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之路。它的实质内容就是要解决中、西、马三种文化传统、三大文化思潮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1988年，我在新加坡的一次儒学会议上作了题为《略论现代新儒家之得失》的发言，一方面充分肯定了现代新儒家在挺立民族文化主体性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也批评了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根本不相容的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是中国文化的危机，而是给伟大中华文明的复兴带来了生机。马克思主义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人类文明指出了一条通向大同的道路，它并不否定也不能代替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生根，不能没有中国文化这个接受主体。在肯定民族文化主体性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并没有根本的分歧。”

　　这是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实际上是新儒家唱主角，也有自由派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参加，三派进行了直接的交流与交锋。我在会上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华文化在新世纪必然要复兴，但这个复兴不能以儒学和新儒学为指导，而必须以当代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需要明确一点，就是在对待历史遗产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主张割断传统，而是明确宣称：“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列宁）“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毛泽东）现代新儒家指责“五四”运动造成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割断了中国文化传统，这至少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充分证明，它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也不能代替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我在发言中提出了“接受主体”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对于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明确肯定。因为中国文化首先必须是充满活力与自信的、富有包容性的生命主体和创造主体，它才具有接受外来文化的能力。有的新儒家学者说“中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派那儿，是没有原则意义、没有体的层位的，其体是马列”，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有多重涵义，近代以来谈文化体用问题往往不加区分，所以众说纷纭，歧义丛生。传统文化体用观认为：“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胡瑗）这是以精神指导原则为“体”，而以原则之具体应用为“用”。晚清的“中体西用”论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体用范畴的，即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为体，以西方的船坚炮利为用。现代新儒家讲“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不过是其翻版而已。这是从以本体（本质）与现象的关系谈体用的观点沿袭下来的，运用到文化上，一般是以精神文明为体，以物质文明为用。在中国哲学中，体用范畴不只具有这一重涵义，它还有更加原本的一重涵义，就是指本体（实体）与其作用、功能、属性的关系。朱熹说：“用是他用处。”王船山说：“用者，用之于天下也。”形质神用（范缜）、器体道用（王船山、谭嗣同）、“物质为体，精神为用”（孙中山）、“社会存在是体，社会意识是用”（张岱年）、“生产力等经济基础是体，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是用”（冯友兰）等等，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李泽厚“西体中用”论中的体用范畴，也接近这个意义。他说：“体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即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西方在这个方面有明显优势，而“中用”则是把代表西方文明的生产方式、科学技术、政经制度等等运用于中国。“西体中用”论与“中体西用”论表面上看似乎针锋相对，其实体用范畴的涵义并不一样。除了上述两种基本涵义之外，体用范畴还有必然与偶然、内容与形式、因与果、常与变、主与辅等多重涵义。不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谈体用关系，其本来精神都是强调二者的连接贯通、对立统一，但也都预设了“体”的优先地位，中西体用之争争的正是这个优先地位即所谓“体”的层位。

　　正是由于体用范畴具有多义性的特点，所以我们在谈文化问题时宜慎用体用范畴，如果要用也首先要将其涵义界定清楚，否则就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双方可能完全不相应。比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从古今、中西等不同角度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其体用关系大不一样，甚至会出现王船山所说的“相与为体”或“相为体用”的情况。

　　我们肯定中国文化是“接受主体”，从“洋为中用”的意义来说，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被主体所接受并为主体所用的外来文化，是一种“他山之石”，因此也可以归入“西用”的范畴。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先进文化，对主体文化的发展能够起到指引方向的重要作用，它决定了中国新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这与现代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其他“西学”之用又是不同的。按照以精神指导原则为“体”、以原则之具体应用为“用”的传统文化体用观，又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体，现代科技等西学是用。张岱年、程恩富等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马体西用”的。

　　另一方面，从“古为今用”的意义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是“今”，处于“体”的地位；国学、儒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古”，经过科学分析，区分“民主性精华”与“封建性糟粕”，其中的精华部分也可以作为历史资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所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国学、儒学都看作是古为今用的支援意识。

　　以上分析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很难套进一个固定不变的体用模式，确定哪个是体，哪个是用。因为在不同的意义上，它们分别具有“体”的优位性。现在我们需要找到一种理论模式，不是把它们放在体用二元、互相对立的位置上，而是要把二者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统一起来，这就使我们想到了张岱年先生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理论。

