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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理论动态丨共同富裕的中国路径

　　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央视《新闻联播》主持人郭志坚在央视新闻客户端短视频栏目“主播说联播”中简要总结认为，这次会议明确了共同富裕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三个“多”：一是人数多，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二是内容多，物质生活要富裕，精神生活也要富裕；三是步骤多，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逐步实现。

　　新华社分析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中央召开这次会议，对促进共同富裕的方向、路径和重要任务等，做出了更为明确的阐释和部署。

　　什么是共同富裕

　　上引新华社分析认为，就共同富裕，此次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给出了四个层面的明晰论述。

　　首先，从覆盖面看，共同富裕不是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其次，从含义看，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物质生活富裕，而是兼顾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从实现途径看，共同富裕的不是牺牲效率的平均主义，更不能养懒汉，而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让每个人能够公平享有发展的机会，畅通向上流动的通道。

　　最后，从阶段性看，共同富裕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步共富。要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逐步解决好这个问题。

　　为什么现阶段要特别强调共同富裕

　　那么，为什么眼下中央要特别强调共同富裕？因为中国的收入分配现状不容乐观。经济学家任泽平与其团队在他们近期发布的《中国收入分配报告2021：现状与国际比较》一文中有精当指出：

　　第一，收入差距方面，中国基尼系数和高低收入比处于较高水平，但近年来由于精准扶贫等原因有所缩小。中国收入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峰值0.491见顶回落，近年来维持在0.46-0.47区间。2013至2020年间，高低收入比的均值为10.64，在较高水平区间运行。中等收入群体逐渐成为“夹心饼干”，收入增速落后于高低收入群体。

　　第二，财富差距方面，比收入差距更显著，近年来有所缓和，但2020年再度扩大。中国财富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599持续上升至2015年的0.711，随后有所缓和，降至2019年的0.697，但2020年疫情冲击下再度上升至0.704。2020年中国财富排名前1%居民占总财富的比例升至30.6%。

　　第三，社会流动放缓。21世纪以来，社会流动性开始放缓、财富的代际传递加强，机会不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凸显。寒门难出贵子，低收入群体翻身加入高收入群体的可能性在降低；相比于中间收入群体，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家庭的固化现象更为明显。

　　第四，结构层面，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均存在。城乡差距解释了中国收入差距的绝大部分；地区差距显著，东部与西部差距较大；行业收入差距带来的收入分配问题明显，信息技术类工资最高、农林牧渔工资最低，非私营企业比私营企业的行业收入分化更大。

　　横向对比，中国的收入差距在世界上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基尼系数高于0.4这一警戒线；财富差距在世界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但快速上升。在国际上，巴西、俄罗斯、德国、美国财富差距较大，法国、日本、意大利的财富基尼系数较低。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收入、财富差距均较小。

　　新时代的“国之大者”

　　上引新华社分析认为，十八大以来，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了“更重要”位置上。

　　2012年11月15日，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与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一道会见采访十八大的中外记者时表态：“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017年10月召开的十九大要求，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用两个15年，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阶段都对推进共同富裕提出了具体要求：在第一个1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在第二个1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2020年10月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2021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列入了“十四五”时期（2021至2025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2021年6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意见》明确，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有利于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新的征程上，必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至此，“一条时间线，凸显坚持不懈的追求”。

　　一盘关乎国运的大棋

　　8月21日，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资深评论员石齐平于台湾《中国时报》著文认为，“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目标，必须放在当代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高度上来观察和理解。

　　他指出：“新中国1949年成立后，作为国家发展最高指导方针，在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之后，有邓小平理论。”他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是三句话：“一、就经济发展而言，是‘发展是硬道理’；二、就政治发展而言，是‘稳定压倒一切’；三、就社会发展而言，是‘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在他看来，“对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的时空环境而言，没有比这三句话更恰当的理论方针了”。

　　但改革开放四十年下来，“与出色的成绩伴随而来的发展问题也不少，且越来越严重”。于是，习近平在2012年执政后，随即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方向。

　　石齐平认为，落实到具体，“最好也能针对邓小平理论的三句话提出新的思路，现在看起来，应该分别是：一、‘发展是硬道理，可持续的发展更是硬道理’；二、‘稳定压倒一切，有和谐的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三、‘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现在则是到该共同富裕的时候了’。”

