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与儒学结缘，肇始于春秋时期的孔子。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曾多次登临泰山，留下了“孔子登临处”“望吴圣迹”和孔子庙等遗址。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人，就是今山东的曲阜，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被后人尊为“圣人”。

春秋初期，孔子登临泰山，抒怀畅志，开阔胸襟；考察封禅，学习礼仪；了解民情，观知时政。他的活动内容十分丰富，留下了很多历史遗迹。

古代《泰山志》记载：“泰山胜迹，孔子称首。”这不仅拓展了泰山文化的内涵，也使儒家思想文化借泰山之力得到了发扬光大。

孔子开创了泰山儒学的先河。由于他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后人竞相效仿，接踵而至。“登泰山而小天下”成为历代名儒、文人雅士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沿袭为积淀深厚的文化心理，蔓延为流传久远的儒学风气，演变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景观。

孔子在泰山一带有较多活动，那时的泰山是齐鲁两国的交界之地。尽管孔子一生颠沛流离，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鲁国度过的，这为他在泰山一带的活动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孔子曾登泰山，考察封禅制度。历代帝王在改朝换代并致太平以后，也都要封禅泰山，以示受命于天，四海率从。

战国时各学派言论汇编集《管子·封禅篇》中有记载：

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

这种隆重庄严的封禅大典，有一套专门的神圣而严格的仪式，这对十分重视礼乐制度的孔子有极大的吸引力。

孔子一生以西周初期杰出的思想家周公为榜样，他以恢复周朝政治和礼乐制度为己任，准备随时辅弼国君实现这一主张。那么，封禅大典是他必须掌握的重要国礼。

公元前150年，西汉文帝时为博士的韩婴所著《韩诗外传》记载：

孔子升泰山，观易隆而王可得而数者七十余人。

孔子到泰山多次实地考察，反复对照，发现历代封禅的具体仪式差异很大，为他掌握封禅礼仪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当时的封禅与祭山活动都要由国君举行，诸侯以下举办是不合礼节的。

据由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的儒家经典著作之一《论语》记载，鲁国掌权的大夫季孙氏要祭泰山，孔子急忙去向在季氏当管家的学生冉有说：“能不能阻止季孙氏去泰山举行祭祀呢？”

冉有回答：“不能！”

孔子讥笑说：“难道泰山也不懂礼仪，接受这不合规矩的祭祀吗？”

孔子游泰山，观览名胜，开阔眼界，以增强他的道德文化素养。泰山上下有不少孔子游览遗迹，其中，有瞻鲁台、虎山等。瞻鲁台在岱顶南侧，是孔子登山眺望鲁国的地方。

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孟子的言论汇编集《孟子·尽心上》记载：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故游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难与言。

这就是说，讲知识境界要不断递进，才能有更高的道德修养。这里曾有“孔子小天下处”的刻石，以志纪念。

虎山在泰山南麓王母池东侧。汉朝学者戴德编辑的儒家经典《礼记·檀弓》记载：“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而慨叹“苛政猛于虎”。不过此处地势开阔，山峦疏旷，似非虎狼出没的地方，虎山之称或系后人附会。

后来清朝乾隆皇帝在这里立“乾隆射虎处”石碑，声称曾在这里亲射猛虎，不少人信为史实，其实是附庸风雅，借题发挥，要革除“苛政”的意思罢了。

孔子在泰山一带从事政治活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泰山东侧莱芜境内举行的峡谷之会。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孔子世家》有记载。

公元前500年，孔子任鲁国司寇，开始以自己的政治主张治理国家，并使鲁国逐渐强大起来，这使齐国十分不安。为了制伏鲁国，齐景公采纳大夫黎且等人的建议，邀请鲁定公在峡谷聚会，想趁机以武力使鲁国屈服。

鲁定公答应赴会，孔子按照“有文章者必有武备”的方针，调集军队随从。齐国随景公赴会的是著名政治家晏婴。

会见开始后，齐国请演奏地方歌舞，于是“令旄羽矛戟剑拔鼓噪而至”，意在威胁鲁定公。

情况紧急，孔子不顾常礼，一步迈上台阶，扬起衣袖厉声喝道：“我们两国国君正在庄严地会见，为什么会有这种野蛮的歌舞呢？”