　　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张先生就注意研究中、西、马三大思潮的关系问题，先后提出了“创造的综合”说与“文化综合创新”论，在这项研究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四年前，我在学习张先生的文化思想时曾将其概括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五句话，试图以“魂、体、用”三元模式代替“体、用”二元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将体用范畴的两种涵义综合起来，来说明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各自的价值与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我认为，所谓“马学为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国文化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原则。所谓“西学为用”就是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一切对主体文化有学习、借鉴价值的东西为“他山之石”，为我所用，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马魂、中体、西用”论既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文化建设中的指导思想地位，又突出地强调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同时坚持面向世界、对外开放的方针，我认为是一种比较符合今天中国实际的文化发展方针和理论模式。正是由于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所以才能激活传统文化中的优质资源，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使中国文化走上“综合创新”的康庄大道。

　　这种看法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包括北京大学的董学文教授；也有学者提出一些问题，对于这种认识的完善和深化非常有帮助。肯定的意见主要是：面对中、西、马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当代中国文化格局，“魂、体、用”三元模式确实比“体、用”二元模式有更强的解释力，“马魂、中体、西用”的概括也比“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更准确地揭示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实质内容。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是：“魂、体、用”三元模式有没有学理的和现实的根据呢？我是受到王船山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统之乎一形”（《周易外传》卷五）的启发，而考虑到作为主体文化的中国文化，它实际上就是统一“形而上之道”（马克思主义）和“形而下之器”（科技等现代西学）的那个“形”。因为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都必须为中国文化所接受，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才能在三大思潮对立互动和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中起作用。按照王船山“道器无易体”、“统之乎一形”的理论，统一形上与形下的那个“形”也就是统一道与器的“物之体”，我们用“中体”（“中学为体”）来表示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涵义是十分恰当的。为了把两种不同涵义之“体”区分开来，我们可以用另一个概念“魂”来表示作为精神指导原则的“体”，类似日本“和魂洋才”思想中“魂”的概念。概念上的这一区分和变通使用，恰恰是将体用范畴的两种涵义在“魂、体、用”三元模式中结合起来了。至于这种理论模式的现实模型，我们已经找到许多，在思想史上也不乏其例。比如孔子讲“人而不仁如礼何”，他的学生有子讲“礼之用和为贵”，放到儒家“以仁为魂，以礼为体，以和为用”的文化价值体系中，都是顺理成章、很容易理解的。

　　人们提得较多的另一个问题是：“马魂、中体、西用”论仍然沿用了“中体西用”的提法，其涵义与晚清的“中体西用”论有什么区别呢？前面已经提到，晚清的“中体西用”论是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为体，以西方的船坚炮利为用，它是一种企图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中国封建的旧文化、旧制度的保守主义理论。正如严复等人所批评的，其割裂体用的错误非常明显。因为中学和西学都各有其体用，其“体”与“用”都是统一的，就像牛有负重之用、马有致远之用一样；现在非要把西学之用与中学之体嫁接在一起，那么也就像“牛体马用”一样可笑。一百多年来，“中体西用”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理论曾一再受到批判，但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它总是批而不倒，其影响至今犹存，这是为什么呢？我以为这种情况正是由于体用范畴的多义性所造成的。因为“中体西用”虽然是晚清人提出来的，其本意是要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维护中国的封建旧文化，但是它作为一个处理中西（外）文化关系的思想模式提出来，除了这种特定意涵之外，还包含着肯定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意义。就作为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中国文化与被接受的外来文化的关系来说，这个命题是可以成立的。在肯定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讲“中体西用”，“洋为中用”实际上就是“中体西（洋）用”。“马魂、中体、西用”论正是在否定了晚清“中体西用”论的保守意涵的前提下，而突出地强调了其肯定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意义。

　　试图用一个简明的理论模式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做出准确概括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又很有必要。因为一百多年来，“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复兴儒学”等口号影响很大，实际上就是打出了一面面文化旗帜，力图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也需要有自己的文化旗帜。张岱年先生倡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就是我们的文化旗帜，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论就是我们的文化旗帜。“马魂、中体、西用”论就是在这面文化旗帜下，对中、西、马在文化综合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定位，因此也可以说是“综合创新”论的深化。在无限丰富的现实生活中，任何理论模式都是有局限性的，“体、用”二元模式有局限性，“魂、体、用”三元模式也有局限性，它们都只能有条件地说明一定的事物、现象和关系，而不能夸大其适用范围和解释效力。“马魂、中体、西用”还是一种需要发展、完善和在实践中检验的理论，所以我非常愿意与北大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共同研讨，也非常希望得到在座各位学者的批评和指教。

　　（本文为作者2010年3月26日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暨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庆典大会上的发言。）

　　网络编辑：张剑