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这个问题前，没有忘记自己曾是孩子的多数人，更多想起童年时期或者身边孩子一些稚气却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所谓童言无忌。诗人蓝蓝便记得女儿在三四岁时和自己的一段对话。一天，女儿问她：“妈妈，我们是黄人儿吧？”她愣了一下，反应过来后回答：“对，我们是黄种人。”女儿松了一口气，说：“幸亏我们是黄人儿，我们要是黑人儿就惨了。”“为什么？”“因为黑人儿到了天黑就没有了。黑人儿就到黑里面去了。”

孩子奇特的想象力，常常引来我们会心一笑，我们同时愿意提供他们更多的文学读物：童话、诗歌，助长他们的想象。但是，孩子会写诗吗？尽管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小孩子所作的诗歌，其中就有那首幼儿园孩子都能背诵的唐朝诗人骆宾王7岁时写的《咏鹅》，但那究竟是神童的灵光一现还是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语言敏感呢？

2013年，诗人、译者树才出于偶然，开始教孩子写诗时，并没有形成后来的笃定认知：“孩子会写诗，是一个事实，而非愿望”。相反，他告诉我：“我不是一开始就信任孩子的写作。最初接触的都是陌生的孩子，而且绝大多数没写过诗。”

树才起初被邀请为画家熊亮所开设的绘画课的学生们增设一门诗歌课。熊亮发现在自己的班上，一些五六岁到十一二岁的孩子在自发地写诗。树才看到后觉得写得挺好，在熊亮的鼓励下，便开始给孩子们讲诗。最初的诗歌课以网络视频课的形式进行。“那会我和孩子也没见面，全中国都有学生，我教过最小的孩子五六岁，大一点的十来岁，集中在6?12岁，每节课讲15分钟左右，总共录了39节课，每周给孩子上一节课，正好是一年的课程。”树才告诉我。

打开后来整理成书的《给孩子的12堂诗歌课》《写诗真好玩》，便能感受树才给孩子的诗歌课的内容和形式。每节视频课，树才往往以一个诗人的一首诗，来分享诗歌究竟是什么，可以写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写的理由。他选择诗人与诗歌的范围非常广泛，既有波德莱尔、兰波、洛尔迦这样的现代诗人，也有谷川俊太郎、阿多尼斯这样的当代诗人，他身边的诗人朋友如车前子、蓝蓝等也在其中。围绕这些诗歌谈论的主题，从“口味”到“梦”“自由”“神秘”乃至“死亡”，不一而足。

树才给孩子们分享次数最多的一首诗是巴西大诗人安德拉德的《在路的中央》（孙成敖译）：“在路的中央有一块石头/有一块石头在路的中央/有一块石头/在路的中央有一块石头/我的生活单调得令人生厌/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情/我不会忘记在路的中央/有一块石头/有一块石头在路的中央/在路的中央有一块石头”。把一个句子折断、颠倒、变化，而且不断重复，“路中央的一块石头”也可以成为诗歌的对象。“我教过很多次，孩子很快就进入了诗的情境中。我告诉孩子，一个句子可以折断、重复，‘在桌子上有一支铅笔’，‘有一支铅笔在桌子上’……写诗，说穿了，就是重复之道。要懂得重复，并在重复中不断变化。中间的转折是这首诗比较难的部分，告诉你为什么要写这首诗，理由就是‘我的生活单调得令人生厌’。一个人只有忍受着单调，才会把‘在路的中央有一块石头’这样不起眼的景象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也正因为生活单调得令人生厌，我们才有了写诗的理由。”

上完课，树才往往会让孩子把现场写下的诗作念出来分享，并做点评。正是从孩子们色彩缤纷、想象力丰富的习作中，树才越来越相信：孩子的语言感觉与诗天然相通：“我所谓的教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而是刺激和帮助他们去写出他们自己想写的东西。诗不是概念，也不是知识，恰恰是没有形成概念的那种超知识的原初感觉。婴幼儿时期孩子的语言方式，他和世界万物建立的认知关系，是通过身体感知的，这种对语言的使用过程和方式本身是诗的。”

