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三个盛世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给后人留下了烂摊子。汉武帝南征北战，耗尽文景时代积蓄下来的国库，又重用桑弘羊，以平准、均输等手段来搜刮百姓。统治末期，天下人口减少了半数，迫使武帝不得不下罪己诏，反思悔过；唐玄宗重用九大节度使，开拓疆域，却造成国家内轻外重，亲自酿成了安史之乱；康熙王朝的末期，朝中党争不断，西北用兵不停，国家财政亏空、近于枯竭，被雍正评为“百弊丛生”。无论是汉武帝、唐玄宗还是康熙帝，都有着奢华浪费的作风，由他们这些统治者打造的盛世，是建立在耗尽民力的基础之上。

宋仁宗时期的盛世全然不同于此，在那四十二年里，虽然没有什么军事功绩，却能让百姓安享太平；皇帝虽然也不是什么“雄主”，但他具有“恭俭仁恕”的美好品德。愿意以民为本，让朝廷过紧日子以便百姓过好日子。《宋史》记载说，有一次宋仁宗半夜饥饿，想吃烧羊，但他仍然克制自己的食欲，告诫旁人不要为了讨好自己而去膳房索取食物。因为他知道，如果让膳房的厨师知道皇上晚上有时会饥饿的话，那么他们可能每天都会烧烤羊肉以备不时之需，难免会徒耗人力。这种推己及人的仁心，形成了仁宗的施政理念。

宋仁宗有仁慈之心

最能代表宋仁宗“ 让利于民”的政策出现在嘉祐四年。仁宗在大臣的建议下，一举废除了自唐朝中叶以来，施行长达两百多年茶叶由官府垄断的政策。宋仁宗认为“ 古者山泽之利与民共之，故民足于下而君裕于上”，茶叶由官府垄断的话，会造成寻租与腐败，在私藏盗贩猖獗的情况下，也会促使国家法令变得更加严格与残酷。官府不该与民争利，而是要让利于民，财政通过征税来维持即可。所以他才下令废除这项弊政，说：“损上益下，以休吾民。”对老百姓而言，这可以说是一种仁政了。然而，在王安石变法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又在四川恢复了官府对茶叶的垄断，严禁私人交易，导致“茶户被害，不可胜穷。”

根据《会计录》的记载，宋仁宗统治中叶的皇祐年间，北宋总共垦田二百二十八万余顷，到了他驾崩几年后的治平时期，垦田面积涨到了四百四十万余顷；皇祐时赋入之数总四百四十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五，治平时增加到一千四百一十七万九千三百六十四。 局面可以说依然大好，没有给英宗留下烂摊子。

为什么说宋仁宗时期是北宋王朝的巅峰？

宋仁宗统治时期，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

① 政治方面。这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四十二年中先后出现了二十多名宰相，其中不乏吕夷简、文彦博、韩琦、富弼这些历史名臣。在唐宋八大家里，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等六人都是这时候走上仕途、入朝为官的。大臣中还有范仲淹和包拯这类一流人物。当时有个叫石介的思想家就写了一篇《庆历圣德诗》，感叹人才之盛。宋仁宗统治的时期，朝廷无事，平平淡淡。对西夏用兵，只是将其驱逐出境，没有陷入兵连祸结的持久战；对辽国增币，也只是不想挑起事端，破坏和平局面；四十二年里，“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朝中虽然也有小人，但君子仍居主流，上下同心同德，治理有序。用《宋史》的话来说，这种政治就是“ 忠厚之政”。 延伸阅读：判断旧谱真伪的这七个方法，你知道几个？

② 经济方面。北宋耕田面积持续扩大，人口数量超过了汉唐时期。一年织布十五万五千五百余匹，京师漕运一千一百七十三万石，海外贸易发达，岁入象犀、珠玉、香药之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全国养兵一百二十五万九千，其中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人。在小说《水浒传》第一回里，曾形容宋仁宗统治的时期为“ 三登之世”。

③ 文化方面。宋仁宗下令编纂了《新唐书》，欧阳修又写成了《新五代史》，形成一套庞大的“十七史”。北宋的著名词人柳永、苏轼等都生活在这一时期，而晏殊与欧阳修领导的第二次古文运动再次展开。教育领域，胡宏与孙复成为了最早的两个理学先驱，他们的门生弟子满天下；周敦颐写出《太极图说》，邵雍完成《皇极经世书》，为宋明理学奠定了基础。

④ 科技方面。曾公亮奉宋仁宗之命，编纂了《武经总要》，这本书里记载了火药在军事中的应用；毕昇在庆历年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而根据《梦溪笔谈》与《萍洲可谈》等书籍的记载，宋仁宗年间人们已经懂得用指南针来进行航海了。

因此，总的来说，由于社会经济繁荣、政治管治宽容、文化教育普及，造成宋仁宗时期各方面都高度发展的现象。对比前期和后期来说，这四十二年是整个北宋的黄金时代。邵雍先生生于宋仁宗登基前十年，死于宋仁宗驾崩后十四年，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这四十二年中，所以他自称“生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

活字印刷术出现在宋仁宗时期

“不折腾”是宋仁宗统治时期的特征

宋仁宗是一个忠厚的皇帝，有一次吃饭时，他吃到了一粒沙子，赶紧吐出来。但他不是发怒要问责，而是一心想息事宁人，对陪侍的宫女说：“千万别声张我曾吃到沙子，这可是死罪啊。”在宋仁宗看来，自己忍一忍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必要把问题搞复杂，折腾得上下不得安生。

所以，王夫之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说：

“宋自建隆开国，至仁宗亲政之年，七十余岁矣。太祖、太宗之法，敝且乘之而生者，自然之数也......法之必敝矣，非鼎革之时，愈改之，则弊愈丛生。”

“宋自建隆开国，至仁宗亲政之年，七十余岁矣。太祖、太宗之法，敝且乘之而生者，自然之数也......法之必敝矣，非鼎革之时，愈改之，则弊愈丛生。”

他认为祖宗所立之法，在时代变易之后，自然会出现各种弊端，这是正常现象。 但是执政者需要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历史潮流中的位置。 要弄明白自己究竟是做继往开来的守成者还是做开创新局面的革新者？

对于宋仁宗来说，他统治的年代，法之弊端虽然呈现，但国家的发展势头依然良好，不能贸然决定变法、放弃过去取得成功的经验，否则会有“愈改之，则弊愈丛生”的危险，因为当前还不是“鼎革之时”。能做的应是守法不变，然后再适当的补救这些弊端。只有认清了自己的历史定位，才能做出符合时代的事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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