规定，首先确立了大会议的定期召开，而且通过法律文件的形式确立大会议商讨、处理王国事务的职能。

其次，强调大会议同意授予权的权力范围，重申了没有大会议的同意授予国王不得征收特别财政税收的原则。

最后，在大会议成员的选择上更体现公共性和代表性，不仅通过选举接纳公共世俗贵族为会议成员，并且使少数会议成员拥有了大会议决策权。

由此，大会议开始朝着更具广泛性、公共性的决策议政机构发展，为议会批准征税权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1295年爱德华一世，为对抗苏格兰战争、威尔士战争，扩大全体臣民的政治、经济支持，以蒙福尔的“西门议会”为范式，发布令状召开了“模范议会”。

爱德华一世之所以将自1265年“西门议会”以来近三十年来都未形成定制的“议会”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

不仅是因为他深谙贵族大会议的税收同意授予权的重要作用，也是源于国王想通过扩大税收同意、增强地方纳税人代表的公共事务参与度来打击和削弱来自大会议或议会的征税限制。

二、爱德华一世的目的

爱德华一世的这一目的和用意在1295年议会制度确立后得以实现，

他不断地以维护王国“共同利益”、“共同需要”为由，不断地征税、扩大财政收入。

1294年至1297年连续四年征收动产税的基础上，向国内外商人加收高税率的关税羊毛补助金，教俗两界陷入税收危机之中，臣民苦不堪言。

最终，贵族们不得不采取武力抗争的形式迫使长子爱德华签署《宪章确认书》来结束长期的税收危机。

1297年《宪章确认书》的附件中，第5条规定，“臣民自愿提供的贡纳或补助金很容易为国王及他的继任者利用并形成征收惯例，要求国王承诺永不将它们变为关税”。

第6条规定，“除传统捐助或封建协助金以外，在紧急或突发的情况下，出于对共同利益的考虑，没有取得议会的税收同意，国王不得随意征收羊毛税和其他税收”。

上述条款，要求国王必须在取得议会授权同意的前提下，且在不破坏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从臣民那里获取共同需要的支持。

且均强调限制关税的征收，这也是1275年和1294年羊毛出口关税、羊毛补助金实施征收以来首次将征收限制置于代表着公共权益和公共同意的议会之下。

国王欲征关税或其他税收就必须取得议会的批准税收同意。

1297年《宪章确认书》是议会制度确立以来，第一次以法律文件的形式对议会批准征税权进行规定和阐述，与既成定制的议会制度一起为议会批准征税权提供了有力的制度基础。

1300年爱德华一世签署的《宪章确认书补充》中，

也再次强调了税收共同同意的必要性，强调国王征税必须取得议会的批准征税同意。

巩固了1297年《宪章确认书》对议会批准征税权的认可和肯定。但是我们在探讨议会批准征税权的形成以及对国王征税限制的问题上，很容易陷入近现代宪政的考察视角。

三、议会与国王

往往忽略了议会与国王就征税权的斗争和博弈是贯穿于整个中世纪英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长远课题，是一个漫长且久远的过程。

并且13世纪到14世纪形成并初步确立的议会批准征税权实际上对国王征税权的限制是相当有限的。

如果王权足够强大，诸如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多数情况下国王所提出的征税理由足够合理和正当，议会是没有义务拒绝国王的诉求的。

因此确立初期的议会批准征税权，比起发挥权利的约束力，它更体现在履行授予同意的义务上。

议会是由国王组织召开由大贵族和地方代表共同参与议事和决策。

大贵族虽不时的因为封建权益受损而组织起来反对国王，但是通常情况下他们与国王是保持利益相一致的，是国王天然的顾问和有力的支持者。

而地方代表能够参与到议会工作中去，主要得益于税收共同观念的发展和全国性税收的建立。

相对于如何限制国王的权力，他们更乐于通过履行税收同意义务来换取一定的政治权利和自由。

以骑士、市民为首的地方代表虽逐步参与到王国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上，

但是他们的影响在议会下院出现之前与大主教、主教、大贵族等封建特权阶级相比只能说是微乎其微。

并无足够的力量去左右国王和大贵族们的意志。所以，13、14世纪的议会与国王之间往往维持着一种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关系。

国王利用议会的税收同意来实现合理、合法的征税，

而议会也通过同意征税作为交换来实现在王国公共事务上的政治目的。

代表能够参与到议会工作中去，主要得益于税收共同观念的发展和全国性税收的建立，相对于如何限制国王的权力，他们更乐于通过履行税收同意义务来换取一定的政治权利和自由。

以骑士、市民为首的地方代表虽逐步参与到王国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上。

他们的影响在议会下院出现之前与大主教、主教、大贵族等封建特权阶级相比只能说是微乎其微，并无足够的力量去左右国王和大贵族们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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