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以上海为代表的大城市已吸纳了不少女性进入工厂工作。当时上海纺纱石、缫丝厂、火柴厂的工人中，女性占比超过了百分之五十。

1921年，《民国日报》刊登了一篇《女子职业问题》的文章，引发了全社会关于女性应该从事什么职业的大讨论。在当时人们的眼中，适合女性就业的工作岗位包括纺织、缝纫等传统手工业，也包括小学教师、医生等新生的职业。因为“女子具有温和精细的天性”，所以对新时代的知识女性来说，教师、医生、新闻记者、翻译、书记员都是于女性天赋禀性相适宜的工作。为了追求工作的权利，在知识女性中，甚至有很多人信奉独身主义。

“记者”是当时新兴的一种职业，也是被认为比较适宜女性从业的一项职业。当时社会普遍认为：“女记者不特是一种最合女子的高尚风格职业，而且对女子地位之提倡解放，也有很大影响”。随着女性参政意识的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女性愿意从事公共事业，借此发展独立自信的主体人格。欧美各国的女记者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标中普遍的印象是：“喜骑马，精枪术，能文学，英姿飒爽，见者莫不称之巾帼须眉”，一些当时欧美国家著名女记者如法国的塔衣布夫人、德国的阿贝克等人，都是富有独立冒险精神的新女性，满足了中国知识女性对自立、自信、自强的新女性气质的渴望。

新闻记者需要“天然文艺性质与想像力”，而这正好符合知识女性的特征。受到新思潮影响，当时国内有影响的主要报纸都辟有妇女专栏，或者报社内部设有妇女部，每天都会保证一定的篇幅，专门刊登女记者的文章或者评论。女记者们甚至被认为水平不比男记者差，因为她们“笔致纤丽，观察细致，亲和力强”，所以在一些事件的分析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都使得女记者成为人们心中的宠儿，被誉为“家庭社会益友，少年子弟良师”。

但是受社会风气和观念的影响，女记者多从事妇女儿童以及家庭事务的采访报道，对于时政、经济、军事领域的采访或者评论，仍然是男性的专利。男性社会一边对西方女记者津津乐道，大赞扬，也鼓励中国女性从事新闻业；但又在工作中，用传统女性气质对女记者加以限制，将她们的采访范围庙宇在妇女、儿童和家庭等具体事务中。而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民国女记者们，将会怎样的实践，怎样去理解和塑造这一女性新身份呢？

受到“五四运动”思想的影响，1919年，天津各校学生代表五百多人成立了学生联合会，由天津女师学生张若茗担任主席。这年9月16日，学联会的学生代表们成立了“觉悟社”，以学习和讨论新思想为主，并出版发行《觉悟》杂志和《新民意报》。三年后，已经毕业的部分觉悟社女生宣布成立“女星社”，出版以讨论妇女问题为宗旨的刊物《女星》。

《女星》编辑部里几乎是清一色的女性。从书记邓颖超到委员长张颖芳；从庶务王卓吾到总编辑谌小岑，都是知识分子中的女性精英。她们一致认为：普通的报纸多半是男子的专有品，对于妇女的痛苦，不能深刻描写。所以《女星》杂志和之后创刊的《妇女日报》是当时全国唯一一份以女性为主要读者的报纸，也是“妇女诉苦的机关”。

这张四开的竖版小报，通过收集反映妇女问题的新闻，进行家庭问题和教育问题的讨论，有了更多的读者。创刊两个月之后，销量已过三千，并且还为工商界刊登广告，实现了收支平衡。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成绩。虽然该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由于军阀的干预被迫停刊，但在出版的五十七期中，这张由一群刚登上历史舞台的女性新闻从业者写稿、校对、编辑、发行的报刊，冲破了新闻界男性的垄断，展示了女性也一样可以在新闻界大显身手的能力，对后来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妇记者、女编辑起到了播撒火种的作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掌握了权力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掀起了复古运动，希望女性回归家庭，恢复男女有别、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格局，以化解女权运动给社会带来的冲击。但是，女记者们仍然尽一切可能去构建女性的公共话语空间，重新界定女性的职业问题和家庭问题，帮助职业女性实现职业和家庭的角色兼顾，努力让更多女性获得解放，做一个真正的“社会人”。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上海《妇女共鸣》杂志女记者李峙山对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进行了一次采访。在采访中，张伯苓说起自己很少这问家庭事务，而张夫人多年来在家里和睦公婆、教育子女、操持家务，并对记者表达了对夫人的感谢。这次访问报道经《妇女共鸣》杂志刊登后，引起了轩然大波。

报道见报后第三天，一位署名“茜”的读者在《妇女共鸣》发表文章，称《妇女共鸣》刊登的张伯苓专访，目的是让全社会的妇女都回到家庭和厨房中去，是从“走江湖卖膏药的老汉们那里学来的宣传”，是要把女性当做“家庭的奴隶、傀儡”，并把矛头指向女记者李峙山。

被推到风口浪尖的李峙山，随后在《妇女共鸣》上发表公开信，就女性的“贤良”问题，号召广大妇女进行讨论。李峙山在公开信上提出了三个问题：“什么才是贤夫贤妻？为什么要做贤夫贤妻？男女对家庭的共同责任是什么？”

这场论战持续了一年之久，围绕着“贤妻良母”的定义和“新时代的贤良主义”两个问题，知识女性分成了两大派别。

欧美的女权运动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导致大量的男性死亡，妇女被推向了公共领域。她们从事着以往男性专属的工作，也培养出了独立的尊严和自主的能力。因此她们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很多国家的女性在战后都和男人一样有了选举权。但是战后，由于人口的大量减少，男权社会迫切希望女性重新回归家庭，去生儿育女，由此产生了西方国家的“贤妻良母”之争。

