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皇后（？－710年），唐中宗李显第二任皇后

然而，中宗时的朝政更加混乱，野心勃勃的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一心想步武则天后尘，武三思等武氏家族的成员也力图保持他们此前获得的各种特权，而朝中的大臣则纷纷拉帮结派，一时间卖官鬻爵、大兴土木，使得朝纲大坏。

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没过多久，韦皇后毒死了中宗，并秘不发丧，派韦氏子侄担任禁军将领，自己则临朝称制，刚刚复辟的唐王朝再次面临着被篡夺的危险。在这个危急时刻，年轻的李隆基站了出来，他联合姑姑太平公主，掌控了禁军，于唐隆元年（710 年）六月十九日夜发动了政变，杀死了韦皇后与安乐公主，并拥立父亲李旦登上皇位，自己则成为皇太子。

不过，乱象仍未结束。很快，极富政治权谋与野心的太平公主就发现侄儿李隆基不易控制，她开始积极活动，企图说服睿宗李旦换掉太子，却未能成功。两年之后，睿宗下诏传位给太子，但自己仍掌握着军国大事的决定权。

太平公主仍不放弃，她在七位宰相中安插了四位自己的亲信，并试图控制禁军。先天二年（713年）七月三日，唐玄宗得知太平公主即将举兵作乱的密谋，立即先发制人，粉碎了这次未遂的政变，太平公主被赐死于家中。至此，二十八岁的唐玄宗才真正掌握了军国大权。

太平公主（约665年—713年），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小女儿，唐中宗和唐睿宗的妹妹，生平极受父母兄长尤其是其母武则天的宠爱，权倾一时。

太平公主的威胁虽然解除了，但玄宗很快发现，自己又被功臣集团所包围。在杀韦皇后、平定太平公主之乱的过程中，唐玄宗得到张说、崔日用、王琚、刘幽求、郭元振等人的大力帮助，这些人都很有才干，通过参与玄宗的密谋，他们都步入高级官员的行列，并试图继续把持朝政。于是，有人就直接提醒玄宗说：“这些功臣大都是机变权谋之士，可以与他们共渡危难，但决不可使他们得志！”

一语点醒梦中人，要清除神龙以来朝廷的种种弊政，就必须有能够拨乱反正的贤臣的辅佐。可是他的那些功臣作为既得利益者，只希望维持现状，甚至自身还可能成为下一次宫廷政变的参与者。

为了显示自己掌握的强大军事力量，玄宗决定在骊山举行这次盛大的讲武仪式。一方面，借以震慑潜在的政敌；另一方面，则通过对郭元振等人的处罚，向功臣集团敲响警钟。

唐玄宗选择在骊山讲武，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目的，就是为了会见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当时在距离骊山不远的同州（今陕西大荔）担任刺史的姚崇。正是伴随着姚崇的登场，开天盛世的序幕才缓缓拉开。

“救时宰相”姚崇（651年－721年）

姚崇并不是政坛的一个新面孔。早在武则天末年，姚崇就曾经担任过宰相，他不仅具有非凡的政治才能，且为人刚正廉洁，即使在酷吏横行的武周时期，他也敢于坚持原则，多次平反冤狱，在朝野上下享有崇高威望。

然而，由于功臣集团的反对，玄宗被迫采取了不寻常的手段才实现了拜姚崇为宰相的目的。就在骊山讲武的第二天，玄宗来到渭川打猎，召见了姚崇，并任命他接替郭元振留下来的宰相职位。

据史官吴兢记载，当时姚崇并未马上谢恩接旨，他提出，只有在玄宗答应他的十条建议之后，才愿意出任宰相。虽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认为姚崇拜相的过程太过戏剧化，但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这十条建议却非常切中时弊，代表了姚崇后来施政的基本方向，即迅速安定政局、澄清吏治、与民休息，并营造宽松的政治环境。

唐玄宗完全接受了姚崇的建议，于是姚崇同意出任宰相，他们重整朝纲的努力就此展开。

首先，把张说、刘幽求等功臣全部从朝廷要员贬为外州刺史，同时又把玄宗的兄弟如宋王成器、岐王隆范等出为外州刺史，这样使功臣和宗王无法结合起来，杜绝了再次发生宫廷政变的可能。