景公觉得很不好意思，示意退下。过了一会儿，齐国要求演奏宫廷雅乐，于是有“优倡侏儒为戏而前”，以此侮辱定公。

孔子又迈上台阶大声说：“戏弄诸侯者要依法斩首，执法官应该立即执行！”

由于孔子态度严正，掌握礼节严密合度，军事上又有充分准备，使齐景公感到鲁定公不是可以轻易挟持的，便匆匆走了。

为了纪念儒教鼻祖，泰山上下建有孔子庙两处：一处在泰安城岱庙东南，始建于宋代；一处在岱顶天街东首、碧霞祠西侧，始建于明嘉靖年间。

庙中除供奉孔子外，还供祀有孔子四大传人颜回、曾子、孟子、子思，是为“四配”，另还有“十二贤人”

列祀。

这对儒学在泰山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清代泰安知县徐宗干题联道：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以语上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

“孔子登临处”牌坊在红门宫前，1560年由山东都察御史朱安等人建。坊上镌联：

素王独步传千古；圣主遥临庆万年。

不过，在汉代以前，登山是走泰山东路，入山须走大津口乡，明人在此建坊是以儒家文化晓谕游人，代圣人立言，扩大孔子在泰山的影响。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这是孔子晚年编定的《诗经》中对泰山的赞叹。泰山对孔子的影响是巨大的：学习礼乐，由此得窥封禅大典全貌；登泰山而小天下，以开阔的眼界胸襟审度自己德才学识修养。孔子在临终时，唱出了“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的最后歌声，他把自己的生死与泰山联系在一起，足见泰山在孔子心目中不同寻常的地位。

孔子所发出的“登泰山而小天下”的由衷感慨，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和示范作用。孔子在泰山的影响是深远的，后人把孔子与泰山紧密联系在一起，誉为“孔子圣中之泰山，泰山岳中之孔子”，这一见解是相当深刻的。

汉代后期，泰山的儒学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特别是泰山的儒学之士伏生和高堂生以及伏生女儿羲娥，对儒学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

到了宋代，泰山是儒学的复兴地。后来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儒学文集《宋元学案》一书，称泰山学派中的诸人，率先提出了以“仁义礼乐”为先学的主张，称他们对儒家经典进行了精湛阐发，开了宋代之先河。

泰山学派有人称“宋初三先生”的孙复、石介、胡瑗3位学者。

公元1035年，石介在京东路奉符，创建泰山书院，并敦请孙复主持书院教学。

书院住持和受业门人及支持赞助者组成的学术团体，被称为“泰山学派”。泰山学派作为一个学术团体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宋代儒学复兴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泰山书院历经宋、元、明、清朝代变迁，千年学府，弦歌不绝。书院既以传授知识为目的，也以陶冶情操、培养品德为归依。

泰山书院分左右两进，建筑亦呈现出一种精细厚实的风格。这里的每一块奇石、每一块匾……都值得细细品味、慢慢咀嚼。

泰山三先生之首孙复，字明复，以治《春秋》名世，著《春秋尊王发微》。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中说：

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得于经之本义为多。

南宋著名目录学家、藏书家晁公武评价泰山名人孙明复在《春秋尊王发微》时说：“不取传注，其言简而义详。”

南宋藏书家、目录学家陈振孙也称赞孙明复说：“不惑传注，不为曲说，真切简易。”

泰山学派的核心人物石介对经学也很有研究。他认为自韩愈死后数百年，异端肆行，邪说蔓延，各家注疏严重背离了先儒经典，不足为解经的凭据。

泰山学派对汉唐注疏的认识，推动了宋代疑经改经学风的形成，逐渐使汉唐注疏之学转向义理之学。

泰山学派推崇孟子。孟子在宋以前的地位并不高，《孟子》一书并未入经，只能归入“子部”，直到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才把《孟子》正式列入“经部”。唐以前，孟子在人们心目中并不能与孔子并提，人们所称的“孔孟之道”是后来的事。