　　他总结说：“中国现代化，‘对内’这盘大棋，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布局脉络一贯，棋势开阔大气，丝毫不受国际歪风干扰，‘我自明月照大江’。”

　　早些时候，曾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欧洲研究所所长的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平在接受一家海外媒体专访时也表示：“过去40年中国也从来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原则和底线，在追求发展过程中，防止两极分化的工作一直在做，不论是大规模扶贫、实行西部大开发，还是各种惠农政策包括取消农业税，还有建立广覆盖的基本社会福利制度和医疗保健制度，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等等，其实一直在坚持社会主义底线并推进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价值。现在因为中国已经摆脱了绝对贫困，实现了小康，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故重心更强调共同富裕，中共也更重视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如何到达丹麦？”关键仍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要求“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上引新华社分析认为，这强调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基础和必然路径：不但要持续做大蛋糕，而且要做“优”、做“好”蛋糕，让全体人民在社会全面进步、人民幸福安康的高质量发展中共享发展成果。

　　会议要求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所谓初次分配，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的分配；再分配，是由政府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调节手段进行的分配；三次分配，是在民间道德力量作用之下进行的收入分配。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教授认为，不宜夸大三次分配的作用，“尤其就当前中国所处的阶段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的问题”。

　　他具体指出，当前在初次分配环节，存在四个造成收入差距大的重要因素。

　　首先，当前中国的收入差距，最主要来源是地区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而由于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尚待进一步深化，城乡间和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仍存在一定障碍。因此，未来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仍是我国在初次分配中缩小收入差距最为重要的政策。

　　其次，尽管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当前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利率和资本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已经由市场决定，但仍有进一步改革的空间。第三，在资本市场方面，渠道目前还有待进一步畅通。比如债券市场（主要指公司债券），目前尚未允许个体直接参与到一级市场中去；比如股市，成长性仍需增强。第四，当前仍然存在着一些行业性垄断，给一些垄断部门的企业带来了垄断性收入。

　　进一步，要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需着力解决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个问题是，提高了挣钱能力之后，去哪里挣钱？这个问题本质上是劳动力流动的问题。

　　陆铭教授指出，初次分配环节做好之后，通过再分配环节的制度建设和相应的改革，能够纠正在初次分配环节中形成的收入差距。而一个尤为重要的再分配机制是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均等化。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流动人口已达3.7亿。这部分人群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不拥有当地户籍，就意味着他们享受的公共服务与本地城镇居民存在巨大差异。因此，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公共服务，通过增加总量扩大覆盖面，逐渐把一些常住人口，特别是其中的中低收入人群纳入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覆盖范围，就是再分配环节的重要政策举措。

　　优化三次分配的路径

　　学界和政府方面对三次分配的概念和作用已基本上达成共识，一般认为，三次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有益补充，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可以成为助力我国解决贫困问题、缩小贫富差距、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

　　就三次分配，山东工商学院党委书记白光昭在他的较新研究中提出若干治理路径。

　　首先，首先，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慈善精神。

　　其次，政府要为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一方面，应大力扶持公益慈善力量的发展。另一方面，要为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公平正义的法制环境。此外，公益慈善的民间性，还要求政府尽量不要直接办公益，可以更多地由官办转向民办公助。 

　　第三，构建人人参与公益的慈善氛围。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树立公益慈善意识，提高公益慈善的自觉性。每个社会成员献出的一点爱，会凝聚成强大的公益力量。

　　第四，推进公益慈善事业的专业性建设。我国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人员大约有一千万左右，从业人员专业化水平不高，亟待加快公益慈善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五，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推进公益慈善事业治理的现代化。

　　第六，强化公益慈善事业的公信力建设。公益慈善组织制度不规范，管理不完善，组织架构混乱，专业人才乏力，造成事故频发，经常成为社会焦点，为社会公众所诟病。公益慈善组织在强调自律的同时要注重他律，但自律是根本。

　　第七，推动“善经济”的发展。按照企业原则组建和运营，又不同于一般传统企业的社会企业是推动“善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此外，老龄事业、社会福利事业等，都可以发展成为善经济。生态文明、环境保护等项目，也可以采取“善经济”的公益运营方式加以推进。

　　最后，改革与完善三次分配的制度体系。这包括，不断完善三次分配的价值引领，不断改革与完善三次分配的制度体系（如公益企业的税收减免制度、慈善组织的捐赠制度等）。

责任编辑：王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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