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纪年曾用“载”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皇帝纪年所用的量词，一般都作“年”，如：汉武帝太初元年，晋成帝咸和四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明思宗崇祯十二年，等等。但是在唐代，却曾经一度出现过以“载”代“年”的现象，如：

高適《李云南征蛮诗序》：“天宝（唐玄宗年号）十一载（752），有诏伐西南夷。”

杜甫《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谨诣阁门，进状奉谢以闻。至德（唐肃宗年号）二载（757）六月一日……杜甫状进。”

以上两例中的“天宝”“至德”年号下，纪年都不用“年”而用“载”，这是什么原因呢？

再看以下两例：

杜甫《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县君〕天宝元年（742）某月八日，终于东京仁风里。”

杜甫《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谨进前件图如状，伏听进止。乾元（唐肃宗年号）元年（758）七月日某官臣状进。”

为什么同是“天宝”年号，“十一载”称“载”，而“元年”却仍用“年”呢？为什么同是唐肃宗年号，“至德二载”（757）称“载”，而仅仅相隔一年后的“乾元元年”却又改用“年”了呢？

上述现象，绝非作者任意乱用所致。今天的读者，应当弄清发生这一现象的来龙去脉，以消除不必要的疑惑。

先秦时代，用以纪年或表示“年岁”意义的字大致有四个，即载、岁、祀、年。相传成书于秦汉之际的《尔雅·释天》说：“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这里，夏、商两代的纪年用字，姑且存而不论，只谈与本文直接有关的“载”“年”二字。

《尔雅》的作者没有看到后世出土的有文字记载的上古文物，因此，他认为“唐尧、虞舜时纪年用载”（唐、虞曰载）和“周代纪年用年”（周曰年），其立论的根据只能是先秦时传世的文献资料（主要是儒家经典）。而详细记载唐尧、虞舜的才德、治政、禅让和纪年的最早文献，只有一部《尚书》。其中《虞书》和《周书》的纪年用字情况统计如下（不用于纪年、不表示“年岁”意义者不计在内）：

虞书收文2篇，用“载”7次，用“岁”2次；

周书收文28篇，用“年”23次，用“岁”5次，用“祀”2次。

以上二例，如果就使用的次数较多而言，那么，《尔雅》的“唐、虞曰载”“周曰年”的说法应当是可以成立的。

秦汉以后，在表示“年岁”的意义上，“年”字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例如《尚书·虞书》中用了7次的“载”，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据其文意引述时，竟有5处改成了“年”。至于纪年用字，则自秦汉至唐代前期，完全成了“年”的一统天下，只有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才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变化。

唐玄宗李隆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皇帝。在即位以后的前30年里，他曾经任用贤相，改革弊政，宵衣旰食，励精图治，使大唐王朝的国力达到了全盛状态。开元三十年（742）新春伊始，他下诏大赦天下，宣布“改开元三十年为天宝元年”。在此后的两年中纪年仍用“年”字，称为天宝元年、天宝二年。但到天宝三年，他又玩出了新的花样。据《新唐书·玄宗纪》云：“〔天宝〕三载正月丙申（即初一。《旧唐书·玄宗纪》作“丙辰”，误），改‘年’，为‘载’。”改字的原因未作说明。后人从《唐大诏令集》所收的《改天宝三年为载制》里，才算了解了个中的奥秘。其文略云：

历观载籍，详求前制，而唐虞焕乎可述，是用钦若旧典，以叶惟新，可改天宝三年为三载。

原来，好大喜功的唐玄宗，以为自己的丰功伟绩已经超越历代帝王，只有三代（夏商周）以前的上古圣君唐尧、虞舜才能与之相比。为了炫耀“至化”“淳风”，必须有不同寻常的举措。但两年前他已经改“开元”为“天宝”，再次改元不仅时间相隔太短，而且在历史上未必能开创新的纪录，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熟悉儒家经典的他，便想到了《尚书》中唐尧、虞舜的事迹和纪年，以及《尔雅·释天》中“唐、虞曰载”的说法，决定下诏“改天宝三年为三载”从此，直到天宝十五载（756），他在经历“安史之乱”后逃出长安，被迫逊位，这种纪年用“载”的情况始终没有改变，其子肃宗李亨在灵武即位后改元至德，由于兵荒马乱，无暇他顾，纪年只能沿用玄宗旧规，仍然称“载”。至德二载（757）九月、十月，唐军先后收复东、西两京，肃宗返回长安。次年（758）一月，他决定下诏改元。这时，肃宗也许想到，当初玄宗改“年”为“载”以后，不但没有臻于郅治，出现唐、虞那样的太平盛世，反而朝政迅速腐败，国事日非，以致引发了几乎毁灭李唐王朝的“安史之乱”。于是他在改元乾元的同时，宣布将“载”重新回改为“年”。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原来在这“年”字改去又改回的变化中，隐藏着李唐王朝由全盛开始走向衰落的一段惨痛的历史。从此以后，直到封建时代结束，纪年用字便再也没有改变过。

