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二字，对中国人来说尤为特殊。几千年来积淀的语料，如“士可杀不可辱”“君子死，冠不免”中国人对面子的重视性可见一斑。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性，使得中西方学者对中国面子文化的理解有同有异。中国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与美国作家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素质》二书中有关面子的文本对此进行具体分析。就面子产生的原因与根源而言，中西方作者便持有不同的观点。

1、DRAMA人格VS民族心理

明恩溥在书中称“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有一种强烈的戏剧本能”他将中国面子文化产生的原因归结于中国人的戏剧性心理，即生活如同演戏，中国人善于将自己置身于戏剧场景之中，作为演员的中国人必须“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方式讲出一段漂亮的话”并且要“在生活的各种复杂关系中像这样恰当地去做”如果不这样做，或者忘记这样做，就叫“下不了台”“丢面子”在明恩溥眼中，中国人是夸张的drama queen中国人因为面子文化而做的种种事情，均是因为与身俱来的民族性的戏剧血液与强烈的代入感。

明恩溥代表了大多数西方人的观点，即他们认为中国的面子文化，即使不荒唐，也是多余的，是一种“戏剧表演”是我们主动地将自己代入，扩大自己的情感，放大自己的反应。但实际上，中国的面子文化根源已久，是有着长久以来不可抗拒因素所塑造的民族心理，而非西方作家片面理解的“戏剧本能”。首先，源于中国半封闭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中国人极强的自我意识；其次，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是面子产生的直接原因，长期被儒家礼制浸润的中国社会使得中国面子文化尤为突出；加之中国人的人情社会和耻感文化，使得面子文化成为传统。

首先,从最初的文明发源开始,中国就是一个农耕社会。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即是自足的自然经济,典型的熟人社会，因而具有狭隘的地方性。每个个体从出生到死亡几乎都固定呆在同一个地方和同一个集体内。他们的一生基本都维系在固定的家族内,有固定的朋友圈,连邻居也几乎是不变的。当这些人际关系发生改变的可能性不大时,维持和谐的家族、朋友、邻里关系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因此个体的言行符合集体的行为标准,维持集体的和谐非常重要。所谓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就是要维持他人的“面子”,给了他人面子,才能避免矛盾,保护整个群体的和谐。

其次,儒家教导所有的人都要遵守“礼”,才能维护社会和平,守“礼”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维护并尊重他人的面子。“礼”无疑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是长幼有序，各司其礼,儒家所推崇的君明臣贤、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的理想社会,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人际和谐，连同国家的治理,都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也就是取决于大家是否相互给面子。

随着时代的变化,“礼”的社会功能已经转到保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融洽与和谐、消除抵触、促成合作上来,但同古代的礼一样,在群体意识的支配下,人们在决定自己的言行时,除了考虑个人意愿外,还在很大程度上顾及自己的言行是否与外部期待相一致,是否与周围环境相适应,是否符合社会群体的愿望。只有最大限度服从社会、集体的需求,才能达到社会道德规范的标准。只有当每个社会的构成处于“礼”的状态下,社会和谐才能达到。因此,现代的“礼”同样强调赋予他人以尊重,支持交际对象的面子。与其说面子是自己挣来的，不如说是文化给了交际对象挣面子的机会。

中国作家柏杨在书中又另外引入了“只我例外”的心理原则来进行阐述。文中写到中国人在遇到种种事情时，常怀有“盖我阁下如果不能例外，岂不有失面子？”的心理，认为中国人的面子文化源于骄傲与自私的丑陋民族个性，这便与面子的定义有关了。“面子”在中西方语言中皆有,因其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显示出不同的文化特征。中国人重视“公共面子”、“集体面子”,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重视集体主义的国家,这也是由农耕社会和儒家礼教思想所决定的。西方人重视个体面子,这是由西方强调个体主义决定。胡先缙将“面子”定义为“个人的声望和地位得到公众的一致认可”;“脸”是指“群体对于符合社会和内在道德行为标准的个体尊敬”。从定义就可以看出,“面子”是将个人和社会相联系,强调的是“集体面子”、“公共面子”。个体的言行符合社会普遍的标准就挣得了面子,违背这种普遍的标准就丢了面子。