一位12岁的女孩雨时，有轻微的自闭症，在诗歌《海龟》中写道：“我骑着海龟/一步一步慢慢爬/爬过太平洋”。透过诗歌，人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她的内心世界。8岁的小女孩小嘟在《人》中写道：“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做梦/梦里又有几个人/那几个人做梦/梦里又有很多人/那很多人做梦/梦里又有很多很多人/我们就是那很多很多人梦里面的人”，那种惊人的想象力让诗歌课的点评老师巴哑哑印象极为深刻。

“从孩子的诗里能读到他们的发现、情绪，真实的生活，甚至他们对父母的认知。”树才在一个四年级孩子的诗中，甚至读到整个家庭的秘密：“爸爸，我不希望你更富有/我只希望我在操场上摔倒，膝盖磕破的时候/你能在我的身边//妈妈，我不希望你当更大的官/我只希望我从噩梦中惊醒的时候/你能到我的床边安慰我。”

起初，树才的儿童诗歌课一期不过几十个孩子。做了两年，树才意识到自己真正的愿望是希望更多孩子加入写诗的“语言游戏”。他把视频课改成受众更广的音频课，后来更走向校园，面向更多的孩子与老师，讲授了上百场诗歌课。

孩子会写诗吗？背后指向人们的诗歌观念，指向人与语言之间的关系。随着与孩子越来越多的接触，树才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四十年来写诗译诗讲诗的过程，“我发现以前自己教的东西不够诚实，我把诗歌玄化了，真的不能玄之又玄地去讲诗，而是要返回生活的现场，返回词语使用的最基本的功能。”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两千多年前，孔子便确立起“诗教”的传统：“不学诗，无以言”。古典诗词教学中，有一条不绝如缕的吟诵传统，孩子们更多通过诗词的声律之美，进入古诗词的世界。

由于古诗词强大的吟诵传统，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中谈到幼儿的诗歌教育时，还特别指出：“儿童是最能创造而又最是保守的；他们所喜欢的诗歌，恐怕还是五七言以前的声调，所以普通的诗难得受他们的鉴赏；将来的新诗人能够超越时代，重新寻到自然的音节，那时真正的新的儿歌才能出现了。”

其实，在新诗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始终面临着如何教授与经典化的困境。自己讲述的是新诗而非古诗，树才起初便对此有明确的认知：“现代诗是自由地生成的，就是要挣脱古诗词外在的、强加的各种语言束缚：押韵、对仗等等。一个生命只要想表达，在每一首诗中都可以生成它独有的语言形式，不用受到外在规则的限制。这与孩子的语言特点正好应合。我是一个泛诗主义者，相信每个孩子乃至每个人都是诗人，很多成年人不会写诗，是因为上学以来习得的概念知识，将一个个词的意义固定了下来，忘记了语言表达感觉时是可以自由组合的，是可以通过隐喻去表达语言之上的东西，然后把写诗理解成了一个职业。孔子倡导的诗教，有一个伦理诉求；而我教孩子写诗，是想让他们对语言的使用发生兴趣，让他们通过语言去表达对万事万物的感觉与发现，没有附加任何别的愿望。”

因为相信孩子会写诗，而且并不希望孩子以后非要成为诗人，树才更多是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和孩子一起加入诗歌写作的语言游戏。有一次，在北京一所国际学校，树才给孩子们讲，“如果你写不出来，就要动用眼睛、耳朵和想象，因为所有的诗无非是眼睛之诗，耳朵之诗，心灵之诗，眼睛、耳朵，每一个人都有，看见的就是诗，听见的也是诗。”孩子们问：“怎么才能看见诗？”树才便和他们做一个游戏，问他们现在看见谁。孩子们异口同声回答：“树才老师”。树才便说：“其实，你们没有看见树才老师，我的后脑勺有一个疤，我的后背上趴着一只猴子，你们看见了吗？你们只看到笼统的同一个人，那不是诗，要把目光聚焦，要看见细节，那才是诗。”孩子们很快就懂了，有说“我看见树才老师戴着眼镜”，有说“我看见树才老师的嘴在不停地动，像一台写诗机”，也有说“我看见了黑”……

