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张旭《肚痛帖》

唐 张旭《千字文》局部

唐代的文本中缺乏我们期待的关于张旭缜密细致的年谱式的历史叙述，诗人们的热情在于描绘张旭奇特的个人行为和书法行为。因此，我们对于张旭所知有限，我们甚至难以准确得知张旭的生卒年，不知道他具体创作过哪些作品，我们现在津津乐道的《古诗四帖》《郎官石柱记》，乃至《肚痛帖》《千字文》，都不见于唐代文献。尽管杜甫、颜真卿、韩愈、僧皎然对于张旭草书的书写方式和书法风格有引人入胜的形容[4]，但缺乏细致的形式构成描述。这些，对于当代学者甚至稍晚于张旭的古代学者而言，都有着考据还原的困难。通过唐代这些文本，我们可知张旭如下个人信息：（1）张旭是吴郡人；（2）经常醉酒，被称为“饮中八仙”，与李白、贺知章等人齐名；（3）因为醉酒而举止奇特，人称“张颠”；（4）曾任常熟尉，得笔法之妙。同时，我们也知道作为书法家的张旭：（1） 擅长草书，被称为“草圣”；（2）其草书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并称“三绝”；另一种说法是，其草书与吴道子的绘画，裴旻剑舞并称“三绝”；（3）其楷法精详；（4）更重要的是，他是书法笔法传授史中的重要人物；（5）他从公主担夫争道以及公孙大娘剑器舞中悟得笔法之妙；（6）书法家颜真卿、画家吴道子、韩滉都师承于他。

最早出现对张旭作品的著录是北宋徽宗时期的《宣和书谱》，这是作品意义上的“张旭”，也是宫廷内府所收藏的“张旭”。米芾作为书画博士，应该看到过一些张旭作品。而此时的民间收藏家已经很难看到张旭的真迹，黄庭坚就感叹“张长史行草帖多出于赝作，人闻张颠，未尝见其笔墨，遂妄作狂蹶之书，托之长史”。尽管如此，苏轼、米芾和黄庭坚都通过自己经眼的作品对张旭的书法做出了不同的判断；相同的是，他们都没有说自己看过的到底是张旭具体哪一些作品。

《宣和书谱》里著录的张旭作品还只是文本意义上的，图像意义的张旭作品最早见于北宋太宗时期的《淳化阁帖》“诸家古法帖第五”，里面刻有张旭的《晚复帖》和《十五日帖》，这些都不见于后来的《宣和书谱》，《淳化阁帖》枣木原版焚毁于宋仁宗庆历年间；而在北宋皇祐、嘉祐年间，由尚书郎潘师旦在他老家绛州以《淳化阁帖》为底本而增删摹刻勒石而成的二十卷《绛帖》的“诸家古法帖第一”中，也可见到《晚复帖》和《十五日帖》，“唐法帖第九”中，则有“唐张旭千字文残字”；大观三年（1109）宋徽宗出内府所藏墨迹，命蔡京等稍加厘定，重行摹勒上石的《大观帖》的“历代名臣法帖第五”中有“唐张旭书”，具体帖名不详。

“作品的张旭”与“文本的张旭”有了较大的时间差。我们现在熟知的张旭《古诗四帖》最早著录于《宣和书谱》，但并不归于张旭名下，它的著作权归于谢灵运；张旭《千字文》最早见于《绛帖》，也见于《宣和书谱》；而《肚痛帖》尚不见于各种记载。《郎官石柱记》最早见于北宋曾巩的《元丰类稿》，记载为《郎官石记序》，曾巩对之评价“而此序独楷字，精劲严重，出于自然……盖罕见于世，则此序尤为可贵也”。苏轼也认为“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有由此得出楷书为行书之基础，行书为草书基础之论。此作在晚明已经很少见到，董其昌和张丑谈道“长史郎官壁记世无别本，惟王奉常敬美有之”，王奉常敬美，即王世懋，晚明著名文人、鉴定家王世贞之弟，此作因而受到王世贞的进一步确认，“张长史以草圣名，其楷法独有郎官壁记为书中最琅琅者”。董其昌也由此认为“学草必自真入”，并刻入《戏鸿堂帖》，董其昌还临写过《郎官石记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千字文》除了出现于《绛帖》和《宣和书谱》，也见于董逌《广川书跋》和陈思的《宝刻丛编》，米芾对此有热情的赞美，认为是“暮年真迹”，明初的杨慎观点与此相同。这种情况到王世贞时发生改变，他认为：“余甚疑之，既考知与此斋帖俱髙闲笔也。”在王世贞之前，其节本仍然被刻入《宝贤堂法帖》，时为明弘治二年（1489），同时被刻入的还有《晚复帖》和《十五日帖》。