在孟子地位的提升过程中，泰山学派发挥了巨大作用。孙明复在《春秋尊王发微》中，把孟子看作是“道统”链条中继孔子之后的首要环节。他说：

孔子既没，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说，夷奇险之行，夹辅我圣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为之首，故其功巨。

孙明复的弟子石介，把孟子抬得更高。石介倡导“道统”，把孟子看作是自孔子之后“道”的承继者。他认为，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之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孔子之后，“道”的发展出现断裂，至孟子，始又发扬光大。

石介在当时政界及学术界都颇具影响，以其为核心的泰山学派的尊孟言行直接影响到当时的学术取向。在泰山学派努力推动下，孟子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孟子的地位也随之越来越高。

宋神宗元丰年间，学统四起，学派纷出，洛学、关学、新学各派都尊崇孟子，《孟子》一书也由“子”入“经”。

至南宋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将《论语》《孟子》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作《四书章句集注》。自此，孟子与孔子得以相提并论，人们遂把孟子的学说与孔子的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

泰山学派极力排斥佛、道，捍卫儒学的正统地位。佛教传入中国之际，正值两汉经学呈各守门户、故步自封、因循守旧之态，因此没有力量抵抗佛教的冲击。

汉魏以后，佛道势力的膨胀，严重冲击儒学的地位，也冲击了封建纲常秩序，以儒家正统思想自居的泰山学派，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他们的排佛、斗老。

孙明复针对佛、老盛行的社会现实，极力倡导“道统”，意在复兴儒学。他在泰山讲学时的居所称“信道堂”，表示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捍卫孔子之道。面对佛、老对儒学的冲击，孙明复奋起而作《儒辱》，号召人们对佛道鸣鼓而攻之，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石介在排佛、斗老方面更为激进，写有《怪说》《中国论》《辨惑》《读原道》《尊韩》等文章，抨击佛、道，捍卫儒学。

泰山学派与理学的形成也很有关系。理学是宋学的主流，其形成是儒学复兴的标志。人们在追溯理学思想渊源时，无不肯定胡瑗、孙复、石介“泰山三先生”的开山作用。

宋代浙东提举常平黄震在著作《宋元学案·泰山学案》中说：

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始，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

强调“三先生”在理学中的开创之功，实际上是肯定了泰山学派在理学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宋代有志于复兴儒学的知识分子，鉴于晚唐五代以来佛老之学凌驾于儒学之上的社会状况，为重建文化秩序和社会秩序奔走呼号。他们一反汉唐注疏之学的死板和僵化，力倡恢复先秦儒家的干政职能，讲学授徒，对改变视教育为利禄之途的教育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孙复、石介等人创建的泰山书院，在这方面尤为突出。胡瑗、孙复、石介等崛起于泰山，他们努力探索弘扬光大儒学的途径，认为要理解经旨，必须从探求义理入手，不拘前人之学，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强调探求儒家经典的宏旨大义，即人们常说的“理”或“理达”。泰山学派躬身力行的实践和探索，实际上是开“义理之学”的先河。

明清儒学进入没落期，但是，明末学者宋焘在泰山青岩居讲学，后来泰安人将其与孙复、石介、胡瑗以及清代康熙年间的泰山学者赵国麟一同祭祀，称为“泰山五贤”，后来泰山仍有“五贤祠”遗址。

泰山是三教合一的文化代表，儒、释、道三教，都在起源阶段与泰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泰山经历了兴起、繁盛、衰落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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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孔子30多岁时离开鲁国到齐国去，登上过泰山。有一次，孔子和学生颜回一起登上泰山。孔子往东南方向一看，看到了苏州城下的阊门，还看到了阊门下有一匹白马。

孔子就问颜回：“看到阊门了吗？”

颜回说：“看到了。”

孔子又问题：“看到阊门下面有什么吗？”

颜回看不清楚，觉得是一团白绸。

孔子纠正他，说是一匹白马。两个人下山以后不久，颜回的身体发生了很大改变，头发变白了，牙齿也掉了，衰老得极其厉害。可见孔子的话对颜回刺激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