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初期的人民公社是准备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集体经济组织。公社既是基本经济核算单位，又是相当于乡一级的政社合一基层政权。人民公社基本特点被概括为“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大，原来一两百户规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合并成拥有四五千户甚至一两万户的人民公社。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几十个贫富不同、条件各异的合作社合到一起，财产全部上交公社，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社员在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在“大跃进”运动期间，1959年4月18日至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林伯渠、李济深等为副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陈云、邓小平等为副总理。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0周年盛大庆典在面积扩大了两倍半、当时是世界最大广场的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广场两侧矗立着只用不到一年时间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人民大会堂。同时建成的还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工人体育场、华侨大厦，统称北京“十大建筑”，代表了当时中国建筑的最高成就。

纠“左”的努力与反复

“大跃进”期间，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和脱离实际，忽视经济发展规律，提出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导致出现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严重“左”倾错误。

高指标表现在农业方面，要求2年至5年实现原计划12年完成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目标；在工业方面，要求原计划15年钢产量赶超英国的目标在几年内实现，1958年原定全国钢产量624.8万吨指标在当年还剩4个月时间时被拔高到1070万吨。为了完成这些高指标，许多地区和部门出现了违反科学常识和正常管理的瞎指挥，放“高产卫星”。《人民日报》社论宣称“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粮食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以少报多、弄虚作假的浮夸风，影响到中央领导人对生产形势的估量，从而制定出更高的生产指标。“共产风”的错误，集中表现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地区大搞“一平二调三提款”，即平均分配、无偿调拨和提取下级单位及个人的生产资料和资金，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但在严重后果开始显现出来后，又是他率先带领全党进行初步纠“左”的努力。1958年10月，毛泽东派人到最先在全国挂起人民公社牌子的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调查。他说：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会议，采取措施纠正“左”的偏差。针对“共产风”，他批评党内一些人废除商品和货币、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主张，指出现阶段是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实行三级核算，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对高指标，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连续发出紧急指示，将1959年钢产量指标由2700万—3000万吨压到1300万吨。针对浮夸风，毛泽东给全国生产小队长以上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指出包产能包多少就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经过近9个月的努力，“左”倾错误受到初步遏制。但这一时期提出的纠“左”措施，还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进行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急于求成的思想。

195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认为，现在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则认为会议还没有解决一些严重错误问题，于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认为“大跃进”运动有失有得。中央书记处书记黄克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意信中的看法。也有不少人表示反对，认为夸大了缺点，否定了成绩。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等人是在怀疑和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对彭德怀的信进行了批驳，会议气氛开始紧张起来。会议主题由继续纠“左”急剧转为集中批判彭、黄、张、周，形成了在党内民主生活中很不正常的斗争。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通过决议认定“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危险。会后，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一大批干部和党员受到错误的批判，纠“左”的进程由此中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再度泛滥起来。

主要由于“大跃进”运动和“反右倾”的错误，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危机。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使国民经济结构各项比例严重失调。1958年至1960年各年国民收入中积累率分别为33.9％、43.8％、39.6％，大大超过“一五”时期的年均24.2％。“一五”计划时期比较协调的农、轻、重比例关系被打乱，各工业部门为了支援钢铁生产而改变合理部署；许多农村地区过多抽调劳动力参加工业和水利建设，严重影响耕种和收获；再加上主观地认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195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9.1％，造成全国粮食总产量大幅度减少。与1957年相比，1960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比重由43.3％急剧下降到21.8％，而重工业则从25.5％猛增到52.1％。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许多项目一拖几年甚至十几年不能竣工投产。

1959年至1961年，中国连续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1959年的自然灾害以旱灾为主，全国成灾面积80％以上在主要产粮区，对粮食收成影响很大。1960年全国除西藏外又发生了持续的旱灾和洪水、台风灾害；1960年受灾面积和1961年成灾面积分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

正当中国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刻，1960年苏联突然单方面废除了与中国的全部经济合作项目协议，不仅撤走全部援华专家，带走援建图纸、计划、资料，停止供应物资设备，而且逼迫中国偿还主要因抗美援朝购买武器形成的债务。

由于以上三方面原因，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工农业总产值大幅度下降，1961年只相当上年的69％。主要农产品粮、棉、油等产量急剧减少。粮食产量由1958年的4000亿斤，下降到1959年的3400亿斤，再下降到1960年的2870亿斤，低于1951年的产量：1961年略有回升，仍只有2050亿斤。粮食、食油、肉类等供应持续紧张，形成了全国性危机。许多地区由于严重缺粮发生浮肿病，一些省份农村非正常死亡人口急剧增加。

面对严峻的局势，党和政府千方百计地采取各种措施，动用库存和进口粮食，号召大搞代食品等，进行了同心同德、共赴国难的斗争。

调整国民经济和社会关系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任务是克服困难，恢复农业，恢复工业，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毛泽东在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会后，他派出身边工作人员组成3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自己则南下沿途听取汇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也到各地农村进行调查，提出了许多纠正错误的意见。

1962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召开空前规模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书面报告，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认为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党内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从而妨碍了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误。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周恩来、邓小平在讲话中也进行了自我批评。他们的讲话获得了热烈反响。

★1962年2月，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七千人大会上

1962年2月，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陈云作了长篇讲话，提出了6条克服严重困难的重要措施。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由陈云出任组长，统一领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第一，继续动员大量城镇人口下乡。减少粮食销量和粮食征购量，增加农村劳动力，有效缓解了粮食供应紧张局面，有利于农业的恢复。在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的两年半中，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2800万人。