其次，大力整顿吏治。开元二年（714年）五月，罢去了武则天以来所有的员外官、试官和检校官，并严禁皇亲国戚利用权势，为人请托。

最后，通过几次对皇亲国戚犯法的严惩，使国家重回法制轨道。一次是皇后的妹夫长孙昕因殴打御史大夫李杰，被玄宗杖杀，玄宗还专门下诏向百官谢罪；另一次，则是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欺凌百姓，被御史纠弹，在姚崇的坚持下，王仙童被治罪。这两个案子的处理震动朝野，使从中宗以来骄纵无比的权贵们看到了玄宗的态度，开始收敛自己的不法行为。

宋璟（663年—737年），与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并称唐朝四大贤相

在唐玄宗和姚崇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几年时间，稳定政局的任务已经完成。到开元四年（716年）底，号称“救时宰相”的姚崇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使命，在罢相时，他推荐宋璟接替自己主持朝政，开元之治继续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到了开元九年（721年），开元初被贬出的功臣张说被召回京，重新出任宰相，而外放的诸王也被相继召还长安，这表明政局已经彻底稳定下来，社会开始进入一个承平发展的时期，盛唐的繁华就在前面不远处。

文坛领袖张说的归来，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开元十一年（723年）五月，玄宗置丽正书院，延揽一批著名的学者和诗人任职其中，两年之后，它被改称为“集贤殿书院”，张说以宰相的身份兼领其事。

玄宗对集贤院的学士们非常优礼，一些人甚至觉得耗费过多，张说解释说：“自古以来，在国家承平之日，帝王们通常会大兴土木，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而当今皇上却优礼文士，研习典籍，这才是国家之福啊！”

开元、天宝年间，中华帝国的版图空前辽阔。东至东南沿海，包括台湾及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岛屿均属大唐，西南以世界屋脊喜玛拉雅山为天然屏障，与天竺接壤，西至帕米尔高原，与大食毗邻，西北至巴尔喀什湖畔，北至贝加尔湖，东北势及外兴安岭以南包括库页岛在内的鄂霍茨克海岸，与日本列岛隔海相望。

回顾中国历史上几个有限的盛世，无不与疆域的辽阔息息相关。面对这样广大的国土，这块土地上的每个国民，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庶民百姓，都会情不自禁涌出自豪感。

开天时期，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在农业经济时代，人口就是生产力。唐玄宗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括户，也就是对那些因战乱或沉重的赋役、兵役而被迫逃亡的农民进行全面普查，准许逃亡农民就地落籍，结果括出八十万逃户，使国家控制的户口从神龙元年（705年）的六百一十五万户增加到开元十四年（726年）的七百零六万户，人口则达到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人。

到了三十年后的天宝十三载（754年），政府控制的户口更增加到九百一十八万户。事实上，据中晚唐著名学者杜佑估计，当时的实际人户当有一千三四百万户。如果以每户五六口推算，则全国人口当在七千万上下，而长安的人口就在百万以上。

唐玄宗天宝初年人口分布

那么，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口是什么情况呢？东法兰克王国从塞纳河到莱茵河之间的人口二三百万。直到16世纪，地中海地区人口才五六千万，北非人口则是三百万。当时全世界总人口两亿左右，仅唐朝就占全球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农业的发展，是盛唐经济繁荣的基础。史书记载：当时“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意思是当时全国耕地很多。据统计，开元天宝年间全国的耕地达六亿六千万亩，人均超过九亩，为当今中国人均耕地的八倍。

唐朝前期，粟、麦为全国的主要粮食，自唐朝中期开始，南方水稻种植向北方扩展。唐玄宗下令在今河南地区大开水田，大面积种植水稻。随后，在今天的山东、河北、山西等地，水稻种植也陆续获得成功。随着水利灌溉设施的兴修，耕作制度的改进，水稻种植的北移，曲辕犁、筒车等先进生产工具的普遍利用，盛唐的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出现了“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喜人局面。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吴宗国