中国的这种争论，就是在西方的争论基础上的延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妇性能做的事，并不止妻与母。女性应做的事，也不止妻与母。女性愿意做的事，更不止妻与母。”相比“贤妻”，“良母”更是一道妨碍女性追求独立人格的枷锁。因为良母意味着以养育和教育孩子为天职，是让女性蜷伏在男子的威权下，去献媚男子、迎合男子的阴谋。

三十年代初，世界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困境的影响下，很多男性都失业了，他们迫切希望女性重新回归家庭，让工作岗位让给男性。这种经济条件再加上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等复古举措，使得各级妇女组织都被纳入国民党的领导和管理之下，妇女运动的自主性和活跃度受了极大的干扰。女性自主和女性运动的空间逐渐萎缩，那些努力工作、穿着时尚的女记者被指为“新时代的摩登女郎”，被指为是只注重物质享受、不顾家不爱孩子的自私女性。很多城市都提出了“提倡国货，破坏摩登”的口号，虽然很多女记者发文希望打破传统性别分工，呼吁家务劳动由男女共同承担，但是这种呼声非常微弱。很多女记者女编辑无奈之下，放弃了成为职业妇女，转而回归家庭。这种三十年代盛行的“女性新贤良主义”，严重的挫伤了女性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规划，虽然她们心中还有“做社会人”的目标，但是她们不得不屈服现实，回归到男权社会为她们构建的性别认同的牢笼中去。

随着抗战的爆发，女记者们迎来了职业的春天。战争的特殊性，使得女性的职业范围得到扩展，大批女记者涌入政治、经济、外交等男记者的专属领域，出入各种公众场合，引发了男性对她们的重新定义。

之前的女记者，大多负责的新闻内容是育儿和家庭领域，但是女记者们显然不愿意被局限在这种鸡毛蒜皮的新闻之中，而是想获得更大的舞台，去展示女记者的魅力和能力。在全民抗战的热潮下，无数女性（包括大批女记者）自觉的投入到抗日救亡中去，从事各种战地宣传、鼓动，甚至在充满危险的战场也能见到女记者的身影。

《大公报》女记者彭雪珍，1937年随丈夫来到武汉，担任《大公报》的外勤记者。在1938年日本轰炸武汉时，她奔走于武昌和汉口之间，写出了《烟火中的汉阳》、《武昌被炸区域之惨象》等战地新闻报道，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当时的武汉物资艰难，记者也是一身多职，战场千变万化，捕捉新闻事件需要记者自己敏锐的感觉。彭雪珍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徒步于各个新闻现场，采访过上至将军，下至难民的各类群体，全国的读者通过她的笔，知道了坚持抗战的将士、流浪的儿童、被迫卖身的妓女和无数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

抗战期间，像彭雪珍这样奔走一线的女记者数不胜数。影响力很大的《妇女生活》杂志将她们亲切的称为“无冕女王”，这些人大多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有着浓厚的文字驾驭能力，有着一腔热血，她们丝毫不比男记者逊色。

1946年，北平记者协会曾做过统计，当时北平的记者、主笔共有204人，其中女性33人，这在今天看来是个不高的比例，但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可以说这种成果是无数女记者用她们辛勤的工作和汗水，甚至鲜血换来的。

在很多时候，女记者本身就是人们好奇和关注的对象。一些社会小报更是以猎奇的笔调，去报道和谈论这些“无冕女王”，他们给普通民众描绘了女记者的形象是一群“宛若坤伶或者明星”的尤物，将她们与当时交际场上的“交际花”相提并论。社会普遍认为，女记者如果只有才华，而不美丽的话，不但采访不到好新闻，甚至还会因为她们的外貌阻塞新闻的来源。可见到了四十年代后期，人们对女记者的偏见仍然十分严重。

面对社会的质疑和好奇，女记者们在撰文反击之余，大都能自觉的做好自己的工作，用实际行动和成果去堵住人们议论的嘴。她们把“丰富的学识、敏锐的眼光、冷静的头脑、强健的记忆力、细致的观察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当作自己努力的目标，去寻找到适合的材料，写出深刻动人的作品。

社会上对女记者的偏见千奇百怪。女记者如果写不出高质量的稿件，人们会说她是“花瓶”，会遭到人们的笑骂；如果她们写出了很好的新闻，则必定会有一些好事者去捕风捉影，猜测她们是不是利用了女性身份和特殊办法弄到的新闻。还有很多女记者初为人母，常常因为工作忽略了孩子，遭到丈夫和婆婆的责备。这些女记者们无论寒冬还是炎夏，常年奔波在外，她们依然热爱自己的工作，并以女性的坚韧，与男记者们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

女记者是上个世纪的新生事物，她们在生长的过程中，遭受过质疑，遇到过不公正的对待。虽然她们身处的时空受到限制，但是女记者们仍然突破性别局限，与男记者一样冲锋在第一线上。这群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式知识女性，在民国那个特殊的年代，秉承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和评价标准，并把职业与自我价值的实现相关联，在中国现代妇女解放的进程中，留下了而坚实的足迹。中国妇女的解放，正是包括女记者在内的女性共同努力的结果。她们用女性的视角观察世界，讲述世界上发生的故事，为当代女性进入传播行业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她们不是风月，但是她们有关风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