第二，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大幅度压缩基建项目。1962年全国施工的基本建设项目由1960年的8.2万多个，减为2.5万多个；积累率由1960年的39.6％，降低为10.4％，从而缓和了财政、物资供应的紧张状况。

第三，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加强农业生产。中央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农业六十条＂）等文件，坚决改正高征购的错误，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同时，进一步确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增加农村社队所需贷款和物资，提高粮食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恢复农村集市等。

第四，消灭财政赤字，稳定市场。在保持生活必需品价格基本稳定的同时，对一部分稀缺的针织品、自行车、钟表、茶叶、酒以及某些糖果、糕点等高档消费品实行高价政策，以回笼货币。

第五，加强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提出把经济管理的大权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这三级，又先后对计划、银行、财政、物资、基本建设等集中管理问题作出严格规定和具体要求，使中央控制的财政收入由50％提高到60％。

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同时，对社会各阶层关系也进行了调整。1962年3月，刘少奇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代表中央对1958年以来的工作缺点错误向党外民主人士作了坦诚说明，表示责任在中国共产党。同月，周恩来代表国务院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和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对几年来的缺点错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中国共产党主动承担责任，自觉检讨错误，体现了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态度和负责精神。

1962年4月至5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全国民族工作会议分别召开。两次会议指出，党必须主动调整同知识界、工商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宗教界、少数民族、归国华侨及其他爱国人士的关系，发扬民主，加强团结，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当前困难。统战工作会议决定，凡是在交心运动中受到错误处分或者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应一律平反；在“拔白旗”“反右倾”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都应该平反。根据1959年8月毛泽东给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的意见，到1962年底，大部分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都摘掉了帽子。中央召开的民族工作会议指出，民族地区这几年可以不办人民公社，需要退的应坚决退下来。1962年5月，中央又批转中央侨委党组报告，指出所谓“海外关系”的提法，模糊政策界限，混淆敌我关系，是不妥当和有害无益的。

经过这一系列调整，社会各阶层内部和阶层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加强了团结。各界人士纷纷表示愿与共产党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克服困难。

经济形势好转和经济体制改革探索

国民经济调整迅速见效，到1962年底，经济形势开始复苏。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8.47％，刹住了3年连续下跌的势头；生猪头数扭转了连续4年下降的趋势。财政收支平衡，消灭了连续4年的赤字。全国人均消费与上年相比，粮食增加11斤，猪肉增加1.6斤，棉布增加2.5尺。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1960年春节起因供应匮乏而暂停的北京厂甸庙会，在1963年春节重新开放，给一度萧条的市场带来了盎然生机。

1963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6.25％，棉花产量增长60％，钢产量结束了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财政收支有了2.7亿元的节余。1964年，粮食获得大丰收，产量增长10.29％，接近1957年水平。1965年，工农业生产都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粮食产量基本达到1957年水平。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部分凭票才能购买的商品开始敞开供应。

1966年4月，国家计委党组向中央汇报：按照目前良好的发展势头，1966年开始执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两年实现。

接受“大跃进”的教训并经过国民经济调整，党和国家对如何发展经济有了进一步认识，在指导思想和经营管理制度的变革上进行了重要探索。

首先，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和综合平衡的农、轻、重比例关系。1956年中共八大对国家经济建设投资安排原则是，在适当考虑农业和轻工业需求前提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必须保证积累率不低于20％并逐渐提高。但是，“大跃进”时期片面强调重工业，积累率急剧上升，出现了国民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状况。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要求“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其次，形成了以《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农业六十条”）为代表的经济管理制度。1961年9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工业七十条”，对国营工业企业的性质、根本任务管理原则，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企业内部管理等方面，都作出了比较全面、具体的规定。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通过调查研究，恢复了“大跃进”期间被废除的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使企业生产和工作有章可循。“工业七十条”中的不少规定，是对我国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总结，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1962年9月中共中央修改后形成的“农业六十条”规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种制度至少30年不变；社员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应当鼓励和允许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发展家庭副业。

这一时期，在农村生产责任制和企业试办托拉斯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在经济困难时期，安徽一些地区的农民自发搞起了“包产到户”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将农民的获益同产量联系在一起。1961年春天，中共安徽省委调查后，认为这种办法能够提高农民积极性，进行了试点和推广。甘肃、浙江、四川等十几个省区也实行了自己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普遍增产，效果很好。中央和有关部门一些领导人在调查中，逐渐表示出积极支持的态度。邓小平说，“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包产到户”虽然在当时没有能够坚持下去，但它反映了中央、基层干部和农民在克服困难中的积极探索，为1978年以后农村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积累了实践经验。

企业方面的托拉斯改革，是为了避免国营企业陷入“二放就乱，一统就死”的局面而进行的探索。托拉斯是由生产同类商品或在生产上有联系的大企业联合成的一种组织形式。1964年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关于中央各部试办12个托拉斯的报告。托拉斯很快呈现出显著的活力。如组建最早的烟草工业托拉斯，1964年卷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了17％，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5％，卷烟加工费降低了21％。组建最晚的汽车工业托拉斯，1965年全国汽车产量比上年增长40％以上，并试制了15种新型号汽车。其他中央和地方管理的托拉斯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提出“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

在国民经济走向好转的形势下，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刘伯承等为副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陈云、邓小平等为副总理。

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党和国家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要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鼓舞了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中国人民，并成为他们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不懈动力。

“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党中央第一次提出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构想：“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57年3月，毛泽东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沿用了这个说法。1959年底，毛泽东又提出“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就形成了“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完整提法。

“四个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长期探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它是一个经过努力奋斗可以实现的目标，是凝聚全党、全国人民力量的旗帜。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即使党和国家遇到种种艰难险阻，全国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而奋斗的信心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