《肚痛帖》的历史际遇与此不同。它出现较晚，最早见于刊刻于永乐十四年（1416）的《东书堂集古法帖》，同时刻入的还有《晚复帖》和《十五日帖》。在王世贞的《弇州四部稿》中，它与《千字文》被一同提及，也一同被认为“俱高闲笔也”。孙矿在《书画跋跋》中也认为此帖“全越规矩，汉晋法真弃脱无余也，肚痛帖似是健毫笔，顾风度却少逊”，把它归于张旭名下的同时，又含糊地认为“或刻手假力于石，亦未可知”。而在赵崡的《石墨镌华》中，同时提到《肚痛帖》和《断千字文》，它们是作为碑刻“在西安府学”。此外，它还被刻入崇祯年间的《净云枝藏帖》中。

至于我们要重点谈到的《古诗四帖》，它作为法帖最早被刻入成书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董其昌编纂的《戏鸿堂法帖》中，题名为《庾开府步虚词二首》《谢灵运王子晋赞》《岩下一老公赞》；此外还有《郎官石记序》《秋深帖》也收入《戏鸿堂法帖》中。万历四十年（1612）的《玉烟堂法帖》中也刻有此帖，被命名为《张旭虞开府步虚词》；它还以同样的名称出现于明代末年的《泼墨斋法书》之中，同时被刻入的还有《晚复帖》《十五日帖》《肚痛帖》。需要提到的是，作为刻帖，它出现在万历壬寅（1602）董其昌鉴定为张旭真迹之后，而在这之前，它陆续与郁逢庆、丰坊、项元汴、王世贞相遇，郁逢庆开始认为：“唐人如欧（阳询）、孙（过庭）、（张）旭、（怀）素皆不类此，唯贺知章《千文孝经》及《敬和上日》等帖气势仿佛。”而后又认为“抑以唐初诸印证之，则余又未敢必其为贺书矣，俟博雅者定之”；项元汴是从文辞角度谈到它的，“味其词气，颇不类谢公为，可疑。深媿浅陋，不能考订以破数百年之惑，而使妙迹不遇知音”；丰坊怀疑其为谢灵运所作，但同样为作者是否为贺知章而徘徊；而见过其“陕西刻谢灵运书”的王世贞认为“然遒俊之甚，上可以拟知章，下亦不失周越也”。

以上是我们现在经常提及的张旭作品在历史中的际遇。从上述可知，它们的际遇并不一致。《肚痛帖》和《千字文》在晚明时期就已经被王世贞定为伪作，而《古诗四帖》是被董其昌定为张旭真迹，《郎官石柱记》一直以来无甚疑问。这些，构成了我们现在关于张旭作品的知识。或者说，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关于“张旭”作品的概念，是早已在晚明就被规定好的，准确地说，是由王世贞和董其昌规定好的。

当然，这并不是张旭作品与晚明鉴藏家相遇的全部，还有我们现在不大熟知的张旭其他作品，如《宛陵帖》，詹景凤就曾见过，载于《东图玄览编》，也见于张丑的《南阳法书表》；此外，詹景凤还见过《春草帖》《烟条帖》《兰馨帖》。据詹景凤记载，《烟条帖》曾为项元汴收藏；在张丑的著录中，就有《郎官石柱记》《宛陵帖》《论书帖》《春草帖》《秋深帖》《酒德颂》《野馆帖》（宋人赝书）多种，这些成为晚明鉴藏家更为广阔的知识背景。值得一提的是《春草帖》，见于从朱存理《珊瑚木难》到张丑的《清河书画舫》等多种著录文献，记载了宋、元、明末之间多位著名文人和鉴藏家如乔篑成、倪瓒、髙启、杨慎、沈周、王鏊的题跋。而且，在上述作品中，只有它和《秋深帖》见于《宣和书谱》，但是不见于王世贞和董其昌的著作中。王世贞仅仅见过《郎官石柱记》《肚痛帖》《千字文》以及陕西刻本《古诗四帖》；而董其昌，仅仅见过《古诗四帖》《郎官石柱记》《宛陵帖》《烟条帖》。

从作品角度来看，王世贞和董其昌对于张旭的判断更依赖于他们所看到的“张旭”的作品，而并不在乎它们是否与早期的权威作品著录书如《宣和书谱》之间的对应。这当然只是他们鉴定所依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前人关于张旭的认识，以及他们关于前人的认识。这些认识体现在他们的鉴赏标准、方式和趣味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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