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美国密歇根大学妇女学系教授

遭遇家暴、男女不平等、女性被物化，这些在互联网上经常被讨论的女性话题，总是在一阵喧嚣之后，又重蹈覆辙。

而这股风气的来源，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精英知识分子批判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要求女人要有女人味，要做贤妻良母有很大关系。这些批判认为，中国妇女所得到的解放是国家自上而下恩赐的，不是妇女自己争取的；是以男性为标准的解放，过于强调“男女都一样”而压抑了女性的特点；并且用阶级话语遮蔽了性别问题，使得女人无法表达女性的特殊需求和女性经验。

事实真是如此吗？在“小镇读书会”活动中，国密歇根大学妇女学系教授王政做了题为《探寻被遮蔽的历史——中国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革命》的讲座，在社会主义国家政体中“寻找妇女”，重新发掘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历史意义。

【文/ 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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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讲座，我先从五四时期讲起。之所以要讲五四时期的历史，是因为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中共早期党员们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陈独秀1915年开办了《新青年》刊物，开启了新文化运动。他希望以此来改造中国的文化，推进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主题以反儒家社会性别制度以及男权专制体制为主要内容，成为五四女权的思想政治资源。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很多青年学生都阅读了新文化刊物。这些活跃的学生群体中的女学生们，积极发起和参与了女权运动。她们追求恋爱自由（反对包办婚姻）、离婚自由、男女社交公开、男女同校、职业向女性开放，以及追求独立人格等等，这些议题成为五四女权运动的主要议题。

中国的现代性离开了女权运动是无法想象的，如果没有了女权运动，中国一半的人会是什么状况呢？缠足、文盲、男女不能同校、男女授受不亲……会跟今天的中东国家差不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参与五四运动中的一部分女权运动者们，被中国共产党男女平等的政治纲领吸引了，她们都参加了中国革命。在五四女权领袖中，最著名的是邓颖超。她15岁就是天津女权运动同盟会的领袖人物，1925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要强调五四女权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呢？因为不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和新文化有关，包括毛泽东等人，都受到新文化非常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成员，都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孕育起来的。五四运动使中国共产党有了一批学生积极分子，包括女性知识分子。后来在革命运动中，又吸收了很多农村妇女、女工以及社会各界的妇女。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妇女参加革命呢？我采访过1926年参加革命的黄定慧老太太，她告诉我说，当时参加革命的妇女十有八九是因为逃婚，或者是因为受到了婆家的虐待。这些由社会性别所造成的压迫，使她们投奔了共产党。当时的共产党，就像一个受家暴妇女的避难所一样。现在中国城市很多的青年女性，也有被父母逼婚逼得要命的，要是我现在建一个这样的避难所，那么大家都会逃过去了。

黄定慧

邓颖超这样的女权主义领袖们，虽然年纪很轻，但是她们的目标非常清晰，她们参加革命，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男女平等的纲领。她们参加了革命以后，就把五四女权的议题都带进了中国共产党内。

中国革命不光继承了五四女权的这些议题，而且还有所发展，但也有些做法后来产生负面效应。比如，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看来，如果不主张推翻私有制，而是在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倡导妇女的平等权利，那么就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只有参加共产党，在共产党领导下以推翻私有制为目标的妇女运动，才叫做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

这种从欧洲马克思主义政党学来的区分是一种政治运作，日后中共党内的一些男权领导往往会用“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这顶帽子，扣在执着地坚持争取妇女权益的女干部头上，并把“女权主义”这个词污名化了。

这些五四女权主义者参加了共产党后，她们的关注对象就和五四时期不一样了。在大革命时期，北伐军从广州打到武汉，一路上经过了很多农村地区。党内的女权主义者就做了很多妇女的动员工作，尤其是女工和女农民的动员组织工作。这就跟五四时期学生关注的女权议题不同，五四时期学生聚焦在大城市里面与学生、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相关的议题，关注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男女同校等问题。

但是在和工农结合之后，她们就关注起了不是本阶级的妇女议题了，有意识地转向了与工农妇女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这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女权主义者，对五四女权的一个发展。

接下来我就介绍一些具体的人物。

陈波儿是广东汕头庵埠镇的富商家庭出身，在上海艺术大学毕业后成为了左翼的演员。在国共分裂以后，中国共产党幸存下来的那部分人，要么上了井冈山，要么转到地下了，留在城市里的都是地下工作者。这些地下工作者一般都是职业人员，都是靠自己的工作养活自己来干革命，很少有拿组织津贴的。

尽管是在国统区，但因为当时上海有租界，各个租界里面还有不少的空间，可以搞出版，可以演戏，当然国民党也会来审查，但是还是有很多空隙。一群左翼艺术家就在沈端先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电影工作小组。他们打进了上海的电影工业，进入到私人的电影公司里面去，拍了一系列的左翼电影。

30年代的左翼电影非常棒，今天我们来看的话，都会觉得影片里表现的社会场景似曾相识，因为很多议题今天我们仍然在讨论。当时这批左翼的电影工作者，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多批判。他们都普遍有新文化运动的背景，因而对于妇女的状况，妇女所受到的各种各样的压迫、剥削和摧残，都有很多的描述，尤其是在夏衍（沈端先的笔名）的笔下。

陈波儿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加入了左翼的话剧团，她演的第一个著名的街头剧是《放下你的鞭子》。随后她又参与了电影拍摄，《桃李劫》是她的成名作。1938年陈波儿秘密参加地下党，投奔到延安去了。党组织给她的任务，就是让她带领妇女儿童考察团到抗日根据地，考察根据地妇女儿童的状况。她做了大量的采访和考察，随后回到延安，搞了很多很有创意的戏剧。

《桃李劫》中的陈波儿与袁牧之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1946年派陈波儿从延安到长春，到当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东北电影制片厂是在接收“满映”的基础上改建起来的，这是日本在亚洲建的一个设备最齐全、 最豪华的电影厂。东北电影制片厂后来改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对中国社会主义电影模式的创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东北电影制片厂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第一个国营电影制片厂。

陈波儿参与编剧导演的第一部女英雄片是《中华女儿》，讲的是东北抗日联军中的女战士。她们创作的时候素材并不多，但是陈波儿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非常明确地要把中国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牺牲和贡献记载下来。

陈波儿拍了一系列以女英雄为主的影片，创立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女英雄这样一种电影范式。我1985年到美国后，发现好莱坞电影一直都是一种英雄救美的模式，总是把女性性化。好莱坞直到2000年后才有了第一部女英雄电影，而我们在社会主义时期就已经有很多女英雄影片了。

《中华女儿》放映的时候，观众们都非常感动，从当时大量的影评、观众的观后记都可以看出来。当时很多女革命者刚刚从抗日战场、解放战争战场回来，看了后都感觉非常的欣慰，因为参加革命的妇女的贡献、牺牲被电影记载了。这部电影是1948年完成的，作为献礼片献给了1949年由全国妇联承担的第一个国际妇女大会——亚洲妇女大会，这个大会是国际民主妇联委托中国妇联办的。影片在大会上得到了好评，送到国际影展上也得了奖。

《中华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