（原载1997-09，署笔名封常曦）

关于唐玄宗改“年”为“载”的馀话

写完了《唐代纪年曾用“载”》以后，感到意犹未尽，特补作馀话。

唐代纪年改“年”为“载”，从玄宗天宝二载（744）正月起，至肃宗至德三载（758）正月止，前后共14年又1个月。掌握了这一知识，对于辨别古籍和现代书刊中的有关错误，以及古器物的辨伪，都有一定的好处。试举数例：

（一）《唐代墓志汇编》“天宝〇三九”载《故和上（尚）法昌寺寺主身塔铭序》云：“〔圆济和上〕以天宝二载癸未岁冬十二月遘疾……至廿八日，泊如长逝。”

按：“天宝二载”应称“天宝二年”，当时尚未改“年”为“载”，怎么能称“载”呢？揣其文意，圆济和尚逝世于十二月廿八日，当时距离年终仅只二日，墓志作者撰写志文，特别是雕刻上碑时，肯定已在次年。而次年之正月一日，玄宗改“年”为“载”的诏书即已下达，撰文者不敢不遵行，只好将“年”字写作（或刻作）“载”字。这样就背离了史实，将改“年”为“载”的时间推前了一年，容易引起误解。

（二）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云：“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别驾元持宅见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开元五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

按：“开元”只称“五年”而不称“五载”，因其时唐玄宗尚未下诏改字。查杜诗主要版本，各家所录除“五”一作“三”外，“载”字均不作“年”。“载”与“年”字形迥异，不会因刊刻致讹，当是杜甫误记造成。此诗作于代宗大历二年（767），杜甫56岁。开元五年（717）时年仅6岁，前后相距整整50年，其间经过了14年改“年”为“载”的时代，杜甫以眼暗耳聋的衰病之身，回忆半个世纪前的往事，可能将天宝三年（744）改“年”为“载”误记为开元初年之事，因而造成了这样的差错。此误历来很少有人指出，唯南宋赵次公在注中将“载”改为“年”，当是心知其误而未明言之。

（三）叶梦得《避暑录话》载：“长安李士衡观察家藏一端研（砚），当时以为宝。下有刻字云：‘天宝八年冬。端州东溪石。刺史李元书。’刘原父（名敞，字原父）知长安，取视之，大笑曰：‘天宝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称载矣。且是时州皆称郡，刺史皆称太守，至德后始易。今安得独尔耶？’取《唐书》示之，无不惊叹。李氏研（砚）遂不敢复出。”

按：以宋代新砚冒充唐代端砚，作伪者手段并不高明，但如不知唐天宝改“年”为“载”等史实，自然难免上当。可见古器辨伪，除器物之质地、形制及镶刻工艺等知识外，掌握其款识中有关的典制史实，也是重要的门径。《旧唐书·地理志四》云：“〔端州〕天宝元年（742），为高要郡。乾元元年（758），复为端州。”《通典·职官典十五》云：“天宝元年，改州为郡，刺史为太守。”肃宗至德三载改元乾元，可证《避暑录话》“是时州皆称郡，刺史皆称太守，至德后始易”之说确凿无误。唯文中刘原父所云“天宝安得有‘年’，自改元即称‘载’矣”一语略有疵病。因玄宗下达改“年”为“载”诏书在天宝三载正月一日，天宝元年、二年仍称“年”，并非“自改元即称‘载’”。

（四）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地名语源词典》第44页“平山”条释文云：“汉蒲吾县地，隋开皇十六年（596年）析置房山县。……唐至德元年（756年）改为平山县。……《旧唐书·玄宗本纪》载：天宝十五载（756年）三月‘改常山郡为平山郡，……’”

按：释文引《旧唐书》称“天宝十五载”，符合史实。但将“载”回改为“年”是在肃宗至德三载（758）二月，则至德元载仍应称“载”而不当称“年”，释文中“至德元年”的写法是不妥当的。

（原载1997-10，署笔名封常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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