还有一次，树才让孩子们写一首《树》，一个很认真的孩子写不出来，很着急。树才便让他下楼去玩，把院子里的三棵树仔细地摸一遍，用耳朵听树上的鸟叫声，用眼睛观察树叶的颜色。那个孩子回来后，就写出一句“树叶像想飞却又飞不走的鸟儿”，树才夸赞了他，告诉他把眼睛看到耳朵听到双手触摸的感觉直接记下，那就是诗。

通过这些诗歌课，树才逐渐摸索出一些教孩子写诗的方法。“儿歌为什么吸引孩子？对孩子来说，意义并不重要，声音更能带给他们愉悦。‘重复’是诗歌语言的一个特征。有次我碰到一个孩子，告诉她孩子你会写诗，她说老师我不会。我说你说过妈妈我爱你吧？她说我说过，我说你还说过爱其他人吧，你把所有说过爱的对象，排列起来就是一首诗。写诗的法门，古诗早已言明：起承转合；写诗的原理，就是虚实结合：看到听到是实，想到梦到就是虚。”

提问同样是启发孩子写诗的好方法。在父母的提问下，孩子发挥自由的想象，连绵说出的句子，连缀起来便是一首生动的诗。树才喜欢给孩子讲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在长诗《意义丛林中的向导》中的一系列发问：“什么是岸？/波涛休息的枕头//什么是诗歌？/远航的船只，没有码头。//什么是雨？/从乌云的列车上下来的/最后一位旅客。//什么是笼子？/满满的空。”课后，10岁的女孩大嘟在《探索答案》中给出了自己的诗歌问答：“什么是水/无形的镜子//什么是森林/春天的影子//什么是阳光/温暖的灯泡//什么是蜗牛/爬行的螺旋//什么是星星/闪烁的眼睛”。

在树才带动下，很多诗人关注起儿童写诗。诗人蓝蓝多次应邀到学校为孩子们讲解现代童诗，有一次，她接受公益组织“是光诗歌”的邀请，到云南一所学校讲课，课后一个小女孩写下：“当我难过的时候，/我就去吃一颗糖/这样我就觉得生活也是甜的。”后来她从老师那里了解到，小女孩家里特别穷，志愿者送给她的被子舍不得自己盖，偷偷带给家里人用。蓝蓝非常触动，她向来反感一些儿童文学作家笔下那种虚假的美和虚假的阳光。“儿童的珍贵在于真实，不像大人。诗歌我觉得首先是真实，真永远在善和美前边。这个小孩就特别真实，一颗糖都能给她带来快乐。”

正因如此，蓝蓝在筛选全球诗人一百首作品编写而成的《给孩子的100堂诗歌课》中，特意选入了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谈论死亡的诗歌《再见》：“我的肝脏再见了/与我的肾脏和胰脏也要告别/我现在就要死去/没人在我身边/只好跟你们告别//你们为我劳累了一生/以后你们就自由了/你们去哪儿都可以/与你们分别我也变得轻松/留下的只有素面的灵魂……”在这首诗中，谷川俊太郎通过和自己身体各个器官的告别谈论死亡，以一种非常好玩的写法，让孩子们了解死亡，解除对死亡的恐惧。

树才在他的诗歌课中，同样谈到死亡。一次课上，他甚至选了素以难懂著称的德语诗人策兰一首关于死亡的诗。结果发现，孩子们的习作很踊跃，其实他们从三四岁开始就对死亡有意识。

没有什么不可以入诗，也没有什么不能以诗歌的方式谈论。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在《童年的秘密》中写到，即使是对孩子充满爱的家长们，也常常因为不了解儿童，简单粗暴地干扰他们的精神活动。孩子们在现实世界中，常常被剥夺语言的自主权。

但是，在诗歌中，孩子可以重获自由运用语言的权力。给上海一所幼儿园大班的孩子讲诗时，树才特意从他们都会背的《咏鹅》讲起，并读了一首他自己在高铁上看到田野中跑的狗而写的《咏狗》。孩子们下来的创作非常热烈，有的写《咏我》，有一个孩子还举手说能不能写《咏屁》。

“一个人使用语言的方式，代表着他的个性。我一个教育上的用意，希望孩子在诗中以语言的自由，促成生命的自由。”树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