据学者推算，盛唐时代，全国每年粮食产量可达六亿石，约相当于今天的二百五十亿公斤，平均每人占有粮食约三百五十公斤。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盛唐的人口数量、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粮食产量都达到了一个良好的比例，这是盛唐得天独厚之处。

在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大城市，大小粮仓星罗棋布，数不胜数。在人口增殖和农业发展的带动下，开天时期的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江南的发展态势尤为迅猛。

广运潭遗址千余年来仍有迹可寻。根据有关历史记载，其遗址应该在今西安东北光大门（唐禁苑光泰门）一带。在这片土地上，今天已建成了西安世博园，供游人赏玩。

天宝二年（743年）春天在长安城东广运潭的那次盛会可以被视作这个富庶时代的标志性事件。

这次盛会是由陕郡（今河南陕县）太守兼水陆转运使韦坚策划的，他预先准备了三百多艘新船，分别标示各郡之名，除了满载大米外，每艘船上都陈列了本郡的土特产品，例如：

广陵郡（扬州）：锦、铜镜、铜器、海味；

丹阳郡（镇江）：京口绫衫缎；

会稽郡（绍兴）：铜器、罗、吴绫、绛纱；

南海郡（广州）：玳瑁、真珠、象牙、沉香；

豫章郡（南昌）：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椀；

宣城郡（安徽宣城）：空青石、纸、笔、黄连。

这些产品的种类反映了唐代的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到唐玄宗时期的一些新变化。首先，江南已经可以生产一些高级的丝织品，取代河北地区成为唐代丝织品生产的中心只是迟早问题；

其次，豫章茶具反映了茶叶生产已经有了巨大发展，饮茶在唐代社会已经蔚然成风；

第三，宣城纸笔则说明，从唐代起这里就已经成为文房四宝的生产基地，这同时表明了唐代社会对这些商品的需求；

第四，广州船上所陈列的主要是进口商品，这表明，唐代的海外贸易在这一时期也有了巨大发展。

三月二十七日这天，唐玄宗和大臣们一起登上望春楼，一场盛会正式拉开了帷幕。

在各郡贡船中，为首的第一艘船尤为引人瞩目。船头上站立着陕县尉崔成甫，他身着绿衫，外罩锦半臂，头系红抹额，亲自领唱起他新填词的《得宝歌》，在他身后，一百名盛装的美女齐声应和，鼓、笛之声响彻云霄，欢乐的气氛弥漫在广运潭边。

紧随着陕郡船之后，各郡船只依次前进，驾船的人都头戴斗笠，身着宽袖衫，使人恍若置身于江南水乡。在望春楼下，这支庞大的船队接受着玄宗的检阅。不过，这却不仅仅是一次检阅各地物产的博览会，更像是一次君民同乐的大聚会。

为了观看这次盛会，成千上万的长安百姓也都涌到了广运潭边，其中不少人从没见过如此多的船只，目睹着林立的桅杆，显得异常兴奋。这一天，无论是“三郎”玄宗，还是广大百姓，都深深感到那种国泰民安、身逢盛世的喜悦。

唐玄宗《纪泰山铭》摩崖石刻

开天盛世来之不易，它是从一连串的政治动乱中走出来的。只有政治稳定，才有经济的发展，也才有文化的繁荣。

随着李白、杜甫、王维、张萱、韩幹、吴道子、张旭、怀素、李阳冰、颜真卿等这些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尽情展示着自己的才华与个性，一个灿烂辉煌的时代终于到来了。从他们的身上，我们读出了“盛唐气象”的真义。直到今天，盛唐文化所代表的那种昂扬与超越的精神仍值得每个中国人为之自豪。

然而，即使是盛世，也有繁华落尽的时候，在唐玄宗的晚年，各种社会矛盾逐步积累，引发了安史之乱，开天盛世从此成为中晚唐人心目中的一个梦境，而唐玄宗早年的励精图治和晚年的骄奢淫逸，也都成为后世君主时常借鉴的一面镜子。

华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