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古希腊与古罗马均处在半岛之上,三面临海,海上交通发达,航海贸易繁荣。这就使这些国家形成了打破血缘关系的开放式的社会。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游牧经济也得到了飞速发展。因为要逐水草而居,居住地不固定,所以人际关系松散,个体为自己谋划得更多。随后的“文艺复兴”宣扬“人文主义”,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的权利、重视人的力量。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更是强调个体主义。因此,在社会交往中,尊重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独立是礼貌的,反之则是不合适的,甚至被认为是粗鲁的。西方的“面子”文化成因于现代西方文化以自由、平等、竞争为核心的个体主义。

2、积极面子VS消极面子

在20 世纪50 年代末期， 美国社会学家高夫曼（ Goffman） 提出了一套著名的面子理论，他从社会学角度系统分析了面子（ face） 这一概念，把“面子”界定为“一个人在某一具体交际场合中，通过采取言语动作而为自己获得的正面的社会价值，是按照社会所赞许的属性而创造的自我形象”（Goffman，1967：5）。Brown和Levinson于1978 年提出了面子论并于1987 年修改了这一理论， 对礼貌现象和面子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他们的礼貌理论提出了三个基本概念：面子（Face）、威胁面子的行为（Face- threateningActs）、面子保全论（ Face- saving Theory）。他们在“面子保全论” 中认为社会集团中具有正常交际能力的人意欲为自己挣得的那种在公众中的“个人形象” （ the public self- image） （Brown&Levinson，1987：61）。它分为消极面子（ negative face） 和积极面子（ positive face）。消极面子指不希望别人强加于自己， 自己的行为不受别人的干涉、阻碍；积极面子指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喜爱。Brown和Levinson认为社会交际中既要尊重对方的积极面子， 又要照顾到对方的消极面子，这样才能给对方留点面子， 同时也给自己挣点面子， 以免带来难堪的局面或使关系恶化。无论是积极面子还是消极面子,其强调的都是个体是交际的中心,爱面子是出于自身精神需要主动挣来的，这与中国注重群体和谐、守“礼”的集体主义面子观截然不同。　

中国文化中“面子”所倡导的是：一个人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最大程度上服从于自己所在的社团或社会， 以达到同属、共识氛围。个人应该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 而不是单单满足自己的欲望。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普遍认为中国文化是以“积极面子” 为其特征的。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则强调“个人”和“自由”。换言之， 它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我行动的权利；厌恶对他人事务的干涉；尊重个人的隐私， 并对个人的癖好、特点有相当的容忍度。受这种观念的影响，西方文化偏重“消极面子”。因此在西方， 售货员在询问顾客时说的是“Can I help you？” 而不是直接说“What do you want？” 另外他们邀请某人吃饭或做客时一般说“I wonder if you could ...”， 而非直接说“Come tomy house ...”， 这样就给对方留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对方可以答应也可以拒绝，而且还可以避免造成尴尬。中西文化中对不同面子策略的偏爱在很多情景中都有体现，在饭桌上的言语行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中国人在和别人一块吃饭时， 常常会不停地说“多吃一点， 多吃一点”，“别停筷子”。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显示礼貌、客气，以及和对方同属同一群体成员的资格；我们想要和对方建立亲密、融洽的关系， 营造一种“一致” 的气氛。我们维护的是听话人的积极面子。与此相对的是， 美国人在吃饭通常只说“helpyourself”， 他们注重的是尊重对方自由选择的权利―――吃或不吃， 多吃或少吃。他们不喜欢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也就是说美国人倾向于满足交际对方的消极面子。

中西方由于历史发展和思想价值观的不同，因而有着不同的面子观。在中国， 面子是个体社会地位、社会价值和处世要求等的总和，比较分析中西方面子观的差异， 将更有利于解释我们当今社会中的跨文化交际中的差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